1903年无论对于反清形势和新文学运动都很重要，就吴趼人而言，这一年，他的三部长篇在日本横滨《新小说》杂志开始发表； 1905年也很令人瞩目，不错，吴氏就在这一年，积极投身上海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是他一生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潮。 

　　那么，1904年呢？道不明哪里重要，也说不出哪里不重要。之所以值得注意者，是因为发生了国人注目的日俄战争。当然，一般来说，不仅仅因为这是一场旨在争夺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的罪恶的外国战争；也不仅仅关系到中国东北领土的安危；这对研究吴趼人扯远了吧，不，这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蝴蝶效应，而是因为这场日俄战争发生之前立宪声势不大，此后情况骤变，迅即高涨，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这场战争确实大大刺激了立宪派！也刺激了吴趼人。

　　日俄宣战第三天，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精英的《中外日报》随即发表社论，称日俄战争“实有一大可喜之事”，这就是国家强弱之分不在人种和肤色，而在于“制”度。于是，基于这种认识的分野，坚信日本必胜的立宪派与认定俄国必胜的守旧派展开了一场争论。立宪派所争持之重要根据是：“日本虽小，而国民爱国之精神蓬蓬勃勃，如釜上气”；“立宪国民每至战场，各以保守天权为务，生死不计”，而“俄国虽大而骄，而腐败之气象与我国（相）等”。保守派说：日本“以权予民”，兵临战场，必各顾其命；俄国权操自上，令出必行，日败俄胜可以预决。立宪派期望日胜俄败当然不是对日俄有什么利益和好恶，而是企图以此战打破肤色白优黄劣的谬论，证明立宪胜于专制是世界的“公例”，以此促进清朝政府龢民众之猛醒，早日实行君主立宪。

　　1905年5月，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战争结局确如立宪派的预想，他们大声疾呼：

　　

　　“全球富强之国，不是立宪，便为共和，没有专制之国。”

　　

　　预想被证实又使他们注入了百倍热情，千倍勇气，看到了中国立宪可以救国的大好前景。一场战争刺激了许多中国人猛醒，转移阵营，许多守旧人物也顺势鄙弃专制，投入晚清立宪的洪流。

　　吴趼人虽受日胜俄败而兴奋一时，却始终不减对清廷立宪的怀疑。当然，吴氏是从思想到内心真心实意以立宪救亡图存的，但他却又是一个看穿了清政府，不断揭露它假立宪，不对它寄予希望十分清醒的立宪派。这是吴氏思想道路的大事，下面是一件小事。

　　

　　有事到日本 

　　大家都知道，吴趼人到过日本，是生平唯一的一次。但什么时间，为何事，为何与周桂笙先后到横滨，见过谁？至今还没有发现中日文献上的记载。 

　　据魏绍昌先生推定的时间为1903年冬，然而十分重要的阳历或阴历却没有说明。为何事？周桂笙在他所着的《新庵笔记》卷三《新庵随笔·吴趼人》上，说：

　　

　　“趼人先生及余，皆尝任《新小说》社译著事，自沪邮稿，虽先后东渡日本，然别有所营，非事著书也。”

　　

　　有人说，周氏在《清议报》时期就与梁氏打过文字交道。这一说法，无论对周氏还是吴氏究竟去日本横滨干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因而魏绍昌在《吴趼人研究资料·鲁迅之吴沃尧传略笺注》注释（九），仅采用了吴趼人堂弟吴植三在1962年的说法：

　　

　　趼人在沪曾助理广智书局业务，此去与新小说社联系出版发行事项有关。〔1〕

　　

　　因是孤证，而且缺乏吴植三当时与吴趼人之关系的背景情况，又无法进一步考评，因此大多数学者只当作一种无法证实的说法，待考而已。如果就其合理性，考虑吴氏当时情况，在“出版发行事项有关”八个字上推敲，估计看不少人会赞同。研究梁启超的夏晓虹女士就是一个。也是她第一个提出：几个月内，吴趼人和梁启超两次会面，第一次在日本，第二次在上海。

　　这里首先将思考的重点，改放在吴趼人去日本期间，梁启超在不在日本这个的关键问题上。

　　从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得知：梁氏是1903年十月十日（阳历11月28日）由“湾高华乘“中国皇后”号归亚洲，二十三日（阳历12月11日）扺横滨，船程14天。次日，诸同志开欢迎会于大同学校。越年，梁氏以“正月杪返（中）国，往香港开会（保皇大会）”。〔2〕

　　杪，即末，可解为下旬，意为梁氏在1904年正月下旬（阳历3月7日至16日之间）坐船离开横滨赴香港。计梁氏1903年在横滨的时间只有月份牌上最后20天。那么，梁氏在国内还在被通缉、报纸报导极少的情况下，除非吴趼人有内线消息，掌握梁氏的行踪和包括船期的精确计算，不然，1903年内是难于见到梁氏的，1904年却不难见到。若吴氏不是阳历12月出发，是11月出发到日本，那么梁氏要一个月后才会回到日本。按吴氏的个性和情况，恐怕不会在横滨无所事事而滞留下来。

　　当然，吴氏并没有什么非见梁氏不可的理由，那么到日本为何事呢？我以为吴植三的说法：“与新小说社联系出版发行事项有关”，有参考价值。

　　这要从吴趼人家庭生活开支说起。吴氏要负担的有：母亲、妹妹、本人婚事开支、购书、朋友场面、资助朋友、每天喝酒费用、看病（可能是肺气肿），还有依附吴家生活的亲戚……

　　“破帽遮颜过闹市，著书只为稻粱谋”。以吴氏知名度，光是以写小说养活一家人生存容易，但顾及其余或突发什么事就十分困难，以致去世时家无余财，无力办丧事可证。试想生活在沿海发达商业城市佛山，颇有商业头脑的吴趼人，若选择兼营广智书局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以及各种类新学书籍（一百几十种）的批发，联系上海以外（如《汉口日报》王华轩经理的售书处）出售，以折扣拿多少佣金是完全可能和合理的，而且这对广智增加营销也有利。

　　何况，他与广智书局总经理冯镜如同是南海人，政见也相同。但是，广智书局除了初期有利润，后来一直亏损累累，梁启超从美洲回日本横滨后所烦心之一，正是此事。然而若吴氏今后把自己连载完的小说，同意将版权转让广智书局出版，那么，之间的利润分成和以后他兼营批发的折扣的经济问题，恐怕在广智书局严重亏损的情况下，上海无人敢于做主，只能让横滨的当家人决定，当然，最好是当事人面见梁氏，当场拍板。

　　再是从吴氏和周桂笙小说出版稿费是否稳定的角度，《新小说》杂志在1903年，前途甚不明朗。若是魏氏所说吴氏1903年冬去日本是指农历，那么，吴氏当是在阳历1月才去日本的，作为每月15日必定发行的月刊《新小说》，从1903年第八号（阳历10月15日）始至少已有二期不知为何脱期。这不是小事情，是与吴氏家庭生活和今后稿件去向有关之大事，光这个缘故就有足够理由去横滨问清楚。

　　其实横滨新小说社不也正想在稿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见到吴氏和周桂笙这两个救星，极需由他们两人当面承诺长期支持《新小说》。不然，徒然少了三分之二稿件，只好关门。实际上《新小说》从第三号开始就难以为继，暂由披发生（玉瑟斋生、罗普）等支持着。当然，两人若能见到当家人梁启超，一切疑问都最后澄清和解决了。所以说，横滨吴氏和梁氏见面，实是双方互有所求、自然一拍即合的事情。

　　根据下面霍俪白的回忆文章叙述吴氏之表现和心情推断，吴氏应该在横滨会见过梁启超，而且皆大欢喜。从梁氏看，结果是《新小说》得两位生力军之鼎力支持，得以延续。《新小说》有吴氏帮助发行，自然从下年1月交由广智书局出版发行。

　　从吴氏看，“助理广智书局业务”，与“新小说社联系出版发行事项”是佛山人善经商的强项，此举大有利于广智书局，互利，岂有谈不成之理。

　　然而两个月后再与梁氏会面，是两人当初也意料不到的。梁氏早计划好，若《时报》在上海成立，业务便须要大家的扶持，尤其是吴趼人的“我佛山人”之名，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表后的声誉，如日中天。

　　

　　上海会面

　　无论趼人在横滨有见或没有见到梁启超，都是推断而已，然而有文献确证的是1904年4月在上海，有人见到了吴趼人约请梁启超。

　　1904年正月下旬（阳历3月中旬左右），梁启超坐船离开横滨，目的是去香港开保皇大会。二月末（阳历4月中旬左右），再赴上海与罗孝高、狄楚清策划和筹办《时报》。是时梁氏还在清廷的追捕中，“未便露头角，乃改名姓，匿居虹口日本旅馆‘虎之家’三楼上。”〔3〕霍俪白的《梁任公先生印象记》是这样记载的：

　　

　　“弱冠游学沪滨，适值先生自日本潜赴香岛，路过上海稍事勾留，偶于乡前辈冯挺之先生席上一遇之，初见平易无异常人。次日复于吴趼人先生（即我佛山人）座上再瞻丰采，趼人先生固淳于髡之流，多方为余揄扬，并谓是君虽少，曾居印度有年，深知印度国情，熟谙梵文等语。实则余虽曾随父执旅印三年，略操印度流行语，他非所习也。”〔4〕

　　

　　上文叙述见霍俪白会见冯、梁二人经过所述，应皆是事实。冯挺之是梁启超的心腹信徒，亦多有任用，在日本横滨大同学校任教已数年，1904年4月（阳历）初，护送梁的侧室“王姑娘”先行到沪“坐月子”。梁氏又兼派冯氏的另一任务是：担任迟二个月后才出版的上海《时报》编辑。若霍俪白早些日子来沪，莫说见不到南海乡前辈冯挺之，也无从见到梁启超，因而霍俪白文中说梁氏“路过上海”，自己“适值”来沪，又“偶于……”见到了冯梁二人，这是实情，表述亦十分准确。

　　其次是文中说到“趼人先生固淳于髡之流，多方为余揄扬”、“不可方物”的仪态，反映了吴氏这个性情中人，先后两次会见梁启超，心中刊物脱期的疑团和一切营销问题均已顺利解决，其愉快心情表现在为乡人后生见霍俪白的多方揄扬中天真的流露。因而这段回忆文章，可信度十分高。

　　说到《时报》，这对吴氏晚年关于中学和西学的思想是有一定程度影响的刊物，梁启超在《时报发刊例》指出：“于祖国国粹，固所尊重也，而不迂于当世之务者，束阁之。于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应于中国程度者，缓置之。[ZZ)]”这无疑给吴氏晚年对吾国文化和道德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下迅速崩溃的担心和困惑，指出了一条新路。有关这方面的见解，吴氏固执而垮大其中一端，见解大不如梁启超。

　　

　　报人作家的夜生活 

　　1909年初，吴趼人在上海《中外日报》发表和连载《近十年之怪现状》（又称《最近社会龌龊史》），此书的批判性和深刻性比《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大为减弱的问题，暂且不论，但其第五回《奇举动盛宴贺期丧  叙琐屑绮筵呈丑态》，内有一段晚清文学史上四个作家在社交场合聚会的描写，引起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晚清报人作家聚会饮花酒，生动真实的过程，不但是吴趼人在1904年与晚清报人作家群交往活跃的证据，也是研究晚清报人作家难得的历史见证。迻録如下：

　　

　　“到了晚饭过后，紫旒的催请条子到了，二人便相约同行，到了花锦楼处，只见主人伊紫旒之外，已有了两个人，彼此招呼通名，原来一个是秦梦连，一个是袁伯藜，都是上海有名人物。大家无非是说些久仰大名的客套话。过了一会，外场又报说客来，紫旒起身招呼，原来是任剑湖，已经吃得满面春风，走来便道：‘时间正好呢！’剑湖招呼鲁、李二人。通过姓名，紫旒便叫罢席，一面问剑湖道：‘想是先赴了一局？’剑湖道：‘不要说起。今天赴了一局，犯了个名教大罪。我起先是不知道的，所以去了。及至问出情由，托故要走时，又被他百般拉住。没奈何只得借他的酒，浇我的愤懑，所以多吃了些。不知可有荳蔻？我要讨点解酒。回来还要吃呢！

　　花锦楼听说，便去抽屉取了半颗，递给剑湖。剑湖接在手里，瞅着花锦楼道：‘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犯无名肿毒！’花锦楼道：‘我好意给你荳蔻解酒，怎么你谢也不谢，倒咒起我来！’剑湖道：‘请教你芳名叫什么？’花锦楼道：‘难道你头一回见我，不知我的名字叫花锦楼？’剑湖回顾紫旒道：‘他们不懂倒也罢了。难道做客的也不懂？总不提醒他们？自陆兰芬作俑，门外面只贴一张‘陆寓’的条子，这一班人就纷纷效尤起来，都改成了‘某寓’、‘某寓’，以为时髦。及至叩她芳名，她就叫‘某寓’，你说不是笑话么？近来又不知怎样又行了甚么轩啊、馆啊，什么楼、台、阁，都弄出来。从前有一个名士沈玉笙，代谢湘娥题了一个什么仙馆，后来他们也纷纷效尤，都是一个某某仙馆的灯笼。然而仙馆是仙馆，问她名字，她还有个名字。就如陆兰芬，她虽用了‘陆寓’门条，然而她还是叫陆兰芬，不像现在的亭、台、楼、阁，你问她的名字时，她就叫什么亭、什么台、什么楼、什么阁。贵相好花锦楼，明明是个楼名，不是人名。既没了名字，岂不是和无名肿毒一般，叫不出什么名字来的么？’花锦楼笑道：‘呸！还要说呢！’剑湖道：‘就不是无名肿毒，也应是个无名小卒。’一句话说的合座都笑起来了。剑湖又道：‘还有，写起局票来，今日在这里吃酒，叫别人到花锦楼来，还说得过去，若在别处叫花锦楼去，岂不是要把一座花锦楼翻造到那里去么？上海不少文人墨士，怎么都随声附和，不通到这步田地，岂不是怪事？’

　　伯藜笑道：‘你何必在这个里头和他掂这个斤两？到底上海有几个通人？通人又哪个去管这个闲事！不过任凭那一班附庸风雅的名士去胡闹罢了！倒是你说什么赴了一局，犯了名教大罪，把这件事说一说，或者倒是我明日报上的材料。’剑湖道：‘这件事说起来话长呢。我是吃过了，恐怕别位肚饿，且上了席再谈吧。’梦莲道：‘是极，是极！我来写局票。”说罢，提起笔，问了各人，一一都发了出去。紫旒便起身让座，薇园问道：“乔子翁、李伯翁今天没有来么？”紫旒道：“他两位……’说到这里，忽然回头问伯藜：‘我托伯翁代邀贵本家袁聚鸥，怎么不见到？’伯藜道：‘他此刻正是忙的时候，怎么得来？’”

　　

　　按：这段小说引文使晚清文学研究者大感兴趣之处，是作者把几个作家的业余聚会、吃花酒以及和妓女打情骂俏的情形融入小说情节，以十分自然和真实的状态反映出来；谁要历史地、客观地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切入他们的生活，就不能不充分瞭解他们鲜为人知、非道貌岸然的夜生活那一面。有趣的是，作者先以名字的倒读和再运用谐音，把几个著名作家变成“陌生的熟悉人”。如袁伯藜倒读为藜伯袁，即谐音李伯元；任剑湖倒读为湖剑任，即谐音吴趼人（沪音湖、吴同音）；秦梦连倒读为连梦青（沪音秦、青同音）；在报馆“正是忙”值夜班，并“未出场的袁聚鸥倒读为鸥聚袁谐音则为欧（阳）巨元。

　　吴趼人不改本性：善饮、幽默和善侃，兼抨击时尚又讽刺道学文人；而李伯元在酒酣中不愧报人本色：不忘寻找新闻，追着吴趼人问遇上的那桩“犯了个名教大罪”的头局酒席，其中有什么内幕真相，嚷嚷：“倒是我明日报上的材料。”

　　花枝招展，衣光鬓影，杯盏交错，时尚在说笑中变成幽默，故事在讽刺中成为明天的新闻。

　　上海每晚类似以李伯元和吴趼人为中心的小说家和报人晚上松散的花酒聚会，在各处盛行。当然与《时报》主编狄葆贤在编辑室楼上题名“息楼”的新派知识分子聚集大有不同。前者无政治目的，后者有两股幕后力量：一股是来自康梁，光《时报》报馆开办就费去了十多万资金，但已经觉得对实权难以掌控；梁启超显然对狄氏看走了眼，种瓜有时却会得豆。另一股隐藏得更深，如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前，端方托人带信到上海，要求他们在离沪出发时“风光风光”。于是在狄葆贤组织下，“息楼”同人，那些在张园演说的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如沈恩孚、袁希涛、黄炎培、龚子英、林康候、史量才、吴怀疚、朱少屏、杨白民、扬廷栋等等，一起讨论要不要欢送和如何欢送五大臣。〔5〕而张謇和赵凤昌却躲在《时报》隔壁的“一品香”西餐厅喝着咖啡遥控。〔6〕前者花酒聚会上的话题虽时有警世、纠风，却搞笑、轻松和官方势不两立，视官如土匪；后者在“息楼”沙龙精算着各方势力的博弈。维新的上层精英们在自立军失败后，又转武为文；笼络五大臣只为争取盟友，最终却想自己上台。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吴趼人并没有小看刚出炉的《时报》，反而时常留心着它明快冷峻的短评，据说也是令胡适少年时心仪的文字。果然不久，《时报》在十月二十九日开始连载清廷秘密出卖路权的独家新闻——粤汉铁路交涉的秘密档案，〔7〕令上海大小各家报纸大跌眼镜。《时报》表面在文件按语上说，是“顷有友人由美国将全案始末奉钞寄赠”，实际上“系由任公（梁启超）、杨哲子（杨度）觅得全案电稿，加以案语”。〔8〕说句实在话，这种惊世骇俗的报界壮举，别家报馆连想都没想过，即使有机会文件到手，只怕没那胆色和勇气，回想不久前同行沈荩被太监勒死的惨状，大半人都会英雄志短，豪气顿失。

　　吴氏看到家乡粤汉铁路的消息却甚为兴奋，他在上海比在广东家乡所住的时间还要长，家乡发生的事反而陌生。这是他所不知道的极其难得的官方和美国华美合兴公司的交涉文件和交易过程，现在看了《时报》才知美方如何违反合同，我方却又反而赔付美方675万美元的补偿费的内幕。至赎回时，粤汉铁路（广州—汉口）仅修了几十公里（广州石围塘—佛山16公里，佛山—三水32公里），广州以北至汉口全然没有动工。〔9〕

　　沪宁铁路借款之事，当然又托赖于盛宣怀。1903年7月，盛宣怀来沪与英国汇丰和银行公司代表壁利南谈判有关苏杭甬铁路（沪宁铁路）借款事宜，英方一举夺得投资、建造、经营管理和兼并淞沪铁路四权。〔10〕

　　这是下几章要讲到，吴氏在1907年11月发行，第十一号《月月小说》上发表的“时事戏剧”《邬烈士殉路》和“摭报”《江浙铁路事》，以及“附件”《邬烈士挽联汇録》之来由。

　　

　　浪迹齐鲁

　　从现代人的角度，要弄清和理解在1904年39岁时吴趼人的思想变化，有相当的难度。最使人不解的是在两次会见梁启超后，三部长篇刚开始发表，小说和收入都颇为顺利之际，竟然尽管在表面看不到有任何特别的原因和事由的情况下，不顾肺疾刚刚好转，竟冒着寒冬飞雪，在并无实用目的的情况下，到山东齐鲁，悠悠忽忽地转了一大圈。

　　事情得从秋天吴氏病况说起。

　　甲辰（1904）秋，若以文字记载为凭，吴氏走上报人和作家道路后，第一次生大病，吴氏自己有记録：

　　

　　“甲辰秋，余得虚怯之症，闻声则惊。叩诸医生，云服天王补心丹，至一年可愈。厌其久，就诊于陈仲篪。仲篪，西医也，授以药，十四日愈。西医固未可尽诬，吾特恶夫挟西医以诬中医者。”〔11〕

　　

　　这段话，尤其最后一句，所传达的信息十分丰富，也是吴氏写《红痧》一文的总结。《红痧》表面讲中西医病诊病各有优劣，实则讲中学国粹与西学潮流的关系，这是他在对待西潮东进所抱持倾向国粹思潮的苗头，也许吴氏早已注意到他的两个珠三角同乡邓实和黄节在《国粹学报》、《艺政通报》发表有关国学、国粹和“古学复兴”的文章和言论。

　　吴氏得什么病呢？文章只说“虚怯之症”，十分笼统。初看《红痧》一文，也吃了一惊。天王补心丹和冷香丸是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和宝钗常吃的著名中成药丹丸，凡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的。吴氏是一个壮男子，怎么会与一个弱女子吃同一药丸天王补心丹呢？难道病情也会相同，或为判错病症？

　　林氏体弱兼阴亏血少，思疑多虑，导致心神损耗而恍惚不宁。天王补心丹当然是对症下药；而吴氏多喝酒，少食粮，心血不足；日劳多、晚上酒局多和编辑房值班夜眠少，一下子三部长篇小说开写，过度劳顿而心火过盛；潜在的文化苦痛心结和时代矛盾更使他无法走出精神困局。

　　从西医和心理角度，这种心理底层的内部压抑的不时泛起，导致神经衰弱，神衰而志不宁，难于安眠。《古今名医方论》说：心者主火，而所以主者神也，神衰则火为患，故补心者必清其火而神安。从这心火和心血一盛一亏讲，也不能说不对，只是天王补心丹含有朱砂和水银，是不能连续吃一年的。

　　吴氏是个急性子，中医自嫌太慢，只得求助于西医。

　　陈仲篪医师，吴氏之珠三角同乡。1871年生于香山茶园乡，1887年自费考察美国，三年后入读Omahe大学医科。189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入加州大学医科。越年回国，1900年任博济医院医生。两年后又兼广州时敏学堂教员。越年到上海开诊所。吴氏在《趼廛笔记·红痧》一文说“甲辰秋”找陈氏看病之事，是陈氏来上海第三年（1904）。从西医看吴氏病情，有肺结核的可能。

　　一是肺部感染和兼有肺气肿，加上多喝酒的刺激，气管痉挛。六七年后，可能发展成严重致命的肺气肿和严重肺结核病。

　　二是严重神经衰弱，健忘、失眠。需静养、镇静、安神。很有可能是陈医师提议先停止写作一段日子，外出旅游，开阔一下心胸，多呼吸新鲜空气，缓和休息一下大脑。以上当然是猜想，但最重要的是肺病当时无药可治，即使再迟20年，肺病克星药——“雷米方”还未发明出来。

　　这个同乡西医陈仲篪在上海挺有名气，辛亥革命前一年被授予医科举人，任上海海关税务司和邮政司的医官。一个中国医生能够得到上层洋人圈子的认可任医官，医术和社交同样高明。

　　究竟是否因病而引起这次出游呢？不管是与不是，还是先回到当时人们讲述吴氏这次出游的有限文献上来。下面是杜阶平所写、在1917年出版、题为《书吴趼人》的一小段文字，对于认识他后半生的思想状态十分重要，不改标点，迻録如下：

　　

　　“年四十，浪迹燕齐，既郁郁不得志，乃纵酒自放。每独酌大醉，则引吭高诵腐迂游侠传，邻舍妇孺，恒窃窥而笑之，卒以沉湎致肺疾。返沪三年，日从事于学务，心力瘁，病益剧，而纵饮如故也。”〔12〕

　　

　　如杜先生所论述吴氏年四十，“郁郁不得志”和沉缅，继而“纵酒”，为“肺疾”之主因，最后导致英年早逝，应与事实不远。真是令人吃了一惊，又不能不信服。

　　吴趼人从戊戌政变（1898），康梁失败后，政治情绪开始低落，亦对清廷庚子（1900）后所谓改革、立宪，出洋考察，设皇室内阁等一系列表演，让腐朽的政权苟延残喘的措施，深感失望。这不是一个人的不得志和失望，而是一层真诚寄望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在中国大地出现的知识精英的不得志和失望。立宪——这套自上而下建立立宪政这种用不着暴力和大破坏、避免战争的政治变革方案，完全适应瞭如吴氏刚刚由贵族世家意识形态分化出来的幼稚的资产阶级的治世心态，他那本薄薄的《维新要言》忠诚地记録了一个民间的改良狂热分子——吴趼人，在“百日维新”时那种浑身沸腾、刻骨铭心和至死难忘的政治兴奋，也造成了日后因始终无缘“补天”而郁结，一旦被情景触及挑起，内心便无法平息，隐结作痛。

　　然而，吴氏不比常人，而且在思想上又继而衍生出企图解决晚清社会由于腐败而无力避免瓜分和西学西风劲吹而传统中学和道德沦亡的双重矛盾，反映了时代潮流在他内心所纠缠的多元复杂心结。

　　从中医来看，这种时代心结聚合所产生的内心困惑完全可以转化成中医概念上的焦虑和心火，最后造成西医器官上的肺叶生理病变或中国医道所讲的精、气、神的严重亏损。

　　吴氏“浪迹燕齐”，最引人注目的是欲谒二圣，欲游孔林孟庙。情况如何呢？据吴氏去世前一年友人摄影集《东鲁灵光》⒀所写的跋文透露：

　　

　　“泰山为五岳之至尊，圣人为万世之师表，二者皆萃于山左。古人有言：“地灵人杰”，洵不诬也。光绪甲辰，余游济南，二三同乡相约登泰岱，谒孔林。车马已成，阻于雪，不果行。名区胜迹，失之当前，于今耿耿。”

　　

　　虽临近二圣之邻地　因大雪封路，（孔子和孟子故乡相隔不太远），纵有面圣之心而无法成行。吴氏虽不是什么尊孔狂热分子，但在他看来，当前各种思潮、阵营、派别的中西学体用之争，乃国脉危亡之所系，孔子诚为中学（儒学）之创始人，亲谒圣地之情，油然而生。因而，吴氏在最后几年，时若有所失，似魂无所归宿，人无所安身立命，“失之当前，于今耿耿。”而无法释怀。

　　然而，更不合他本人思想逻辑、令人错愕的是：据老报人钱芥尘说他跑到黄河工务局就任职事，“因不惯官场生活，只呆了三个月就回上海”。〔14〕

　　结局是早注定的。这个黄河工务局，在历朝早就丑闻远播，亦被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四十六回描写过，是从清初以来，大大小小脑满肠肥、不顾两岸人民生死、臭名昭着的贪官窝。聪明一世的吴趼人，怎么会到那里去？看来吴氏行止有时不按常规，会有突发之奇想。再看钱芥尘所讲令人吃惊，但其实也并无大不合理。

　　钱氏在1886年出生，1904年18岁，已得到蔡元培赏识，聘为《警钟日报》的编撰校对兼跑印刷所，吴氏是名人，钱氏爱慕名家，留心吴氏平日行止也属正常。好在这是孤证，目前为止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和深究，只当一个难解之谜，姑且搁之罢了。

　　

　　注释：

　　〔1〕魏绍昌：《鲁迅之吴沃尧传略笺注》注释（九），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1904年条8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1904年2月条，336~3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霍俪白：《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163页。

　　〔5〕〔6〕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25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8〕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25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 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33~3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10〕 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3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11〕 吴趼人：《趼廛笔记·红痧》，《吴趼人全集》，第七集21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2〕 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杜阶平”条，2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13〕 吴趼人：《〈东鲁灵光〉跋》，《吴趼人全集》，第八集203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4〕 魏绍昌：《鲁迅之吴沃尧传略笺注》注释（八），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