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襄《消闲报》

　　吴趼人到报界后之进步和发展，其实与一个在此期间认识的报人先锋、小说家李伯元大有关系。

　　李伯元，名宝嘉，字伯元，别号南亭、南亭亭长、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竽香等，江苏武进人。曾中过秀才和纳捐候补，是上文说过的“衣冠右族”，受过良好传统教育，属于文化素质较高的江浙士大夫阶层；典型的科举叛逆型的知识分子，早年看透了科举和官场，无意功名。

　　1896年初，30岁才华横溢的李伯元移家上海，开始长达十年的办报生涯。6月受聘于《指南报》，开中国文艺小报之先河。翌年6月，再创近代第一份小报《游戏报》，开创登载小说、传奇、弹词、寓言、小品、议论、谐杂、赋曲等报刊之分类格局。内容当然少不了品花香艳之作，为近代第一份且又成功的文艺报纸，其风靡程度实与《时务报》一先一后交相辉映。随后，各式小报陆续仿效，佼佼出世，如彩蝶纷飞。这对跃跃欲试的吴趼人来说，苦苦等待的就是此间能够展露才华和锻炼身手的机会，然后，再迎头赶上。

　　就日新月异、百花齐放的晚清上海文化来说，不但要有开创文艺期刊局面的李伯元，还需要有在报丛浪头弄潮的吴趼人。

　　1897年秋，吴趼人终于离开了滞留了十四年之久的江南制造局的画图房。

　　1897年11月24日，《消闲报》在上海创刊，吴趼人正式走马上任，襄该报笔政约半年。

　　这是我国第一张正式的附页式副刊。以往《游戏报》（初期）、《趣报》、《采风报》等副刊小报，并无主笔，文字上未能独立于大报。直到《消闲报》的出现，才开始由不完全形式的副刊向完全形式的副刊过渡，其文字地位终被大报所承认：副刊是报纸组成不可缺少而又独立的辅助部分。

　　吴氏在编辑工作上是辅助主笔高太痴（秀才翀），使副刊每天正常和无误地随母报《字林沪报》附送发行。初创时为一小张，曾改为长条形，再改为四开两张。

　　《〈沪报〉附送〈消闲报〉启》有云：

　　

　　“首例骈散文一篇，其后新闻若干则，标题俱用对偶。所载上自国政，下及民情以至白社青谈，青楼丽迹，无一不备。要皆希奇开笑，艳冶娱情，殿以诗词小品。盖各日清闲，真可遣愁、排闷、醒睡、除烦也。”〔1〕

　　

　　真可谓一份吸引上海新兴市民眼珠子，色香味美俱全的八卦新闻小报。

　　《消闲报》文类颇杂，下面只简析其中与吴氏有关系的两个类别；

　　一是连载小说。据最新发现〔2〕：1897年11月24日创刊号至1899年2月3日间的《消闲报》，“登载了三种白话章回小说，为近代原创连载小说之嚆矢。其中的两篇《天仙茶园有鬼记》与《四大金刚》，可考证为吴趼人手笔。《四大金刚》后来经过补充撰写，结集为百回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3〕，是吴氏带有试写性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二是讽刺谐趣杂文，最有价值的是讽刺守旧人物和官场人物的惹笑场景，如《守旧鬼传》、《烟花先生传》、《拟女权会章程》、《八股会章程》、《官学会章程》〔4〕，以底层幽默的方式来发泄市民对社会黑暗面的不满情绪。其生动活泼，千姿百态，为几千年文人大雅之堂的贵族文化所无。这类近代原生态的底层作品，不知为何至今无慧眼者搜集整理出版。

　　据北京大学何宏玲先生考证，吴趼人在1897年11月26日至1898年2月16日，在《消闲报》工作时期，发表过下列杂文以及补白〔5〕：

　　

　　（一）1897年11月26日《方言记》。署南海吴趼人稿。

　　该文探讨了上海人与广东人互损时所用之词语“呀呀呼”。（按：此语在广州20世纪40年代之前民间常用。用此话时多伸出一只手之尾指，意指排名最末。泛指最差、差劲之类，来源可能是早期粤剧舞台上的桂林官话，鸦片战争后，粤地移民在上海渐多，粤方言自然盛行开来；又或粤剧在上海盛行时而传开。上海人是学粤人损人之方言反其道而行之。）

　　（二）1897年11月27日，标题《吴茧人奇谈二则》。用意为戳穿节妇的道德虚伪。

　　（三）1897年11月28日，题目《林姬传》。

　　此文意义不大，反映了吴氏在制造局时期的私生活。

　　（四）1897年11月29日，标题《吴茧人奇谈两则》。

　　（五）1897年12月4日，题目《木头人》。署茧人稿。讽刺不肯与西贾做生意，抱残守缺者。末云：赞曰：吁嘻，此公经书满腹，有权无衡，守真抱朴，事变相乘，莫措手足，梓人见之，叹为朽木。

　　（六）1897年12月8日，标题《吴趼人奇谈两则》。

　　（七）1897年12月10日，题目《驳袁子才〈论语解〉》，署南海吴趼人附识。

　　（八）1897年12月10日，题目《释奇疑》。吴氏用刚学来的自以为是的进化知识，来论说天地初开时有没有“盘古”。

　　（九）1898年1月1日，题目《羞口难开》。此文有一段云：“前日本报直陈《游戏报》之非，而彼报絶无一字之复……”按，可能此事作为两份报纸约好“相斗”的噱头，借此来吸引读者。《游戏报》当时如日中天，各报唯恐仿效不及，哪里敢不识时务，敢直陈《游戏报》之非。

　　（十）1898年1月6日。1，题目《食品小识》。此文为上年丁酉仲冬写的补品广告文。过了不久，1898年春，《奇闻报》也刊登吴氏《食品小识》。此后，收入陈无我《上海轶事大观》，改题目为《我佛山人与燕窝糖精》，是吴趼人第一次撰写广告。当时不少人在“君子不言利”和蔑现商业的陈腐观念下，不以为然。相反，吴趼人18岁从商业气息十分浓重的广东佛山镇赴沪而来，收取润笔，十分自然，不以为忤。

　　2，吴茧人奇谈三则。其中第一、第二两则应予以注意。録如下：

　　△ 夏鼎商彝，价值千金，诚异宝也。然陈设厅事，徒供玩好，恰无所用，泰西人乃引之以例中国执政者。

　　按，好家伙！矛头对准养心殿和颐和园：影射执政如夏鼎商彝，泰西人之泥俑木偶，只是陈设玩好，一无所用，讽刺中国执政者，素养之低下。

　　△ 咸同间发逆猖獗，湘淮子弟崛起行伍，一时以战功晋二品秩者，不知凡几。先君子曾有句云：世间不少珊瑚顶，杀得人多血染红。

　　按，这是吴升福留给儿子唯一之语録。吴趼人之父，我们瞭解不多，今次发现儿子记住父亲这句，讲出人人不敢说和不敢听的事实，令人吃惊。在吴氏出生之前，特别是一、二品大员升官，是靠下属屠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性命多寡而得以步阶晋爵的。

　　这二则奇谈语气冷峻、言辞锋利，指桑骂槐，像两支在空中嗖嗖飞驰的长矛，杀气凛然。吴氏杂文刺向从政者的犀利的风格和特色基本形成。

　　（十一）1898年1月11日，题目《误认挽联》。

　　（十二）1898年2月2日，补白一则。署吴沃尧。兹録如下：

　　“余自二十五岁后改号“茧人”，去岁复易茧作趼，音本同也。乃近日友人每书为研人，口占二十八字辨之：姓字从来自有真，不曾顽石证前身。古砚经手无多日，底事频呼作研人。

　　按，此补白是一首诗，重要之处有二，一是“去岁复易茧作趼”的“去岁”是哪一年？

　　我以为此“口占二十八字”之诗，不是到《消闲报》后写的，看其情调，多为已调离制造局时写的，为什么“复易茧作趼”？在1902年3月撰写的“吴趼人哭”（五十七则）开头是这样解释：“吴趼人原号茧人，一日求人书画，增款书作‘茧仁’，趼人大惊曰：‘茧中之一仁，死且僵矣！’急易作‘趼’字，仍音茧，因多误作‘研’者，便记于此。”吴氏这种意识到自己早已堕入茧中成一“茧仁”的警悟，无非是受外界社会形势变化之刺激。因而我初步判断这个“去岁”。应订在1895年，民族大梦与吴氏个人茧梦一齐苏醒之时。

　　二是“顽石”一词，表面说“趼”是足字旁不是石字旁，但“证前身”却透露出吴氏内心一点深埋的意念：我本是贾宝玉一样，意在“补天”，但“前身”遇女娲遗石弃才，但若有机会，还是要“补天”的。“顽石”终于变成“古砚”，正在协助吴氏每天注视变法发展状况，撰写维新变法之文章。

　　（十三）1898年2月16日，题目《杨枯连轶事》。无署名。

　　似吴氏手笔，述一花县苦力因诚实终得好结局。更因此文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七回“充苦力乡人得奇遇，发狂怒老父责顽儿”对比，完全可以判断：小说的五十七回是由《杨枯连轶事》扩大而来的。

　　（十四）1897年12月16日，补白一则。是该报周病鸳主笔所写。

　　重要性在于透露出吴氏在《消闲报》时，曾有一本茧人自署签书带行草的《茧暗诗稿》。

　　

　　以上13则是有关《消闲报》刊载吴趼人文献和活动的最新发现。

　　吴氏在《消闲报》初期，工作虽是辅助主笔，但吴氏强调民众调节业余生活，轻松养息之精神功能；也注意到“启其聪明”、“开其智窍”之理性方面；并着意副刊特殊的传播手段，以趣味文字和设计上的通俗活泼，“诙谐易入”，把发行对象扩展到三教九流、男女老幼和所有识字的人，摆脱了早期副刊性质的文字只适宜文人圈子的局限性。

　　吴氏在编辑《消闲报》的同时，也开始为《游戏报》撰稿，并积极投稿李伯元主持的“海上文社”，由此而结识李伯元。　　以上仅从吴趼人所刊载的小说和杂文来看，《消闲报》实不愧如戈公振所言，是能“与大报副张颉颃者”。吴氏在此报虽只是小试牛刀，却也顿感“英雄大有用武之地”。

　　此时除李伯元对他有较大影响外，在《消闲报》“与嘉善张苇芝共晨夕，相对评论时事，皆喜为诡谲之谈。”此人为文嬉笑怒骂，诙谐风格不可忽视。苇芝曾戏集‘四书’为八股体，以刺从政者。题曰：《俗吏篇》”。〔6〕

　　这是一篇对吴趼人如何吸取小报同行的幽默营养、形成自己独特战斗性的讽刺风格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全録如下：

　　

　　俗吏篇

　　今之从政者何如？古之所谓民贼也。夫学而优则仕，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谓之殃民，国人生曰可杀，唯何甚！昔者窃闻之，君之仕也，行义以达其道，其君用之，国治而天下平。是故在上位，在下位，道不同，尽心焉耳矣。古之君子，诚如是也。今之君子，异乎吾所闻。朝廷莫如爵贵，人所欲也。吾何为独不然？虽然，则常闻之矣：天子使吏治其国，有官守者，有言责者。忠信重禄，所以劝贤也。不以其道得之，耻也。君子尊贤而容众，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仁义礼智，所以劝百姓也。见贤而不能举，命也。今也不然，有贱丈夫焉，嚣嚣然曰：诵其诗，读其书，日省月试，难矣哉！吾拂为之矣。去其金，求则得之，犹运诸掌也。践其位，行其礼，胁肩谄笑，有是哉？天下皆是也。观其色而不耻者，是诚何心哉？听讼，升堂矣，无财不可以为悦，以掌叩其胫，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怨乎？彼将曰：自取之也，又何怨！鄙夫，无知也。有土此有财，放于利而行，馈五十镒而受，馈七十镒而受。虽多，彼将曰：以身发财，不多也。得志，居移气，养移体，食前方丈，般乐怠傲，无所不至矣。不得志，一箪食，一瓢饮，衣敝缊袍，放僻邪侈，无不为矣。今居中国，东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欲僻土地，有大人者，空空如也。曰：“和为贵”。当今之世，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野有饿殍。有司者，怡怡如也，曰：吾不能。噫！斗筲之人盈天下，圣上复起，亦无如之何也已矣。〔7〕

　　

　　这是一篇品位颇为高雅，语言独特幽默的小品。文章表面上对“四书”的其中句子无增删一字，却利用了“四书”中各种不同语境的句子，集成新的文章，开拓成新的讽刺意义的新话语。实际是把圣人的言行通过刻意扭横折曲的编接组合，从而暴露出士大夫们在外王内圣的华盖下内在的无耻心态；使儒家道德的瓷像从祭台高处重重地摔下来；把丑恶之处向市民现眼献世，产生儒家的精神支柱一下垮坍的震撼感。这种惊世骇俗和毁神渎圣的怪诞风格，只有在旧制度行将灭亡，人民群众痛恨的情绪达到忍无可忍和愿与汝皆亡的地步下、才会在下层文人产生和出现。张苇芝的《俗吏篇》，把一个俨然以儒家道统自居的大吏的贪婪内心，以严肃正统的儒家经典范句，信誓旦旦、恬不知耻地宣布出来，产生了令人喷饭和忍俊不禁的戏剧效果。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儒家经典的总称。以“四书”命题的八股文称为“书艺”或“四书文”。明清二朝，乡试和会试的第一场，都要考试“四书”文三篇。从康熙始会试和顺天乡试的“四书”文题目，都由皇帝钦命。“四书”文不合格，其后考试的“五经”文怎么好也难于中式。此外，“四书”是读书人的精神支柱，仿如欧德里几的几何第一公理，儒家理论大厦的构建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彼岸，都从“四书”推导出来。可想而知，培养儒家人才运作的科举制一旦废除，“四书”、“五经”，从天堂神圣堕入凡尘，整个封建精神符号系统突然分崩离析，现实中的社会的封建皇朝制度无法自我调整，不断产生紊乱，轰然倒坍，也是可以预料和定局之事。

　　1897年，吴氏初襄《消闲报》，秋冬之间，他和这篇滑稽文《俗吏篇》的作者张苇芝“共晨夕，相与评论时事，皆喜为诡谲之谈”。吴氏从此文如何“以刺从政者”的手法，得益不少。其讽刺从政者具体手法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注意讽刺者的学养，其语言习惯要符合士大夫身份。

　　二、要让场景中人、文中之人浑然不觉，像吃了说真话的药，自吐心声，自揭画皮，露出本来面目。

　　三、人前人后，外间内里，官场、欢场、私下，各有不同嘴脸，其反差分寸要恰到好处，看以是否加强喜剧效果为依归。

　　四、《俗吏篇》讽刺的是现实社会的从政大吏，又是整体儒家万世师表的形象。张苇芝之神来之笔，以语句剪接的文章蒙太奇手法，把庄重化为随意，严肃化为滑稽，相侯化为粪土，德政化为私念，贪欲化为官箴，鄙陋化为高贵，让从政者变为民贼也！……让皇朝的蛀虫们自动自觉地说出：在礼、义、廉、耻，忠、孝、悌，烈、节，爱民，中庸，宽厚等等的外衣下，泄露其污浊的内心；在国家官方和圣人的名义的圣坛上，不经意的表白骯脏勾当，实与果戈理的戏剧《钦差大臣》有异曲同工之讽刺美。吴氏从中实是受益非浅。

　　1898年5月至6月间，吴氏离开《消闲报》，进一步寻求更大和发挥才能的自主空间。

　　

　　在采风中顶风

　　1898年7月，吴趼人应刘志沂之聘，主持《采风报》笔政〔8〕，每天要到三马路太平坊上夜班。该报仿李伯元的《游戏报》，用色纸单面印刷，后改中国本纸。创刊最初的五天均送阅，平时每张售四文制钱。《采风报》的宗旨和风格虽说是凡市民之好，无风不采，但可以说是有点魏晋士人的“佯狂风世”，吴氏来了之后，其讽刺官府和社会的“风（讽）世”特色更为突出鲜明。

　　1898年9月21日（戊戌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26日发布上谕，停办裁封《时务官报》（指梁启超、汪康年办的上海《时务报》）。10月9日，慈禧再发上谕：查禁报馆，访拿全国报界的报刊主笔。称：

　　

　　“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謡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着各该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中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民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以重惩治，以息邪说，以靖人心。”

　　

　　这股养心殿的凛烈寒风在全国报界一吹，原来报业百花齐放的景象一片凋零。关门的大吉，改挂洋牌的居人篱下。各报无政见、无政论，凡事不表态……恐怖之气氛弥漫整个新闻界，七零八落，元气大伤。读者可以猜想到，当时作为主持人、主笔的李伯元和吴趼人看见上谕中“其中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民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以重惩治”，两个小报界的先驱和中坚领袖人物会作何感想？

　　吴趼人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康梁维新派、坚定的帝党。这一点，恐怕最初连报界行内大多数人都并不知情，因为按逻辑，这样的人决不会投身编辑“声誉不佳”的花花小报。要知道那时上海正派人的家庭，是不准子弟购阅像《游戏报》、《采风报》之类的花丛小报的。

　　李伯元不同，他政见思想较为保守，对康梁变法并不大关心和理解，对政治不大感兴趣，但他也与吴趼人同样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之时“内感门庭受敌，外感国势之阽危，慨然有问世之志”，开始对国家被列强瓜分感到担忧，对官场的腐败产生强烈的憎恶，即使在办小报时期，也内抱“报纸为民喉舌，藉以发聋振聩”的宗旨。于是，对于慈禧复出，囚光绪，杀六君子，乃至饬禁全国报纸，缉拿全国报馆主笔等倒行逆施的行径大为反感。

　　除了倚着以主子身份和傲慢姿态出现的欧美报刊，特别是日本报纸敢于歌颂康梁、凭吊六君子之外，1898年10月以后的中国报坛一片萧条。

　　就在严拿报馆主笔上谕发下仅过了五天，10月14日李伯元临危不惧，《游戏报》以首论地位发表了具名海外寄愤生的专文《责报馆主笔》〔9〕，以模拟拥护慈禧上谕的口吻，责难质问全国主笔，其话语形象酷似一个挥舞屠刀的老虔婆，咬牙切齿，穷凶极恶，蛮横百出，其丑无以复加，把卑鄙之内心表露无遗，将热讽冷嘲和皮里阳秋的“反话”艺术，发挥到淋漓尽致。

　　其次，发动读者报以“捉康有为梁启超法”的命题，征求答案。当时应征者踊跃，用意读者心知肚明，又故作认真，意在搅局又搞笑，其法子又无比滑稽，令人喷饭。讽刺之外，确实放松了当时紧的政治神经和调节了一下肃杀的气氛，销售不俗。

　　《采风报》还把选出的最为搞笑的办法印成小册子，随报送出。〔10〕不久又连登七次《康有为被捉謡函》，指桑骂槐，讽刺清廷。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手法令上海官方投鼠忌器，却又无可奈何。租界毕竟不同于华界，一旦有事，各报又可迅速挂上洋牌。据说，上海官方邮局订报收费仍旧照常，这意味着“报禁”之类也就不了了之了。

　　吴趼人和李伯元在这场慈禧报禁劫难中，《游戏报》和《采风报》相互欣赏、互相呼应，两人互相扶持顶风逆行。有人说，这只是文字游戏，游戏的文字罢了。玩真格的，不敢！据近代新闻史家陈镐汶先生指出：禁报期间，采风报馆代售梁启超所撰写的《戊戌政变记》和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而《游戏报》则出售康梁维新派主办的《知新报》和发行“维新党人照”。陈先生指出：这“在当时都称得上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人之举，不能单纯以营业来衡量它的”〔11〕。一句话，包括1899年创刊的二三家报刊，当时整个小报界絶大多数，均无此种大义凛然的政治品格和傲气、狂气。

　　据最新发现，吴氏积极投稿李伯元主持的“海上文社”以“戊寅人”名号获“海上文社”第一课九十七名（1899年10月21日《游戏报》）；以“茧园居士”名号获“海上文社”第六期正课，诗钟（影廉词人当社，题徐琴仙画梅）特等（1899年12月21日）〔12〕。他们的办报宗旨、思想和价值观十分相似，长期在文化社团活动中和政治劫难中相濡以沫，同舟共济，不离不弃，“执子之手，与子神游”式携手共进，为造就日后共同成为新小说作家崛起的双子星奠定了基础。

　　《时务报》的成功在于政论，而《游戏报》的成功，则在于“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而实欲“以小观大，借事寓言”。

　　李伯元把“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无义不搜，有体皆备”，“士农工贾，强弱老幼，远人逋客匪徒奸宄，倡优下贱之俦，旁及神鬼怪之事，莫不描摹尽致，寓意劝惩”，作为办报资源和宗旨。吴氏学习了这种新闻眼光和方法，使新闻侧面的自由度大大地扩展。这是一种避免报导某些动态新闻的流水账的新手法。只要着眼于劝惩，有些手头并无事实根据的风传话柄，不妨作“另类新闻刊出”，无伤大雅。这令初出道的吴氏不得不佩服伯元万分。

　　至于《消闲报》学习《游戏报》李伯元所创造的“一论八消息，标题四对仗”的编排新闻模式，后来成为了上海小报编辑者的金科玉律。所谓“一论八消息，标题四对仗”，就是每星期至少有一篇社论和几则消息，而八则消息的标题要两两相对的四副对联。总之李伯元的手法不断创新，令人目不暇给，追随者无法穷尽，更枉论赶超了。

　　李吴二人很快便成为莫逆之交。他俩不但是上海创办文艺报的先驱人物，日后还被鲁迅先生写进其开山作《中国小说史略》中，享有各占一节的地位，同誉为晚清文坛著名的谴责小说作家。

　　吴氏在小报界是文学思想较为开放、较早注意外国文学的一个编辑。他先是在《采风报》创议附送译本小说，然后在1899年秋，又提议聘请当时初相识的一位翻译家周桂笙，为《采风报》翻译一些西方小品文和故事。尽管吴氏与桂笙政见并不尽相同（桂笙为革命党人观点），但并不妨碍在业务上时相过从，相互学习、相互合作，而且两人均生活俭檏，遇事认真合作，好读书、喜饮酒，而逐渐彼此交心，结为挚友。

　　周桂笙（—1926），名树奎，另署桂生、新庵、辛庵、知新子、知新室主人等十几个笔名。桂笙比吴趼人小七年，其父从事纺织业，殷实人家出身。幼年曾入上海方言馆读书（馆址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一地一楼），应有机会与吴氏（当时并不认识）擦肩而过。后入中法学堂，专攻法文，兼习英文，甲午战争前后，曾任天津电报局领班；又在沪任英商怡太轮船公司买办数年。与同盟会人士联系密切，自结识吴氏后，始从事文字翻译工作。

　　1900年，桂笙果然不负所望，为《采风报》翻译了世界名著《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谭》），为全国译界翻译此书最早。

　　当时紫英在《新庵谐译》云：

　　

　　“……其第一卷中之《一千零一夜》，即《阿拉伯夜谈録》也……此书在西国之价值，犹吾国人之于三国水浒也，故男女老少，无不读之，宜吾国人翻译者之多也。先是吾友刘志沂通守，接及上海《采风报》馆，聘南海吴趼人先生总司笔政。至庚子春夏间，创议附送译本小说，请于周子，周子慨然以义务自任，盖彼此至交密友，时相过从，且报中亦恒有周子之稿也。”〔15〕

　　

　　吴氏亦曾谈过与周子相识后之学术情谊：

　　

　　“周子桂笙，余之爱友亦余之畏友也……周子通英法文学，而尤肆力于祖国之古体文，顾殊不自满，好学下问。己亥之秋，因彭君伴鱼介绍，余方识之，交久而弥笃，始爱之，继敬之，终且畏之，余亦不自知其何为而然也。恒以所为文见示，美矣备矣，而犹必殷殷请商榷。如余之不文，复何足以商榷文字，然偶尔见及，必为敷陈，辄喜谢以去虚衷如是，周子之学正未艾也，此余交之因爱而敬者也。顾周子洵洵儒者，无严词，无道貌，而余甚畏之。偶得一新理想，或撰一新文字，必走商之。”〔14〕

　　

　　吴氏交友谨慎，目前所知仅有李伯元、李怀霜和周桂笙三人为挚友。

　　值得一提，周氏在近代是最早采用了以直译为主，结合意译的翻译方法，而且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报章体，以浅近的文言以以纯净的白话文为工具，并与吴趼人的白话小说体互相影响。在汉语白话发展史和白话翻译文学史中有开其先河的地位。

　　报刊突遭严冬形势，后来的发展却有点令人意外，撤销报禁不是清廷自己，而是由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炮火。据说当天在皇城脚下办了几间肆无忌惮的外国报纸（日本军部《北京公报》、日本人《支那泰晤士报》等等）用一个洋指头，轻轻把它摧毁了。这倒是证实了坊间流传的“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这句流行语所言不虚。不用说“报禁”，即使是慈禧政权的遮丑布，也被西狩大逃亡撕破无遗了。

　　1900年1月25日，慈禧诏立大阿哥的第二天，上海所有华报和华人主笔“骂官场”正式开幕：各大报先后发表反对立储社论。海派小报旗手人物吴趼人一马当先，不但自撰论说，而且还每日译载《字林西报》等外报有关海外华侨反对废立的消息。当知道慈禧暂不实行废立，吴氏与上海各报发起为光绪帝的祝寿征文，与读者共同高呼“万岁！”

　　1901年3月，吴氏继主笔花花小报《奇新报》。此报早已佚失，据说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奇新报》的附张。因同年辛丑九月已登《寓言报》笔政之位，因此估计吴趼人主持《奇新报》不超过七个月。

　　此报格调更为低下。虽载有一些世界各地科学、经济和地理知识性栏目，如《国中有国》、《天文细考》、《外洋异物》等，但大多栏目重在“花事花讯”，“北里近闻”、“万花献瑞”等风流新闻。写名妓赛金花、四大金刚林黛玉之流的花丛逸事，每期必有。报社又举办花榜活动，开辟《花榜月荐栏》，广征荐函。总之是花花世界，风月无边。

　　吴趼人身处这种上海小市民低级趣味的势力包围和封建文人旧习气的办报环境以及办报出资人既定的媚世编辑方针，是一种日后吴氏反思时所说：时代和社会及个人的“进步大阻力”，不是单凭哪一个人道德之力量就可以完全扺制和改变的。何况吴氏一时完全未有醒悟到，自己于今在花丛小报中徘徊讨生活已深陷危机的一面。这与他甲午后在创巨痛深中形成“救亡图存”的政治理想和素有大志，积极的人生观是何等严重冲突。

　　吴氏虽身处风月小报丛中，但亦分心关注中俄密约的内容和签订，参加社会爱国活动。1900年包括俄国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同年7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总司令”，调集侵略军177000人侵略我国东北边境，企图吞并黑龙江以北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我国土地。11月，软禁黑龙江将军增祺，强迫其签订了《暂且章程》。规定在奉天的中国军队一律解散，武器收缴，营垒拆毁……企图把东三省变为俄国殖民地。消息传出，立即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1901年3月15日，上海爱国人士首次集会张园，抗议俄国野蛮的侵略行径。

　　24日，上海市有“同人公启传单”称：中俄密约于二十五、六日画押，“事机极迫，定于初日（3月24日）二时，再集张园议事，务祈诸公届时早临为荷”〔14〕。当日到会人士一千多人，四时，“同人递次演说凡十余起。先由孙君仲瑜代表同人演说集会宗旨，次吴趼人……诸君极激昂感慨，听者耸然拍手称是，其沉痛处能令闻者兴起。” 吴氏演说节録如下；

　　

　　“今日集议诸君，大半皆外省人，非尽上海土著。其所以间关水陆而来者，何故？大扺元论为仕、为商、为士、为民，均多创造事业以为子孙起见。可见，为子孙计之心，为人人所共有。其所以为子孙计者，无非恐我子孙受饥寒冻馁之苦耳。

　　诸君亦知俄约若成，我等子孙之苦有甚予饥寒冻馁者乎？吾恐盖此约一成，则各国均持利益均沾之说以挟我，则波兰印度土耳奇之覆辙即在目前。

　　仆少阅历，他所不知，惟见自去年以来，英人调驻上海之印兵，观之不觉有所感触？吾恐此等情形即为他日我等子孙之榜样耳！岂不痛哉！岂不伤哉！

　　或者犹以为东三省去此尚远，无容我南方人过虑，不知瓜分之说日有所闻，使他国瞰及南省，而后赴与之争，时已晚矣。不观去年之事乎？拳匪蹂躏北方，联军之来，亦不过北趋，而旅沪居人已惊心动魄，几至逃亡一空。倘南方一旦有事，其情形尚堪设想哉！……。”〔16〕

　　

　　据我们所知这是吴氏较早的一次参与群众性爱国集会——张园拒俄大会的演说。他指出，中俄密约签押后，中国已离波兰和印度等殖民地不远，再是反列强侵略应不分地畛远近，不然悔之已晚。提出“合大众之热力以为拒力，庶几收众志成城之效，共赴卧身尝胆之心。”“我等同志或竟联一拒俄会以拒之”的主张。

　　以上慷概激昂演说，足证吴氏反帝爱国之热情在小报生涯时期一直并未泯灭，反而有所上升。

　　吴氏自发表维新政论文章后，曾自言，“丁酉（1897）之后，惯作大刀阔斧之文，韵之文几或絶响。”这就是说：旧有诗词的文学话语形式无法容纳和适应反映时代广阔的社会内容和激烈变化。另外，西潮新学在内容上难于用韵文形式来表达，也是吴氏个人思想和文学观发生变化的缘故。

　　

　　注释：

　　〔1〕《晚清小报録》之《消闲报》，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66页。

　　〔2〕何宏玲：《最新发现的吴趼人佚文》，《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76页。

　　〔3〕《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吴趼人全集》，第六卷37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5〕《消闲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2》，187页。

　　〔6〕〔7〕《集〈四书〉句》，《吴趼人全集》，第七卷20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8〕吴氏在《吴趼人哭》自云：吴趼人初襄《消闲报》，继办《采风报》；《月月小说》第五号（1907年出版）中的《新庵谐译》内云：“先是吾友刘志沂通守接办上海采风馆，聘南海吴趼人先生总司笔政。”

　　〔9〕海外寄愤生：《责报馆主笔》。1898年10月14日《游戏报》首论。

　　〔10〕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70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1〕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二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2〕张纯：《〈游戏报〉——晚清小说研究资料的大发现》，《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三期，214页。

　　〔13〕《月月小说》第五号，《杂録·说小说》栏。

　　〔14〕《纪第二次绅商集会拒俄约事》《中外日报》1901年3月25日，收入《拒俄运动》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6月版。

　　〔15〕〔16〕吴君沃尧演说，原载《中外日报》1901年3月26日，收入《拒俄运动》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6月版。

　　〔17〕《趼廛诗删剩》自序，《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25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