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学习， 于1964年夏毕业， 在中山大学度过了难忘的五个春秋， 是自己学业、 学识提高和思想品质修养的重要时期。

　　当年填志愿是在考试前进行的，主要根据各学校的招生简章介绍和自己的兴趣爱好、平时的学习成绩等来定的。我为什么要报考中山大学地理系呢? 原因有四， 第一， 想做一个旅行家， 游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读地理系对我有吸引力；第二， 经济地理所设的专业课程、 培养目标符合自己的口味; 第三， 报考中文、历史的人太多， 考地理是“ 冷” 门， 可以考取好的学校; 第四， 中山大学在广州离家较近， 可节省开支。  至今， 我不后悔当年的选择。下面是对上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与趣闻轶事点滴回忆。

　　一、艰辛的报到历程

　　大概是1959年8月初，我接到中山大学的録取通知书， 成为我家第一个大学生， 而且是全村(生产队) 的第一个大学生， 全家人甚至全村人都为我感到高兴。 家里为我添置了一些生活必需用品和衣物， 父亲到信用社借了一些钱，作为我上大学的路费和生活费。当时读大学的学费、讲义费、住宿费、医疗费等都是免费的，自己只负担部分生活费。广州距离家乡和平约有330公里， 由于当时交通不如今天方便（约半天多路程）， 当年我去广州中山大学报到这段路却花了五天四夜时间，经历了一次终生难于忘怀的“长征”历程。1959年9月11日中午吃过饭后， 告别父母、家人和村里亲友，带着简单的行旅(一个木板衣箱、 一个被盖卷和一个背包) ，步行30华里到和平旧县城。 第二天上午，由和平坐汽车到忠信连平新县城。因为只有忠信城才有去广州的班车。 第三天早晨五点半，乘上去广州的班车。忠信去广州有东西两条路，东线经河源去广州， 路平弯少好走，但因发洪水，公路中断不能走， 只好改走西线， 经新丰去广州。但此路狭坡陡， 尤其要翻越1000多米的九连山， 上坡下坡弯道多，不少人因此晕车呕吐不止， 我也十分难受。 特别要命的是，汽车中途还抛锚，司机下车修理躭误了好几个时辰。 因为要赶路连中饭都顾不上吃， 司机一再说“到广州再吃饭”。 班车到达广州时， 己是晚上八、 九点钟了，走出越秀南汽车站， 不知东西南北， 也不知道去中山大学还有多远、如何去？心里很焦急。幸好当时同行的还有曹炳炎同学(也是大学同班同学)，经商量后决定在车站附近找旅店住一晚再说。经别人指路，找到一家水上旅馆， 实际上是条小木船。 因为中饭晚饭两顿都没有吃，又住在船上，随着江水的波浪晃来晃去，又饿又喝，一夜没有睡好。第四天一早起来，我就觉得头晕目眩并呕吐，艰难地走到永汉南路码头乘小汽船去中山大学报到。下船后我感到浑身无力、两眼发黑晕倒在码头旁不远的一个小亭旁， 曹同学赶快到北校门前接待站找人来。接待站的人到来后，由两人搀着赶快把我送到中区学校医院救治。 医生查检后说没有什么大碍， 是饥饿及疲劳造成的， 当即给我注葡萄糖水， 并要住院观察一晚。第五天(9月15日)上午出院，我纔到地理系里报到，办好入学手续，成为一名正式大学生，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下地。当时自己晕倒住院期间心里十分焦虑，担心自己身体是否有问题，学校不让报到，或要把我退回去怎么办? 总之胡思乱想。只有当晚在医院吃了一顿饱饭后，感到精神好多了，而且地理系有多名学生干部及接待新生的同学，包括系学生会主席，都到病床前来看望安慰我，令我感到十分温暖而流下感动的热泪。

　　二、 美丽的康乐园

　　中山大学 现校址康乐园， 树木茂密， 树种繁多， 草地如茵， 非常漂亮， 是全国少有的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一。凡到过中山大学的人都为它的美丽而感到折服， 凡在此工作、学习和生活过的人都为它的漂亮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创建于1929年的中山大学地理系， 为全国最早设立地理系的大学之一， 是我国地理学人才培育基地和学术活动的中心之一， 至今已培养出中国科学院院士4名(黄秉维、周立三、周廷儒、郑度) 和大批地理学家和地理工作者。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大地理系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地理学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人才济济，是全国师资力量最雄厚的地理系之一，设有自然地理、地质、气候、水文、经济地理五个专业。地理系位于全校环境最好最漂亮的中区，吃住上课都在这里，真是一种享受。自己能进入这样优美的大学和学系学习，而感到无比幸福和快乐。 尤其是地理系学生因教学实习、 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时，经常乘我认为是豪华的校车到广州市附近以及珠江三角州去考察调查， 跑遍了附近许多风景名山，例如白云山、天河瘦狗岭、西樵山、龙眼洞(华南植物园)、 北滘、江门、中山、三水(北江) 等地。当年和平校友聚会时，一个数学系同学开玩笑说:“ 你们经常能坐校车出行，而我们连摸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你们真是选了一个舒服惬意专业”。

　　三、紧张的学习生活

　　学好功课。经济地理专业是按照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模式设置的，是自然、 经济、技术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 涉及的知识面广， 学习的课程多达三十门以上。一、二年级上的是有关自然地理方面课程，包括自然地理学原理、 普通地质学、地貌学、土壤学、气象气侯学、水文学、植物地理学、动物地理学、测量学、 地图学以及外语等。这是第一类基础课。第二类课程是经济技术类，包括工业技术经济、农业技术经济、交通运输技术经济、人口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这些学科是大三以后上的主要课程。其中有些课程是请外校外系老师来讲授的。第三类课程是经济地理专业课程，包括经济地理原理、工业地理、 农业地理、交通运输地理、人口地理、城市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外国经济地理、 中国历史地理、经济地图以及经济地理学专题讲座等。这些专业课是大四以后的主要课程，而且大多数均由教授亲自授课的， 包括曹廷藩(系主任) 、梁溥(教研室主任)、王正宪、杨克毅、 钟衍威(副系主任)、徐俊鸣、缪鸿基等先生。这些教授学识广博，讲课生动深刻， 给自己留下难忘的印象。 

　　做好社会工作。大三改选班干部时，我被选为班团支部书记，一直连任到大五毕业。当时的团支委还有魏清泉（组织委）、邓郁友（宣传委）；其他班干部有陈浩光（班长）、姚士谋（班主席）、刘城鉴（劳动委）、杜启铭（文娱委）。班干部学习努力，工作积极，把班上的学习生活各项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尤其 在大四时创办了颇有影响的班报“ 经四论坛”(即为墙报)。 其主要内容涉及经济地理专业有关问题的学术讨论， 有时两种不同观点针峰相对，争论 十分热烈。 为了搞好“论坛”， 除自己写稿外， 积极发动全班同学办好班报， 让字写得好的同学钞写（如吴喜光、陈宗学、叶俸权等）， 画画得好的同学做美工（如邓郁友、林天秀等）。“论坛” 办得有声有色， 每期出版后不但班上同学争相看阅， 而且吸引其他年级同学，甚至其他学系的人来现看。 

　　写好论文。当年大学生必须写作两篇论文，一是生产实习论文，二是毕业论文。我的生产实习论文的题目是“广东省煤炭工业布局”， 指导老师是吴永铭先生，内容包括广东煤炭资源分布、煤炭工业发展情况以及煤炭工业(煤矿) 的布局等。主要以收集现有研究论文、报纸有关报导与统计资料等第二手资料写成。 目的是初步培养学生的阅读、归纳和写作能力。我的毕业论文题目为“广东中山县农业生产地域类型初步研究”，指导老师梁溥教授、朱云成讲师。为了写好这篇论文，1963年9月我参加了由中山大学地理系与广州地理所等单位承担的中山县农业生产调查，并被分在中山县干雾公社(现属珠海市斗门县) 组。当时正值逃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的时期，干雾公社正处在沿海前线，到沿海地区必须持边防证。而且在调查期间，真有一股美蒋特务入侵附近的沿海地区，结果被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所消灭。由于当年的反特形势特别紧张，沿海地区人民群众，特别是民兵，警惕性也特别高，以防美蒋特务入侵。调查组中有一位老先生（来自广州地理所的地貌学家)，因穿着十分扑素，头戴草帽，身穿着西装短裤和短袖衬衣，为调查当地地下水位，到处看水井，测量地下水位高低。有一次，他到一个国有农场查看水井时，当地民众看到他形迹“ 可疑”，误以为是美蒋特务，就把他抓起来送到农场场部，后经打电话与干雾公社联系才消除误会，公社派人把这位老先生接回干雾公社住地。在中山调查期间，我 深入生产队和田间地头瞭解土地类型、农作物生长与布局情况，向管水员瞭解咸淡水分层情况以及如何采淡避咸的经验。我撰写的调查报告，不但为全县农业生产调查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而且为毕业论文写作打下了良好基础。由于翔实调查以及绘制不少分析性地图， 论文写作进展比较顺利， 初稿写成后交给指导老师阅评修改。 后由于考研需要看毕业论文， 为了把论文书写得好一些，我就请写字好的吴喜光同学帮助清抄论文，本人则集中精力绘制有关图件。论文后寄给南京地理研究所考研考核用，并一直保存在该所。  

　　考研拼搏。1964年初春，经过充分考虑以及老师的建议，我决定报考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周立三先生农业地理专业研究生。当时同班参加考研的有8个同学， 其中多数人是报考本系曹廷藩、 梁傅和钟衍威三位教授的研究生，只有我和另外2人报考外地的。系里为了做好考研准备，同意我们不参加班级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留在学校专心复习考研功课。当时考研课目包括英语、政治、 自然地理、 经济地理四门，考场就设在中山大学，就地参加考试很方便。考试结果，我考取了南京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刘琦、陈浩和魏清泉3个同学考取本校地理系的研究生。 全班8人报考，4人考取，録取率为50%。

　　四、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1959~1961年，是我国自然灾害与经济困难时期， 我正好在中山大学度过的。 其实1959年上半年，我在和平读高中时经济困难时期就开始了。当时每个人的粮食定量每月仅有24市斤，油4两，肉半斤。由于粮食不够吃，只能多放水蒸成烂饭以填饱肚子。

　　1959年秋初到中大时，学校食堂伙食很好，饭不限量， 菜的油水也足， 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但是好景不长，到1960年初，大学里粮食也要定量供应。开始每人每月32斤，后来因要支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减至28斤，每人减了4斤定量，粮食也不够吃了。为了吃饱肚子，到开饭时，大家争相去淘大桶汤里的“乾货”。当时学校提倡劳逸结合，有的同学到食堂帮厨，有的去培养小球藻搞人造肉精（代食品），学校小礼堂经常举办周末舞会。从1962年开始经济生活逐步好转，特别到1963年和1964年时，伙食大有改善， 菜里的油水也多了，但粮食仍然限量。

　　当时每月伙食费12元。我开始享受乙级助学金，即发10元饭票，自己补交2元。后来因国家经济困难要减少学生的助学金，我主动把助学金降到丙等，即7元，每月自己要付5元伙食费。当时自己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哥哥，每月寄10元。十分感谢兄嫂对我的支持与培养，没有兄嫂他们的支持，我是无法上完大学的。 

　　三年困难时期，物价飞涨，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家乡更是如此。当时一个职工一个月工资往往买不到一个老母鸡，不少在职干部纷纷退职回家搞副业，我哥哥也动了心，特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我回信说: 国家经济困难是暂时的，要有长远眼光，千万不能退职，一定要坚持，不同意你退职。哥哥采纳了我的意见，后来哥哥多次跟我说:“当年幸好听了你的话， 否则就要吃大亏了!”

　　五、大学毕业了

　　1964年7月五年大学生活结束。当时国家号召“服从国家分配，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同学们纷纷表决心服从国家分配。我由于己考取南京地理研究所研究生，不需要分配，系领导叫我参加毕业分配工作。当时毕业分配完全是由组织安排的，对个人来说只有服从的权力、没有自己的选择权。而且在公布分配方案之前，谁也不知道自己分配到哪里。当时我班分配最好的是到国家机关、中央部属研究院所及设计单位， 其次是省计委，较差单位是省统计局农调队。分配地点全国各地均有，以北京、南京、武汉、南宁以及贵州、云南和新疆等为主。 大多数同学都能服从分配。

　　还有一件难于忘怀的事情。 由于广州市天气比较暖和，冬天一般不穿棉衣，国家和学校考虑到分配到北方同学过冬有困难，就决定：凡分到长江以北地区工作的学生发棉衣棉裤一套，凡分到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地区工作的发棉衣一件。 我到南京读研究生也领到蓝色的棉衣一件，而且这件棉衣穿了很长时间，直到80年代末一次救灾时捐给了灾民，尽管它已有多处补丁，还可以让它继续发挥扺挡风寒的作用。

　　（吴楚材系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业1964届毕业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