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学强　胡华颖　叶嘉安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在西方国家十分盛行，但在我国研究甚少，且缺乏系统和深度。本研究希望以广州市为对象，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是否存在社会空间的分异作进一步实证，并在比较广州社会区与西方国家的城市社会区形成的因素、空间类型和空间过程的基础上，揭示广州社会区形成的机制。

　　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城市内部空间既可指我们所熟悉的土地利用功能区分布，也可指我们较少研究而感陌生的市场空间、感应空间和社会空间。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各住宅群体很难均质发展，必然产生地域分异而形成各自的社会经济特色。具有相似的社会经济特征的住宅群体（或邻里）进一步形成社会区。一个城市有若干个社会区，每个社会区包括若干个住宅群体（邻里）。城市社会空间的分析对象只是城市中有人居住的地方，而不包括无人居住的工业区、仓库区等。

　　城市社会区的存在吸引了许多研究人员的兴趣。最早研究城市社会区的学者是美国的谢夫凯（E.Shevky）等人。他们在分析了美国洛杉矶和旧金山的社会区之后指出，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和种族是形成城市社会区的三个基本要素。这是因为：随着城市社会的专业化、工业化，城市人的职业不断扩展和分化，进而使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方式、消费类型、对居住环境的需求产生进一步分化；工业化使城市妇女就业，大家庭逐步为核心家庭所代替；移民涌入城市，且同种族或同乡的移民喜欢聚居在一起，而对其它种族或异乡人则排斥。虽然谢夫凯等人的上述理论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可是，城市内因为社会分化而形成社会区的概念却无可置疑。在后来的研究，特别是北美的城市研究，也证明上述三要素是城市居住地域分异的基本量度。

　　60年代以后，计算机的发展为在社会区分析中采用因子生态分析创造了条件。  因子生态分析是用因子分析或主成分分析来处理大量的社会经济变量，以考察形成社会区的主要因素和社会区的空间类型。在北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因子生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状况或生活方式、由种族引起的隔离性是居住地域分异即社会区形成的主要因素。但是，有的研究证明，三个因素影响所形成的社会区空间类型是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常使社会区呈扇形：家庭状况的影响多呈同心圆，近市中心的地带主要是小型家庭或单身汉，其家长不是很年轻，就是非常老；种族状况的影响一般呈分散状的群组分布，每一个群组由一个具体的种族或民族组成，大致相当于一个人口统计区。把三种社会空间结构相叠加，就构成了整个城市的社会空间模式。

　　不同文化区域的比较分析也证明，世界其他国家的城市也存在扇形、环形和群组分布的三种形态，只是三种因素影响的重要性有所变化。在英国由于公共房屋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独具特点的生态结构。对加尔各答和开罗山的分析说明，社会阶层和种族状况的作用就不像北美城市那样明显。对香港类似研究显示，城市生态结构由1961年的扇形类型向1981年的多核心类型转化，幷且社会经济、家庭、种族和房屋状况的重要性有所增加。如何解释社会区空间差异的成因却是一件困难的事。谢夫凯等提出社会区的差异性是整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差异性的结果。越是现代化，城市里的人们按经济、家庭、种族分化越强烈，社会区差异就越大。同时，团体的竞争性和迁移率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迁移率受人们选择居住区位的行为所支配，而行为主要根据住宅单元的价格、住宅类型、离工作地点远近及居住环境。人们准备支付房钱的数量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所需房屋的类型依赖于婚姻状况和所处的生活周期阶段。人们对生活方式的偏爱影响其对邻居的选择。是否一定要居住在工作地点附近又极大地影响居住区位。由于受一系列的风俗和文化的影响，人们总是希望他的住宅大小、类型、区位与其身份地位相一致。

　　另外的解释是强调财政和政府机关在住宅区位选择中的作用。人们迁移的自由度由房屋市场所制约，而房屋市场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各种机构、利益集团和个人对房屋供给的管理与控制对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重要性。人们发现，在北美住宅区位的选择不是在一种自由的或没有控制的房屋市场中个人决定的结果，而是集团或组织斗争的产物，如具有各自的权益的发展商、地主、房地产机构、财政机构、邻里组织和地方政府都会影响房屋市场。那些拥有最大的财富、最高权力和高深知识的人将获得最好的居住区位。

　　与北美相比，英国的规划师、房管者和地方政府具有较大的权力，因而在居住区位选择方面有较大的影响力。

　　近年来，管理主义流派得到发展，他们利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房屋和居住的地域分异，认为房屋和居住的地域分异是由于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城市管理者必须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思想体系。

　　絶大多数社会区分析都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城市为对象的，唯有的例外是对波兰华沙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会主义城市里，社会空间的分异是存在的，是规划机构的活动及房屋不均衡发展的结果。在我国，近年才有人以上海市为例研究城市的社会区空间分布，指出影响上海中心城社会空间的主要因素是人口集聚和人口文化职业构成。

　　二、资料和研究方法

　　首先，划分小区。我们将广州市区划分成109个小区（全市建成区实分150个小区，其中41个小区为某专门用地或待建小区。），每个小区称为一个样本。划分小区的原则主要是方便数据的收集，一般以行政街管辖范围为小区单位。小区的人口数限制在4万人左右，用地特征尽可能统一，其几何形状尽可能避免狭长形。

　　其次，观察数据。我们在每个小区内共搜集了16类67个变量，它们主要反映广州市居民的社会经济人文特征及居住状况。前者来自1984年广州市居民出行调查中有关人口特征与户特征的部分数据，后者来自1985年广州市房屋普查部分数据。将经过标准化处理的67个变量与109个小区组成观察数据矩阵。

　　第三，提取主成分。对67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成分与变量之间的负荷矩阵。矩阵中每个成分与每个变量的对应数据称为该成分的负荷，从负荷值的大小而知各变量在此成分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根据各成分在解释原变量总方差中的贡献大小，找出影响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要因素。

　　第四，计算主成分在各小区中的得分。将标准化的数据矩阵与负荷矩阵相乘，构成得分矩阵。矩阵中每个数据表明每个小区得到成分分数的大小，每一列成分得分可反映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要因素的空间分布状况。

　　第五，聚类分析。根据主成分的得分，采用聚类分析中的“沃德法（Ward）”进行小小区相似性分类，得出广州社会区的类别和分布。

　　三、形成广州社会区的主要因素

　　主成分分析表明，67个变量信息主要集中在17个主成分上，每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或非常接近1，其累积方差占原变量总方差的82.89％，即17个主成分解释了67个变量的八成以上的信息。这里，我们取最前5个主成分进行分析，因以这5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占原变量总方差的53.81％，解释了全部信息量的一半以上，大体上可解广州社会区的形成。下面根据每个主成分主要反映的变量特征加以命名并进行分析。

　　1.人口密集程度

　　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为15.135，解释原变量总方差的贡献达22.59％。这个主成分主要反映了17个原变量的信息。17个变量中以人口密度变量负荷最大，达0.891。该主成分与人口密度、6l岁以上的男性老人比例、户主年龄为60岁以上的户数比例、人均居住面积4 m2以下的户数比例、一般损坏的房屋面积比例、1949年以前的房屋面积比例成正相关关系，与7—18岁女性比例、户主年龄30—59岁的户数比例、人均居住面积8m2。以上的户数比例、好的或基本完好的房屋面积比例、70年代和80年代房屋面积比例成负相关关系。

　　获正成分得分（人口密度大、老年人口及以老年人为家长的家庭多、居住条件差）的小区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区，正得分愈高，愈近市中心；获负得分（人口密度小、中年人为家长的家庭多、居住条件好）的小区主要分布在市区外围，负得分愈高离中心区愈远。整个成分得分的空间分布呈同心圆态势。
2.科技文化水平

　　第二主成分的特征值为7.206，解释原变量总方差的贡献达10.76％。这个主成分主要反映了13个原变量的信息。突出表明当男、女科技人员和大中专学生比重高时，19—60岁人口比例高，农业人口比例小，被抚养人口比重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当科技人员、大中专学生比重低时，这些变量呈相反的情况。

　　第二主成分的成分得分图显示，获得较高的正成分得分的小区主要分布在越秀区和东山区的北部及东北部、天河区的五山地区和海珠区的东部。这些地区都是科研、文教、卫生单位及其单位所属的住宅比较集中的地区。获得较高的负成分得分的小区主要集中在市区西部的芳村区、大坦沙岛和罗涌围等城市边缘农业比重较高的地区。
3.工人干部比重

　　第三主成分的特征值为4.984，解释原变量总方差的贡献达7.44％。这个主成分主要反映了11个原变量的信息，穷出表明该主成分与男、女性工人比例、上下班乘自行车的人数比例、人均4—8m2的户数比例成正相关，而与男、女性干部比例、被抚养人口比例等原变量成负相关关系。

　　第三主成分的成分得分图显示，正成分得分高的小区，工人比例高，而干部比例低，反之负得分高的小区工人比例低，而干部比例高，前者主要分布在芳村、天河区的员村等工厂或工人住宅比较集中的地方，后者集中于越秀区和东山区等机关及其干部住宅比较集中的地区。

　　4.房屋住宅质量

　　第四主成分的特征值为4.648，解释原变量总方差的贡献达6.938％。这个主成分主要反映13个原变量的信息。其中最突出的是，该主成分与2—3层房屋比例、一般损坏房屋比例、1949年前的房屋比例、家庭人均收入61—100元的户数比例、上班步行人数比例成正相关，而与七层以上的房屋比例、好的或基本完好的房屋比例、家庭人均收入31—60元的户数比例成负相关。

　　第四主成分的成分得分图说明，获正得分高的小区，如荔湾区南部、芳村区、海珠区的东部和天河区，房屋质量差，属旧区；获负得分高的小区，如中山路以北、海珠区中部、房屋质量较好，层数较高，属新发展或新改造地区。

　　5.家庭人口构成

　　第五主成分的特征值为4.077，解释原变量总方差的贡献为6.084％。这个主成分主要反映了12个原变量的信息。突出表明与没有6岁以下小孩家庭数的比例、户主年龄29岁以下的户数比例、男女性干部比例、男女性中学生比例成正相关，而与一个6岁以下小孩的家庭数比例、2或3个6岁以下小孩家庭数比例、男女性农业人口比例成负相关。

　　第五主成分的成分得分图显示，小区得分分布较分散。  获正得分较高的小区表示户主年龄较轻、现计划生育执行情况较好，中学生和干部比重较高，主要集中在东山区、天河区和海珠区的部分小区。获负得分较高的地区表示家庭小孩较多、农业人口比重高，主要分布在市区西部边缘。

　　四、社会区类型及形成过程

　　用上述五个主成分的小区得分作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广州社会区可分为五个，并大致成向东曳长的同心椭圆态势分布。

　　1.人口密集混合功能旧城区位于市区中心偏西的位置，人口密集，旧住房多、质量差，家庭规模大，年龄结构偏老，工人比重较高，居民文化水平较低，是广州市发展历史最早的地区。

　　2.干部居住区  主要位于旧城区的东部和北部边缘，是广州市新近发展或大规模改建的地区，集中了不少新建高层建筑。此区干部比重很高，居民文化水平较高，人口密度较低，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好。

　　3.工人居住区位于旧城区和新城区的外围地区，并明显向东延伸。由于工厂生产用地比重大，人口密度低，工人比重很高，其住宅虽多为解放后建设，但标准并不高。由于住宅较接近工厂，居住环境遭到一定程度污染。居民多从旧城区迁来，家庭规模一般较小，年龄结构偏轻，有6岁以下儿童的户数比重高。

　　4.农业人口散居区位于城市的外围和城市各组团之间，农业用地比重大，以农业人口为主，人口密度低。近年来一方面菜地不断减少，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本地菜农以不同的形式转为非农业经济活动，而耕地转让给外来劳力经营。农民建了不少新房，但缺乏规划，占地多；房内质量高，但周围环境差。外来劳工有的租住当地农民原有旧屋，有的自置木屋，环境甚差，秩序混乱。

　　5.知识分子居住区成镶嵌状分布，与土地利用功能分区中的文教区完全一致。由于校园面积大，师生均住在校园里，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区域。

　　影响广州社会区形成的机制主要有三条：一为城市发展的历史因素，二为现时的城市土地功能布局（即城市规划），三为住房分配制度。

　　广州建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建城始于番山半岛，后向西坡山半岛伸展。海湾很宽，直到晋代还有1500m、宋代900m。随着泥沙淤积，陆地逐渐向南、向西延伸，江面不断缩窄，内港的位置随之向南、向西转移，城市用地也相应连片扩展。广州西南一带淤地逐渐被开辟为新兴的商业活动场所，西关一带成为新商业区和豪商富户的住宅区。1949年后对这片旧城区没有采取成片改造的方针，只是“见缝插针”。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但城市住宅建设缺乏正常、稳定的投资来源，居民住房状况越来越紧张。加上长期以来我国住宅作为福利设施，实行按单位建设、按单位分配的住房分配制度，有条件的单位（如政府部门）可以在旧城区周围选点建房分配给本单位的职工干部，无条件得到住房分配的居民（如老人）只好留在旧城区。若一个家庭中没一人能分配得到房子，只好“几代同堂”形成大家庭。还由于旧城区形成历史长，各种商业和服务设施齐全、生活方便，也具有很大吸引力，使得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不断增加，从而形成人口密集功能混合的旧城区。

　　1949年后，特别是1958年后，虽然有部分建设是围遶旧城、向四周延伸，但大量的建设却在郊区分散成组布置，如员村工业区、芳村工业区、南石头工业区等。这些工业区常与旧城区保持一定距离，一部分工人仍住在旧城区。产生这种布局的原因是：（1）市区周围除一部分为山地，难以作为城市建设用地外，大多数是经营多年的高产菜地。城市规划部门根据尽量少占菜地、保护环境的原则，把成片的高产农田划为农田保护区，限制城市用地扩展；（2）有的新建项目，用地规模大，有的在功能上有特殊要求，规划部门控制市区用地规模，有意识地将一些大型项目布置在郊区，形成分散成组的空间结构；（3）吸引城市用地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港口，港口向东转移，势必造成在适宜建港的地段，城市成组发展。

　　这样分散布局的结果，造成工人上下班距离长，加上长期以来在住宅和其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欠帐很多，生活不便。1978年后政府规划建设部门在旧城区与新工业区之间规划建设了成片的工人住宅，逐步形成了以工人为主的住宅区。东山区历史上就是各种行政机关所在，建筑密度较低，周围环境较好。由于单位建房和分配住房的原则，在此区和北郊建设了不少干部宿舍，形成以干部为主的居住区。高等院校由于师生人数猛增，为解决住房，也在校园及其附近建设成片住宅，逐渐形成了目前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住宅区。建成区的周围为农田、菜地、果园包围，散布着许多自然村，虽然其中许多人目前已不从事农业，但仍为农业户口，统计上称农业人口，因此称为农业人口散居区。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大致向东曳长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用地向西、北、南发展受行政界线或地形条件的限制，唯有东部有一向东延伸的低丘台地适宜城市发展，而且广（州）深（圳）铁路在低丘台地的北部边缘由西向东伸展，建港条件也沿珠江越向东条件越好，这样就迫使城市用地布局在广深铁路和珠江之间向东延伸，从而形成目前的城市物质与社会空间的格局。

　　五、  结　论

　　综上所述，广州社会区是存在的，但其影响因素既不是种族隔离，也不是经济收入的高低，而主要是历史因素和现时的土地功能布局及分房制度。前者说明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区短期内是不可能改变的；后者一方面说明单位建房和按单位分配房屋的制度是我国现阶段城市社会区形成的制约因素，另方面也说明规划部门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在形成社会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社会区不是自发形成的，而往往是由规划决策机关决定的，因而人们选择住房的自由度不大。一个单位可能既有干部，也有工人，还有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兴趣、生活习惯、经济收入不同，但因按单位分配住房，他们必须住在同一区，其特征取决于本单位以哪类职工为主。

　　目前我国正在推行城市住宅改革，逐步实现住房商品化。可以预料，经济收入状况在社会区形成中将会起重要作用，职业构成的作用也将会继续强化。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按单位建房、单位购房、按单位分配房的政策仍将在社会区形成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广州社会区的分析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城市也存在社会区及其形成的机制，而且为城市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如规划部门可根据社会区分析结果，采取措施在人口密集功能混杂旧城区降低密度，改善环境，减少或缓和因各社会区之间差异太大而带来的矛盾。根据各区特点布置不同的公共福利设施，以满足不同的要求。由此，我们认为，在我国城市进行社会区分析不仅具有丰富和发展城市地理学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丰富城市规划内容，提高城市规划水平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