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凤岗镇，历史上属于东莞县管辖，但凤岗的名称使用晚至民国时期才出现。在此之前，今凤岗镇所辖区域分布着不同的自然村落，民国《东莞县志》卷首“县境分图”描绘了一些重要的图像。据编者按说：“每幅（图）择其中也有著名之村乡或墟镇或山水之名为名”。而凤岗所辖的地区主要在第二十六幅图名曰“官井头”的范围内。可见，官井头在民国时期的名声远远大于塘沥墟。后因建凤岗墟，才确立了凤岗的名称。从图中可以看出，官井头属于“戎厅管辖”。另民国《东莞县志》卷3《舆地志》记载“戎厅管辖”村落包括：塘沥墟、上村（近塘沥墟东）、油柑埔、官井头、黄洞、湴田等，与新安县和归善县交界。这些村落都属于今凤岗镇辖区。

　　一、自明至清客家人陆续迁入

　　凤岗的地理位置濒临海洋，境内又以低矮丘陵为主。凤岗地区的居民起源于何时？已经难以知晓。但文献记载的不同族群迁移到凤岗落籍生活，主要在宋元明清时期。现据文献按照时间顺序罗列成表1、表2，以管窥当地人口迁移的情况。〔1〕

　　表1：明代移民迁入凤岗例举表（略）

　　从表1可以看出，迁入凤岗最早的族群为刘氏，时间在宋元之际。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在刘氏迁入前，凤岗还有当地的土著居民。由于笔者不清楚任焕林先生开列的姓氏之资料来源，所以不清楚这些资料是何时何人所为。但这一说法，与学界通行的说法，即宋代珠玑巷移民珠三角是基本吻合的，如地理学家曾昭璇先生的大作就名为《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就罗列了有78个姓氏在宋代辗转迁入东莞各地发展的情况。〔2〕

　　但从表1可以看出，宋代进入凤岗的移民毕竟是少数，只有1家；而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外地到凤岗落籍的不断增多，达到11家。从迁入者的祖籍来看，兴宁、长乐、蕉岭、归善、上杭等都属于客家研究大师罗香林先生所说的纯客家县。因此，明代迁入凤岗的族群以客家人为主体。而且客家人的迁入在清代进入高潮。兹根据任焕林主编的《凤岗历史博物馆》（广州：南方出版社2008年）按照时间顺序罗列成表2：

　　表2：清代移民入居凤岗例举表（略）

　　表2显示，除了序号2、25梁家来自潮汕、揭阳等少数移民，在身份上难以判断是否为客家人外，其余的30家移民均为客家地区的迁居者，其中来自长乐、兴宁、程乡三县的客家人就达到17家之多，其余的归善、永安、上杭等县也是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就迁移的时间来看，清前期康雍干嘉时间数量最多，这一时期为清代和平鼎盛时期。因此，客家人迁移进入凤岗并不是为了躲避战乱，而主要是为了经济性的谋生求富之需。

　　从表1和表2的综合性分析来看，客家人迁入凤岗落籍，在明清数百年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持续地进行着，从而构成了今凤岗地区的以客家人为主流的社会人口形态。这些来自山区的客家人大多不是一次性迁入凤岗的，许多都是在多次迁徙后，最后落籍于凤岗地区。

　　其实，凤岗的居民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明代军屯的后裔。据凤岗士人于干隆四十年刻立的《义建崇烈堂碑》记载，顺治年间，仍处在明清交战过程中的凤岗地区已经在肖卫主的带领下，招募民众进行垦荒，“我土离前黄三屯，原附南海卫军籍，自国朝定鼎之初，世路险波，前民逃散，田芦半就荒矣。顺治九年卫主肖君疏呈招耕，我辈先人蒙霜露、披荆棘、筑居而畈厥田焉。越十年人情翻复，而卫主力与维持，又得屯长一十三人共相奔理。十一年而条议以定版册……”这一史料显示，凤岗在清初仍然遗留着明代卫所的印迹。明清之际，广东作为南明与清军争夺的焦点，凤岗人在肖姓的率领下已经招民垦荒，大约正是因为社会的不稳定，所以肖又与其他屯长联手管理地方，应该说效果还不错。所以到了干隆时，当地已经是“里居数百家，烟火相连，禾麻相映”，于是人们建立崇烈堂纪念“肖卫主”及屯长们。据此块捐资碑上的姓统计达40余姓，应该包括当地客家人的祖先在内。

　　二、农耕文明的宁谧

　　客家人大约在宋元之际最终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形成为一个独特的族群，这是历史上北方人口不断向南迁徙的结果。至迟到明代，客家人开始从大本营的闽粤赣山区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迁移，所以东莞和保安县也就成为客家人的迁入地。客家人来自于山区，原本是以农业开发为主，他们来到东莞之后，正是珠三角沿海地区居民由水向陆地转移的时期，萧凤霞、刘志伟等人的研究表明，明代以前，珠三角地区的土著居民应为“渔民蛋户”，这些土著在宋代以后却“不知所往”，取而代之的是声称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的“中原衣冠”。这些土著居民的部分成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贴上了“汉人”的标记，与当地其他原居民划清界线，幷且控制了广袤的沙田，控制了墟市和庙宇，修筑祠堂，编纂族谱，建构并炫耀自己与士大夫的联系，努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创造着一套最后为官方和地方权势共同使用的排他性语言，〔3〕成功转身成为士大夫家族。因此，明清时期的客家人迁入凤岗后，一开始主要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业。而凤岗境内的狮岭、梧桐山等构成的低丘陵地区，与客家逢山扎根的历史有一定的渊源。

　　从黄龙洞的回龙庵建立于元末明初来看，在客家人迁入之前，当地是有土著居民聚集的。这些人来自何处，尚无资料可查。但到了康熙年间，随着客家移民的不断增多，不同族谱的人们重新整合了地方文化资源，对回龙庵进行了重建，捐款的姓氏48个，显示当地各姓之势力的均衡。康熙以后，地方掀起了一些大型公共场所的建设，标志着此时的凤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干隆四十年《义建崇烈堂碑》就说：“今日者里居数百家，烟火相连，禾麻互映，游太平之宇耕”。这一说法仍然强调了当地的农业发展景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客家地区重教的风气也被提上议程，干隆五十年，凤岗45个姓氏集资在回龙庵左侧建立了文庙，并竖立《文庙碑》以示重视，突出了客家人重教的风气。干隆五十一年，上村张氏家族出资建立了纂香书室，专供村中子弟读书。嘉庆年间，嘉应州人宋湘就在纂香书室任教。随着凤岗客家子弟进学读书，渐渐成为社会风气，文化人不断增多，嘉庆十五年，又兴建了兴贤文社，供文化人交流学习的公共场所。科举考试的地方最高级别为举人，而考举人只能在省城进行，道光十五年，凤岗人为瞭解决赴省会广州参加科举考试士子们的住宿和学习环境，又捐资在广州兴建了庆茹书室。于此可见，客家人重教的传统一直绵延不断。

　　客家人在大本营时期因生活在山区，他们对土地有着强烈的占有与使用欲，对山区的开发也往往呈现出多元幷存的状态，农业、矿业、商业和制造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山区相对较为封闭保守，劳作十分艰辛，所以客家人几乎家庭成员多能力所能及地参加田野劳作，其群体间的团结合作意识较为浓厚，形成客家人劳动至上的观念。即使是客家妇女也不例外，她们既不缠足也不束胸，一切以天然为美，天足便于田间耕作。客家研究大师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道论》第七章《客家的特性》中说：“客家妇女，在中国，可说是最坚苦耐劳，最自重自立，于社会，于国家，都最有贡献，而最足令人敬佩的妇女了。只要这种精神能永远发扬下去，我想客家前途，也就尽有可观”。又说：“客家妇女，表面上劳苦极了，然其内在的精神，确比外间妇女尊贵得多，幸福得多；她们从没涂脂画眉缠足束胸以取悦男子，也没故意扩大臀部的规模，增高两乳的身分以夸耀人世；所以到过中国的西洋教徒，都口口声说她们好了。”〔4〕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客家人刚迁入凤岗地区，应该主要是以农耕为主。

　　农耕文化强调稳定，强调顺应自然。但客家人在顺应自然的同时，却积极改造自然，对山区的开发就是例证。据研究，在闽粤赣山区、湖南山区、四川山区、台湾的山区，客家人都起到了先锋作用。这说明客家人在保持传统农耕文化的同时，已经有所超越。这与客家人历史上的不断迁徙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农耕文化比较安土重迁，但客家人正是在生存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不断由北方南下，直到在南方社会完成了自己民系的形成。这已经显示了客家人的积极进取，敢于向陌生的环境、向未知的世界探索的精神。正是在不断的迁移过程中，正是在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世界里，在开发山区的艰难历程中，培养了客家人团结凝聚的精神，这种团结精神反过来又帮助客家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三、碉楼见证海洋文化

　　客家人的建筑自成体系，历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他们从中原一路迁徙进入闽粤赣山区，不同族群之间以及与当地土著之间，由于利益及其文化认同的原因，客家人为了自保，他们在迁入地根据地形、地势构建了带有防御性的屋宇。所以当客家人迁入凤岗地区后，在变化了的环境中，自然也会按照原籍的习惯建立自保型的防御建筑。

　　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有很大区别。简单地说，海洋文化属于动态的文化。客家人迁居异地，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在迁入地往往成为人群中的少数，在土著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地位，这一方面造成客家人不得不再迁徙的现象，就凤岗来说，客家人的再次迁移就是漂洋过海，向异国迈进。谚语云：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其实，可以这样说，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客家人。清前期，随着闽粤赣客家地区人口的膨胀，客家人向外迁移更是成为一股潮流，他们除了向周边地区深入扩张外，又不远千里向内陆大西南的四川迁移，同时渡过台湾海峡向海岛台湾迁移，〔5〕更有一部分客家人乘机向更遥远的海洋挺进，成为早期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咸同时期，因粤西土客大械斗的发生，客家人向海外移民渐成高潮。〔6〕明清以来，客家人伴随着东南沿海民间贸易的兴起，也加入到海洋贸易之中，并随之在世界各地定居生活奋斗。

　　客家人向海外发展，或者从事海洋贸易，至少在明代已经较为活跃。明嘉靖年间，程乡县人林朝曦，就和饶平县人张琏等人从事海洋贸易，并深入到三佛齐经商，执掌当地的海上贸易。〔7〕清代是客家人出洋贸易的高潮期，据光绪《嘉应州志》卷8《礼俗》记载：在客家大本营的嘉应州地区“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自海禁大开，民之趋南洋者如鹜，始至为人雇佣，迟之又久，囊橐稍有余积，始能自为经纪。其近者或三四年、五七年始一归家，其远者或十余年、二十余年始一归家，甚有童年而往，皓首而归者。”这些在海外谋生发展的客家人，与家中时常有书信及经济上的往来，留守家中的妻子以此持家，“其或番银常来（俗谓往南洋者为番客，故信曰番信，银曰番银）则为之立产业营新居谋婚嫁延课子莫不井井有条。”

　　我们据此推测，客家人向凤岗地区的迁徙和向海洋贸易的发展，或许是同步进行的。妈祖信仰是沿海地区尤其是海洋性商人崇拜的最重要神灵，以供奉妈祖为主神的信仰庙宇，本身就预示着当地经济与海洋经济的密切相关。而在凤岗的上村的天后宫，就是当地人从事海洋经济的主要的证据之一。

　　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被列强打开，凤岗一带民众出洋成为风气，据油甘埔《张氏族谱》记载：“鸦片战争前后，我有志之士，首创出洋谋生之风气。此路一通，接踵而去者，络绎不絶，近如马来亚、婆罗洲、安南、缅甸、暹罗、爪哇、吕宋一带，远达南北美洲、檀香山及澳洲大溪地等地，由是社会经济得侨汇之冲场及支持得以丰裕，我族如旭日之东升。”后地方发生械斗后，“我族出外谋生者更众，闾阎十室之内，多至十名八名华侨。当时尤以马来亚大霹雳埠之黄坭山开采矿务最盛。”张氏家族裔孙张君华在此颇有实力和人缘，“于是引至吾族及邻近人士几倾巢前往，从此频往频返，各有所获。故吾族百数十年前之屋宇，如新围仔、油榨坪及其他等处，多由此得资兴建。接着又得远赴中南美洲之兄弟，增添雄厚侨汇来源，社会经济日臻充裕，生活得以改善，气象为之一新。对于公私建设及兴学不遗余力，如塘沥墟端风书院，远在前清咸丰年间所设，我族曾致于大力焉。”〔8〕可见，张家出洋获利后，又反哺家乡，不但建立私家的屋宇，更重视公共文化建设。这一切都打上深深的侨乡文化特色。

　　当然，油甘埔张家的事迹仅仅是一个个案而已。这一个案其实已经显示了凤岗地区的海洋文化及侨乡文化的另一特色就是许多公共建设中都有海外华人华侨的身影，据光绪二十八年《重建通堂并客碑》记载，此时凤岗地区再次重修当地回龙庵时，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侨纷纷捐款回乡，据统计海外捐款的华侨华人达到683人。

　　凤岗人漂洋过海向海外发展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干嘉时期，早期的移民主要是追求经济的自主性行为。而凤岗人大量迁移海外，可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契约华工”。这一时期由于土客械斗、饥荒等原因，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向东南亚、美洲等地迁移。据今人统计，今天世界各地36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凤岗移民的后裔。〔9〕

　　排楼除了吸收西式建筑风格外，我怀疑与当地的气候有关。凤岗地区现存的120多座排屋楼，其建筑多少都带有西式的风格，他们的建立者本身就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

　　客家人对“根”的重视，重视修建祠堂、纂修族谱，慎终追远。据今人调查，凤岗地区的客家人至少在清代干隆年间已经开始有祠堂建立，以后陆续兴建，主要有：干隆四十八年建于浸校塘的刘氏宗祠，嘉庆元年建于天堂围的谢氏宗祠、嘉庆年间建于三联的郑氏宗祠、咸丰二年建于狮石厦的黄氏宗祠、清末建于油柑埔的张氏宗祠。

　　客家人既有对农耕文化的开拓精神，也有拥抱海洋文化的勇气与行动。笔者的这一结论在明清时期东莞凤岗地区的客家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注释：

　　〔1〕

　　任焕林主编：《凤岗历史博物馆》，南方出版社，2008年。

　　〔2〕曾昭璇：《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5-202页。

　　〔3〕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和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4〕罗香林：《客家研究道论》，上海文艺出版社据1933年版影印，1992年，第241页。

　　〔5〕刘正刚：《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和四川的比较》，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

　　〔6〕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

　　〔7〕黄启臣、庞新平：《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158-159页。

　　〔8〕2009年12月11日，笔者于凤岗博物馆查阅。

　　〔9〕任焕林主编：《凤岗历史博物馆》，南方出版社，2008年，第23-24页。

　　主要参考文献：

　　1.任焕林主编：《凤岗历史博物馆》，南方出版社，2008年。

　　2.民国《东莞县志》。

　　3.[ZK(]任焕林主编：《东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图册·凤岗篇》，2009年。

　　4.刘正刚：《话说粤商》，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

　　（刘正刚：男，安徽定远人，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