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方向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文摘要】桂南大石铲是一种特殊的铲形石器，主要出土于广西南部地区，在广东西部、海南以及越南等地也有发现。有关桂南大石铲形制和功能，已有多位学者作了研究，取得了比较深入的成果，但也还存在不少分歧。作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应当从田野考古和器物本身形制特征上寻求突破。通过对田野发掘工作及大石铲本身的形制分析，作者认为，桂南大石铲属源于实用工具刬类的礼仪性石器。

　　【关键词】桂南大石铲　田野考古　形制　石器 

　　Abstract: The huge stone spades found in southern Guangxi are typical spade-shape implements, which are mostly discovered in southern Guangxi, western Guangdong, Hainan and Vietnam. The shape and function of these implements have been widely studied. Though there are abundant results, disagreements still exist. The author raises that the problem should be solved through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and the study of the implements' characteristics. The thesis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such huge stone spades found in southern Guangxi should be ritual stone implements. 

　　Key words: huge stone spades in southern Guangxi　field archaeology　shape　stone implement

　　

　　“桂南大石铲”是主要出土于桂南地区，在广东西部〔1〕、海南以及越南也见的特殊石铲形石器，若以形制最为复杂的大龙潭TA4:4为例，可以“舌节”为界，分为上下两部，下部即为弧刃部，上部依次各为柄、肩、阑。

　　按照蒋廷瑜先生的追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安志敏先生提到1952年广西修崇镇公路时发现的大石铲时，曾称之为“有肩石斧”〔2〕，该件双肩齐平对称，束腰，舌形刃。六十年代佟柱臣先生注意到广东兴宁出土的这类特殊石器，“有一种大石铲，是一种很特殊的工具”〔3〕。或许是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期公路建设的开展以及农场的开垦种植，这类石器不断出土，引起大家的注意。这其中，自然以1962-65年桂南地区文物调查“石铲遗址”的发现、七十年代扶绥那淋屯、隆安大龙潭的发掘最为重要。

　　多数的学者根据大石刬的形制认为与农业生产有关，鉴于大多发现的石铲实在不能承担实际农业使用，故推测或许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祭祀活动的礼器〔4〕，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与生殖崇拜有关〔5〕，或两者间或有之〔6〕，等等，莫衷一是，未能有实质性的研究进展〔7〕。笔者对此很有兴致，阅读学习后颇有心得，以为还是应该从田野考古和器物本身形制特征上寻求突破。

　　一、那淋屯和大龙潭的发掘收获似有美中不足之感

　　那淋屯试掘和大龙潭发掘在野外取得了重要收获，不仅出土了大量标本，而且还明确了一些出土遗迹单元，建立了大石刬的类型学基本框架，不过仍有美中不足之感。

　　（一） 那淋屯未经扰乱的、出土大量石刬的文化层堆积相不明

　　1973年秋的那淋屯遗址试掘仅开了T1、T2，各4×4米、4×2米，第二层即为文化层，“厚约30~42厘米”、“未经扰乱”〔8〕，在24平方米范围内“出土器物全是石铲，共四十三件”，分布密度不可谓不大。从“石铲放置很有规律”等叙述判读，石铲出土的基本情况与后来1979年发掘的大龙潭情况基本接近，如“中部发现一具用白膏泥塑成的三角形小盘子，已残破，未经烧烤，……在盘的尖角处放着一把精致玲珑的小石铲，用途不明，底部放置较精致的大型石铲”，显然这是一处有意识的人工遗迹，但是在未经扰乱的文化层中，它们是一处坑遗迹吗？还是一处低洼？还是原本有一个置放面？如果有置放面的话，这30~42厘米的文化层还可以再划分吗？又“大多是几把幷排放在一堆，刃部朝天，石铲与石铲之间往往有废石铲或小石铲衬垫”，由此可见，这一文化层絶非单纯废弃或倒塌的堆积，还保留着当时活动面的可能性很大，哪怕它们是一处野外的临时遗迹。

　　那淋屯遗址，“四面为土山和石灰岩山峰环抱。东西两面连接着高20~30米的砂土台地。遗址纵横约1500平方米。遗址范围内到处可见石器残片”，遗址面积显然不大，不过若遗址近似所谓“祭祀”场所，显然也不小，从环境叙述看，遗址似没有水土流失之忧，当应该继续工作。[HJ55x]
（二）1978年大龙潭试掘发现的大石铲圈和与此有关的灰坑

　　1978年试掘的大龙潭遗址“西靠小石山，东临右江，南面为畲地。遗址约为正方形，自西向东倾斜，面积约5000平方米”，T1-T3分别位于遗址的西北和东北。除了T1尚保留有5~15厘米的表土层外，位于遗址东北角彼此相邻的东西向T2和南北向T3之表土层均“已推掉”，T2“一些石刬的刃部露出或被折断”，但是未说明这些露出的刃部是不是原先伸入到表土层？还是第二层的文化层本身就受到了扰动？

　　T1和T3的第二层均为文化层，第三层就是黄色生土层了，试掘时提到了T1-T3文化层的基本情况，如T1厚40~60厘米，“胶结坚硬的黄褐色粘土，很象生土”，出土三组六把石铲等，“几把幷排，刃部朝天”；T2厚约1.6米，“上部为黄褐色土，相当坚硬，厚约80厘米，内含几把石铲及一些残石片。石铲柄部朝下；下部土色较黄净，厚约80厘米，含零星炭屑及几件未加工成型的石片”；T3情况同土2会是什么堆积性状呢？都没有获得进展。

　　T3的木炭进行了碳14测定，距今5910±105年，树轮校正6570±130年，虽然承认数据可能偏早，不过还是认为在桂南地区石铲遗址与贝丘遗址“在文化上可能有着渊源的关系” 〔9〕。

　　（三） 1979年大龙潭发掘大石铲遗迹的进一步确认

　　1979年3-5月，为了进一步弄清大龙潭遗址的全貌，对遗址进行了820平方米的发掘，位置自然选择在保存较好的东北部（其实西北部的T1试掘情况也是不差的），根据地层堆积描述，显然第Ⅰ层的原先被推掉的表土层是个扰乱层，而文化层则明确分为了两层：第Ⅱ层，“黄褐色土。厚40~60厘米不等。土质结构较为紧密，坚硬。土内常含少许烧土及炭屑。烧土坑、灰坑、石铲等文化遗物及遗迹多出自该层”；第Ⅲ层，“黑褐色土。厚25-44厘米。土质结构较第Ⅱ层更为坚硬。含有零星的烧土块及木炭屑。出土遗物甚少”〔10〕。

　　各类遗迹是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如“灰坑、沟槽、红烧土坑及一些不同形式排列的石铲组合遗迹”。灰坑20个，简报举例了七例——

　　T1AH3口径1.88、深达1.70米，石铲“放围成置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石铲发现于坑深0.96米处。下层石铲则置于坑底。两层石铲布局似有规律，均略围成一个圆圈，上层石铲圈较小，径约52厘米，下层石铲圈较大，径约1.20米”，从简报图四·1的比例看，下层石铲圈几乎是紧贴了坑底边壁。

　　TB1H1口径2.10、深3.33米，“坑口以下深至1.60米时，有一径30、厚10厘米的圆形烧土薄层，上盖石铲片一块”，但未说明着烧土一面，石铲片是否有烧灼痕迹？“坑深至1.90米处，又发现径、厚约30厘米的红烧土堆于坑中部，其上堆放一组石铲，排列颇有规律”，除了也未说明着烧土一面石铲是否有烧灼痕迹，排列的规律也未进一步的说明，是呈圆圈状的吗？“在坑深2.05米的地方，再次发现呈圆形的烧土，径约42、厚20厘米，上亦置数件石铲，当显得凌乱无规律”。坑内的烧土和石铲堆积似乎至少有三个过程，堆积性状也一致，这肯定是有意的行为。发掘者根据无柱洞、坑较深等排除了这类灰坑居住、窖藏的功能应该说十分合理的。

　　TA1H1在“距坑口15厘米时即在西壁处发现一片红烧土”，不过坑深80厘米处发现的石铲及残片却“放置散乱，深浅不一”，显然有别于TB1H1的情况。

　　TC1H2和TC1H3是有打破关系的石铲坑，TC1H3“坑内含木炭较多，石铲及铲片层层叠压”，TC1H2“其周壁竖立大型石铲、石片护壁，内密集有序地排列着大型石铲及石片”。从公布的图片看，显然清理完毕后的遗迹情况与线图有所不符。

　　余三例均大体如一，如T2AH1坑底有石铲一圈；T2BH1三件斜立坑壁，余置坑底；TD1H1层层相叠，底部皆直立。

　　“沟槽”深达0.80米，宽0.60~2.60米，显然不甚规则，但深度不浅，又仅于TB2而未作扩大发掘、属于的第Ⅱ层或许就直接开口于扰土层下，用途不明是可以理解的。

　　简报还提到遗址的“许多小烧土坑”，“一般都呈圆形，径在0.20~0.60米，烧土厚0.10~0.40米不等”，“少数土坑中含有石铲残片。坑的分布亦无规律”。这类烧土坑的性质应该与那些坑内有烧土和石铲相叠者类似的。

　　“石铲排列遗迹”根据简报显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层中清理的遗迹，另一类就是坑内有规律置放的石铲。其中直立或斜列排列组合较多且具特色，“分别构成队列式、‘ㄩ’字形和圆圈式等不同的排列形状”、“铲柄向下，刃部朝上”。其中TB1第Ⅱ层由七件石铲中的6件“紧叠直立，刃朝上”，但是那件平置的半成品石铲靠什么支撑呢？它与另外6件石铲是什么关系呢？TC1西南一组4件石铲呈“ㄩ”形直立，中间还“嵌置一件小陶罐，罐底则另垫一件残石铲”，可惜这件或许可以说明相对年代的陶罐“触之即为碎末”；TC1北部的一组4件石铲也作“ㄩ”形，不过中间的“土质较硬，夹有石铲碎片”，是什么原因导致土质较硬呢？有意填实吗？

　　T1C一组由6件石铲围成的圈最具有意义，圈底还有一块石片，“其东邻近一径为0.25米的小圆洞，洞上部分为一层小砾石，下部土质坚硬，似经夯实”，相邻的TC1也有类似小坑，无论如何，说明这些小坑开口都会有、或曾经会有一个活动面，如果这两者有关系，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类刃部朝上的石铲圈是不是原先是竖立在活动面上的？如果是，发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区分呢？

　　从石铲排列遗迹等诸多现象判读，发掘修改了试掘时视作为石铲加工场所的推断，无疑是合理的。不过我们从叙述中也发现，在发掘的820平方米中，这些遗迹之间的地层关系并不明瞭，遗迹单元除了坑之外，是否可以确认原本竖立可见的石铲圈等形式的组列呢？TC1H2和TC1H3的打破关系说明瞭遗址可能作为单一文化内涵的可能性，但是文化层厚的可达1.6米，是如何堆积的〔11〕？遗址的跨度有多大？这些问题的解答显然是进一步研究石铲功能的关键和基础〔12〕。

　　二、大龙潭发掘在大石刬类型学研究上奠定了基础——Ⅳ型石刬的形制解析

　　早在那淋屯和大龙潭试掘收获中，考古队就建立了大石刬类型学的基本框架，而大龙潭的发掘则更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在大龙潭出土的不含残碎不成形及半成品的231件石铲中，Ⅰ型的直腰式和展腰式数量并不多，仅16件。其余石刬的形式除了形体硕长的Ⅰ型3式收腰式20件外，出肩阑（所谓“袖”）和腰部、刃部明显区分的其他型式最为主要，如Ⅰ型2件的“重肩直腰式”；Ⅱ型平肩或弧肩的、基本分为上下部的石铲达135件；Ⅲ、Ⅳ型出肩、阑的大石铲尤为典型，数量尽管只有10件和48件，从形制上看显然是上述两型的发展。

　　大龙潭石刬的四型比《文物》1978年第9期的石铲遗址的石刬类型学分析多了一型，仅是Ⅲ型的增加。有意义的是，在各型式标本介绍中我们不难发现，各型式石刬的大小数值显然可以反映某种现象，如“短袖”的Ⅲ型石铲多体形较长，最长的达66.7厘米；而“束腰”的Ⅱ型（包括“两腰直线从肩部往下逐渐收缩”的Ⅰ3式）石铲大小反差甚大，如Ⅰ3式最大和最小的高42.2~5.6厘米，如Ⅲ式最大和最小的高35.4~4.5厘米，Ⅱ2式最大和最小的高38.5~9厘米。说明Ⅱ型石铲大小均有、内涵丰富，或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场合〔13〕；Ⅲ型石铲不但形制基本固定，且大小也基本接近。

　　所以解析大龙潭Ⅳ型石刬的形制就显得很具意义了。

　　（一） 大石铲可以舌节为界分为上下两大部分——源于刬类

　　大龙潭TA4:4石铲归属简报的Ⅳ型2式，属于“小柄，斜弧肩，腰长，舌面多呈半椭圆形”。这一石铲可以亚腰部和舌部之间的棱脊（舌节）为界分为上下两大部分：即下部所谓半椭圆形的舌面和上部包含柄、阑的石铲主体部分。

　　大龙潭简报和1978年公布的大石铲调查发掘资料均未特意标识这两部分的横剖面。不过1983年佟柱臣先生在广西考察大石铲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佟先生举例了大龙潭T1E：2、T1E：1“袖形带齿石铲”，其中T1E：2，“窄方柄，重肩，肩下各斜出三齿，束腰部分稍短，横剖面为长方形，但舌形刃部较长，横剖面为扁馒首形，器长72，柄宽4.2、肩宽41、舌节宽35、厚1.8厘米”。T1E：1，“舌形刃上部有舌节”。佟先生举例的大龙潭束腰形石铲（“过深的束腰也是不多的”）中同样也有此现象，如TC1，“方柄，平肩，肩部呈直角，宽体短舌形，上体横剖面长方形，刃部横剖面为一面平直、一面微鼓的扁馒首形，长6.5厘米”；T38:7，“平圆柄，肩斜稍平，长体横剖面为长方形，下体横剖面为扁馒首形，舌节不甚显着，长16.7厘米，…舌节以下为刃”；T7:1，“窄长方形柄，束腰部分长于舌刃部分，上体横剖面长方形，下部横剖面为扁平馒首形，长16.8厘米”〔14〕。由此也可见，尽管下部的呈馒首形的横剖面并不多见于石铲，不过说明大石铲源自工具类的刬类，并冠之“大”是完全没有疑问的。

　　（二） 大石刬的阑是另外添加的

　　大石刬的阑也称之为“袖”，如大龙潭大石铲Ⅲ型的“短袖束腰型”和Ⅳ型“短袖束腰型，袖口呈锯齿状”，不过前者仅10件，而且“制作粗糙，大都保留有打击痕迹”，笔者认为在类型上实际是可以归属为Ⅳ型的，可视为该型的原始形态甚至是半成品。

　　我们在观察这类石铲时，可以很明显地发现阑的上部和下部的内凹保持着基本一致的弧度。大石铲阑的形制在细部上虽有所不同，但是也保留外侧内凹弧，颇令人思量。

　　我们若将大石铲阑的部分切除，就可以发现其形态与Ⅱ型束腰形大石铲形制一致，这也是大龙潭简报Ⅱ、Ⅲ型分型的合理之处，笔者甚至觉得这是“式”的区分，如大龙潭T3C：9。

　　同样，大龙潭那类重肩式的出阑大石铲也是如此。

　　这样一来，上部的铲体形制也显得更为重要了。

　　（三） 大石铲铲体的形制——柄肩外形是大石铲形制的主体

　　大石刬的下部是为刃部，应源自于刬类的证据，而上部柄肩外形应是大石铲最为重要的部分，是大石铲形制的主体，目前我们暂时还不明确阑形制上的意义〔15〕，不过在确认两者可以拆分之后，不妨可以注意到这一形制的重要。

　　无论是平肩、斜肩还是重肩，这一形制的两侧均内凹弧，而且肩宽均大于舌节宽，也及该形制的上宽大于底部宽。

　　这一主体很可能是中华大地上“介字形冠”的又一种形式〔16〕，在良渚玉器铭刻符号的研究中，我一直认为台形符号本质上就是介字冠，而玉冠状器是台形符号的形的体现〔17〕。大石刬的柄成为了这一符号的象征部分——凸起，大石铲凸柄两侧的内凹弧肯定是个有意的作法，而两侧的内凹弧亦然。上文也提到，肩宽还大于舌节宽，加上凹弧侧边，这也是我们在考虑良渚台形符号结构时困惑的问题，目前或许我们还不能彻底解析精确的含义，但是两者之间存在观念意识形态上的互通似乎是可以肯定的。

　　三、余论——史前礼仪中石器形制的变化

　　我想在此再补充的是，在史前时期，实用性的石质工具向礼仪性石器（玉器）转变过程中形制的变化所带来的启示实在值得我们研究者重视，不妨举例长江下游地区几类石器的基本情况。

　　（一） 石钺的孔的夸张到结合孔的朱绘图像

　　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时期，作为砍伐之用的石钺就开始走上了礼仪的道路。如江苏金坛三星村三星村类型（约当马家浜文化晚期－崧泽文化早期阶段）豪华型按冒、镦石钺的出现，M513的石钺上下各有一雕图像和刻纹的骨质冒和牙质镦，M513石钺器表抛光精美，穿孔直径明显大于缚扎时的需要〔18〕；在崧泽文化阶段，石钺的孔的直径甚至可以大到接近或超过钺体的两边，如上海崧泽M13:1石钺〔19〕。

　　具有象征意义的大孔石钺比玉钺出现要早，而且哪怕玉钺出现之后，往往也作为良渚高等级显贵墓葬标帜的、高硬度溶结凝灰岩石钺也均保持了较大的孔径，在良渚反山、瑶山墓地中体现的最为明显。

　　良渚时期的石钺还结合穿孔进行朱绘，其构图往往结合穿孔的圆和三叉形线条不仅象征着按柲，而且显然还具有另外的意义。至于发现于安徽薛家岗遗址的朱绘石钺图像就显得更有深层含义了，如薛家岗M58:8石钺（图一二，1）〔20〕。

　　（二） 石锛形体的夸张和刃部朝上

　　相对于石钺而言，石锛朝礼仪化的道路似乎慢了些。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在长江下游凌家滩－崧泽文化时期，一些石锛的个体体形甚长，显然也不能作为实用，如凌家滩墓地出土的石锛，个别甚至高度近40厘米，实属罕见；最近报导江苏常州新岗崧泽文化墓地出土了所谓“江南第一锛”，长就达37厘米，斜插在墓主的右臂边〔21〕，原先还可能安柄，显然不适宜实用。

　　石锛的礼仪化以1963年刘敦愿先生在“两城镇农民家中看到”的刻纹石锛最为著名〔22〕，后改为“玉圭”，刘先生初期都认为是赝品，迟至1972年才公布（图一二，2）〔23〕。这类视角上刃部朝上的锛形器，已经彻底摆脱了锛的使用，应是平首圭的雏形。

　　1997年位于浙西遂昌好川墓地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其中好川采：08石钺的两面均刻划有图像，视角上也是刃部朝上〔24〕。牟永抗先生在拿到报告后就指出该件石器定名的错误，应视作“圭”。

　　（三） 石“耘田器”形制和质地的礼仪化

　　石质的“耘田器”是我们另外要举例的礼仪化石器典型。通过浙江湖州毘山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墓地的发掘，我们发现这类早先曾经称为“耘田器”、“石耜冠”的石刀形态多样复杂，其中一些留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但是随着类型的发展，顶部的突起和圆孔、以及两翼的上翘越来越离开实际使用的目的。笔者认为这样的圆形钻孔结合顶部的形态结构我们认为是有意的，除了使用的功能外，可能还反映了某种观念形态〔25〕。这样，浙江桐乡姚家山良渚文化晚期墓地出土的玉质耘田器，以及耘田器突起顶部雕琢的介字冠结构就絶非偶然了（图一二，3）〔26〕；同样采集于桐乡小六旺遗址的刻纹石质耘田器亦然〔27〕。

　　对于大石刬的研究，两广及西南地区考古学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因素，那就是民族学资料的丰富，学者讨论大石刬的功能时，多运用民族学的材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笔者想要补充的是关于大石刬的研究，田野考古和器物本身的形制研究尚留有进一步的空间，写作此文，权作锦上添花〔28〕。

　　注释：

　　〔1〕邱立诚、邓增魁：《粤西发现的大石铲》，《考古》1983年第9期；邱立诚、杨式挺：《西江——岭南史前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西江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2〕蒋廷瑜、彭书琳：《桂南大石铲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安志敏：《一九五三年我国考古的新发现》，《考古通讯》1955年创刊号。

　　〔3〕佟柱臣：《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常识（四）》，《文物》1960年第8、9期。

　　〔4〕如“祭祀某些与农业有关的自然神的场所”，石铲圆圈形的是“天神”、“ㄩ”形的是“地神”，参见郑超雄、李光军：《广西桂南“石铲”遗址试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3期。壮族神话中的“布洛陀神话故事应当是以石铲文化为背景的史实”（页211），见郑超雄、覃芳：《壮族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5〕如“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参见韦江：《试论桂南大石刬的功用》，（广西）《民族艺术》1995年第4期。如“石祖”，可参考容达贤：《桂南地区大石刬新探》，《文物》2003年第2期。不过据称邕宁县坛楼大石铲遗址中曾发现石祖，显然这一说法值得商榷，资料转引廖国一：《环北部湾地区史前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页392之注⒃。

　　〔6〕如覃义生、覃彩銮：《大石铲遗存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不过，根据出土状况和形态，至少Ⅱ、Ⅲ型石刬的凸柄已不具备木石复合的要求，而是成文了形体的象征符号。

　　〔7〕如石铲之间的碎片之多是“这种巫术工具额惩罚曾经发生过多次”，以及石铲排列寓意的种种臆测。参见玉永琏：《桂南大石铲及其遗址探秘》，《东南文化》1995年第2期。

　　〔8〕均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文物》1978年第9期。

　　〔9〕均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文物》1978年第9期。

　　〔10〕均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1期。

　　〔11〕据介绍，忻城县宁江乡三堆遗址呈圆土包状，高4-6米、直径可达20-30米，1990年发掘时，“每堆土中间都有一层层迭压火烧土”，如一号堆“下掘1.2米深处发现石铲10件，…石铲圆圈中间有火烧土”，“在1.8米深处发现石凿1件，平置于火烧土内”（页201），想必在土堆结合遗物、遗迹出土的无论哪个剖面都应该清晰地观察出来。参见郑超雄、覃芳：《壮族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12〕哪怕有学者认为大龙潭是“专门举行农业祭祀活动的场所”，也应该有地层堆积过程的发现，如果“每次进行活动的时间不会太长”，那么按理在地层剖面上留下的痕迹应该更为明显。参见陈远璋：《桂南大龙潭类型遗址初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页418。

　　〔13〕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有视之为“玉铲”的，如1964年隆安县乔建遗址出土的束腰形“青玉石磨制”的大石铲，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广西出土文物》32，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该石铲后又收入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1，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84，未标注质地，同册页185大新县榄圩乡出土的“灰色偏紫”“玉铲”长达75厘米，该是目前最长的石（“玉”）铲了。而“束腰”形的大石铲也有学者认为“从技术角度看，基本脱离了早期石器加工技术”，参见何安益：《论桂南大石刬的年代及功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14〕佟柱臣：《广西大石刬的考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插图采自图一·1/2,图二·2/5/6。此部分内容也可参见佟柱臣：《中国新石器研究》（下），巴蜀书社1998年版，页939-949。

　　〔15〕已有学者注意到了大石铲形制的意义，不过“桂南大石铲仿效牙璋肩阑和齿饰的作法明显，因此当是中原礼制影响、派生的地方性礼器”，不免武断。参见卜工：《考古学文化传播的路径与内容——以大石铲、牙璋、彩陶为例兼谈中国文明的礼制根基》，《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10日。

　　〔16〕关于介字冠，可参见邓淑苹：《远古的通神密码——“介”字形冠》，（台北）《故宫文物月刊》（286），2007年1月。

　　〔17〕方向明：《彩绘、镂孔和刻画——浙江史前陶器图案（像）的初步考察》，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等编《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18〕江苏省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4年第5期。

　　〔19〕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彩版一·1，报告称为“环形石斧”。

　　〔20〕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21〕http://www.sach.gov.cn/tabid/300/InfoID/16088/Default.aspx，江苏省常州市文广新局：《江苏省常州市新岗遗址又现崧泽文化大墓》，2009-01-04。

　　〔22〕刘敦愿：《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2年第4期。

　　〔23〕转引邓淑苹：《雕有神祖面纹与相关纹饰的有刃石器》，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41-142。

　　〔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页332。

　　〔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毘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26〕《浙江桐乡姚家山良渚文化贵族墓葬》，国家文物局主编《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27〕王宁远、周伟民、朱红中：《良渚文化两件特殊的“耘田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281），2006年8月。

　　〔28〕如关于大石铲遗址的相对年代问题也一直有所争议。目前可以李珍认为的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始于5000年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骆越）的三个阶段为代表，转引《百越民族史研究的新进展》，《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但是在论述广西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时，不知什么原因，大石铲遗存被有意逥避了，如傅宪国：《广西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初论》，邓聪、陈星灿：《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