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往事，有许多事情仍记忆犹新。想起1960年考进母校——中山大学的第一天，到65年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有许多事情觉得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虽然40多年过去了，但对我们地理系自地65届这个班集体仍是留恋不舍。因为它有很多事情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有几件事情看来是小事，但在我脑中印象特深。

　　首先一件是60年粮食困难时期，班里的几位女同学，把她们定量的粮食减下来，捐献给班里的其他同学。由于58年的“大跃进”不少地区刮起了浮夸风，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国外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和苏联对我们国家的逼债，使得当时整个国家的粮食和副食品都十分紧张。有不少农村公社的食堂无米下锅，社员的粮食也严重不足。城市的居民由于国家照顾每月有20斤或24斤定量。对大学生国家特别关照，每人每月定量为30斤。30斤粮，今天来说是不少了。但我们这批刚进大学的学生，个个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还正在长身体哩！当时因食油和副食都紧缺，加上大一的学习任务较重，30斤粮食也就不算多了。班里有一些个子较大，平日又喜爱体育运动的小伙子，一天三餐，一日一斤粮食确实是吃不太饱的。就在这时，班里的4位女生，如刘曼明、邓瑞莲等，她们主动提出：她们每月只吃24斤定量，节约下来的粮食捐献出来，分给食量较大的男同学。这一举动一直延续至63年，国家国民经济好转，中大学生食堂的米饭又重新畅开供应。也许现在在校的同学会说：几个粮食何足挂齿！当然，在今天，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粮食生产又连续五年取得好收成，粮食早就畅开供应，几斤粮食是区区小事。但在当时有些地方或农村，一根红薯或一碗稀粥也许就能救活一条生命的那日子，我们班的女同学能作出这样的举动，我认为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当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另一件小事是4尺布票。因为60年考进中大的学生，大都是来自广东农村的农民子弟，家里的经济都比较困难。特别是男生，头发长了每个月必须理发一次。可是当时中大市场的理发店只有一家，理个发至少也得4角钱，而且经常还得排队。4角钱今天来说是一件很小的数目，可是在当时来说至少是一顿饭钱，那时的一斤大米才1角4分钱。当时有不少同学想给家里写封家书，或给考到省外的原高中同班同学写封平信……。一封信当时只贴8分钱邮票就行。但对我们当时这些穷学生来说仍有一定困难。所以，我们班的许多男同学建议：叫班长去找校方联系，我们去搞些勤工俭学，用挣来的钱买套理发工具，同学们自己互相理发。可是，理发工具买回来了，却没有理发用的围布。要买围布就得用布票。当时布票是每年定量发给个人，定量只够做一套衣服，而且广州布票才能在广州使用。做个围布虽然只需几尺布票，确实大家都还有点为难。就在这着急的情况下，班里的李桂森同学则自动把他的4尺广州市布票捐献出来了。而李桂森同学自己身上穿的上衣背肩还有一个大大的补疤，而内衣也是有半节是接补的。桂森同学能为集体作出牺牲，我认为没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做不到的。

　　谈到我们自地65届这个集体，我始终为她感到自豪和骄傲。我虽不敢说我们的班级是一个战斗的集体；但起码我可以说她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向上的集体。当时，无论是学校的义务劳动；革命歌曲演唱比赛；全系或全校的篮球比赛；甚至学校的爱国卫生运动，我们班全体同学从来都没有落后过。回想起来，我们班能够这样，是和当时系的学生党支部和班的团支部对我们的引导，班委会对我们的关心以及平日大家热情的政治学习分不开的。记得快毕业的时候，班里的团支部和班委会，把我们五年来在中大获得的各种奬状集中起来，贴在一块近两个平米的黑板上，几乎贴了整个黑板，拍成一个“集体照”。它代表我们自地65届的集体荣誉，我至今仍然把它保留在我的私人相册里。

　　（张奕宏系中山大学自然地理专业1965届毕业生，重庆市自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