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地理系已走过了80周年，其中经历了新旧两个中国，遭受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经历了国家改革开放30年洗礼，真是“白云山下珠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在极其曲折和艰辛的历程中，我们的先辈们一代接一代，兢兢业业地耕耘，为地理系和地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他们的苦苦耕耘，就没有我们地理系的今天，这是我们每个后来者必须谨记的。

　　本人在中大学习和工作近四十年，伴随着中大地理系的峥嵘岁月，尤其亲身经历国家改革开放，直接参与中大地理系和地理科学的改革与发展30年，感受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30年来，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地理系和地理科学也经历了改革和发展的历程。

　　众所周知，上世纪60－70年代，中大地理系和地理科学同全国其他院校地理系一样，遭受文革的巨大冲击，又面对国外影响，社会上出现了“地理无用论”、“地理危机论”。在“谈地理色变”的形势下，到了80年代，国内许多高等院校地理系借改革之机纷纷改名、改方向，许多地理工作者也千方百计避开“地理”两字。

　　面对这种形势，中大地理系不是跟风，否则，就没有今天80周年可庆祝了。

　　当时，地理系的教师是采取坐下来，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对这门古老的科学进行冷静的反思和认真的总结。大家深刻认识到，传统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服务方向不明确，停留在传统的、八股式的现象描述和陈旧的研究方法，是造成“无用”和“危机”的关键。大家一致认为，地理必须改革。

　　认识统一以后，接着对原来的教学计划、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大刀阔斧的吐故纳新。就人文地理而言，对一些与专业关系不大的课程作了大幅度删减，增设了城市、规划、旅游、经济等方面的课程。除进一步强调地理学的综合性、区域性和实践性外，还特别强调社会性、有用性和可操作性。本人时任管教学的教研室副主任，亲自参与和组织这项工作，对当时的一系列改革，迄今仍历历在心。

　　如上改革是否正确？还有待实践检验。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尤其中期开始，人文地理专业的年轻教师，籍国家改革开放之春风，纷纷走出校门，结合经济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实践。

　　实践的突破口是从抓规划研究入手，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参与大量的各类专项规划研究，如广东省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广东省国土规划、广东省城镇体系规划、广东省人口发展规划、广东省旅游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规划，还有诸多城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与布局规划，以及环境保护规划、道路交通规划等等。

　　这一系列规划的特点，都是结合当时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开展的。通过这一系列规划实践，让地理科学成果接受社会检验，让社会认识地理、瞭解地理。这些实践，有效地推动了人文地理学，尤其城市地理和旅游地理的发展，奠定了地理工作者参与城市、旅游等规划的地位。为后来城市规划系和旅游系的诞生打下基础，同时也为地理学从传统简单现象描述向规划、预测方向发展迈开了可喜的一大步。

　　“区域研究是地理科学研究的核心”，这是长期以来地理界所共识。但地理科学究竟研究区域中的什么东西？如何研究？研究的落脚点在哪？这一系列问题却一直没有明确。这是决定地理科学有用还是无用的关键。因此，中大人文地理专业教师改革实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抓区域发展研究与规划。

　　实践工作是从顺德县域规划开始的。敢为天下先的顺德人率先响应国家城乡建设部、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国家科委和国家民政部1989年9月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县域规划工作的意见》的号召，于1989年10月，要求开展顺德县域规划。以陈烈、倪兆球和司徒尚纪为首，带领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共28人，开展为期半年的研究与规划。

　　规划人员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根据顺德县从传统农业、农村区域向工业化、城镇化快速转折时期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抓住“集聚——发展”这个主题，理出8个专题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写出《顺德县域规划纲要》。

　　继顺德之后，南海县政府也要求开展县域规划。我们在认真总结顺德规划经验基础上，又组织队伍对南海县的发展进行全面研究，制订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对县域人口、产业、城镇体系、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市场体系、旅游、环保、土地利用等一一进行研究和规划预测。在县域规划基础上，又对县内十多个镇和部份管理区进行规划，形成了县域规划——镇域规划——管理区规划系列成果。

　　顺德和南海的规划为两县立市和快速、有序、协调发展打了重要的基础。目前顺德、南海两地的城市空间发展、区域分工、大型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的基本格局，基本上是这一轮规划定下来的。

　　如上各类规划和研究实践，都得到省、市、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认可，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到了90年代中期，珠三角和广东省内许多县、市，都纷纷要我们去给做规划，教师们再也闲不下来了，不仅不缺项目做，而且再也不用为寻找学生实习场地而发愁了。

　　“地理”逐步得到正名，国内外许多部门和单位聘请我们当规划技术顾问、兼职研究员或规划总工程师。地理工作者可以在社会上理直气壮地干事发挥作用了。

　　许多地理类研究机构，如1985年成立的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也因此而响誉珠三角和省内外，它的成名凝聚了人文地理专业全体教师的心血。1994年成立的中山大学地球与环境科技应用研究中心，以及2000年在此基础上组建的中山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在陈烈的带领下，都在国内外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大量的规划和研究成果在各地留下深深的足迹。目前，在国内外已建立了诸多规划和研究基地，有的已长达20多年，先后跟踪了二轮或三轮规划研究。

　　顺德和南海等区域规划的理论和经验被越南作为“革新经验学中国”学习和参观考察的主要内容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多次请我们给他们的高级官员讲课。1994年，陈烈等着的《南海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与规划》一书，以及有关区域研究与规划的多篇研究论文被译成越文，并指定为他们国家领导干部和规划专业技术人员必读文献。自1995年始，受他们国家多个部委和省、市的邀请，作为“中国规划专家”的身份，参与“红河三角洲经济区规划”，多次组织国内和系内专家赴越开展区域、城市和旅游区规划。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迄今仍保持密切的关系。

　　除了开展大量的规划研究外，我们还先后为越南红河三角洲、南河省和南定市，国内的广西、内蒙、安徽、广东等省区，以及诸多市、县的区域空间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提出了宏观战略决策性的建议，基本都被采纳和付诸实施。这证明瞭刘盛佳教授多年前提出的，“从传统的简单现象描述向分析研究、规划预测，以及政府决策谘询发展，是地理科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的正确性。

　　这些年来，沿着这个方向，在梁溥教授、黄秉维院士、吴传钧院士等的支持、鼓励和指导下，我们坚持少说多干，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干出一条宽广的路子，干出一片广阔的天地，干出一个地理的“黄金时期”。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

　　我们的规划理论在越南，在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得到认可。中大人文地理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学术影响，在国外履行“广泛结交朋友、广泛建立关系”的任务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应国外的邀请，以“中国规划专家”的身份，经常给该国的高级官员讲课，参与和开展该国的区域发展研究和规划，城市和旅游区规划，这在中山大学校史中，相信是前所未有。

　　今天，在庆祝中大地理系成立8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地理不是危机，而是处处都充满着生机，地理不是无用，而是到处都要求我们去发挥作用。回顾30年来中大地理系和地理科学的发展，可以无愧地说，我们这代地理人，已为中大地理系，尤其人文地理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坚信，只要广大地理工作者坚持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脚踏实地，不断创新，不会多长时间，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将会出现重新给地理系“正名”的形势。因为只有退回一步，才能“海阔天空”。

　　庆祝中山大学地理系诞生80周年，总结地理科学改革和发展30年实践，我们的感受是：地理科学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直接的作用；地理科学要坚持向分析研究、规划预测、决策谘询方向发展；地理科学要有所作为，除了坚持自身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还要不断吸纳相关学科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小区域，大战略，地理要重视小尺度微观区域的发展研究与规划；要强化区域性和实践性，坚持从感性、理性到悟性的认识路线，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为当地制定相应的发展理念、调控模式和实施方案；区域发展规划要坚持多学科结合，与当地干部、群众和专业技术人员结合，用可持续发展战略理念作指导，实行研究——参与式规划一体化。

　　中大地理系和地理科学要不断改革、发展和创新，必须依靠热爱地理、懂得地理的一代一代人的不懈努力。

　　为此，地理系根据不同专业制订一套相对稳定的教学计划，与时俱进选用一套好教材，认真编写好一份教学大纲，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是极端重要的。

　　要培养热爱地理、懂地理的学生，首先要求教师必须对地理科学要有忠诚感；有较好的地理业务修养，懂理论，会实践；还要有好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这是对学生产生直接的、永久性影响的大事。

　　记得有一位大教育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培养一个复合型人才比培养一个班的专门人才还难得多”。地理工作者应该把自己锻炼成复合型人才。要尽最大努力，修身博学，扩大知识量，优化知识结构。尤其要讲道德，树立先“义”后“利”的奉献精神。

　　若能坚持这样做，地理科学必将步步发展无疑。正如黄秉维院士在《南海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与规划》一书序言中说：“如全国有好些集体都努力这样做，我相信地理科学很快就会在中国奠立良好的基础”。

　　（陈　烈系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业1966届毕业生，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