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的丰碑

　　《寓言报》是1901年3月5日（光绪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创刊的文艺日报，何时停刊不明，仅知目前所藏最后一期为1905年3月12日（1373期）。由上海寓言报馆出版，出资人是沈习之。吴趼人是创刊同年10月担任主笔的。馆址初设在上海四马路南画锦里，二迁四马路大新街迎春坊口。再迁三马路刀路口东首。

　　该报版式与李伯元的《游戏报》版式相近：“狭长条六版正文仅二版半，余为各类商业广告，新闻纸两面印刷。”内容十分庞杂，基本按类设栏，有本馆论说、时事风闻、嬉谈日记、梨园谈艺、花国寻芳、市井嘻谈、官场笑话、谐译、辇下见闻録、沪北看花记、日下新闻、商务丛、谈莺花小志……全报看重论说与新闻，有《论粤俗》、《论康有为问题》、《中美新订商约》等等，而最有特色是如报之名：寓言。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份《寓言报》今天被寓言文学史家们抬到了世界之最：〔1〕

　　

　　寓言界以前都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57年创办的寓言刊物《寓言》，是世界寓言史中最早的寓言刊物，比我国当代1984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创办的寓言刊物《寓言》早二十七年。现从查阅的史料得知，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我国上海已有《寓言报》问世，该报由上海寓言报馆出版（日报）。虽然内容涉及面广，栏目繁多，但寓言始终是该报的特色。《寓言报》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57年创办的寓言刊物《寓言》，早了56年。由此可知，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的《寓言报》便成为“世界上寓言文学史中最早的报纸”。

　　

　　目前在图书馆收藏《寓言报》的情况，令人不乐观，据说全国只有上海图书馆藏有唯一的十几份《寓言报》，占我们所知1373期的一个小零头，而吴氏担任主笔期间的更少，只有几份，实在无法窥其全豹。

　　众所周知，吴趼人生平喜诡诙之言，日有所得，夜则记之，继于诸报刊发表。但就研究吴趼人早期寓言来说，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吴氏在1906年11月1日所主编发行的第一号《月月小说》上刊登的《俏皮话》序，谈到过这个问题：

　　

　　余平生喜诡诙之言，广座间宾客杂沓，余至，必欢迎曰：

　　“某至矣！”及纵谈，余偶发言，众辄为捧腹，亦不自解吾言之何以可笑也。语已，辄记之，以付诸各日报。凡报纸之以谐谑为宗旨者，即以付之。报出，粤、港、南洋各报，恒多采録，甚至上海各小报，亦采及之。年来倦于此事，然偶读新出各种小报，所録者犹多余旧作。楮墨之神欤？亦文章知己也。然辗转钞録，终在报章，散失不能成秩；香港近辑之《时谐新集》，虽间亦采及数条，亦仅得一二，窃自认为憾。会月月小说社主人有《月月小说》之创，乃得请于主人，月以数则附诸册末，庶积久而成帙也。以一不值覆瓿之物，而乃值得如许张致，敝帚自珍之讥，吾之其不免夫。”〔2〕

　　

　　这是他自述早年初入报界撰写和发表笑话、寓言，后来散失又收集、整理，再发表的情况。经过了作者辑録，重新修订，连载于所主持的《月月小说》。宣统元年（1909）由上海群学图书社出版单行本，名为《俏皮话》，共收一百二十六篇。最近新发现1902年6月23日的《寓言报》“论说”栏内，有吴趼人的寓言《说狗》。至于《俏皮话》那一篇刊于何报何杂志现已无法查考，只能说相当部分包括了吴氏在《寓言报》期间发表的寓言，如《说狗》，作者就没有发现，因而就没有收入《俏皮话》之中，估计吴氏这类佚失的寓言还有不少。

　　而周桂笙在《寓言报》所译的15篇寓言就十分幸运，因为收入《新庵谐译初编·卷二》这本外国文学寓言集时才事隔几个月。周氏在《新庵谐译初编·自序》谈到他与吴氏在《采风报》和《寓言报》三四年来共同编辑评点翻译小说、寓言的学术情谊：

　　

　　“……若余此编，则既无宗旨，复无命意，牛鬼蛇神徒供笑噱，又复章节残缺，言之无文，乃亦与时下君子所译鸿文同时并出，毋亦徒留笑柄于当世耶？虽然，此编之成，初非余之本意，盖吾友吴君趼人怂恿之作也，吴君为南海荷屋中丞公之曾孙，家学渊源，文名籍甚。生有奇气，素负大志，与余交最莫逆。尝谓人曰：“得识周某，不负我旅沪二十年矣。”尝历主海上各日报笔政，概然以启发民志为己任。然其议论宗旨，喜用谐词，以嬉笑怒骂为文章，盖为庄语不如谐词易入也。尝出泰西小说数种，嘱余迻译以实其报。余暇辄择其解颐者译而与之。三四年来，积稿虽然成秩。略加编次，遂付梓人。友人索阅，聊省抄力。若云问世，则吾岂敢。

　　光绪壬寅二十八年仲冬之月上海新庵主人书于知新室。”〔3〕

　　

　　吴氏和周子在《采风报》和《寓言报》这种互学相长、互为发明的学术情谊，是有共同的文化价值为共同基础的，日后俩人情谊在《新小说》杂志和《月月小说》的岁月中继续发展。

　　《寓言报》内容虽则庞杂，然则最大的特色，始终是寓言。吴氏总司笔政期间，吴氏寓言更彰显着独特的光彩。如下面的《金鱼》：

　　

　　“金鱼游行水上，鲫鱼见之，急走避，告其同类曰：“前之游行以来者，其贵官也耶？其身上之彩，何其显耀也！其面上之威严，何其尊严也！双目怒视，若有所怒，吾侪其避诸。”于是伏处一旁，寂不敢动。而金鱼游行水藻间，絶无去志。无何，蟛蜞来，伸螯以箝金鱼之尾，金鱼竭力摆脱，仓皇遁去，鲫鱼诧曰：“不期这等一个威仪显赫之官，却怕这种横行不法的小么魔箝制。”〔4〕

　　

　　吴氏首先在寓言中创造了一个水族官场社会的三个等级，界限分明：一是有华彩显耀、金刚怒目、十分尊严的贵官金鱼；二是伏处一旁、顶礼膜拜贵官金鱼的小官鲫鱼；三是在鲫鱼眼中横行不法、已成小么魔的蟛蜞。于是三种水族表现出鲫鱼怕金鱼，金鱼又怕蟛蜞的循环关系。那么鲫鱼和蟛蜞是什么关系呢？寓言中没有明讲，但我们想一下，谁能在公堂之上大声咆哮：你这个“横行不法之歹徒”，斥责下面被锁被枷的“你这个乱民小么魔”。还有一层关系：有这样见上就拜的鲫鱼小官，自然就会有充撑威仪的贵官金鱼；有这样眼中谁都是横行不法的仗势恶官鲫鱼，才有官逼民反、敢于伸螯以箝金鱼之尾的乱民蟛蜞。莫不闻其时民间有句谚言：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仅此吴氏一篇寓言，其反映当时晚清黑闇社会上大官与小官、官与民关系的深度，竟能达到如此境地，而又通俗易入人心，令今人“大跌眼镜”，实有重新审视和评价之必要。

　　该篇寓言语言生动、幽默，把一个小官鲫鱼又害怕金鱼，又羡慕其华彩官仪、官威的内心，特别是形容金鱼装模作样，“双目怒视，若有所怒”的那段描写得尤为传神。最后，蟛蜞的反抗，金鱼的仓皇逃去，不但抹去了鲫鱼心目中金鱼平日的威仪和尊严，也使鲫鱼重新估计水族三个等级之间的循环互动的关系。作者把相声技巧的铺、收、抖包袱之技法，融入体裁短小的寓言，使点题和抖包袱相结合，结尾更有力、贴切和自然。

　　《银鱼》又是一篇吴氏在《寓言报》期间发表的优秀寓言，全文如下：

　　

　　“银鱼，一名面条鱼，离水即死。一日龙王寿诞，水族均往叩贺。分水犀以时时入海与龙王办交涉，故是日亦往贺。行至水边，方欲下水，见水中一群银鱼昂首谓犀曰：“吾等欲往祝龙王寿，而若游行极慢，恐赶不及。知君行极速，请附于君身以行，俾可速达，不敢忘报。”犀允之，即下水。银鱼遂成群结队，沿附犀身，自顶至踵皆满。犀乃启行。不期犀行水内时，其两角将水分开，身上絶无水到，沿附之银鱼尽行涸死。犀至龙宫前，立定，回顾银鱼，欲呼其自行内进，讵已无一活者。犀叹道：“这一群无知小么魔，只知道巴结躁进，却恰好自己送了性命。”〔5〕

　　

　　初看《银鱼》，似觉平凡，无非一群银鱼粗心，因无水涸死。再看，又不尽然：若非攀附分水犀；若非贪图“极速”；若非巴结龙王，若瞭解自己的本事和死穴多一点，瞭解分水犀多一点，哪能导致陷于既“游行极速又无水”之死局。吴氏实际上讽刺了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官员不可救药的官场病态：志大才疏，急于巴结高层，急于攀龙附凤，图谋“极速”的升官捷径，最后事发，身败名裂。反映了晚清官场群体政治生态的堕落，封建制度在行将灭亡时，大小官员们快巴结、快升官、快捞钱的末日心态。叙述故事者，似漫不经心，实则藴意深藏，让人读后觉刺世而明理。

　　又如新发现1902年6月23日《寓言报》“论说”栏内，吴趼人的《说狗》。〔6〕内容先是尽现猎狗、袖狗、城市狗、村狗等四类狗儿事主的忠义之性，最后吴趼人曰：“余乃不取其奴性。”

　　趼人用故纵欲擒之手法，先整篇说各类狗之忠，最后突然采取了佛家禅宗偈语的当头棒喝：“余乃不取其奴性。”此一语如作狮子吼，令羡狗忠之人，如寒冬冰水淋头，电击猛醒；令思想固执之人，在密林群山之中开辟一条通路坦途：忠与奴岂非一纸之隔，一币之两面，岂不听闻人呼狗奴才。何以这一篇寓言能最后采用当头棒喝的手法呢？很简单，因为布局高超，通篇说狗，不着一个奴字，却尽显奴性。趼人一语，破了这层薄纸。

　　《俏皮话》共收寓言一百六十二篇。如上所述，相当部分是作者早年涉足报界，包括主持《寓言报》时，用小道显大道，而终获大成的文学硕果。吴氏继承了古代优秀寓言的优良传统，善于运用比喻和象征的方法，来反映病态的社会和人生。

　　首先是他所写的寓言极少说教和训诫的意味，我们在吴氏寓言中难得看见繁琐的描写和冗长的叙述，也絶少有抽象的议论。作者常常运用简短的对话，来描画生动的形象和性格。使寓言在辛辣讽刺丑恶对象时，又含有丰富的趣味性和幽默性。其次是作者最喜以社会各种各类的典型性格，熔铸于各种动物的形象之内，让它们在虚构的故事中，担任作品所赋予社会现实的性格角色：势利小人、达官贵人、皇亲国戚、怕死官兵……表现丑恶，却又保持各种动物的特性，使寓言趣味盎然。

　　值得一提的是《俏皮话》两则《龙》之一〔7〕，龙在中国人眼中喻为天子，神圣之极。不料笔者却换一种眼光：龙者，有爪既为兽，有鳞类则鱼，能飞又似鸟，居然更为蛇之长，最后，作者无限感慨之余，突然惊天动地的来了一句作结：“不图龙之神，世人乃指此杂种东西为贵种，且举以喻天子。”使读者骤然觉得：什么“龙之神，天子之圣洁尊严”，什么“不可侵犯”，都在轻蔑之脚下。

　　《龙》之二〔8〕更妙，竟对龙之“圣体”和“皇帝”，提出究竟存在不存在的大疑问，但谁也没有见过龙，只有村中学究深信龙是“百足之长”，非寓言，反驳说：龙天然尊贵自然不肯见人，“譬如皇帝，是天下之长，是不肯轻易得见的。难道可以怀疑北京的皇帝的不见人就不存在，成了古人的寓言了么？”这种反驳真令人啼笑皆非，反观“皇帝”在村学究心目中就是如天上神龙一样，从不见首尾，但又不能否认它存在，真是古怪又别扭得很。这篇妙文告诉老百姓，龙与皇帝一样，高高在天，两者见不得。龙存在于古代寓言，皇帝呢？莫非如龙一般只存在于现代寓言之中？

　　龙的寓言二则，承继宋元明相声艺人“刺圣”的优良传统，锋芒对准帝圣、孔孟，语态佯狂，对天子、神龙、皇帝，恣意插科打诨，热嘲冷讽，令百姓哈哈捧腹大笑。笑过之余，心中自我低微、卑下之感，一扫而光。

　　吴氏某些寓言通篇对愚忠、奴性、神龙、忠君、天子作出一定的观念的冲击，虽还未达到本质的、深刻的、全面的程度，但使我们对吴氏激进思想有进一步的感受和认识。以此，我们可以以此建立一个吴氏早期激进改良主义的思想坐标，作为他晚年在这方面后退了多少的衡量和参考的依据。

　　吴氏在创作寓言开拓动物题材方面，较之古代寓言，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的《俏皮话》共寓言126篇，动物题材计65篇，占总数二分之一强；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65篇动物寓言中，纯动物寓言占45篇，为三分之二强。在世界寓言史的发展中，一般是以动物寓言为主体，吴趼人的寓言已跟世界寓言发展大体一致。可以说，吴趼人是中国近代寓言史上最重要和成就最高的寓言作家。

　　

　　再次“破茧”之痛

　　1902年3月，在小报丛中采风与纷飞了五六年的吴趼人，终于停下来，小报生涯至此结束。用吴氏的原话是：

　　

　　“上海有所谓小报者，如《游戏报》、《采风报》、《繁华报》、《消闲报》、《笑林报》、《奇新报》、《寓言报》等是也。吴趼人初襄《消闲报》，继办《采风报》，又办《奇新报》，辛丑九月又办《寓言报》。……至壬寅（1902）二月，辞寓言主人而归，闭门谢客，瞑然僵卧。回思五六年中，主持各小报笔政，实我进步之大阻力，五六年光阴虚掷于此。吴趼人哭。（悔之晚矣，焉能不哭。）”〔9〕

　　

　　这是吴趼人对个人、民众、国家，以及社会前途，包括从事小报期间五六年来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且触动了思想和灵魂、极具吴氏个人情绪色彩的反思。吴氏把这次差不多一个月闭关式的思考结果，写成散点感触、散发式的评点文句，题为《吴趼人哭》（五十六则），发表在上海《辛报》，于1902年3月13日至27日连续刊载。有人评论说，这只是吴氏用诙谐的方式表示对社会之不满，。我以为不能把《吴趼人哭》这属于他一生思想发展的重要作品之一，与谐文、笑话相提并论，起码以这样泛泛而论的套话作评，实于读者无益，也不能达到正确评价的目的。

　　这56则《吴趼人哭》，虽然内容糅杂，但可以粗分为几大类：

　　第一类，话涉朝廷权威，虽语近狂悖叛逆。实质是对朝廷深深的失望，如所谓诏廷臣议新政，拟旨者语气换汤不换药，犹疑、逡巡、瞻前顾后，充满守旧气息和作态，使吴氏这个忠心的改良派和帝党，大大心灰意冷，欲哭无泪；如朝廷对民众不教不养不恩一日，却官逼民反，到时一气砍杀，令人质疑：这东西（政权）压在头顶，有害无利，要它何用；又如悔不如犯本朝忌讳被杀的金圣叹，惺惺惜惺惺。哭无用之朝廷，哭无法改变现实的自己。

　　第二类，对表现出愚昧、守旧、腐败等不可救药劣根性的广大官员，表示极端的失望。如竞购庚子战火内廷流出之宝物，以上呈作晋身之阶；又如出使日本某人，致书外务部语多狂悖和狐媚语，企图阻止派学生赴日学习和肄业；又如某使臣致外务部书，以平等自由为邪说……这些既得利益的各级官员，事实上成为改良社会的最大阻力，是后党政权囚禁光绪和戊戌政变的官场坚定拥护者和后党基础。吴趼人一想到这群人数众多、能量极大的顽固官员们，导致了维新失败而无望，焉能不伤心大哭？

　　第三类，对旧知识分子的各种通病，在社会上阻碍进步，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隋性，十分失望。吴氏自觉陷于十分矛盾的困局：新民在于读书识字和文化的提高，但一旦提高，即使是千人之中选出能提笔通顺行文之人，不是“非讲宋儒理学，即讲金石考据，甚或为八股专家，其有自命名士者，则又满纸风云月露，各执一艺，此外不知更有何物。几经拣选之人乃如此，乃如此”。吴氏自己是过来之人，感触更深，絶大多数文人都是胸有点墨，但胸无大志，不知民众和国家前途为何物，吴氏焉能不哭？

　　第四类，反省自己。这是吴趼人自甲午公车上书后第一次觉得人生之道路可能迷失了方向，意识到生活实践和思想主体可能落后于外界的先进潮流，需要严格的反思自身；却又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思想水平，无法清晰地澄清和疏理思想上的矛盾，从而走出困局，因而情绪一时上产生极大的波动，时而愤懑、激烈，时而又沉郁低落和悲观。这种身心冲突的心理状况，在《吴趼人哭》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吴氏以“中国一分子”为己任，被嘲为“痴”，又为“芸芸众生”嗤笑进化之理而气恼。他准备以写小说为职业时，妻子和友人一起反对，无法理解他，他也无法理解他们。吴氏对“维新进化之故是读书人少”，何以“反对维新又多是读书人”茫然不解。

　　吴氏对戊戌新政的失败和辛丑后朝廷作态所议的新政，同样感到悲观絶望。他又为外务部某使臣“以自由平等为邪说”愤慨而疾首痛心，甚至认为自己不如金圣叹“反叛”而自责，又甚至为造反而“缚赴市曹的强盗”高声呐喊：此乃朝廷之责，天下大冤枉。当然，对《吴趼人哭》也不能评价过高，在这点上，仅达到前人文士李贽和金圣叹的叛逆高度而已。

　　在那个时代，大多早期拥护维新者和社会精英，倡导国家民族的革新，社会自由平等的进步；着意个人是否跟上变革潮流为是非准则，这不难做到；但又有谁能像吴氏那样，直面这个封闭守旧的社会，无情地剖白，敢于触及讳忌，大胆自我批判和暴露呢？《吴趼人哭》这几十则剖白伤心之作，先不说是否是中国几千年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写忏悔録和反省史确为罕见，在当时文人之中，若不算絶无仅有，也是惊人之举，更不用说以文字公开发表了。难怪先有《辛报》连载，反应极佳，后有七月十六日《春江花月报》的《〈吴趼人哭〉征订启事》和出版石印单行本。〔10〕

　　究竟吴氏在主政各小报这五六年间，政治局势和文化潮流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变化，引起他本人的思想与这种外界形势的严重冲突，而激发起种种矛盾呢？

　　在维新时局方面，吴氏从撰写《维新要言》补天方案，起来用笔干预社会，参加戊戌变法的舆论鼓吹；变法失败，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梁逃亡海外，余党作鸟兽散；“报禁”风传，政治恐怖，要扫荡天下报刊主笔……这些使吴氏的政治理想备受沉重打击，内心一时陷入极度悲观。

　　八国联军掳京师之役后，朝廷所议新政，吴氏窥见其虚情假意，对爱新觉罗执政者极为失望。加之德国派兵舰强占胶州湾，国内群情激荡。国事内外交逼，究竟出路何方？茫然一片。身心因内困而外激。此乃“哭”之根。

　　大部分士大夫、绅士、文人和大部分市民在面对与旧势力激烈交锋的欧美西学、新俗新风、维新进化……这些新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新观念和新事物之时，并不能马上随之适应和改变，仍然固守旧封建立场。吴氏在接触这个已经冰封了几千年，今时正在稍起变化，但阻力还很大的晚清社会，由于历史的局限，产生了激愤而又不能正确理解的焦虑和急躁的情绪，此是“哭”之由。

　　总的来说，吴氏对社会前途的看法有相当悲观的色彩，纵观其一生这种悲观后来发展成某神程度的厌世，几乎成为了吴氏的宿命。

　　康梁维新派连续的失败，并没有掩盖他们在中国启蒙运动的另一面光辉和业绩。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给吴氏思想中的困惑，指出了一个以小说“改良社会”振奋人心的方向和光明大道。特别是在1902年10月31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一日）在创办人梁启超主持的一份大型综合杂志《新民丛报》19号上，刊登了题为《新小说社征文启》，为半个月后才问世、中国第一份近代小说杂志《新小说》创刊号，向海内外广泛征求着译小说、戏曲、杂记、歌謡等文艺作品的征文广告。并首次详细明确《新小说》创作小说的范围、性质、类别、稿酬等级，以及宗旨，并列举：

　　

　　“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

　　

　　这恰好与吴氏正在孕育中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在内容和构思上，何其不谋而合，何其乃尔相似。加之其小说杂志稿酬之不菲，且能养家活儿。而且在“警醒时流”这四个字上面，看到了自身文学创作上的思想动力。吴氏曾奢望专心致志做职业小说家的可能性（曾受到全家的反对），一下子成为了现实的可能。

　　而反清运动在1903年前后，在江浙又涌起新一轮波澜壮阔革命浪潮（虽政见不同，但他与革命党人在启蒙和打击西太后政权等问题上，很大程度上是同盟军）。于是在这样的大规模反清运动的背景和具体机遇条件的刺激下，吴氏的心中之结虽未从根本解决，但已大大缓解，又注入了虎虎生气的动力。

　　吴氏在人生的航道上，又重新确定新的目的地和航程坐标，乃义无反顾地大踏步前进，有各种足够的准备，随时跨入一个创作小说的人生新阶段。

　　吴氏涉足报业之前早已有意尝试小说的写作，1898年发表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此书虽是格调不高之作，却是有意以白话文练笔。在这本书的“序”中，透露出吴氏早期对小说只看作“风俗劝惩”的极为平庸的看法。但是小说界的创作正在起变化，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迟早会引起包括文学艺术的革新。如詹熙回应傅兰雅用新观念写的《花柳情深传》，就像化雪时最初露尖的春笋，宣告代表新意识的小说已经破土来临，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提倡者的注意，未成声势罢了。

　　以上疆警国破、维新难产，代表资产阶级新小说崛起等各种因素，都给以吴趼人重大的刺激和启示。对比前五六年间，自己虽有不少实绩，但在格调低下的风月小报花丛中嗜蜜流连，采风消闲，乐而忘返，稍一回眸，吴氏罪己不已，懊悔不止。他“回思五六年中，主持各小报笔政，实为我进步之大阻力，五六年光阴遂虚掷于此”（《吴趼人哭》）。能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是吴趼人积极处世，力求不断进步的一个内在动力。

　　至此，吴氏已完全醒悟和意识到：以往在花丛小报中徘徊讨生活，与他甲午之役创巨痛深后和在戊戌变法中所形成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和积极的人生观已经严重冲突，无法兼容。这是吴趼人的第二次痛极、困极而思变，他勇于舍弃，及时解脱，第二次“破茧”而出。心情和思想变得更加轻松和成熟。

　　然而，文章憎命达，等待他的决不会是坦途，而是龟蛇山下官方的恶势力……

　　

　　注释：

　　〔1〕参考凝溪的《中国寓言文学史》265页有关最早寓言报刊的论述。

　　〔2〕《俏皮话·自序》，《吴趼人全集》，第七卷34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周桂笙：《新庵谐译初编·自序》，《吴趼人全集》，第九卷303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俏皮话·金鱼》，《吴趼人全集》，第七卷373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俏皮话·银鱼》，《吴趼人全集》，第七卷373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说狗》，《寓言报》1902年6月23日，《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38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俏皮话·龙1》，《吴趼人全集》，第七卷358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8〕《俏皮话·龙2》，《吴趼人全集》，第七卷393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9〕《吴趼人哭》（五十六则），《吴趼人全集》，第八卷第22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0〕《〈吴趼人哭〉征订启事》，《吴趼人全集》第八卷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本卷说明：《〈吴趼人哭〉征订启事》载于1902年7月16日《春江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