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台山人

　　1941年于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多年。教授。

　　梅甸初，广东台山人，生于1918年11月14日，1941年在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后在广州培道、培正等中学任教员。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任台山瑞芬中学校长。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由曾昭璇介绍，聘回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任教，由讲师到副教授、教授，主讲世界地理等课程，一生献身于地理教育事业，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世界自然地理学家。1988年3月18月病逝于广州。

　　梅甸初在中大读书时期，跟随吴尚时辗转于云南澄江、广东坪石等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学业。他不但地理专业知识渊博扎实，而且外文也学得很好，深得吴尚时赏识和信任。留校当助教时，他与罗开富、罗来兴一起，在吴尚时名下联合翻译法国地理学者埃·德·马东男《自然地理学·地形篇》，又独与吴尚时合译同一著作水文篇。这些译作虽因故未能出版，但其学术思想和智慧的光辉却是不会磨灭的。

　　梅氏十分崇敬吴尚时先生，步入教坛以后，经常在学生面前称赞吴的学术思想、治学态度和为人品格，堪为后人树立了良师的楷模。而他自己也是这样言传身教的。

　　梅氏本有深厚的地理学基础，兼熟练地掌握外文，博览英、法、俄等地理专著，集中外地理学问于一身，是以在地理科研、教学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尤其是在世界各区域的自然地理和区域地貌方面的研究更为深透，成绩斐然。他在华南师院执教以来，先后开设过世界地理、地貌学、各洲自然地理等课程，编写了一套完整的各洲自然地理教材，绘制了各洲自然地理教学参考图集和近百幅教学挂图，浇注了他毕生心血。

　　早在50年代初期，梅氏开始讲授《各洲自然地理》课程时即着手编写这方面教材。他在没有现成参考书、图件等困难情况下，参照原教育部关于统编大纲的要求，拟定自己特有的教学体系，从大量的英、法、俄文的区域自然地理及各部门自然地理论著中收集丰富的资料和图片，在讲稿基础上编写出一套体系完整、构架严谨、内容充实、适应性广的《各洲自然地理》教材。从1956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这套教材修改编写过三次，一直为华南师院地理系所采用。每次修改都使内容更为新颖、丰富，说理更为透彻，特别是以对亚洲和欧洲自然地理的分析见长，得到任课教师的交口称誉，学生也感到很满意。这门课程直到70年代开始才有全国统编教材，梅氏只将其列为参考书，仍然使用自己特有的体系进行教学，并与自编的《世界自然地理参考图集》相配合，更保证了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70年代后期，在全国各师范院校同行教师要求下，这套参考图集曾由华南师院地理系绘图室复印，作内部发行供有关院校教学参考使用。至今为止，它在全国还是独一无二的。这套图集能紧密结合教学，补充教材内容，每幅图都有简要文字说明，大部分图文是统编教材以及国家出版的《世界地图集》所欠缺的，因而显得特别珍贵，成为课堂教学、学生复习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处处受到欢迎。但成千上万地理界同行却不可能知道，那其中絶大多数大小图幅，特别是各洲各区的地形区划图都是50年代初梅氏根据多种外文资料自己亲手编绘的。遗憾的是，这套被全国同行公认是难得的重要的教学参考用图，虽然在多次全国性专业研讨会上被建议继续翻印和正式出版发行，但每次都由于经费无着而被搁置，时至今日亦未能与广大读者见面。近几年，华师大地理系出于世界自然地理课程教学需要，不得不从其中抽选少数图幅作活页印发给学生参考。尽管如此，梅氏在《世界自然地理》教学上的贡献，却在全国同行中得到广泛认可，历史总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梅氏虽然不像许多学者那样留给后人一本本专著，但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地理教育事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地理人才。梅氏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愿做人梯，扶持你们上去”。正是基于这种信念，梅氏执教数十载，对教材十分熟悉，但对每个新班，他都按新课处理，认真备课，反复修改讲稿，力求有新的提高。听他讲课的人，每次都得到新的知识和启迪，从没有照本宣科，“一本通书讲到老”之感。他讲解细致，说理透彻，边讲边绘(如绘地貌图、地质图、气候图等)，真实感强，加上准确、生动的语言，流畅板书，深深地吸引听众，甚至连路过课室的人，也会驻足聆听。这不仅加强了学生的理解能力，也使他们学到处理教材的新方法。

　　据梅氏学生、华南师大钟尔琳教授回忆，梅氏在70－80年代先后培养了5位研究生，其中3人毕业后留校跟随当他助手，后来又分别赴美国和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梅氏对此非常高兴并深感慰借。正是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使他对学生关怀备至，师生之谊也非常牢固。钟尔琳教授说，她和同事与梅氏有连续“三代人”的师生关系，极为融洽，“先生既是我们的严师，更是我们的慈父、兄长和知己”。

　　在业务上，梅氏经常教导人们要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相当宽广的专业知识。研究世界区域自然地理，更要有扎实的部门自然地理的理论和知识。他提出先精读一本书，在此基础上充实世界各大洲、地区和国家的区域地理知识，这种方法，将收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效果。他还特别提出和亲自指导学习外文。因为世界区域自然地理研究的范围大部分在国外，有的涉及到全球性问题，而在我国现有条件下，不可能让每个研究者都可以出国考察，甚至走遍全国典型地区也有困难，所以研究者必须具有较高的专业外语水平，才能从国外专业文献中吸收大量有关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藉以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    

　　在教学上，梅氏很注意发现同事的优点和特长，也瞭解每个人的不足或缺陷。对前者，他热情鼓励和引导；对后者，他耐心帮助和补救。但他很尊重别人的意见，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真正做到教学相长、共同提高。例如他经常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一丝不苟、耐心细致地审阅修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讲稿、译稿和论文，系统地反复地听每个人讲课，诚恳而坦率地提出意见，帮助有关人员提高讲课技巧和水平。另一方面，他又虚怀若谷，经常主动征求同事对他处理教材和讲课的意见，那怕是一句一言之错，他都认真订正，把他们视为自己的“一字之师”。钟尔琳教授说：“假如说几十年来我的教学得到历届学生的一些好评，完全归功于先生反复不断地谆谆指导。”这也代表了受梅氏教导过的各届学生的心声。

　　实地调查考察是区域地理研究一种重要方法。梅氏为使研究生有更多机会接触实际，加强对区域的认识和印象，非常重视选择国内典型地区作为考察对象，藉以弥补不能出国考察的缺陷。80年代以后，他已经年到花甲，又患有高血压等疾病，行动极为不便，但每届研究生的野外考察，他都亲自参加指导，足迹到达东北、华东等地，登长白山、天山，沿途精心指导研究生观察、描述各种地理景观，寻求它们变化的规律，还和学生一起啃馒头、睡澡堂。为了节省开支，争取多跑一些地方，他不坐软卧，白天将卧铺让出来给学生轮流休息。师生有说有笑，忘记了旅途困顿疲劳。梅氏在地理界享有很高声望。他们每到一处，都得到当地院校地理界同仁的热情接待和帮助，不仅使考察、实习工作顺利开展，而且在研究生和当地院校有关专家之间建立新的工作关系，取得许多计划外收获。    

　　梅氏非常尊重弟子的劳动成果，几十年来，他从来没有要求跟随他的年青教师和研究生为他钞写过一个字，查阅过一份资料而占用他们的时间，更没有把弟子们的研究成果列入自己的名下。相反，他却把从法、德、俄文等书刊中收集到的有关资料介绍、提供给他们使用，鼓励、帮助他们著书立说，开设新课。即使是弟子们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所取得的成果(例如弟子参与编写的部分教材等)，他也不愿把自己的名字列在前面。他积极向学校学报推荐刊登研究生的论文。他经常为弟子们哪怕是一个小小成绩而感到由衷高兴；鼓励他们应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做一个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时代的地理人才。他经常说：“你们应该比我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才是发展的规律。”

　　梅氏毕生清廉，作风正派，谦虚坦诚，平易近人，深得学生、朋友尊敬。他家属住在广州市东山区，距离学校不远，但他除节假日部分时间回家以外，全在学校单身宿舍中过着简檏生活。一个电饭锅、一个电茶壶、两张旧藤椅、几张方凳、两个书架、一张书桌，以及一些陈旧家什，便是他一个教授的居室陈设。他在那里数十年如一日，伏案工作，接待来访者，经常灯亮至深夜。他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写出有自己特色的数十万字的教材，编绘几百张教学参考图。这个陋室俨然成了他的成就和生活的见证人。梅氏毕生淡泊权势和名利，埋头于平凡的事业。他的全部心血都凝聚在屋角那一大堆已发黄但又未能出版、却依然散发出墨香的教材和地图手稿上；他甘为人梯的学者形象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位受过他的教育、现在散布在海内外的学生心坎上。他们将永远怀念，感谢自己可敬的梅老师。

　　梅氏生于一位华侨之家，父亲是位老侨工，他有许多亲朋在海外。甚至在“出国”蔚为风气时，他也丝毫没有出国定居的念头，依然默默地在教育园地里耕耘。只是他收到父亲病危的消息以后，才决定申请出国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后来他母亲回国定居，他除了假期回乡看望老人以外，每年自己生日那天一定要回乡敬老母亲一杯茶，以表寸草之心。梅氏说，“我生日之时，也即是母难之日”。他虽到耄耋之年，仍不忘母亲养育之恩，是一位难得的孝子。

　　梅氏一生非常坎坷。由于他性格坦率，刚直不阿，在50－60年代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被扣上一顶顶沉重帽子，使他那最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黄金岁月，在劳动改造营里消磨了。其中最令人沉痛的一件事是1956年苏联专家到广州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参观，发表了一些意见。但事后有人说这个遗址是苏联专家发现的，梅甸初对此非常气愤，严正指出这完全背离历史事实，这个遗址的发现者是吴尚时而不是其他任何人，这早有定论，无可置疑。他大义凛然地维护了真理和正义，使瞭解事情真相的人非常佩服。他却由此受到严重打击，长期得不到翻身。1978年平反后，梅甸初重新回到久别了的教学岗位。他以旷达的心情看待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不但没有半点怨言，相反，为了挽回失去了的时间，他加倍努力工作。后来他申请晋升教授，一时未获批准，然而这也没有影响自己的情绪，仍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宽广襟怀和恢宏大度。

　　80年代，梅氏重燃起科学研究热情，相继发表一些论文。例如《斯克拉勒氏1978年修正世界气候分类的评价》(见华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和《环太平洋弧形山系探究》(与朱膺合作，见华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等，都是介绍世界先进地理学新知的作品，为我国世界自然地理教学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司徒尚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