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初升　马润潮

　　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城镇的发展与规划已为地理界和规划界所重视。多年来，理论界普遍认为，在资金有限的发展中国家里，区域发展应以中心城市为依托，把有限的资金投入于若干大城市，以求得更快更好的经济效益。此一观点认为，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能够辐射，带动周围的乡村地区，从而逐步缩小城市差别。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政策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大城市的失控发展，吸取了乡村腹地的资金、劳动力和原材料，产生了不少社会和环境问题。

　　面对大城市发展所存在问题，规划理论家们逐渐地把注意力移向中小市镇。近年来，较多的学者强调小市镇在促进乡村地区发展和沟通城乡经济中的作用。世界银行的专家分析指出，发展小市镇有利于提高地区生产力，增加农村经济收入及改善乡村地区的贫困状况。联合国有关研究报告也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于当前人口偏集大城市的分布格局甚为不满，并已采取措施发展小城镇。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化建设遵循“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小城镇在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加快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难以忽视的作用。许多中外学者对小城镇在中国城市化中作用曾作了部分研究。但是很多有关小城镇本身的问题，例如小城镇的内部功能结构特征、小城镇的社会经济特征、制约小城镇发展的因素、及小城镇发展和规划中的特殊问题等，至今研究尚少。且有关小城镇的研究多是强调其地位和作用的定性描述，对小城镇功能结构的定量研究也还不多见。

　　为此，本文依据小城镇在我国城市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广东省小城镇的特例分析，试尝从小城镇庞杂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抽取若干主因素，在人口构成、经济结构和社会特征三方面阐明我国两种不同类型城镇——县城与集镇——的功能结构，并以此为线索，揭示小城镇发展与规划中问题，以期对城镇建设有所裨益。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数量分析方法来解决两个问题，即找出两组主因素分别定量地表征县城与非县城建制镇的功能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对县城与非县城镇的人口、社会和经济特征作比较。根据广东省统计局调查，到1985年6月止，该省共有建制镇497个，其中不设市的县城92个，非县城建制镇405个。我们采用随机抽样法，抽取20个县城和30个非县城建制镇作为样本，每一样本选择与城镇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有关的变量共30个。原始数据来源于1986年广东省统计局编制的《广东省小城镇调查资料汇编》。我们采用主因素分析和判别分析的方法。藉助电子计算机，我们首先分别对县城和非县城镇作主因素分析，试图从30个分析变量中抽取两组主因素来反映县城和非县城镇的不同功能结构。主因素的选取以计算得到的各因子特征值及其占总变差的百分比为依据，特征值越高，对总变差的贡献越大，表明该因素在功能结构中地位越重要。只有那些特征值大于1的主因子才被选为主因素。

　　在主因素分析后，我们应用判别分析方法，对县城和非县城镇的功能特征进行比较，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显着的功能差异，同时寻找一组能区分县城和非县城功能特征的变量，以揭示县城与非县城的不同特性。研究的步骤包括判别分析、变差分析检验和逐步判别分析。

　　二、分析结果

　　主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县城和非县城镇的功能结构可分别由两组不同的主因素反映。县城的功能结构比较均一，由8个主因素表示，其变差占总变差的85.5％，非县城镇的功能结构相对比较复杂，功能主因素有10个，但其变差只占总变差83％。所选得的功能主因素都是城镇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的定量描述，其变差都占总变差的80％以上，都具有显着的代表性。

　　（一）县城镇的功能结构

　　列出了被列取的功能主因素的因子负载矩阵，根据对因子负载矩阵的分析，所选的8个主因素是县城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的数量表征。

　　第1、2和6因素是县城社会特征的代表。在30个分析变量中，县城基本建设职工比例和每千人每天供水能力两变量与第1主因素密切相关，其因子负载得分最高。显然，第1主因素是县城基础设施的表述，可定名为“基础设施因子”。第2主因素在代表城镇文化和教育设施的变量（每千人电影院座位数和每千人教师数）上因素负载得分最高，称之为“文化教育因子”。第6因素与所有制结构相关，在代表国营企业职工比例的变量上因素负载得分最高，为“企业所有制因子”。这样，县城镇的社会功能特征就由基础设施因子、文化教育因子和企业所有制因子为表征。

　　县城的经济特征由第3、4、5和第8因素表述。第3因素在各变量的负载值中以人均工业总产值变量为最高，是县城工业发展水平的代表，可命名为“工业因子”。第4因素是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地位的体现，其因素负载值以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职工比例变量为最突出，名为“第三产业因子。”第5因素与第4因素相似，因素负载值表明其与交通运输业职工比例变量密切相关，为“交通运输因子”。第8因素在人均出口产值变量上的负荷值最高，可称为“出口因子”。因此，县城经济特征可由工业因子、第三产业因子、交通运输因子和出口因子表征。

　　县城的人口特征由第7因素概括，在该因素负载得分高的的变量主要有人口密度和每千人科技人员数，故称第7因素为“人口因子”，以衡量县城人口分布和人口构成方面的特征。

　　（二）非县城建制镇的功能结构

　　非县城功能结构的主因素分析共产生10个主要因子。与县城相比，其功能结构比较复杂，选出的主因素数量较多，但所能解释的总变差却比县城功能因子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镇的功能结构中以代表经济特征的因素占主导地位，10个功能因素中有6个与经济分析变量密切相关，其中两个占变差比例最大的因素分别是镇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代表，说明瞭非县城镇的功能结构中工业和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这种特性与县城作为地区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综合性职能形成鲜明对比。反映非县城镇经济特征的因素包括第1、2、5、6、8和第10因素。第l因素的特征变量包括人均出口产值、人均工业总产值和工业职工占总职工比例。显然，它是镇工业发展的反映，我们定名为“工业因子”。第2因素包含的变量主要代表文教、卫生、金融和国家机关团体职工占总职工的比例，是第三产业在镇职工构成中地位的反映，故为“第三产业因子”。第5因素代表非县城镇的服务职能，其因素负载值以每千人服务业职工人数变量为最突出。第6因素与轻工业产值所占比例密切相关。第8因素负载值以交通运输业职工比例变量为最高，是镇运输业职能的表征。第10因素包含的变量代表社会商品零售额与工业总产值比率。这6个主要因子组成了一个经济尺度，可定量地从工业、服务业、运输业和其它第三产业诸方面描述非县城镇的经济特征。

　　衡量非县城镇社会特征的尺度包括第4、7和第9因素。第4因素以每千人教师和学生人数为其特征变量，是镇教育设施的反映。第7和第9因素则与镇基础设施相联系。前者的特征变量包括每千人每天供水能力和基本建设职工占总职工比例；后者的因素负载值以每千人铺装道路长度变量为最高。

　　非县城镇的人口特征由第3因素为表征。值得一提的是该因素的负载值在自理口粮和未落户常住人口所占比例的变量上为正值，但在女性人口比例的变量上却为负值。因为，自理口粮或临时到非县城镇务工经商的人口大多是男性。

　　（三）县城与非县城建制镇的比较

　　上述主因素分析从30个分析变量中抽取了两组因子来分别表明县城和非县城镇的功能结构。为了鉴别两种不同类型城镇的功能特征，我们进一步运用判别分析对所研究的县城和非县城镇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进行比较。

　　藉助计算机，我们首先采用变差分析方法检验县城和非县城镇的功能结构之间是否存在显着差异，结果表明（表3），县城与非县城镇的功能差异高度显着（显着性水平a=0.00）。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逐步判别分析进一步具体地寻找区分县城与非县城镇的特殊功能特征，分析结果如表4所列。30个分析变量经过汰选，抽取出6个显着水平高的变量，这些变量能最有效地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城镇。换言之，被抽取的变量集中反映了县城与非县城镇的明显功能差异。

　　根据逐步判别分析的结果，县城与非县城镇功能特征最显着的差异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上，县城经济以国营企业占主导地位，而非县城镇经济主要依赖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结构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县城和集镇的发展与规划。

　　县城与非县城的功能差异还表现在文教服务和城镇基础设施方面。在每千人教师人数方面，县城比非县城镇高，但县城的人均居住面积和每千人铺装道路长度均较非县城镇低。这一差别同县城与非县城镇在人口规模上的差异不无关系。

　　在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县城与非县城也存在显着差异。根据我们对广东省小城镇的统计分析，自带口粮和未落户常住人口占非县城镇总人口6％，而只占县城总人口的2％左右。显然，星罗棋布于广阔农村的众多小镇在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归纳起来，广东省县城与非县城镇功能结构的显着差异反映在城镇企业的所有制构成、基础服务设施水平以及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三个主要方面。县城经济以国营企业为主导，拥有较好的教育、文化、卫生服务设施，但其人口中接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不大。与此相比较，非县城镇人口吸取了较大比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其经济主要依赖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其文教卫生设施水平不及县城高。

　　三、问题讨论

　　在县城和非县城镇的功能结构中，代表城镇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的经济因子解释了总变差的絶大部分，这反映了城镇工业和第三产业在小城镇的功能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就城镇的职业构成而言，工业职工比重远超过城镇其它部门职工比重。根据小城镇的这一部门结构特征，要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和规划，必须把重点放在作为小城镇经济支柱的工业和第三产业上。

　　此分析结果与其它有关大城市的研究结果相符合。根据美国佐治亚大学Panne教授的研究，中国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工业职工占城市总就业人数的大部分（约45—65％）。值得注意的是，分析表明，工业职工在广东省县城和集镇部门结构中均占首要地位，而且非县城镇工业部门职工的比例比县城高。显然，工业部门在大部分中国市镇的功能结构中重要性并未因人口规模的变化而改变。

　　此分析结果还揭示，广东省县城经济结构中以国营企业为主，非旦城镇经济则主要依赖集体所有制企业。如众所周知，由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未被纳入国家计划，其原材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均须自寻渠道解决。近年来，农村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成为促进集镇经济发展的支柱，但它同时也给国营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竞争。众多小型的乡镇工业与城市中现代大工业争夺生产原料和销售市场，影响了国营企业生产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国营大工业的扩大生产也威胁着很多集镇小工业的生存，使一些小企业由于原料不足或产品滞销而停产。一些集体所有的小型企业还存在着管理不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等问题。由于缺乏必要的经营管理知识，无计划的重复生产常常使很多小型工业企业陷入困境。应该指出，集体所有制的中小型企业目前仍然是镇经济的支柱，为了促进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国家应当制订出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引导和扶植城镇中的中小企业，解决国营大工业与集体所有的中小型企业之间的矛盾，努力使后者成为前者的辅助和补充。

　　反映城镇功能结构的另一个尺度是市政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服务设施。在此，所研究的城镇中大部分均已有基本的医疗、卫生、文教等服务设施。县城的文教和科技设施水平较非县城镇为高，其每千人铺装道路长度和人均居住面积则低于非县城镇，但是，与大城市相比，县城和非县城镇的基础设施和福利设施均明显落后。

　　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很多城镇的服务设施已感不足。当前，国家有限的财力无法给予小城镇有效的资助，而小城镇本身也难于提供足够资金维持及扩充现有的服务设施。除了资金不足之外，很多城镇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县城中很多企业归属不同，在用地、用水、用电和“三废”处理等方面各行其是，难以协调。这种状况在集镇同样存在。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国家有必要制订政策并采取措施保证城镇中企业上缴税收大部分能用于城镇建设，所有城镇均应征收土地使用费，政府应赋予城镇权力，统一安排和管理镇上所有企事业单位的用地规划。

　　在城乡人口流动方面，我国小城镇正接纳着农村日益增多的剩余劳动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进大城市的截流场所。我们对广东省的研究，揭示了小城镇在我国人口迁移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集镇由于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城镇人口自带口粮进城落户和未落户常住人口所占比例比县城略高。

　　虽然小城镇已接纳了相当数量的剩余农业人口，但是由于很多小城镇的服务设施和生活水平尚不及大城市，他们是否能够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化生活的追求呢?或许对小城镇生活的体验会诱发农业人口进一步向往大城币，追求真正的城市化生活。小城镇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是作为城乡人口迁移的中途站，还是成为剩余农业人口永久居留的终点站，这是值得深人研究的问题。

　　通过以上应用主因素分析和判别分析方法，归纳出两组变量，从社会、经济和人口三个主要方面反映了广东省县城和非县城建制镇的功能结构。尽管广东省小城镇的功能特征与我国其它经济发达地区城镇有很多类似之处，但是要综合反映我国城镇的功能结构，尚需对其它地区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比较。我们认为，只有深入透彻地认识了小城镇的功能特征和问题，才能正确指导小城镇的发展和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