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器的使用

　　陶器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陶器与磨制石器的出现，常常作为人们划分新旧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陶器是人类第一次利用自然物质，通过火作媒介，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崭新的物质。陶器以粘土为胎，利用粘土的粘性、可塑性以及在高温情况下可烧结性的认识，经过粘土的选拣、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后，在800～1000℃高温下焙烧而成，坯体不透明，有微孔，具有吸水性，叩之声音不清。陶器可区分为细陶和粗陶，白色或有色，无釉或有釉。品种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等多种。陶器发明之后，广泛用于日常生活，并成为炊煮、储藏、盛食以及纺织、装饰的用品。

　　华南地区是中国陶器的起源地。南海北岸及其附近岛屿也发现较多早期陶器残片。广东英德的牛栏洞堆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形成于距今8000～12000年间，在其距今9000～10000年的第三期早段发现了陶器遗存；南海北岸的广西南宁顶狮山遗址堆积，距今近万年时期，发现陶器，器类仅见圜底罐或釜形器。制作和装饰手法均极原始。先秦时期，陶器一直是人们主要的生活用具。

　　二、陶器表面装饰反映审美需求

　　陶器的制作中积累了大量的装饰经验，使人类的审美得到极大的提高和升华。其中对坯体本身进行的装饰手法，是原始制陶过程中最具表现性和趣味性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是最古老的原始装饰技术。它几乎是与陶器同时出现的，是原始制陶不可或缺的重要工艺技术，是在实用的功能性与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与经验，共同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初期的陶器坯体装饰手法比较单调。一般多为压磨、拍印或施以缠戳、刻划纹样。纹样的种类也稍单一。多是绳纹、网纹、斜线纹、点划纹、平行线纹以及它们的组合。并衍变出戳、压、剔、刻、划、印、粘、塑等多种手法。陶器坯体上直接进行装饰所采取的手法是比较丰富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 压磨：用石块或其他光滑的器物压磨坯体表面，使其光滑、致密、平整。2. 拍印：用带有各种纹样的木制、陶制的拍子或卷缠绳索的木棍直接在半干的坯体表面进行均匀的拍打，使坯体坚硬、致密，并在坯体表面留下纹样。3. 刻划：以木棒、骨锥或其他硬质材料的尖锋，刻划坯体表面，使其产生图案或纹样。4. 塑贴：用手塑或模压手法制成动物、植物、人物，或直接用泥条、泥丸、泥片等镶贴在坯体表面上。5. 镂空：将器壁的某些部位刻透，造成各种透孔的图案。

　　彩陶是中国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等许多原始文化都以非常精美的彩陶而着称于世。在珠江三角洲以及相邻的沿海地区，也有史前时期彩陶器物发现，这是先民们劳动创造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先民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反映。目前在澳门、珠海、深圳、香港、中山、东莞、增城、肇庆等地都有彩陶器的发现。从陶器的用途上看，北方地区的彩陶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水器和储藏器几大类，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及相近的沿海地区，彩陶器种类以圈足盘最为常见，也有少量碗、杯、钵。基本不见炊煮器和储藏器。华南考古材料表明，彩陶源于红衣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陶器彩绘与赭红色陶衣有密切关系，开始人们因某种用途的需要，将器内外涂上红色的颜色。陶衣制作技术为彩陶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和物质的条件①。所谓圈足盘，即器物上部为盘，下部为圈足。外壁绘以红彩，纹饰有波浪纹、浪花纹、点状纹、带状纹、变异的图案等，有的还配以划纹，圈足上多绘波浪纹并常配划纹和镂孔。环珠江口地区彩陶器出土的主要遗址有香港的南丫岛大湾、深湾、香港岛的大浪湾、舂坎湾、大屿山的蟹地湾、屯门龙鼓滩、涌浪；澳门路环岛黑沙、路环村前地、大王庙②；珠海淇澳岛后沙湾、唐家湾东岸和下栅大金顶、横琴岛赤沙湾、内伶仃岛铜鼓洲；深圳大黄沙、咸头岭、大梅沙、小梅沙；中山南蓈龙穴、泮沙和石岐白水井；东莞万福庵、南城蚝岗；增城三江金兰寺；肇庆蚬殻洲等，大都以泥质红陶为主。在福建沿海地区也有彩陶发现，在闽江下游、闽东沿海及闽南沿海地区都有彩陶遗址发现。靠近南海的闽南沿海地区，如惠安县的大岞村、厦门市、云霄县、莆田县均有彩陶遗存。云霄县的列屿乡墓林山遗址、莆田党尾山遗址、漳浦香山遗址以及南安县均有红彩宽带和圆点纹彩陶发现，而再往北，则主要是黑彩了。

　　拍印技术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坯体装饰技术。是用带有各种纹样的木制、陶制的拍子或卷缠绳索的木棍直接在半干的坯体表面均匀地进行拍打，使坯体坚硬、致密，并在拍打过程中在坯体表面留下印纹。初期制陶主要为手制，如将塑性陶土先制成一个圆底垫，然后将粘土搓成粗细均匀的泥条，一层层地旋转盘筑或迭筑，将器物逐渐升高，形成一定的造型。这个过程正如甲骨文的“匋”字——一个躬身的人正在使一块泥向上做功，使之成为一个器物。

　　刻有纹样而具有粗糙表面的陶拍或木拍在拍打整型过程中要比光滑表面的陶拍在使用上更好。因为光滑表面的陶拍拍打在陶器上时，仅只是在挤压拍打部位，坯壁易发生开裂现象。而粗糙的陶拍或木拍在拍打过程中，旣有挤压又有固定和坚实坯体的作用，使坯体更加坚硬、致密。而在这种实用的功能性之下，人们在制作陶拍或木拍的粗糙表面时随着审美的经验，将其刻划成绳纹、篮纹、席纹以及各种几何印纹，用这种陶拍或木拍均匀而有规律地拍打在坯体上，自然形成美观而又独特的装饰纹样。拍印的方式一般分为两种：徒手拍印与慢轮拍印。拍印方法是用陶拍在半干的坯体上向着一个方向匀速且有规律地拍打，使得坯体的器壁厚薄、湿度均匀，以提高烧成率，减少开裂的机率。

　　模印纹与戳印纹都是印纹的一种。模印纹是用带有纹样的木拍或陶拍在半干的坯体上有计划、有规律地压印出精巧、细致的图案。戳印纹是用小木棍、小石块的尖部或指甲戳印出来的圆形、半圆形、新月形、长条形或X形等以点为主的印纹。通常以环带状形式装饰在器物的肩腹部，充分反映了点装饰的一般规律。

　　三、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在陶器上刻划符号的历史较为长久。距今7500年前的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的几座墓葬中，就出土了三片刻有符号的龟甲和一件有符号的石器。符号的形状和商代甲骨文很相似。距今6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中有刻划符号发现，人们以为这可能是文字的起源，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发掘报吿中就提到，仰韶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可能与文字起源有关。1972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仰韶文化“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1977年，唐兰作《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又提出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划或绘写的符号是文字。

　　岭南史前遗址中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以佛山河宕遗址最具代表性。这个遗址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晩期（年代距今4300～3500年）的一处重要发现，1977～1978年由广东省博物馆与佛山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佛山河宕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①，杨式挺先生主编出版了河宕遗址发掘报吿《佛山河宕遗址——1977年冬至1978年夏发掘报吿》。该书分类详细地介绍了河宕遗址的地层堆积、文化遗迹及遗物、墓葬、陆生水生动物遗骨等，科学、详细、如实地描述其遗址的文化面貌及探讨其文化内涵和学术意义。该遗址揭露面积760平方米，发现有明确的文化层和丰富的人类活动居住遗迹，清理墓葬77座和各类遗迹及大批文化遗物。共计有各类石器200多件，骨牙器60多件，夹砂陶、软陶、白陶、彩陶和硬陶达4万余片。发现70多片（件）46种有刻划符号的陶片，符号主要刻于出土于第3层的陶盘和陶豆的圈足内壁。发掘者认为，这是广东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末期遗址中刻划符号最多的一处，也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値得深入硏究的发现。一件陶器上多刻一个，也有少量刻2～3个合文的，形体结构以线形的数码或记事符号为主，也有少量鱼形纹和笔划复杂的图形符号。在珠海宝镜湾遗址中也有刻划符号的发现。发展到商时期，在粤东的浮滨文化中发现有近30多种刻划符号，它们多刻划于器物的肩腹部及豆把上。目前所见的这些刻划符号一般都是单个存在，很难确认它们就是文字。但是，使用符号这一行为本身，也足以说明浮滨文化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陶器符号有的是图形，有的只是几何形，过去多被理解为艺术性的装饰，或者同语言没有联系的标记，但与较晩的文字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则可以看出其间的发展脉络。陶器符号总是在器物的特定部位上，而且一般限于较小的局部，便和只起艺术装饰作用的花纹不一样。陶器符号常被用来表示所有关系，如器物属于某人或某一家族、氏族所有。有的还可能是制造器物的个人或家族、氏族的标记，这也可说是一种“所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