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地区地下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相当丰富。通过对这些化石人类的硏究，可以发现许多支持我国远古人类连续发展的证据。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硏究中心朱泓敎授硏究表明：这些证据同时也有力地支持了关于现代人起源问题的“多地区起源论”的观点。例如，我国南方地区出土的直立人化石上颌门齿均具有铲形结构——这一蒙古人种中常见的特点，恐怕并非出于偶然，或许暗示出他们可能与蒙古人种的祖先类型的确存在着某些遗传学上的联系。而生活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早期智人——马坝人的头骨上也已经存在着某些蒙古人种特征。到了旧石器时代晩期，晩期智人的体质形态特征在向蒙古人种演化进程中，较之早期智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由于某些现代蒙古人种的形态细节尙未完全形成，故一般称之为形成中的蒙古人种，不过有些迹象表明，该阶段的人类群体之间已开始出现形态发育的地区性差异，以柳江人为代表的华南地区智人与现代蒙古人种的南方类型比较接近的事实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朱泓敎授认为：从现有材料来看，南方地区的先秦时期居民至少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系类型。第一个类型以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广东南海鱿鱼岗、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颅骨组为代表，或许还包括了广东增城金兰寺组。该类型居民的主要种系特征为：长颅型、低面、阔鼻、低眶、突颌、身材比较矮小。他们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华南地区的絶大多数居民（包括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有所不同。在现代对比组中，他们一般和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如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大洋州的现代土著，如美拉尼西亚人等比较接近。此外，该类型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晩期的柳江人那里。目前已知的材料显示，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可能是以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即浙、闽、粤、桂一带为主要分布区的。鉴于上述情况，朱敎授建议将该种体质类型命名为“古华南类型”，并认为“古华南类型”可能代表了广义的“古越人”的种系特征。他推测：由于中国历史上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大量的北民南迁乃至侨置郡县，致使南方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北民南迁的压力迫使一部分“古华南类型”土著不断向更南方向的东南亚一带以及太平洋诸岛屿迁徙，因而对这些地方的现代人种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南迁的北民与当地土著“古华南类型”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华南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

　　南方地区先秦时期第二个种系类型可暂且称之为“古中原类型”，其典型代表是河南淅川下王岗组，此外还应包括江苏南京北阴阳营和常州圩墩两组居民。该类型分布的中心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一带仅系此类型分布区的外延部分。该类型中心分布区内的典型代表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居民。“古中原类型”在近代对比组中与华南近代组最为接近的事实或许暗示出他们应该是南迁北民中的主要种系成分。

　　四川巫山大溪组和湖北房县七里河组代表了该地区第三个种系类型。该类型的基本体质特征为：偏长的中颅型，中等的头高和头宽，长高比例的正颅型和宽高比例的中颅型相结合，狭面、低眶、中等的鼻宽。将该类型命名为“峡江地区类型”。对于该类型的进一步深入硏究尙有待于相关古人骨材料的新的发现。从现有材料的分布地域上看，这一类型或许与巴人的起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