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域内与十三行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文物古迹、自然特色景观资源十分丰富（图1）。以此为研究对象，依据国际、国内的有关宪章法规，运用城市规划基本原理以及创建不久的名城保护学、遗产文化学法则，全面进行现场调查、民意测验、学术价值评定，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探讨可操作性的规划方略用以宣传群众、引导开发商、为政府参谋，建设有十三行商埠文化特色的旅游点、旅游街、旅游村镇、旅游风景区，以此提升广州的城市文化品位和竞争力，建构优秀旅游城市。

　　研究程序如图2所示，集考证、踏勘、评估、探索、规划、设计、实施等内容。

　　1. 十三行夷馆

　　即外商、洋行驻广州办事处，含外国领事馆属性。其遗址位于今人民南路以西、十三行路以南，今文化公园所在地。园内部分隙地为当年夷馆间的靖远街、同文街遗址。园内汉城景区为当年夷馆前的美国花园遗址。

　　2007年瑞典国哥德堡号访穗前夕，文化局曾答应在文化公园设立标志性纪念物，但至今无有下落。

　　文化公园宜改设为十三行文化广场，类似今人民公园为开放的、大众的、四通八达的、园林化似的文化广场。现有有关风景建筑可变身为十三行历史文化博物馆。

　　2. 十三行路

　　可谓十三行夷馆的一条参照坐标轴。无论该路东段两侧建筑物怎样变化，清代始兴的“十三行路”-“中英街“——清末民初的“十三行街” 建国后的“十三行路”，地基遗址不会变。

　　此地商业气氛浓厚，建议调整现有产业结构，开辟为旅游步行街，出售当年外销商品和外销画。街道东西两端各立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入口牌坊，以壮景观。

　　3.十三行历史文化街区

　　十三行路以北、浆拦路以南，人民路以西、康王路以东所围合的街区，是当年十三行拉动发展最快的城区，其中还设有“公行”等商务机构。虽几经大火，现遗存的建筑毕竟是距离十三行时期最近的实物客体，此乃广州名城保护至今极其稀罕的一块历史街区。这里街巷空间变化多趣，“行”字号的商铺很多，也是一种非物质性的文化遗产。

　　对此街区进行整体式保护，实现限时段的步行化商业街管理，经营旅游特色商品、营造地方风土氛围，改善居住条件，提高旅游观赏效果。

　　4. 西堤码头、 近代海关、

　　此码头可令人上溯当年帆船贸易时代，此海关可叫人联想十三行时期的西关海关机构、设在长洲岛上的海关、鸦片战争之后的海关等。人民桥头“小海”遗迹，是当年“洋船争出”“向二洋”的起锚点。

　　5. 潘家祠堂、潘家大院、伍家小姐楼

　　位于海珠区南华西街龙武里社区，是中国行商首富、行商首领的开基聚族居住、及公共活动的建筑群落式大屋遗址、遗存。如果说商馆主要从事的是商业活动的话，中国行商的居住地倒是更多从事文化活动的地方。行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发挥了不可抹煞的作用。

　　潘家大院等建筑及其环境尚有恢复的可能性。潘家祠堂可办成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行商家居文化博物馆。伍家小姐楼及其院落可辟为一个袖珍式的文化景点。扩大到该居民小区，可形成一个闹市中的园林式的历史景区。

　　6. 漱珠桥、环珠桥

　　位于海珠区今南华西街，是当年行商出资建造的两座造型优美的公共桥梁，并得到国外报刊的介绍。现在遗址，可作历史地标标志。标志物也是一种景观（小品）。

　　7. 海山仙馆

　　潘仕成私家花园，兼作官府外交活动场所；素有“南粤之冠”美称的大型古典园林。遗址位于今荔枝湖公园东南部。潘家居住区早已无法考证，海山仙馆遗址却可以得到清晰的论证。虽说当年“宏规巨构”的湖山园林大背景早已丧失，但中观或微观的历史环境尚存。如采取务“虚”与务“实”相结合的手法，在遗址范围内重构“仙馆”遗韵，追寻当年“独擅台榭水石之胜者”，还是有条件获得相当良好效果的。

　　8. 锦纶会馆

　　清末丝绸纺织业手工作坊工人、工头专业性管理会所。已恢复、已迁移。

　　9. 海幢寺、花地

　　在监护下定期安排外商外出商馆休闲活动的地方。恢复海幢寺，带动周边商业服务旅游街，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休闲文化场所。

　　10. 琶洲搭

　　西人称“中途塔”。或为外商船舶中途停泊之处，又称十三行外港。现留有周边空地，拟建“琶洲公园”，但不知考虑十三行之景观内涵否？西边会展区高楼一点也不考虑与古塔取得呼应关系，对古塔之全景、远景构成破坏之效果。

　　11．黄埔村及“左垣家塾”

　　黄埔村为十三行外港，这里有当年的码头、店铺、墓碑、官家住宅及花园、税馆、买办馆、搬运馆、古祠堂、古民居等以及设在珠江对岸的海关。“左垣家塾”是十三行行商梁经国的遗产，具有直接的文物纪念性质。

　　黄埔村的规划行动较早，但政府没有作为。宜整体规划开发，配合广交会活动发展旅游产业。

　　12. 长洲岛

　　长洲岛为“十三行”后期的外港，相关遗址较多，有竹岗村墓地、巴斯教徒墓地、拜火教巴斯楼、柯拜船坞、古炮台等，并都具有传奇色彩。

　　全岛为广州名城的一个历史文化保护特区，应坚持风景旅游区模式统筹规划，应在上述景点的建造中，突出十三行的文化内容，不能按一般的城市发展模式搞规划。

　　13. 从珠江口到广州的系列炮台

　　行商潘仕成捐姿买炮、买兵舰，亲自仿制水雷，参加反租界斗争，表现十分出色。潘仕成西关府第附近就有一座西关炮台，幷发生过战事。炮台的保护研究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14. 南海神庙

　　十三行外港，海丝文化重要景点，哥德堡号曾三次扺达南海神庙。至今祭海活动、民俗活动依然热闹非凡。现正在改善环境、扩大开发利用规模。

　　15. 洲头嘴

　　现珠江白鹅潭南边的一块公园用地。建议营造有纪念性意义的公共园林緑地，不宜在此（水边）建高楼大厦（大白鹅潭规划有许多所谓“广州浦东”的方案）。把珠江、自然、水岸、历史文化直接还给老百姓。

　　16. 沙面

　　十三行夷馆的后续产物。

　　17. 西村窑

　　为供应大量瓷器出口，曾在此直接建窑起火烧瓷。后为洋务派、民国工业区；工业遗产较多，也有保护价值。目前正面临用地性质、产业结构的调整、置换，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存有被铲除的危险。建议针对西村工业区作综合性的规划，让更多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利用。

　　             *  　　　         * 　　　          *

　　十三行——当年“中国第一商埠”、中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历史遗存分布十分广泛、内涵十分丰富，有名在外、实况难觅。它的历史景观，让人们联想到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其初试改革开放、对外交流、参与世界商品流通的时代特质对今天的中国也不无启示作用。重要的是：广州、广东要拿出实物性的东西记住当年帆船时代的辉煌，开展全球贸易活动的这段历史；拿出可观、可赏、可品味的旅游景观与海内外的游人对话、与世界对话。

　　杨宏烈起草　

　　2009年2月5日

　　参考书目

　　行商：

　　1. Cordier，Henri,Les Marchands Henists de Canton,Toung Pao,Serie Ⅱ,Vol Ⅲ,1902.亨利·科地亚：《广州的行商》，《通报》，1902

　　2. 巴素：《亚洲商人和西方贸易，加尔各答和广州的比较研究，1800-1840》，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1975

　　3. 陈国栋，《十三行行商的破产》，台北，1990

　　4. 张荣洋，《官员和十三行商人》，伦敦，1979

　　5. 张荣洋，《广州十三行行商》，哥本哈根，1997

　　6. 考迪埃，《广州行商》，载《通报》，1902年第3期

　　7. 伊格里斯，《广州的中国保商和他们债务》，伦敦，1838

　　8. 安妮·怀特，《广州行商》，博士论文，宾夕法尼亚大学，1967

　　9. 格兰特，《丽泉行的失败》，载《美国海王星》，1988

　　10. 格兰特，《美国法庭上的行商诉讼案》，波士顿，1988

　　11. 郭德炎，《广州、香港和澳门的巴斯商人研究》，澳门《文化杂志》，2003年

　　12. 马士，《广州公行》，伦敦，1909

　　茶叶、瓷器、丝绸、绘画

　　1. Kjellberg,Sven T., Svenska ostindiska companiet,(1730-1813),Kryddor ,Te ,Porslin,Siden,Malmo,1374,斯万·T.歇尔博格，《瑞典东印度公司（1731-1813年）：茶叶、瓷器和丝绸》，马尔默，1974年  

　　2. 福琼，《前往茶叶国度中国的旅程》，伦敦，1852

　　3. 克里斯蒂安·约克，《瓷器和荷兰对华贸易》，海牙，1982

　　4. 马丁·格里高利，《中国贸易，与远东有关的早期绘画展览图録》，伦敦，1985

　　5. 布莱恩·苏萨，《港脚贸易和中国铝》，澳门《文化杂志》，国际版，NO.11（2004年7月）：第136-153

　　通商口岸

　　1. 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中国与日本的通商口岸，The Treaty Parts of China and Japan

　　2. \[美\]马士着，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航行

　　1. 贝尔切，《suiphur号船的环球航行》，伦敦，1843

　　2. 贝纳德，《1840-1843年，Nemesis号的航行》，伦敦，1844

　　3. 伯卡斯特，《前往中国的航行》，伦敦，1851

　　4. 包乐史，《广州、长崎河巴达维亚，以及美国人的到来》，哈佛大学，2008

　　5. 伯耶，《丹麦Doronningen号船前往中国的航行记》，哥本哈根，1745

　　6. 布雷林，《往返东印度、南美和欧洲的航行，1755-1757》，斯德哥尔摩，1973

　　7. 布鲁金，《17、18世纪荷兰——亚洲的船运业》，海牙，1987

　　8. 福士德，《前往中国和东印度的航行》，伦敦，1771

　　9. 郭士力，《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的三次航行》，伦敦，1834

　　10. 汉玛，《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和舰队》，哥德堡，1931

　　11. 马德罗尔，《法国船只首航中国记》，巴黎，1901

　　12. 约翰·美尔斯，《1788-1789年从中国到美国西北海岸的航行记》，伦敦，1790；阿姆斯特丹，1967

　　13. 莫雷尔船长，《前往南半球、太平洋、中国海等海域的四次航行记，1822-1831年》，纽约，1832

　　14. 昆西，《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山茂召船长的航行记》，波士顿，1847；1970

　　15. 沙勒，《1804年往返于中国和美国西北海岸线的航行日记》，费城，1808；加利福尼亚，1935

　　16. 埃克伯格，《1770-1771年前往东印度的航行》，斯德哥尔摩，1970

　　关系史

　　1. Johansson,Bengt(ed.)，The Golden Age of China Trade, 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1992.本特·约翰逊（编）：《中国贸易的黄金时代》，维京香港出版社，1992年

　　2.《中国和丹麦，从1674年开始的关系史》，哥本哈根，2001

　　3.张荣洋，《顺官的时代，1720-1759》，伦敦，1991

　　4.克里斯曼，《美国人和中国贸易，1784-1844》，华盛顿，1984

　　5.孔配特，《中国贸易，1600-1860》，布林顿，1986

　　6.克里门森，《中国和丹麦，1600-1950》，哥本哈根，1980

　　7.格林堡，《鸦片战争前的中英通商史》，剑桥大学，1951

　　8.贾玛拉斯，《中国—葡萄牙关系史，尤其与澳门相关的内容》，里斯本，1996

　　9.姚汉森主编，《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香港，1992

　　10.万宁，《法国人在亚洲的贸易，1719-1748》，1996

　　理查德，《美国对华贸易，1784-1814年》，载《美国海王星号》，54卷，1994

　　11. 范岱克，《中国贸易再研究：基于18世纪50到70年代的荷兰和瑞典档案的考察》，载王赓武主编《转折时期的海洋中国，1750-1850》，2004：第151-167

　　12. 拉齐，《丹麦亚洲公司的辉煌时期，1772-1792》，哥本哈根，1948

　　13. 格拉曼，《荷兰—亚洲贸易，1620-1740》，海牙，1958

　　14. 格拉曼，《丹麦亚洲公司，1732—1833》，载《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史评论》，1960

　　回忆

　　1. 德米尼，《查尔斯·康士坦回忆録和对华贸易》，巴黎，1964

　　2.福士，《对中国和中国贸易的评论》，波士顿，1844

　　3.福士，《个人回忆録》，伦敦，1974

　　4.伊里斯，《赴华大使出使记》，费城，1840

　　5.《中国来信—1833-1840年罗伯特·本涅特·福士的广州-波士顿通信》

　　东印度公司

　　1.豪德里尔，《18世纪法国印度公司》，巴黎，2005

　　2.赫尔斯滕，《瑞典东印度公司研究》，1860

　　3.克杰伯格，《瑞典东印度公司，1731-1813》，马尔默，1974

　　4.克宁克斯，《瑞典东印度公司第一、二次特许权时期，1731-1766》，比利时，1980

　　5.勒·皮琼，《中国贸易和帝国。怡和洋行和英国在香港统治的开始，1827-1843》，牛津大学，2006

　　6. 奈斯特，《瑞典东印度公司》，哥德堡，1883

　　7. 可兰，《最后的法国印度公司》，巴黎，1942

　　8. 法林顿，《贸易地点。东印度公司和亚洲，1600-1834》，伦敦，2002

　　9. 加斯特拉，《荷兰东印度公司——扩张与衰落》，足特芬，2003

　　广州

　　1. 德米尼，《18世纪广州商务》，巴黎，1964

　　2. 格兰特，《波士顿的商人、律师和中国贸易》，波士顿，1979

　　3. 罗伯特·马丁，《关于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的报告》，2卷本，伦敦，1847

　　4. 泰凡尼，《广州中国人，或美国游客在中央帝国》，波士顿，1849

　　5. 范岱克，《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和产业，1700-1845》，香港，2005

　　6. 卫斯韩，《广州体制的形成时期，1740-1771》，台北，1966

　　7. 《中国和中国贸易评论》

　　其他

　　1. 唐宁，《番鬼在中国，1836-7》伦敦，1972

　　2. 顿恩斯，《黄金驻地，美国在广州的商业群体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784-1844》，伯梯菜汉，1997

　　3. 法罗克，《走私，殖民主义，印度商人和鸦片的政治》，新德里，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