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南海人

　　194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1943-1945年在中山大学地理系任教。教授。

　　曾昭璇，广东南海县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大半生都致力干地理科学教育与科研。桃李满园，硕果累累，高风可挹，堪为人师，今撰其传记，以昭后人。

　　一、攻读地理，矢志不移

　　1935年，曾氏以优异成绩初中毕业，越过高中阶段，考上中山大学地理系，时年15岁，成为该系迄今为止入学年最小的一个学生。

　　当时中山大学地理系是个小系，只有几名学生，但曾氏一是对地理感情甚笃，且由来已久；二是深知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对国家和地方建设很有用，故毅然选择其为自己终身职业。这对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只因时局已很紧张，家里人以曾氏年纪太小，不想其外出就读，只得在家自学。1938年曾兄考上中山大学农学院，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辗转迁移到云南昆明附近澄江，继续办学。这时曾氏兄弟二人始结伴西行，历尽流离颠沛之苦，于1939年秋到达云南，曾氏才真正进入中山大学地理系学习。

　　曾氏在读期间，领导地理系的是从法国学成归来的吴尚时教授(1904—1947)。吴在地理科学上建树甚多，是近代地理学在华南奠基者。吴氏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我国地理学界的栋梁。曾氏得吴氏指导，不但基础理论知识学得极为完备扎实，而且训练和造就了一套非常过硬的野外工作本领。举凡野外测量、取样、定点、观察、描述等，曾氏都很娴熟，这是他成为一个出色地理学家的关键所在。抗战时中大学生生活本来已够清苦，而地理系学生经常要外出实习，登山涉水，餐风露宿，一天兼程数十里，还背上沉重仪器和标本，比其他系学生艰苦得多。系主任吴尚时身先士卒，经常带队外出，逢山即上，遇水泅渡，虎啸不惊，师生无不佩服。曾氏常随吴氏出野外，备受感染，对艰苦野外生活，习以为常。经过澄江和坪石艰苦岁月磨炼，曾氏也更成熟，业务、体格、气质基本定型。

　　曾氏学有根基，在校期间已开始科学研究，1942年在中大地理系办的《地理集刊》上发表处女作《衡阳都市地理》。这虽然是一篇简短但却是很有见地论文。翌年又有《兴安灵渠》和《仁化县区域地理》问世。曾氏早期这些作品，涉及地理学很多分支学科，亦颇有见解，深得吴氏及其他教授赏识。

　　二、师生携手，传为佳话

　　1943年，曾氏以优异成绩在中大地理系毕业，获学士学位。被留校任助教。自此，曾氏直接在吴尚时教授手下工作。

　　吴尚时不是书斋式学者，而是一位在实践中探索真理的学问家。他的论著，多数是野外考察的结果。曾氏留校后，即随吴远及滇、黔、湘、桂和粤北、南路等地考察各种自然和人文地理现 象。我国大西南高山峡谷、广西喀斯特溶洞、南岭山地、壮村瑶寨都留下他们足迹。他们细心观察，精确测量，认真记録，周密分析，科学总结，写出一篇篇具有开拓性和创见性论文。填补丁华南、西南地区地理研究许多空白。

　　他们许多卓越见解，至今仍被奉为不刊之论。这些论文计有《雷州半岛地形研究》、《仁化南部厚砂岩地形初步研究》、《南雄丹霞层位之新见解》、《南岭何在》、《珠江三角洲》、《广东南路》等。例如过去一些中外学者认为珠江河口无三角洲，他们根据实地考察所得，并结合地形学和水力学原理，大胆地提出与此相反见解，指出珠江三角洲由溺谷湾发育而成。其范围在三水到石龙一线以南，这已为后来大量研究所证实。吴曾由此被视为珠江三洲研究的先驱者。又过去中外史地学家深信南岭为一条东西走向山脉，他们经过研究对比，提出“南岭何在”疑问，正确地指出南岭不是一条山脉，而是一群山地，其间有多条通道，分水岭分布在广谷、盆地之中，还提出引水过岭并非难事。还有丹霞地形当时也成为地形学争论的一个焦点。他们经数年工作，提出红色岩系有多种沉积形态与环境，由于岩性不同，在流水和构造运动作用下，形成不同地貌景观，这使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圆满解释，以后丹霞地形作为一专门地貌类型为地学界广泛认可，并成为一项具有岭南地区特色的旅游资源，吴曾氏贡献不小。与此相关的《粤北红色岩系之地质与地形》一文，他们发前人之未发，阐明瞭红岩形成的沉积环境、构造运动、地史与形态分类诸问题，对这一地区地质地形作了总结性论述，提出丹霞地貌发育模式和形态特征，都补充了两广地质调查所研究之不足。再有《广东南路》一文，全面介绍南路地区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区域地理特征和盘托出，至今仍不失为区域地理杰作和范文。这些论文多为前人或他人未涉足领域，吴曾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攻不可灭。

　　吴尚时是一位很有气节教授。他不慕虚荣，鄙视权贵，自甘清苦，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足为人师。曾氏在其身边工作，深受浸染，也形成了这样的品格。抗战时教授生活艰苦，有些人弃教从商，吴氏不干，坚守岗位，曾氏对此深为敬服。曾氏亦挣扎在贫困和饥饿线上，吴氏勉曰：“余望汝能为我助，母生二志，余五口之家，犹不言苦，汝言非也”。曾氏由是慨然允诺，一直追随吴氏，故每撰写论文，多联名在吴氏之下，在地学界传为佳话。

　　曾氏除了当吴氏助手，还独立开展研究，经常只身外出考察，多有收获。例如在坪石时，曾独自一人攀登海拔15oo米骑田岭主峰上天龙。在900米处发现杉树群落，其中最大胸径约3.11米，还有祭树之庙宇、戏台等。粤北瑶族居住地区，山峦重迭，尖峰直指苍穹，当地多以“仙”名，还流传种种怪异传说。为揭示其奥秘，曾与吴尚时居破庙，睡地板，盖稻草，啃乾粮，历尽艰辛，终于扺达一个名叫“象牙仙”山峰，弄清这其实是一种铁质石英岩构成地形；登山常遇险阻，甚至会遭不测．曾氏不止一次有此经历。有次与吴一起在乐昌县攀登一座瑶山，曾氏途中摔下陡崖，不省人事，经瑶胞找土医救治，后被救活脱险。又有一次为寻找、查清南岳衡山冰川地貌，曾氏从八九米高断崖上滚下来，失去知觉。后来曾氏有诗曰“两度魂飘天国乐，一番心系世间奇”，即指这两次险遇。曾氏吴氏在粤北还不止一次遇到老虎、野猪、毒蛇和其他猛兽，但都没有动摇、中止他们的行程。他们开创华南地貌研究之路，恰是在克服千难万险，从荆棘丛中走过来的。

　　吴尚时许多言行，也为曾氏楷模。坪石时期，吴氏带领地理系师生在逃难中坚持教学读书，曾氏许多论文也多在逃难中考察，在敌机轰炸过后，在吃粗米、杂粮、蚊叮虫咬恶劣环境下写成的。有一段时期，曾氏一度远离母校，领不到工资，几乎断炊，不得不变卖衣物，靠亲友接济生活，但凭着一颗对科学忠诚之心，仍完成大量论著。正因为如此，吴曾两人在长期教学、科研和患难中建立的师生之谊非常牢固深厚，至为感人。1947年吴氏壮年病逝，曾氏悲恸不已，多次撰写悼念文章。更为可贵的是，曾氏继续沿着吴尚时开创的华南地理科学研究道路走下去，终取得辉煌成就。如果说吴尚时是近代地理学在华南的开山大师，那么曾昭璇就是他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三、拓展方向，攻人类学

　　曾氏认为，地理学者要真正达到“经世致用”，除了认识地理环境，掌握地理规律以外，还必须瞭解人类社会，懂得社会科学知识，才能对利用和改造地理条件与资源提出中肯意见。一个地理学家应该而且必须具备人类学的基础知识。曾氏在中大地理系毕业后，翌年(1944年)即考取中大人系学系研究生，同时兼在地理系，后又在历史政治系当助教，导师是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杨成志教授。

　　曾氏经三年严格研究生训练，于1946年毕业，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学位论文是《我国东南部与大洋洲人类地理学比较研究》，凡三大册，数十万言，参考英文资料三百种以上，乃研究南太洋民族地理上乘之作。得到语言学家王力、人类学家杨成志、朱谦之、社会学家黄文山等高度评价，皆以“文采精华”见称(评语)。可惜当时鉴于时局，未能刊行，经战乱散失，至今仍无着落。

　　自此，曾氏又以一个青年人类学者身份驱骋于社会科学舞台，先后撰写《秦郡考》、《客家屋式之研究》等论文，皆不乏真知灼见。尤其后者，是从人类学和聚落地理学相合观点研究客家民居建筑文化较早一篇论文。从屋式形态、用材演变到空间分布，皆作详尽阐述，并辅以多幅精致插图．为别开生面之作，每为后人引用。曾氏实际上也是我国当代有数人类学家。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确定“人类地理学”课程讲席时，该系主任、人类学龢民族学家梁钊韬教授说：“我国恐怕只有曾昭璇能讲此课”。曾后来被聘为该系兼职教授，为博士生讲授《华南古人类地理》。1983年在全国人文地理学讨论会上，曾氏发表《人类地理学的范围和内容》一文，深刻指出过去地理学界批判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国际学术界一宗冤案，应子正名平反，并指出今天人文地理学缺少人种地理学龢民族地理学是一个很大不足。八十年代以来，曾氏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人类地理学”条目，发表关于黎族人类地理学研究等一系列论文，并着有《人类地理学》讲义，所有这些都是当年曾氏修习人类学的成果。

　　四、风雨黎明，历尽坎坷

　　抗战胜利转岭南大学历史系任教，曾氏也回母校南武中学任教地理，数月后被岭南大学聘用，直到1947年7月。失业期间，曾氏不忘专业，有闲即上白云山、下顺德、佛山、南海等地，考察山川形胜，河道变迁遗存遗址，桑基鱼塘生态环境，留意各地民情风俗。积累和掌握丁许多第一手资料。曾氏关于广州附近地理景观和珠江形成、发育、变迁许多真知灼见多是这时形成和发表的，与吴尚时合着《珠江三角洲》即为其中代表作。

　　曾氏英文水平很高，阅读、笔译、写作甚佳，还能口语，许多论著是与吴尚时联名在《岭南学报》上用英文发奉的。曾任国际地理学会会长的美国G·B·葛德石教授读过曾氏论著，大加赞赏，认为青年有为，特于1947年将曾氏介绍给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地理系当讲师，主授中国地理，月薪240美元。这本是一个出国机会，但曾氏却淡然处之，最后还是放弃了。其中原因很复杂，一是从专业上考虑，出国等于放弃与吴时尚合作研究华南地形的默契，使吴失之交臂，无裨于专业。吴尚时说过；“留学二年不如跑二年野外”，曾氏对此笃信不移?也决心身体力行；二是当时曾氏对美国并无好感。因美国政府正帮蒋介石政府打内战，曾氏不赴美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三是美方特遇太低，难以养家活口，况且赴美势必隔絶与家人联系，这对一个对故乡充满眷恋之情的人是难以接受的。

　　1947年9月22日吴尚时逝世，曾氏不但失去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而且很快被岭南大学解聘。后颇费周折，率于1947年9月到泉州海疆专科学校担任讲师和副教授，半年后又被解聘。1948年2月起曾氏先后在沙市湖北师院史地系、南宁师院地理系、广州南武中学和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任教，时间都不长。此期间，曾氏得在台湾林业部门任职的大哥帮助，东渡台湾，在那里生活了几个月。

　　在台湾，曾氏有幸结识了林学家梁希，并参加了梁组织的山林考察团。梁希解放后曾任国务院林业部长、全国科协主席。曾氏游历和考察了阿里山、五山、碧山、日月潭等山川形势和高山族生活以及台中、台南、嘉义、高雄等城市风貌，多有收获。例如在3300米高山上发现冰川地形，为研究中国东部冰川分布提供范例；又对台湾地植物学特点，以及对台湾高山族从石器到纹身风俗进行人类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台湾地形的考察》、《高山族同胞的生活型》等论文，发表在有关刊物上，特别是前篇论文，正确地指出日本一些学者在台湾地形研究上的某些错误，这次考察还为以后撰写《台湾海岸地貌》和《台湾自然地理》打下基础。曾氏于1948年2月返回大陆，1948年底被聘为省立文理学院副教授和地理系代理系主任，曾氏才过着稍为安定生活，并没法聘回何大章、吴壮达等教授，一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地理人才，为解放后组建华南师院地理系，准备了教师条件。

　　五、进军科学，硕果累累

　　五十年代初，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省立文理学院并入华南师范学院，曾氏随入该院地理系工作。1957年被晋升为教授，时年仅35年岁，是全校最年轻教授之一。

　　地貌学是曾氏研究的一个主要的，也是建树最多的领域。1957年曾氏参加中国科学院主持的广东地貌区划，主要从事广东地貌和海岸地貌研究写作。曾氏不辞劳苦，奔走于全省各地，特别是深入地去很少人研究的韩江流域考察，事后发表《韩江上的考察》和《韩江三角洲》等论文，填补了这一地区地貌研究的一页空白。曾氏所得出韩江发育和三角洲形成等见解，至今已被广泛采用。1962年编印《广东地貌区划》——书，其中凝结着曾氏大量劳动成果，据统计在该书引用442条参考文献中，曾氏论著出现过72条，占16·％，居首位。

　　曾氏是我国当代喀斯特地貌学杰出学者之一。1956年，曾氏《论石灰岩地形》一书问世。集中反映了他十多年来研究这种地貌的成果。该书对世界喀斯特地貌发育的主要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评价，特别指出我国南方喀斯特地貌比这种地貌命名源地南斯拉夫喀斯特高原更为深入发育，是当今地球表面发育最主要阶段，这一观点已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貌区划所介绍。并认为云贵高原地貌发育主要动力是地下水下透所造成垂直环流，故地形多呈漏陷状；而广西盆地地下水转变为以水平环流为主，生成河流及平原地形；但在黔东南和桂西，则为地下水从下透到水平流的转变地带，于是产生峰林、石山和槽谷为主地貌。曾氏关于主要营力变化引起地貌相应变化的观点，充满了自然辩证法，乃曾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地貌研究的一个成功尝试，而他的喀斯特地貌发育理论也成为以后建立岩石地貌学的基石。

　　1957年，作为中科院自然资源综考队自然地理组组长，进入林莽密布、毒蛇出没、人迹罕至的广西十万大山地区考察，包括昆虫、动植物、自然地理、土壤等多个科学。历时半年后向国家提交的《十万大山考察报告》反映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综考成果，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十万大山地区地理和资源概况。特别是曾氏发现十万大山南北坡之间，存在一个地下分水岭，山南河水潜越分水岭流向北坡，这种现象在国内尚屈少见；曾氏还正确解释桂西南气候湿润和粤西乾旱的原因，主要是山前暴雨区和山后雨影区差异所致。这次考察成果成为以后开展广西地貌区划的基础。到1961年，曾氏进一步对喀斯特地貌作了全面系统的一二级分类，建立了热带喀特地貌发育模式和石山形成模式，提出“脚洞”、“穿洞”、“槽谷”、“峰丛”、“埋藏石芽”等喀斯特地貌形态，这已为同行学者认可和采用。在分类研究基础上，曾 氏将石灰岩分布甚广的广西划分为九个喀斯特地貌区域。也是迄今一个最完整系统、符合广西喀斯特发育实际的分类系统，在生产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65年广州地理研究所地貌研究室在曾氏指导下，在原《广西地貌区划》报告基础上，出版了《广西喀斯特地貌》专著，其中包括了曾氏不少研究成果。

　　  1957年，曾氏还主持珠江三角洲综合考察。曾氏所撰《珠江三角洲地貌类型》一文，发展了早年与吴尚时创立珠江三角洲学说，不但重申了广花平原与珠江三角洲区别，而且着重阐明述了广花平原略高于珠江三角洲，属于一种高平原或阶地，具有倾斜度大、潮汐不到、砂质土层、无重要河道、河床裸露、凿井灌溉等地理特征。此后，广花平原成为晚更新世堆积地貌的代名词，被引伸或仿效到类似地貌研究上，其意义超出这个平原以外。另外，曾氏又提出“冲缺三角洲”既念，藉以解释珠江三角洲水系格局与地质构造关系，指出珠江三角洲是一个热带性三角洲，河道呈网河型式，有别于长江，黄河三角洲，而与中南半岛和印支半岛三角洲特点相似。曾氏这一创新概念，亦得到同行认可和被广泛使用。此后曾氏对珠江三角洲地貌作更深入研究。1962年曾氏将这些研究成果收入他主持编制的珠江三角洲地貌图中。这是广东地貌区划主要图件之一，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发行和流传到海外，在国际上产生一定影响。

　　解放后中国地貌学深受苏联地貌学影川句，一般学者都因袭苏联学者观点，认为地球内力和外力相互作用是地貌发育的动力。曾氏以为这不尽然，岩石性质对地形影响也很大。他指出：“地貌是岩性、动力相互日互作用的发育阶段表现”。这与美国地貌学家M·D·台维斯关于“地形是构造、动力和时间的函数”的观点也不同。曾氏这种见解反映在他1960年出版的《岩石地形学》专著中。曾氏明确提出岩石地形学是地貌学一个独立分支，有自己研究对象和框架体系。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创造。因为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法国也出版一本《岩石与地形》专著。作者用很大篇幅阐述了地质构造与地形关系，可是没有把地表地形作为研究对象；更没有明确肯定岩石地形学是一门科学。倒反是中国学者曾氏首创了这一科学。此外，曾氏还将各种岩石所形成的不同地形都作了详述，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这门科学内容。此后，曾氏以他首创论理为指导，不断向这个领域深广程度迈进，圆满地解释了黄山花岗岩峰林、华南地区石灰岩峰林，以及黄土、丹霞、石蛋等地形成因，在这个领域里独树一帜。    

　　在海岸地貌方面，曾氏也颇多建树。解放初期，曾氏就带领华师地理系学生徒步考察台山广海到那扶上百公里海岸线，也是他研究华南海岸迈出坚实的一步。以后，曾氏踏遍了从粤东到海南岛漫长的海岸线。1960—1963年曾氏带领地理系师生进行海岸地貌调查时，在广东沿海好些砂砾质海滩上发现一种最新生成砂砾岩，后被定名为“海滩岩”。1964年曾氏与黄少敏联名发表《试论南海沿岸砾岩的成因及其地形学意义》，这是我国第一篇关于海滩岩的学术论文。曾氏这一发现，引起我国地学界大兴趣，同肘也推动了与此有关的海岸地貌研究高潮。

　　红树林海岸也是热带特有的海岸地貌，但过去亦很少人问津。曾氏在1960年海岸调查中对此也倍加注意，经常赤足深入淤泥没胫的红树林中观察其生态环境和地理分布，被学生称为“现代徐霞客”。曾氏根据考察结果，总结出华南河口地区红树林海滩地形演化图式?也是红树林海岸发育普遍规律。可以说曾氏无愧为我国红树林海岸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曾氏不仅在部门自然地理学许多领域理成就超群卓著，而且是一位综合自然地理学家，综合观点、区域观点、动态观点，贯穿在曾氏各种科学研究活动中。曾氏在1960年编篡出版的《综合自然地理》(讲议)中，明确提出景观学是自然地理学核心，并阐述他所主张的“先分析，后综合，贯历史”的综合自然地理学思想，这已充分反映在他参加的五六十年代关于华南自然区划，我国热带界线确定，以及华南土地类型划分等一系列重大科研和成果上。可贵的是，曾氏不仅有一套完整理论，而且在实践中处处表现出它的正确性。例如对华南自然区划问题，曾氏强调独特自然地理特征是区划的主要依据，而区划基础原则上是自然景观差异。此外，对区划的等级单位系统也作了明晰的界定和解释，这都成为日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指导性原则。又关于我国热带界线分野问题，曾氏根据他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综考，深入野外工作经验，综合众多学者意见，结合历史动物和现在栽培作物地区分布，提出我国热带北界应在云南西部和南部河谷盆地——右江盆地——西江谷地——珠江三角洲北缘——粤东沿海——闽南沿海——台湾及其附近岛屿一线，即北回归线以南地区应届热带，而热带地区还可再划分为过渡性半热带、热带和赤道带三部分。

　　六十年代前后，开展中国自然区划和华南地理志编写工作。曾氏对当时一些学者主张中国划分东部季风低地和西部高原盆地乾旱区两大区域提出异议，力主西部高地应划分为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乾旱区，即全国应划分为三大区域。这种分法现已被广泛采纳。为使更多人理解和接受这种学术思想及分区方案，曾氏于1962年和1965年分别发表《试论自然地理区划中等级单位系统问题》和《自然地理区划中理论与方法问题》等论文，从理论和方法上作了详细阐述。

　　曾氏重视地理学为生产实践服务的目的性，表现在对华南土地类型的研究上。从1960年起广东开展土地类型研究试点工作。有人从地貌，也有人从土壤观点划分土地类型，曾氏则既从地貌，也十分强调人文因素对土地类型发生影响，将两者结合起来。1960年他与刘南威教授一起，将珠江三角洲土地划分为15个土地类型组(即地方型)和50个土地类型单位，(即景观型)，得到有关方面肯定，成为后来划分工作范例，所以曾氏和刘南威也是最早把土地类型与自然区划衔接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

　　华南地区降水丰沛，强度很大，对土壤侵蚀非常严重。曾氏长期在我国东南部考察，对流水地貌认识也非常深刻，除创立冲缺三角洲概念以外，1959年提出流水地貌阶段发育理论。即流水地貌由散流片蚀、坡面沟蚀和谷地河蚀三种力量合成。它们不同作用，可把一个丘陵分为几个，使坡面冲掉表土，山坡切割出冲沟等，产生各种后果。曾氏所倡导的这一理论，明显不同于美国地貌学家台维斯“河蚀轮逥”论，也有别于德国B·彭克的等坡后退形成准平原面理论。

　　土壤锓蚀危及民生。1961年曾氏还出任广东省政府水土保持委员会委员，指导水土保持治理工作。于1983年在访问加拿大过程中，组织中加学者联合研究热带花岗岩区水土流失(1987—1989)，并任课题技术指导。

　　曾氏不仅是一位具有高深学问学者，而且是一位地理科普作家。他从1960年开始，经常在《羊城晚报》等报刊上发表科普文章，介绍火山、地霞、海岛、气候、洞穴、水陆变迁、古今地理学家和著作等。初步统计，1960～1965年仅刊登在《羊城晚报》上这类文章达37篇。

　　曾氏具有很强的组织和活动能力，1958年，他参加组建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并担任该所研究室主任，物色和推荐不少有才华地理工作者进所工作，使广州地理所成为华南地理研究主要中心之一，广州地理所拥有今天如此雄厚科技力量和成果，曾氏和已故中山大学地理系曹廷藩教授功不可没。1958年曾氏还是中国第四纪研究会珊瑚礁分会主任委员，1962年被推选为广东省地图集编委会委员，为编绘解放后广东卷帙最大—套地图集而呕心沥血。这套地图集自然地图，收集和反映曾氏很多科研成果。

　　六、科学春天，老树新花

　　1978年，迎来了科学春天。年秋，曾氏出任华师地理系系主任职，肩挑着繁重的行政任务。并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开始中断或被干扰了的科研重新开始，以空前规模的和速度迈向新的高度。

　　曾氏首先继续开展对珠江三角洲研究。如果说文革前主要致力于它的地貌类型地质构造关系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以后，则更多地从历史地貌角度考察珠江三角洲的演变，特别是研究珠江三角洲地貌成因，虽然也很强调地质构造的影响，但不是孤立而是将外营力与地质构造的相互作用作具体分析，也就是将后者视为地貌形成在基础或背景。曾氏据此认为，珠江三角洲形成是在沉降与海浸背景下河流泥沙堆积的结果。这代表了“构造地貌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在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上与地质学者研究珠江三角洲有很大分岐，因为地质学者只讲地质构造和地质构造作用的影响，而不考虑外营力的作用。曾氏1984年和1987年问世的《珠江三角洲构造地貌诸问题》和《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形成的构造基础》等论文集中反映了他的新思想和新成果。1987年曾氏出版了《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研究》专著，为他多年奔赴珠江三角洲各地调查和多年研究其历史地貌问题的总结，也是他创立历史地貌学的一个实际例证。另外，曾氏1987年发表《广州黄埔港区狮子洋历史地貌研究》一文，对他1957年提出的“准点平原”概念作了补充、完善和系统化，将“准点平原”括概为海拔低，在海平面附近，潮汐冲刷水道、地形平坦、平原离水面不高等特征，这样“准点平原”不同河谷平原。广州以下珠江干流两岸平原即属这种“准点平原”。这对认识珠江三角洲平原类型及其形成特点有很重要意义，特别能圆满地解释广州溺谷三千年不衰，广州港得以繁荣的自然基础。原因是珠江河道潮汐动力较强，潮流往返运动与冲刷，使河床维持一定深度。

　　曾氏又从珠江三角洲水文地貌特点出发，多次发表论著，提出对珠江三角洲整治意见，并告诫人们不要忘记1959年斗门县白藤湖堵海工程带来负向效应教训，他以一个地貌学者的卓识远见指出珠江“口门宜通不宜塞”的道理。这是他总结历史沉痛教训得出的真理，对整治、开发珠江三角洲具有战略性指导作用，颇值得有关部门和地区深思。    

　　曾氏1948年在台湾海岸考察时就开始珊瑚礁研究，1987年以后又迈开了新的步伐。研究地区范围已从沿海扩大到西沙群岛海域。八十年代初，曾氏不顾年过花甲，带领地理系几位教师，开进了了波涛汹涌、险象横生的西沙永乐环礁和宣德环礁考察，在这片海域岛礁上生活两个多月，取得许多第一手资料，对南海诸岛环礁作了系统研究，填补了我国环礁研究一项空白。因为环礁在我国只分布在南海深处，那里条件很艰苦，又远离大陆，过去无人愿意去。1981年9 月，曾氏等人发表了《我国西沙群岛永乐环礁宣德环礁地貌考察初步报告》和《石岛地貌学上诸问题》等论文，对珊瑚礁岛作了系统的分类，指出它们有残缺的、典型的、淹没的，开放和不开放的等多种类型，经历了碎屑堆积、沙洲和成岛三个形成阶段，以及珊瑚巨砾堤垒与台风关系。后来曾氏还亲自把论文译英文。在国际上交流，生产强烈影响。

　　早在1980年，曾氏就在他主编、全国唯一发行的《热带地貌》创刊号发表《试论中国珊瑚地貌类型》一文，论述了岸礁、环礁链、隆起礁等各类珊瑚礁地貌的成因、过程和形态，以及地理分布等。这是一篇对各类珊瑚礁地貌研究总结性论文，同时标志着曾氏珊瑚地形学说更加成熟。特别是他独辟蹊径，增添了应用生物学方法，从珊瑚生物路线出发，追踪珊瑚礁形成和分布规律。而目前研究珊瑚礁学者，多从地殻运动、沉积特征，以及地层结构，即用地质学方法进行研究，这难免失于片面。所以曾氏学说比他们更加全面。这也是一个很大创造。曾氏后来还提出“珊瑚礁丘”概念，它是在水下呈丘陵状、高度不大、面积不很广的珊瑚樵。曾氏认为我国南海之曾母暗沙、八仙暗沙属这种珊瑚礁地貌，从而补充了一般教科书所列珊瑚礁地貌之欠缺。曾氏研究了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对珊瑚地貌认识过程，指出史书上所称南海诸岛有“涨海畸头”、“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等不同名称，实为不同形态珊瑚礁。这不仅对确认南海诸岛自古以来为我国领土提供科学依据，而且对当前南海诸岛国土和地名鉴定管理也有很重要意义。例如曾氏认为中沙黄岩岛并不是岛，应称为“黄岩礁”?“中沙群岛”实无一岛一礁，应称为“中沙群礁”等，对厘订南海诸岛地名，提出现代科学命名法。

　　由于曾氏在珊瑚礁地貌研究上的杰出成就，1981年他重新被推选为中国第四纪研究会珊瑚礁分会主席，并主持1983年12月在华师大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珊瑚礁学术会议，推动了我国珊瑚礁研究。曾氏等人研究成果，还在伦敦、曼彻斯特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地貌学术会上受到重视，把他们有关专著列入地理系列丛书第十五号。

　　曾氏长期致力于写作。1980年以来，除了担任《热带地貌》主编以外，还是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委会委员、中宣部《中国地理丛书》编委会委员、原教育部教材编委会委员等，编篡出版许多专著、教材、科普读物、地图等。据统计，到1991年，曾氏出版发表中外文科学著作凡44本，论文260篇，近800万字(含与他人合着)，可谓是一位著作等身多产作家，其中有不少著作受到有关部门奬励，被选编入《中国优秀科技图书要览》等类书中。特别是1985年问世《中国的地形》一书先后为多个出版社出版发行，有多个版本，均销售一空，得到《人民日报》、《文汇报》、《地理知识》及《羊城晚报》等报刊介绍和推荐，是曾氏近年代表作之一。

　　七、独辟蹊径，创新方向

　　曾氏学识有过人之处，又长期从事野外考察，故多有新发现，自成一家之言。曾氏晚年在我国历史地理学上开创了一个独特研究方向——历史地貌学，即属其中一例。

　　曾氏十分重视地理演进研究方法。不但从空间，而且从时间序列上观察地理现象和过程，这种地理研究历史观，是曾氏学术思想一个特色，也是他能够成功的一个秘奥。

　　实际上曾氏一贯主张地理研究必须追溯历史，这贯彻在他一系列科学活动和论著中。到了晚年才在积累大量资料和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门新科学。他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而这种变迁是“生产实践的结果”。这不但讲清楚了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而且有不少创新，首先在传统地貌学框架体系中增添了从纵向研究地貌形成和发育过程的一门新科学，丰富了地貌科学体系和内容；其次是从历史过程考察地貌变化，更能深入对地貌现象本质及其规律认识，这是传统地貌学难以企及的；再有，曾氏非常重视人类活动对地貌发育的作用，弥补传统地貌研究不足。例如历史时期三角洲每年伸展速度、成陆方向和范围、湖泊扩大与消失、冲沟侵蚀、沙丘移动，河曲栽弯取直的周期等等，都直接或间接与人类活动有关，这恰是传统地貌学所忽视或薄弱所在。而曾氏把致力点集中于此，也就表明历史地貌学能为生产实践服务。例如上述曾氏提出珠江三角洲河道宜通不宜塞观点就是一个例证。曾氏在这门科学上取得如此令人信服的成果，还在于使用了文献考据、文物考古、古今地图对此、野外考察、遥感技术、测年技术、地理环境分析、地层学和古气候学方法等，可谓集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之大成，从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集中反映在1985年出版的《历史地貌学浅论》专著中。该书获1987年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出版者协会颁发的首次全国优秀读物“优秀奬”，1990年被收入中国科协编的《中国优秀科技图书要览》中。

　　其实，曾氏将历史观引入地理研究在历史动物地理方面也有突出成果。早在五十年代，曾氏就试图用古代某些动物存在和分布来论述华南自然地理特征。七十年代曾氏这种学术思想更趋成熟。1980年发表《试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象、鳄、孔雀灭絶时期》和1988年发表《论韩江流域的鳄鱼分布问题》等论文，在全国同类论文中简直是凤毛麟角。曾氏指出古代华南分布的是亚洲象中一种体型细小的亚种，而鳄类初时认为是凶猛湾鳄，后接受他人意见，改为马来鳄，曾氏还将鳄与中国人传说中龙联系起来。认为龙是鳄的化身。这对中国龙起源，也是一种新答案。

　　八、博通今古，融会百家

　　曾氏是一位才气过人、学识渊博科学家。他的成就非止于地理学，而广及人文科学很多领域，且多有贡献，尤其在岭南史地方面堪为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

　　曾氏对广州充满了感情，他生于斯、长于斯、长期工作于斯。对这座城市古今变迁，瞭如指掌。晚年尤致力于广州历史地理研究，写过不少文章。举凡广州建置沿革、城址拓展、名称演变、港区更替、寺庙兴废，风景区开发，广州在我国海上丝调之路历史地位和作用等，都无不涉及。其成果集中反映在1991年出版《广州历史地理》这部巨著中，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广州历史自然和历史人文地理最全面系统，也是权威性著作。除了很多学者讨论较多的关于广州城址历史地理以外，还用很大篇幅，阐明广州附近地形历史，气候古今对比和历史水文地理等，全书洋洋洒洒，凡三十五万言，对广州城市规划和建设，编修地方志等作出很大贡献，这也表明曾氏是继中山大学徐俊鸣教授之后，对广州城市历史地理最有造诣的一位学者。

　　曾氏研究珠江三角洲历史地理成果，虽然很大一部分已反映在他的历史地貌学和关于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等论文中，但这也不尽然，因为曾氏对珠江三角洲沿革地理研究，也有其独到之处。例如，对南海县建置，广州宋代卫星镇，汉初番禺城(论在今顺德北  简岸附近)等考证，都成一家之见。

　　曾氏也致力于中西交通历史地理和边疆史地研究，多次指出广州为我国古代海上丝调之路起点之一。特别是1992年在广东历史文化名城雷城历史与发展研究讨会上，提出《除闻——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论文，对学术界长期悬而不决汉代徐闻合浦港地望问题，提出自己意见，认为汉代徐闻港位置，为现在海康县城地点，这已为许多人所接受。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出版发表《南海诸岛》、《明<武备志)中过洋星图试释》、《中国古代对珊瑚礁的研究》、《我国宋代横渡印度洋的航行》、《中国古代南海诸岛文献初步分析》、《清代南沙针路簿研究》等系列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南海诸岛最早为中国人民发现、开发和经营，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挥重要作用。由于曾氏在以上领域突出成就，八十年代以来，先后被推举为广东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广州历史名城研究会，以及中国、广州古都学会理事。成为这些科学在广东学术带头人和代表人物。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兴起修志高嘲。曾氏非常热心这一项工作．不但经常在不同场合提倡方志研究，为此谋划策。1985年开始担任广东省志编委，1988年担任广州、恩平、番禺、博罗等县方志编委会顾问．1990年出任《广州市志·建置志》主编．并多次在《岭南文史》、《广东史志》、《羊城今古》及有关县市方志刊物上发表论文，对过去方志进行评价，对新修方志的功能、内容、体例等提出很有价植见解，为有关部门采纳和应用，曾氏无愧为一位方志学家。

　　曾氏早年获人类学硕士学位，解放后人类学不被重视，曾氏无法开展这种研究。1978年以后，他得以在人类学各个领域里施展自己抱负，重燃当年科学热情。除了在中山大学人类系兼任教授以外，近年对黎、回等少数民族进行了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文化地理等多科学、多角度研究，填补和充实这些研究领域的空白或缺陷。例如近年发表《海南省人类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诸问题》一文．认为地方文献所说“毛女”即为海南野人，一种类人动物。明正德以后由于岛上人口增多，林地减少，生存条件改变而灭絶，这为进一步研究海南古人类揭开了良好开端。此外，对儋耳、雕题国历史渊源、地望、风俗，俚人入居海南时间，与黎族关系，以及海南棉花、槟榔，皆作深入探讨，乃我国研究海南人类地理学少有著作；又对海南黎族“船形屋”也作文化人类学精辟考证。这类成果对制定、贯彻民族政策，发展海南经济，皆起到决策上重要参考作用．也是研究海南人类学、民族和历史文化地理一个范例和开端。

　　曾氏对中国地理学史也有很深造诣，他的许多论著吸收了地理学史的优秀成果。早在1948年曾氏发表《地理学者吴教授尚时之思想及其贡献》一文。总结了吴氏开创华南地理研究成就和贡 献，亦为曾氏研究地理学史之嚆矢。1960年曾氏在其所着《综合自然地理学·绪论》中，专章阐述了我国古代地理学发展简史和新中国地理学发展梗概，故曾氏也为我国解放后研究地理学史有数的学者之一，其成果被收入1987年鞠继武编着《中国地理学发展史》概述章中。实际上，曾氏许多总结地理学各部门成果或纪念某位地理学者的文章，多有时间透视，从中亦可窥见地理学某个部门发展过程，特点和规律，这也是曾氏治学高明之处。1984年以来，曾氏撰文纪念导师吴尚时、德国地理学家卞沙(W．Penzcr)、我国地理家学徐近之、钱宁、何杰、林超、徐俊鸣、边疆民族史学家江应梁、古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等，还有论我国地理科学思想发展史、古代洞穴地形研究史等，涉及地理、地质、人类、民俗等科学领域，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曾氏对些科学先驱者的崇敬之情，亦表明他游学之广、知识之深，为地理学界同仁中少有者也。

　　

　　（司徒尚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