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统、多源一体的格局，已为考古发现提供的大量材料所证实。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人的性格的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和他们的生存环境、所接受的文化敎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民族与文化背景，可以造就风格迥异的文化，而在更高的层次上看，中华大地上，不同的文化细流，又汇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南海渔业先民的文化，旣有中华文化的共同性，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特点。

　　南海渔业先民的文化，从人物性格上看，它不同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文化，没有那么粗犷、豪放，也不同于长江、黄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上农耕先民的文化，没有那么痴迷地眷恋着故土，它是一种以海岸与岛屿为依托，以渔猎为生计的面向海洋的文化。先秦时期南海渔业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一般特性，这就是开放性、冒险性、交流迁移性、兼容性、商业性，同时，还有一种求眞务实的精神文明。

　　从考古学角度观察南海北岸地区及岛屿先秦文化，在不同的时期看到多个旣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在不同的层次上和角度上，可以把握不同的特点。从时间上看：南方地区是中国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也是探索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地区。早期的沿海居民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经济生活，以镖刺、棍打、手捉鱼类和在水边拾取贝类、海草类为主要的渔业方式。海南三亚落笔洞遗址与南宁邕宁顶蛳山遗址代表早期文化特点，粤东地区的南澳岛等地发现的细小石器，多为刮削器类，以人字形的凹石器最具特色，石片经过打击后未进一步加工，但破裂面的边缘锋利，可直接用作刀类和刮削器。作为动物的切割去毛工具自不待说，在海边作为剖鱼、去鳞也可派上用场。新石器时代以来，南海北岸及南海岛屿考古学文化开始出现区域性特点，并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区域。新石器时代中晩期，南海渔业先民除了狩猎与采集之外，农业技术开始引入一些部落中来。广东北部地区先民的稻作技术已经传到沿海。一些遗址中开始出现农业生产工具，在香港沙下等一些遗址中还找到了炭化的稻谷。新石器时代晩期，也就是距今5000前后，南海边沿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网鱼技术。至4500年前后大规模的捕鱼业已经形成，经济社会都得到大的发展。直至整个先秦时期，农业经济在这一区域都未占主要地位，渔猎与采集始终是人们的首选。人们在享受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创造着早期文明的同时，常常为寻找新的资源而移动，经济社会生活只有相对的稳定，并造成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步早，发展速度迟缓、结束晩的情形①。但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养活了大量的先民，并在聚落、居住、工具、经济形态、生活等方面的发展成了具有海洋渔业文明特点的文化积淀。

　　一、聚落形态的特点

　　南海北岸地区发现的居住遗址主要有洞穴遗址、台地遗址、贝丘遗址、沙丘遗址等类型。早期居民以洞穴为主要栖息地，海南岛三亚落笔洞是早期洞穴的一个典型代表，洞穴是距今1万年前后南海沿岸人类居住活动的一个良好的选择。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在广西主要分布在桂北、桂中、桂南的石灰岩发育地区。在广东也主要分布在粤北。贝丘遗址与沙丘遗址是南海北岸先民最具特点的两种类型，贝丘遗址目前在广西发现80余处，在广东发现70余处；沙丘遗址目前发现数以百计，比较集中在环珠江口地区，特别是珠海、深圳、香港、澳门等地，在广西靠海的沿岸，及广东沿岸的台山、陆丰和海岛县南澳等地也都有发现，其中珠海发现的沙丘遗址及其文物点达77处。

　　二、居住房屋的特点

　　早期先民以洞穴为住址，与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早期居民差别不明显，新石器时代中期，这里的先民居住在坡地和沙丘上，房屋主要有干栏式与地面建筑两种类型。干栏式建筑中有完全离地架空的和半搭式的两种。地面建筑从墙体看，又有石垒墙、加贝殻的土墙、木骨泥墙等几种，从平面看，又有单间、多间；从形状上看又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等多种。

　　(一)干栏式建筑

　　干栏式建筑的两种形式在珠海高栏岛宝镜湾遗址中都有发现。这个遗址在揭露的500余平方米的面积中，发现大量的与建房有关的柱子洞，几乎每一个发掘探方都有发现。这些柱子洞有的是在风化岩上凿洞，凿痕都十分清晰，先民对此是下足了功夫；有的直接在生土中挖掘，或穿过文化堆积地层挖掘。柱洞内塡土由于夹杂木柱腐烂后的遗留，与周围土色相比显得稍微深一些。部分柱洞塡土中还发现加固柱子用的石块和陶片，有的在柱洞底部垫有石块。在一些柱洞的附近，还发现红烧土面，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烧灶①。   

　　遗迹一：在Ｔ13自北而南有三组柱洞。第一组在北面，位于③Ｂ层下，共有六个柱洞，呈弧形排列，直径1．5米。柱洞直径为15～20厘米。在遗迹的西北面，有H21、H25两个似乎是祭祀性的坑穴，它们之间，或许有某种关联。第二组在中部，位于②层下，4个柱洞连成一线，略作弧形，直径2．2米。柱洞直径为20～25厘米。第三组在南面，位于③Ｂ层下，有11个柱洞，其中多数围绕而成半圆形，直径2．5米。柱洞直径为15～25厘米。遗迹的内侧和外侧分别有灰坑Ｈ12、Ｈ10。这三组柱洞，推测是某种建筑遗迹的残留，尤其是第三组，很可能是一座平面为圆形的房子的残存遗迹，Ｈ12似是房子内火塘一类的坑穴。

　　遗迹二：位于Ｔ17③Ｂ层下，共有12个柱洞，其中7个围绕而成一个椭圆形，东西直径3．1米，南北直径3．7米。其他5个柱洞，散布于圆圈之内。柱洞直径大都在20～25厘米。圆圈的南半部有H18和H19两个呈不规则形的灰坑。这处遗迹，应是一座平面大致为圆形的房址，H18可能是火塘类坑穴。

　　遗迹三：位于T5②层下，有柱洞8个，其中6个大体围绕形成一个平面为圆形的遗迹，直径为3米。柱洞直径为30厘米，深23～40厘米。推测是一类较为简单的窝棚式房子的遗迹。

　　遗迹四：位于T19③Ｂ层下，23个柱洞较密集地聚集在一起，其外围大体形成一个平面为圆形的遗迹，直径为3～3.3米。柱洞直径为15～25厘米，深15～40厘米。由于平面东高西低较为倾斜，推测这是一处以干栏式结构来搭建的房子的遗迹。

　　遗迹五：位于T9、T14、T15③Ｂ层下，20多个柱洞围绕形成一个较大的平面为椭圆形的遗迹，东西直径7米，南北直径5．3米。柱洞直径多为20～30厘米。椭圆形的圈内有H5、H6、H7、H8、H27等5个灰坑，其中H27打破H5，H5又叠压于H6、H8之上。椭圆形遗迹的圈外，东北与西北分别有H28和H4两个灰坑。这些灰坑与这处遗迹当有密切关系。从柱洞的分布情况看，多是以两个为一组。这是一处面积较大的房址遗迹，其功能应与那些面积较小的房址有所不同。

　　由于宝镜湾遗址地形为沙丘连山坡，文化堆积大都在大约10度左右的坡地上，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建房，首选干栏式的建筑，或是一边立柱另一边搭在岩石上，木柱上用木板铺出人工的平面。同时由于红烧土及烧灶的发现，说明这里也存在部分平地上建造房子的地面式房子。两类房子，在平面上都是圆形的，墙体大都是木骨泥墙。

　　干栏式房屋在香港屯门龙鼓滩及大屿山东湾、沙螺湾等等遗址中均有发现。

　　广西邕宁顶蛳山贝丘遗址中也发现居住遗迹，该遗址中发现22个柱洞，其中有14个排列整齐的柱洞，柱洞直径14～33厘米，形成一个南北长13米、东西宽6米的长方形干栏式房屋。

　　   （二）地面建筑：

　　1. 普通地面建筑

　　   （1）咸头岭遗址建筑遗迹

　　深圳市大鹏咸头岭沙丘遗址中发现有房基：报吿编号为F1，位于T16、T17的南部。房基表面基本平坦，有的地方微凹，边缘不太规整，用较硬的灰褐色土铺垫而成。内含细砂，最长处7.7米，宽4.8米，厚0.13～0.2米。房基上发现大柱洞一个，直径44厘米，大柱洞附近散布着12个小柱洞，小柱洞口大底小，壁斜直，圜底，直径在8～24厘米，深15～40厘米。柱洞内堆积浅灰褐色的沙土。在房基内发现一批石料，其中两块大石条，长60～70厘米，宽10厘米，厚4厘米，还有一些小的石料。

　　   （2）沙下遗址建筑遗迹

　　2002年在香港沙下遗址也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房址。沙下遗址位于新界东部，东邻西贡。遗址沿海湾分布，面积约10万平方米，目前总发掘面积达3000余平方米。房基主要分布于DII发掘区。房址呈圆形或椭圆形，房基的形状由柱洞的分布可大体看出，房屋直径2.6～4.5米不等。柱洞也分圆形、椭圆形两种，圆柱洞直径0.25～0.30米，椭圆柱洞直径在0.15～0.30米之间。发掘者分析,房基中间的柱洞为立柱支撑房顶,周围的柱洞则构成墙体。几座房子的间隔不大，最小的只有1米①。

　　   （3）东莞蚝岗遗址建筑遗迹 

　　蚝岗遗址位于东莞市南城区，2003年的考古发掘中，在属于第二期的地层中发现两处房屋遗迹，其中一处为地面单间，由于没有完全揭露，只有长6.6米，内宽2.5米。値得特别提出的是该房屋遗迹的墙基，这个房址的墙基经过开槽后充塡贝殻，墙基中塡褐红色土粘土。墙槽宽15～24厘米，深约20厘米。在第三期地层中发现大面积红烧土活动面，残存面积达50平方米，厚达20厘米。发掘者认为，二期年代在距今5500～5000年之间，三期年代在4500～4000年之间。

　　   （4）东莞村头遗址建筑遗迹

　　村头贝丘遗址位于东莞太平东行9公里，广深高速公路与107国道交汇处，后靠村头，故以此冠名。遗址在山坡，前迎坦田，古为海域，是三四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古人类聚居之所。1989年至199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硏究所与东莞市博物馆联合组成发掘队，在此进行大型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达2375平方米，发现房屋基址6座，其中F14、F18较为完好，分别代表了两种形制。F14为近长方形，圆角周边一周柱洞，转角处两个柱洞为一组。墙体形制从倒塌堆积看，当为木骨泥墙。房址内有数个柱洞，分置四角和中部。由此分析屋顶可能是四面坡。门道设在南面，房址进深5米，面阔4米，屋内地面用纯凈粘土铺垫，厚约10厘米并经火烤。F18形状为圆形，直径3～3.5米。周边有柱洞，分析可能为攒尖顶。房址不见倒塌堆积。

　　2. 有夯土房基的建筑  

　　在香港吴家园遗址发现有夯土房基的大型建筑。1997年，香港古迹古物办事处在香港元朗下白泥吴家园发现沙丘遗址，遗址面积1万余平方米，香港古迹古物办事处在该年年底至第二年初对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发现两处相毗邻的夯土房屋。

　　F1长方形，正东西向，东背靠山，西前临海。北南面宽12.5米，西东进深8.5米。夯土房基是先在L3A层中挖一个与房基大小略同的坑，再用1～1.5厘米厚的7层灰黑色土，4～5厘米厚的6层灰色砂土，分层夯实，形成一个夯筑的泥沙土房基。7层黑色土经夯打结实坚硬，表面凹凸不平，剖面呈水波状，有明显的夯打痕迹，下面是一般的垫土。然后在夯土房基上挖出一周外檐柱洞和每排11个的廊柱，正中有1排5个中立柱，大门在西面朝南。8、9、10、3、4、5等内檐柱之间为宽1.8米的扇大门。大门之外有不规则的夯筑沙土间道，南北宽3.5米，东西深3米，门道上有4个排列有序的门道柱洞，其上架搭门篷，门篷南北宽2.7米，东西深1.9米。柱洞共有51个：外檐柱31个、内檐柱11个、中立柱5个、门道柱4个。柱洞均在夯土房基上挖成，口径20～32厘米，深38厘米，一直挖到第7层的夯土面，口大底小，底面坚实。其中有6个柱洞旁边的石柱础或用石块垫柱，在16个洞中发现有用绳纹夹砂陶片和方格纹、雷纹软陶片垫柱。柱洞塡土也经夯实。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处面阔6间，进深3间的，前面出廊的悬山式顶的可以间成一厅四房的有两扇大门和夯土房基的长方形大房子”。

　　F2 东侧与F1西南相连3.45米，北侧与F1门道南相连3.12米，东壁外露4.7米，夯土房基与F1完全相同，但其建筑规模远小于F1。

　　“F1、F2这两座相邻的夯土房基的发现，使我们有可能判断，这里会是一处古人聚居规模大、时间长、定居稳固的村落遗址”①。

　　3. 河卵石围成的圆形、长方形房子

　　   （1）东湾建筑遗迹

　　1988年，香港中文大学考古队在东湾发掘期间，发现了据称约6000年前的房子遗迹，一共有3座，一座为大型房子，部分尙未被发掘，估计为椭圆形。直径长约8～10米，以河卵石为墙基。另外两座小房子，靠在大房子的后面，其中一座直径不足2米，另一座房子的遗迹只见柱洞，房子内部尙有火塘遗迹。有明显排列成圜状的柱子洞群①。

　　1987年在东湾遗址的第三层发现属于靑铜时代的房子。房子略呈长方形，南北轴4.5米以上，共发现6个排列有序的柱洞。柱洞平面呈椭圆形，深50～60厘米，柱洞口的直径约为55～45厘米，第1和第3号柱洞相隔1.5～2米，排列成一线，第1号和第3号柱洞底部发现石础。

　　   （2）扒头鼓建筑遗迹

　　1992年7月至12月间，扒头鼓遗址再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河卵石围筑的圆形、方形房子村落遗迹。房子遗迹数目较多，相当典型，被称为港澳地区聚落考古的发端。“与扒头鼓房子遗迹相似的遗址，在东亚地区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如日本南部奄美大岛的手广遗址和南朝鲜东海岸的鳌山里遗址都曾发现过。上述各时期房子结构均以河砾石围筑，房子遗迹内外有石砌火塘，并出土大量生活用器如陶器和石器等，是共同的特征。综合日本南部和南朝鲜沿海地域的资料推测，这一种以河砾石为结构的平地建筑，与中国黄河流域流行的半地穴式和长江流域干栏式的房子遗迹不同，是沿海沙丘遗址的一种别具风格居住遗迹。香港地区沿海的遗址所发现的房子遗迹，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建筑的一种新类型，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値”②。

　　1996年，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硏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在南丫岛再次发掘大湾遗址。发现两处距今5000～6000年前的居住遗迹，有椭圆形和长方形两种。

　　三、生产工具的特点

　　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的早期砾石石器在技术和类型方面都有很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它们和中国北方、欧洲期的旧石器时代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形成独特的文化面貌。早期石器主要在河湖的阶地，一般是原生的红壤地层。岩性主要为砂岩、石英岩、硅质凝灰岩，石核少，且利用率低，台面一般未作加工修理，石片占一定比例。在岭南地区，早期石器主要器型包括了用宽扁砾石制作的砍砸器、敲砸器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尖状器、石锤。石器的原料往往来自遗址附近的河流砾石，而且史前石器制作者往往选取具有某些结构、硬度和颗粒度的岩石或矿物制作某种器物，其选材有一定模式。如砂岩、石英砂岩、变质砂岩、凝灰岩等颗粒较细小、硬度在摩氏5～7度的石材多用于制作各种石器，而颗粒粗大、硬度在摩氏7度左右的花岗岩和花岗斑岩等岩石则多用作石锤、石砧等制作石器的工具。制作技术以直接打击为主，锤击法为主。器形一般较大，加工比较简单，多是沿砾石的一端打制。百色盆地出现的双面打制“手斧”，在岭南其他地区并不常见。总的来说，岭南地区史前时期的早期以砾石石器为主，其特色是以天然砾石作为原材料，用直接或间接打击法加工而成，未经磨制。它可以和石片石器、细小石器，乃至磨制石器和靑铜器共存①。砾石石器延续使用的时间很长，是这一地区先民的特点。

　　在新石器时代，南海沿岸先民有专门的石器制作场。曾骐先生指出：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制造场就是一处跨越几千年，可算是规模大和相对稳定的石器制造场。这里因盛产可供开采又能制造石器的燧石、霏细岩，这个采石场经历了制造细石器、双肩石器两个阶段，它不因产品的更换而衰落，特别是生产两肩石器的中晩期，规模越来越大，其产品跨越珠江三角洲，外运环珠江口甚至整个两广地区，形成一种外向型的生产中心①。在环珠江口的沙丘遗址中，也发现一批属石器制造场性质的遗迹。据曾先生统计，有香港的万角咀、舂勘湾、深湾、龙鼓滩、白芒、涌浪、沙螺湾、芦须城、东湾，澳门的黑沙②，珠海的宝镜湾③、锁匙湾及近年发现的珠海的平沙棠下环，香港的西贡蚝涌④、沙下等处。其中蚝涌石器制造场对硏究石器工业的制作、工场的布局、规模、生产的程序、工艺特色等提供了新的宝贵的资料。

　　先秦时期，先民广泛使用凹石器、蚝蛎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网坠、沉石、石锚等渔业特点明显的生产工具。

　　1. 凹石器

　　南海先民较多使用一种表面有凹窝的石器，我们将其称之为“凹石器”，它主要用于加工硬殻类食物。在凹窝上正好放置小型贝类食品，在用石锤砸击时可以稳定加工物，不会滑走。凹窝一般通过尖状石器锤啄而成，有的体形较大，表面啄有一个或多个凹窝，可以作为石砧使用；有的体形较小，一面或两面有凹窝，正好握在手上，作石锤使用。这是先民长期使用的一种特有的工具。有硏究者指出，它是流行于南海沿岸地区采集、渔猎经济中的一种加工工具。凹石的使用年代在距今6500年至3000年之间，时间跨度较长，它的浓厚的地区特点反映了南部中国闽、台、粤地区密切的联系，是渔民早期工具的一个特点⑤。

　　2. 蚝蛎啄

　　蚝蛎啄是水边居民为开启蚝类水生物而发明的一种石质工具。外形上看，往往是一件打制的尖状石器。蚝蛎等贝类生物附着在礁石上，也是用这种尖状石器将其敲下来。在香港蚝涌遗址，发现40多件各式尖状石啄。发掘者认为，制造地点在蚝涌河口出海口处，这里是咸淡水习性蚝类繁殖的理想之地，蚝是这里的主要采集对象，开凿蚝类硬殻的尖状器，是这个制造场的确定产品当有它的实用意义。蚝蛎啄在东莞、深圳、珠海、澳门等沿海地区古遗址中最为常见，而粤东的潮安陈桥村贝丘遗址也以蚝蛎啄和彩陶为其特点。

　　据黄启善先生统计，属于广西海滨贝丘的亚菩山遗址、马兰咀遗址、杯较山遗址等三个遗址之中，发现打制石器366件，用于采蚝的蚝蛎啄有204件。

　　3. 网坠、沉石、石碇（石锚）：大量的捕鱼工具出土，是南海北岸及近岸岛屿上居民古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里大部分遗址出土的网坠，都是用河卵石作简单加工而成的。亚腰形石网坠是最为常见的形制，利用扁平椭圆河卵石，打出对称的两个缺口，以便于系绳。由于河卵石不完全规整，为了系绳时找到平衡点，先民们还发明瞭一个缺口、三个缺口、四个缺口、磨一周凹槽等多种类型的网坠。在宝镜湾等一些遗址中，还发现利用石块（不只是河卵石）作整体加工而成的石网坠。网坠作为鱼网的部件，它的发现说明当时鱼网的存在，这是一种优良的捕鱼手段，虽然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时期，在中原地区捕鱼网就已经较为普遍，但是，南海沿岸鱼网也有许多特点：

　　   （1）石网坠相对较大。从珠海宝镜湾遗址出土石网坠的统计硏究中我们知道：在1096件常规网坠中，重量在51～330克之间的中型网坠，数量达1022件，占总数的93%，在中型网坠中，又以重量70～250克之间的网坠居多，有861件，占中型网坠的84%。重量在25～50克之间的小型网坠有12件，占总数的1.08%，重量在331～500克之间的大型网坠有62件，占总数的5.6%。

　　如果我们再从网坠的长度观察，可以发现：长度在6～10厘米之间的网坠有897件，占82%，而长度小于6厘米的网坠只有39件，占3.55%；长度大于10厘米的网坠有160件，占总数的14.5%。以上数据可知，网坠的长度一般是在6～10厘米之间。这个长度与重量本身就要大于在江河中捕鱼的网坠。

　　除了常规网坠之外，宝镜湾遗址出土59件重量大于500克的坠形石器，我们称之为沉石①。沉石也是鱼网的部件，与常规型制的网坠的使用方法大体相同，并常与其配合使用，只是其数量相对较少，更不似网坠需要几十个配合使用（现在的捕鱼网所需的网坠数以百计）。有时，沉石也可以单独使用。沉石在选材上与网坠大体相同，只是重量更重。

　　   （2）石网坠数量相对较多。从目前的报导看来，珠海宝镜湾遗址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在这范围内出土常规网坠1096件，沉石59件，穿孔网坠39件，密度相当大，说明当时的数量相当的多。而且还不是孤证，在香港涌浪遗址、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也都发现800件以上的石网坠。以上这两个特点说明当时沿海居民的鱼网比较大，网鱼技术比较高，形成规模化生产。

　　4. 蚌殻工具较多使用。蚌殻制作的三角形蚌匕、穿孔蚌刀、蚌鱼钩在贝丘遗址中较为常见，蚌制的网坠也有使用。在南宁豹子头遗址①、西津遗址②、江西岸等遗址，发现用丽蚌殻作网坠。利用丽蚌殻一边，敲击出穿孔，成串作网坠；亚菩山遗址、马兰咀遗址、杯较山遗址等三个遗址之中出土19件蚶殻网坠，及一定数量的蚌铲、蚌环。广东南澳县东坑仔遗址，也发现有蚌网坠出土。陶制网坠在先秦时期南海沿岸地区发现不多，只是在少数遗址中发现过。汉代以后陶制网坠开始大量使用。  

　　5. 骨、牙、角器较多使用。从佛山河宕遗址可以看出，这类质地的器物主要种类有锛、凿、矛、镞、切割器、针、锥、叉，还有鹿角、象牙器。骨料主要是兽骨包括象牙骨料，这是河宕贝丘遗址经济生产生活的反映。骨镞达25件，形式多样，尤以三棱圆体圆铤最具特色。8件骨针中，有2件较大型，型式特殊，磨制精致，一件长13厘米，首端钻两孔，末端尖圆，发掘者推测其“可能用于纺织鱼网”③。

　　6. 有肩石器：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有肩石器，到新石器时代晩期盛行于东南沿海地区。有肩石斧、有段石锛、有肩有段石锛，在这一地区大量出现。

　　在桂南地区，以大石铲最具特色。据蒋廷瑜先生硏究，在桂南地区已经发现60余处出土大石铲的古文化遗址，遍及桂南19个县市，大多分布在岗坡上，而以隆安县东南、扶绥县北部、邕宁县西北最密集，出土器物也最典型。一般来说，大石铲是一种翻土工具，它的出现与农业有关，但是有些大石铲可能不是实用器，而是农业祭祀器具①。

　　四、生活用具的特点

　　先秦时期南海沿岸地区常见的生活用品是陶器，这与周边地区有明显的共性，但是，又具有显着的特点。在这里，陶釜是主要的炊器。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常见的陶鼎，在这一地区极为少见。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咸头岭文化时期，陶器种类主要有圈足盘、釜、罐、钵、豆、尊、壶、器座等。以夹砂陶为大宗。釜为敞口鼓腹、圜底、饰绳纹。釜的延续时间很长，数量也很多，器形和纹饰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圜底釜作为一种文化特质，比起其他的要素在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系统中更具有代表性，并构成鲜明的文化特点。这一时期也出现一些彩绘陶与白陶。

　　新石器时代晩期，陶器仍然还是以陶釜为主。但部分遗址开始出现少量盘形鼎。

　　从纹饰上看：先民们大量使用印纹陶器。在中国南方古代社会的物质文化中，人们普遍地使用着一种几何印纹陶。这种陶器的特点，首先，器皿表面装饰有各种各样的图案花纹，基本都是以线的排列和交织组成的，其排列和交织又是按照一定的角度、距离和方向延伸。形成以四方连续纹样为主的有规律的几何图案。装饰这些图案花纹的方法，旣不是刻划，也不是彩绘，而是采用拍印的方法。南海北岸先民是南方印纹陶的发明者和使用者，这里是印纹陶的发源地之一，特别是贝印纹，其年代距今将近7000年，是最早的。印纹陶器在新石器时代产生之后，商代晩期开始发展，西周晩期至春秋时期进入繁荣时期①。

　　佛山河宕遗址制陶业较为发达。以陶质来说，种类较为复杂，有夹砂陶、泥质陶，不定期有白陶、黑皮陶、磨光陶和少量彩陶，以呈色来说，有橙黄色、橙色、黑色、灰色、红褐色和白色等；以火候来说，旣有软陶，烧成温度约800度至1000度左右，也有基本烧结、吸水率较低、击之发出金属声的硬陶，烧成温度在1100度左右。河宕遗址以四个探方的统计为例，第三层的几何印纹陶约占该层陶片总数的68%，第二层的几何印纹陶约占该层陶片总数的78%。已发现的器形有20余种之多，常见敞口折肩、圜底、圈足和圜凹底陶器，少见平底陶器。其造型规整，匀称，口沿的唇、颈部分和圈足都有轮修时留下的凸棱和平行纹。这里的印纹陶一般较规整、清晰，印纹较深，且一般印纹较大，很少重叠错乱的现象。拍印的纹饰种类除绳纹、条纹、附加堆纹、篦点纹、凸弦纹和镂孔外，几何形印纹主要有曲折纹、长方格纹、云雷纹、叶脉纹、圈点纹、编织纹、梯子格子纹、凸点纹、鱼鳞纹、凸圆点纹、圆圈纹、S形纹、凹凸三角纹、凹凸菱形纹、锯齿纹、云雷纹以及云雷纹与曲折纹、曲折纹与圆圈纹、曲折纹与S形纹、长方格纹与凸点纹、云雷纹与梯子格纹等各种组合纹饰四五十种。其中曲折纹最多，方格纹、云雷纹次之。

　　在珠海宝遗址中也出土部分印纹陶片。主要有N形纹、曲折纹、叶脉纹、方格交错纹、组合形纹、网格纹、雷纹、长方格纹、绳纹、席纹、条纹、菱形纹、锯齿纹等。

　　五、服饰生活的特点

　　南海北岸地区及至东南沿海地区，先秦时期的土著居民有一种断发纹身的习俗。《淮南子·齐俗训》载：“三苗髻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筓，越人劗发……越王勾践劗发纹身。”《论衡·书虚篇》载：“禹时，吴为裸国，断发纹身，赢以为饰。”《左传》哀公七年载：“越，方外之地，劗发纹身之民也。”《战国策·赵策二》载：“被发纹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鳀寇秫缝，大吴之国也。”一般说来，断发，也就是剪发或梳髻，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束发加冠之礼。而文身雕题也就是在皮肤上刺纹染色。现在东南沿海的黎族、高山族后裔中仍保留这种习俗。

　　南海渔业先民曾以草为衣，史书上称这种衣服为“卉服”，《赤雅·卉服》：“南方，草木可（一本有以字）。衣者，曰卉服。绩其皮者，有勾芒布、红蕉布。弱锡衣，苎麻所为。”

　　使用树皮布做衣服是岭南地区的一个特点。近年来，在环珠江口地区大量发现石拍，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敎授对此问题作了较深入硏究。他在《史前蒙古人种向海洋的扩散——岭南树皮布文化发现及其意义》①等诸多论文中介绍了其硏究成果：

　　邓先生将大湾文化中已发现的树皮布石拍的形制，划分为五种形制：

　　1. 圆角长方形；2. 圆角正方形；3. 长条形；4. 圆形；5. 亚腰形。

　　他对各形作瞭解释：第一种圆角长方形的石拍，是最常见的类型。大梅沙、咸头岭、龙穴、水涌、万角咀等遗址均有发现。此类型石拍的拍面，均为纵长的沟槽痕。其中以大梅沙出土的一件最精美，长21.9厘米，宽6.6厘米，厚1.2厘米。拍面有约24条纵长的沟槽痕。拍背近四角处有直径0.4～0.5厘米未穿透小孔。拍背硏磨光滑，近边处磨圆斜收。龙穴和虎地湾发现的一些圆角长方形石拍残件，正反面均锯切有沟槽痕。龙穴的一件石拍连侧沿也有若干沟槽痕。大黄沙的一件可能是圆角长方形石拍残件，背面及一侧沿刻划有图案，其中一角亦有未穿透的小孔。第二种圆角正方形的石拍数量较少。龙穴出土一件长5厘米，宽5.5厘米的石拍，拍面有14条纵长的沟槽痕，四方磨圆。第三种长方形石拍目前亦仅见于龙穴。此种石拍特征除拍体呈长条状外，拍面为方格槽面。其中一件长9厘米，宽2厘米，拍背有一道凸棱，两侧有凹沟。第四种圆形石拍仅见于大黄沙，目前只发现一件。拍面有13条纵长的沟槽痕，拍背光滑，直径5厘米，厚2厘米。此外一种素面圆形石拍：一般报吿书称此种石拍为石饼。在大湾、大黄沙、咸头岭、龙穴等遗址均有出土，估计均为拍打树皮布的石拍。第五种亚腰形的石拍：现仅见于龙穴遗址。拍面两面有沟槽痕，石拍长轴的两侧制作出凹口，可能是一种装柄的装置。

　　他认为：“上述第一至第五类石拍毫无疑问都是属于大湾文化的产物。石拍的石质，一般被鉴定为沙岩居多。只有由香港万角咀出土的一件，经地质学家赵子能氏显微镜过镜观察。鉴定结果石质主要成份由长石、黑云母及磁铁矿组成。岩石正名为正长岩石英，即二长岩。同类型的岩石于大屿山南岸的银矿湾一带都有分布。”这些石拍的使用方法，他也根据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资料作了推测。据凌曼立所谈及印尼西里伯斯岛的树皮布拍，一般一端由藤条沿石拍两侧凹沟系套，藤条延长加上木柄成柄把。使用时利用离心力使石拍打击更具力量。在考古学资料上，美洲考古学家Richard S. MacNeish在南部墨西哥Twhuacan山谷E IRiego洞穴，曾发现过700年前典型圆角长方形复合型石拍，原木质把柄尙保存完整。龙穴的长条形石拍两侧有凹沟与及大黄沙圆形石拍较厚侧沿等的设计，可能都与装柄有关。

　　大湾文化的树皮布石拍种类丰富，对不同类型的石拍深入分析硏究，是探讨大湾树皮布文化技术构造重要的课题。在考虑树皮布石拍的制作与使用方面问题上，民族学的资料往往提供了动态复原对比的资料。有关树皮布石拍的分类方法，邓聪倾向接受加拿大Paul  Tolstoy的分类法。即主要按石拍的装柄方法分类：第1式：复合型石拍，石拍本身不带把，要附加上木质的把柄。因此，本类型的石拍必须包括装柄的技术。第2式：棍棒型石拍。石拍槽面与柄部都为同一的石料制成，前后一体相连，使用者直接握持棍棒使用。在此两大类型之下，按石拍槽面或形态的一些特征再区分出若干的式别。在石拍的形态学上分析，大湾文化中出土的树皮布石拍与苏拉威西中部的Lore山谷的Besoa(ike)石拍及墨西哥Teotihuaxan山谷的石拍有着惊人的相似。迟至1980年末，Lorraine V. Aragon还观察到在Besoa所保存树皮布拍的组合工具。树皮布的拍打是一种多重拍打工序(Multi-stage-Beating)。Besoa村一套树皮布拍至少包括有6件或以上形制不同的拍，即由两件棍棒型木拍与4件复合型石拍组成。这六件树皮布拍的使用方法，最先使用的是棍棒型木拍，棒面上沟槽痕疏落，只有5条刻痕，其次使用的石拍的槽面上亦只有4条沟槽痕，随后渐次使用的石拍槽面沟槽痕变多而细致，最后使用的棒棍型木拍，表面近乎光滑。

　　东南亚南岛语族使用树皮布的情况较为普遍。著名人类学家容观琼先生曾经介绍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以及密克罗尼西亚等境内小岛间的民族志材料。他在《再论岭南古越族与东南亚南岛语系族群的亲缘关系》一文中①重点介绍了世界民族志学者詹姆斯·埃奇-帕廷顿和查乐顿·希普用同一书名、着力描绘的两本画集：《太平洋岛屿原住民的武器、工具、装饰品及衣着选集》。两位作者笔下，当地居民制作树皮布的工具是坚硬的木料。这种木料作者细分为两类，一是搅衣棒，另一是带有搅衣棒性质的棍棒。前者有141件，后者有153件。一般长度60～80厘米不等，最长者103厘米，最短的10厘米。

　　与环珠江口地区多为石质树皮布拍不同的是，这些地点多为木质树皮布拍。由于这些物品的年代尙不清楚，这种差异可能与年代差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