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在1957年高考中被録取入中山大学地理系的，当时所以会在填写志愿时选择中大地理系，主要是她所设的经济地理专业对我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记得参加高考前，我曾考虑过几个报考方向，其中最感兴趣的是电影导演和新闻两个专业。可是，由于它们的招生要求都有些特殊，临到报名前我只好割爱舍弃了。原因是当时我所入读的广东嘉积中学偏处海南东部一隅，我要陆海兼程地老远赶到省城广州去应试，这本身就已经让我颇为犯难了；再加上又没有熟悉此类专业的老师作指导，仅凭自己的理解去做考前准备不免会有很大的盲目性，这也使得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众所周知，当年的高考形势可是空前地吃紧哪！我要是偏执于追求那些不太现实的梦想，而最终放弃了参加普通类专业应考的话，其结果很有可能会像竹篮子打水一样——落得一场空的。幸好当年我还有那么一点儿自知之明！

　　我后来改而选择经济地理专业，是因为从高考指南中看到她的设置方向是以自然科学的基础来研究人地关系与区域发展问题，这倒也挺适合我的志趣。因此，当我考入中大地理系之后，在面对班上出现的一股专业思想问题时，我并没有受到影响，而是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选错专业。

　　加之，就在此时，远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国内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为我能够考上中山大学非常振奋，纷纷来信给予肯定和鼓励。其中特别是我的大哥，在他的心目中，中山大学本来就享有崇高的地位，我被録取的消息更是使他兴奋不已，仿佛是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一般。他喜不自禁地写了一封长信，满怀激情地向我讲述了他连绵多日的兴奋心情和内心感受，一再叮嘱我千万要珍惜这个与黄金一样宝贵的机会，好好完成大学的学业。所有这些也都使我坚定了信心。

　　之后，大哥又趁他外家的一位亲戚返回新会县故里料理事务时，托请人家顺便将数额相当不菲的一笔款项就近汇给了我。当时我对此是感到很意外的，因为这或许已超出他月收入的几倍，我真为他如何才能还清这笔债务而感到担忧。不过，他此举对我确实也很有激励作用，使我更加意识到必须在中大地理系好好地完成自己的学业才行。

　　（二）

　　在中大地理系读书的四年，对我的一生来说，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人生阶段。

　　这四年当中，有两年要集中上一系列的基础课程。其中大部分都属于自然科学类的课程，诸如自然地理学、地质学、地史学、地貌学、气候学、水文学、土壤地理学、植物地理学、动物地理学等；同时还要外加统计学、地图学、测量以及外语和政治经济学。所有自然科学类课程基本上都是与自然地理班的同学合上大课，只是野外实习分成两个班来进行。这就表明，无论是对自然地理班还是对经济地理班，系里对其自然科学基础的要求可是一点都不分仲伯的。

　　这种十分重视夯实自然科学类专业基础的教学安排，对我后来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从事交通运输地理、世界地理、旅游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和负责以城市与人文地理为方向的研究室工作以及担任《地理知识》杂志的编辑等都很有帮助。

　　再后来，当我调到海南省转行主管地质矿产行政管理并参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行政管理，这些专业基础更是能够帮助我较好地发挥自己的专业才干和较圆满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其间，我还曾受命担任《海南百科全书》副主编兼地理篇主编，我能够相当圆满地主持完成了此项庞大的编纂工程，也同样地大大得益于中大地理系为我打下的这些专业基础。

　　在中大地理系的最后两年，系里对我们经济地理班的教学安排，主要都是本专业的必修课程，诸如经济地理学概论、区域经济地理学、工业地理学、农业地理学、交通运输地理学等。可是，在这个时段，我能够跟班上课的时间实际并不多。其原因是，当时系里已有意通过做出特别的安排让我提前毕业——对于这一点，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只是在经过10多年之后，当年曾负责学生党支部工作的一位高年级校友才向我透露了这个实情。

　　记得三年级的第二个学期，系里安排我跟随四年级的3位同学（林幸青、陈汉欣、李旭庆）赴江西省南昌市参加全国南北水运网规划的调查工作。到了四年级以后，系副主任钟衍威先生把我和严崇潮、马清裕同学召到他的办公室，当面向我们宣布系里让我们提前毕业留校工作的决定，同时要我们尽快到设在广州地理所内的中国科学院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科学考察队报到。这样，我们3人便随队前往福建省南部地区开展科考工作了。

　　闽南科考结束回到学校后，严崇潮同学跟班上同学一起，由朱云成老师带队前往云南省红河州参加毕业实习性质的科学考察；我和马清裕则参加由王正宪先生在广东科学馆主持的《广东省地图集》编纂工作，其间为收集桑基鱼塘图幅资料，我还曾奉派去了顺德县勒流镇一趟。过后，系里又派我与麦荣基、郎好善老师一起参加广东省委组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前往粤东地区揭阳县农村开展科技服务工作。

　　以上是我在中大地理系读书时就得到经济地理专业工作实践锻炼的具体情况。而对我们经济地理班来说，在系里颇有远见的安排下，早在二年级就已开始接受这种专业工作的实践锻炼了。例如：先是让我们参加由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梁溥先生主持的粤西地区阳江县平岗人民公社规划；之后又让我们班承担广州市郊区罗岗人民公社规划。所有这些，其实际作用是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获得了十分必需的经济地理科学营养。

　　（三）

　　我在中大地理系能够有这么多的经济地理专业工作实践机会，无疑都为我后来能够在中科院地理所这个国家顶级的科研机构中先后开展几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年代当中，我能够与几位同道一起为发展我国的旅游地理学闯出一条成功之路来，这对我来说，更是与在中大地理系读书时就已铸就的经济地理专业基本功分不开。

　　即使现在到了晚年，在已经退休多年的情况下，我仍然感到中大地理系给我打下的专业基础，尚有许多余热还可以让我为社会继续做出自己的奉献。在这方面，省里有多个部门经常都会邀请我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所涉及的领域便包括有国土资源、环境、海洋、林业、科技、科普、教学以及关心下一代工作等。

　　写到这里，我想顺便向母校地理系——如今是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汇报我在去年下半年做过的一件事，即：应海南大学三亚学院的特别邀请，我为其旅业学院开设了一门新课程——《生态旅游学》。我都这把岁数了，还愿意在海口与三亚之间每周来回奔波做这样一件事，主要是想根据自己多年的专业积累和实践，运用科学发展观来对这门新兴学科做一个全新的解读，以便搞清楚是否有可能在海南推进旅游的转型升级发展，使其从传统旅游转型到更符合当今世界潮流的生态旅游上。

　　值得欣慰的是，我还是如愿以偿地在生态旅游学方面取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斩获。特别是鉴于海南现已进入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新阶段，我认为自己所作的这种新探索更是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回顾我此生所走过的这段路，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虽然在专业领域做了几十年工作，在一些学术问题上也形成了自己的创见，但总体上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不过，我对自己没有辜负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期望，也没有辜负国家和社会的托付，内心里还是感到满意的。我能够做到这样问心无愧，与中大地理系给我的培养是不能分开的。由于意识到我是一个特别受惠者，我对母校地理系也就一直都怀有一种深深的感念之情。

　　最后，还要提一下中大地理系的培养让我获得两项荣誉一事，即1958年中山大学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和1959年中山大学治安保卫积极分子，这对我后来能够较好地把握住自己的人生方向是很有帮助的。

　　值此迎来母校地理系80周年华诞之际，谨以本文衷心表达我对她的恒久谢忱！

　　（杨冠雄系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业1961届校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后调任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副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