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诚（邱立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文摘要】珠江三角洲地处岭南，先秦时期属百越之地，从距今7000年的咸头岭文化到西樵山双肩石器；从周时期的原始瓷器、夔纹陶器到米字纹陶器；从先秦时期的众多小方国到秦汉时期南越国的建立，其间的历史发展进程显示了远古人类的迁徙、民族的融合，以及岭南历史文化、文明的演进。

　　【关键词】珠江三角洲　百越　考古遗址　民族融合

　　Abstract: Located in the Lingnan Region of southern China, the Pearl River Delta was the residential place of the Hundred-Yue ethnic groups before the Qin Dynasty. From the 7000-year-old Xiantouling Culture to the double-shouder stone implements in Xiqiao Mount, from the primitive porcelain and the kui-dragon design pottery to the mi-character pattern pottery, from the many small locals states to the Nanyue Kingdom of the Qin and Han period, the historic process reveals the migration of the remote ancestors, the fusion of ethnic group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of the Lingnan Region.

　　Key words: Pearl River Delta　Hundred-Yue ethnic groups　archaeological sites　ethnic fusion.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考古工作，近十几年来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摘其要点介述于下，并请教于学界同仁。

　　一、彩陶遗存考古的新成果

　　1. 深圳咸头岭遗址

　　咸头岭遗址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叠福村。为滨海沙丘遗址。考古年代为新石器时代中期。1981年发现，并于1985年、1989年、1997年和2004~2006年共进行五次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遗址面积1万多平方米，发掘面积2000多平方米。发现有房基柱洞、红烧土堆积、灰坑等遗迹。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质橙黄陶和白陶，纹饰以绳纹为多，贝划纹、贝印纹次之，还有划纹、弦纹、叶脉纹、编织纹、附加堆纹及彩绘等，器类有釜、罐、尊、簋、壶、圈足盘、盆、钵、碗、豆、杯、筒形杯、器座等。既有圜底器、圈足器，也出现了圜平底及平底器。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次之，种类有斧、锛、凿、刀、拍、环、杵、敲砸器、砧、砺石、球等。年代为距今6000～7000年〔1〕。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彩陶器最早在1933年发现于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此后在香港的多个地点以及澳门、深圳、珠海、中山、东莞、增城、肇庆等地都有所发现，形成了环珠江口地区的彩陶遗存文化圈。这当中，又以香港发现的地点最多，分布多在岛屿上，包括有南丫岛大湾、深湾、香港岛大浪湾、舂坎湾、大屿山蟹地湾、赤腊角深湾村、屯门龙鼓滩、涌浪以及内伶仃岛铜鼓洲共9处遗存；澳门则只有路环岛黑沙湾1处遗存；深圳有小梅沙、大梅沙、大黄沙和咸头岭共4处遗存，均在深圳东部；珠海有淇澳岛后沙湾、唐家湾东岸和下栅大金顶3处遗存；中山有南蓢龙穴、泮沙和石歧白水井3处遗存；东莞有企石万福庵和南城蚝岗2处遗存；增城只有三江金兰寺1处遗存；另有肇庆蚬殻洲1处遗存。此外，在粤东汕尾的沙坑也发现1处。就目前所见，上述含彩陶器的遗存统计，共有25处，其年代跨度为距今7000～4500年。初步分析，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彩陶器是受到长江流域的高庙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仰韶文化的彩陶，以人面鱼纹彩陶盆最具特色；甘肃、青海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特征明显，形态丰富多样，图案感最为强烈；大溪文化的彩陶，多绘有大自然动物、植物、水纹等图案。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彩陶器，其图案更多的反映了海洋文化的特性。无论纹样是波浪形或是曲线形，多线条形或是组合形，对向形或是错向形，规整形或是不规则形，繁缛复杂形或是简单形，结构致密形或是散漫形，图案形或是奔放粗犷形，又或是简单划线形等等，无不与海浪或水形有关。即使是或宽或窄的带状红彩，也犹如表现静寂的水面一样，而散乱的线条或是多种直线、弧线所组成的图案、纹样，都表现出多姿多彩的海浪或浪花形态。但与闽、台地区出现的彩陶器，其形态（包括器形与纹样）又有很大的差异。闽、台地区的彩陶以图案化的几何印纹或点彩为特点，明显受到南方几何印纹陶的影响。其年代也晚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彩陶器。珠江三角洲地区彩陶器的产生不会来自于闽、台地区的影响似成定论。然而，彩陶文化遗存所藴涵的古人的信仰、思想和艺术，留给了现代人永久的思考。

　　就遗址的典型性而言，咸头岭遗址无疑优于大湾遗址。但以遗存的发现时间而论，则大湾遗址大大早于咸头岭遗址。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和以遗址发现时间早晚为序的惯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彩陶遗存可以大湾文化来命名〔2〕。

　　2. 东莞蚝岗遗址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东莞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得到更多的关注。国保单位可园的保护规划和建设获得大家的好评，蚝岗遗址的保护及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也深受人们的欢迎。蚝岗遗址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1990年作过复查，其后因当地居民建造房子，遗址濒临毁灭性破坏。东莞市南城区领导获知这种情况后，即着手对遗址进行保护，先是于2003年邀请考古单位对遗址进行发掘，在此基础上投入资金，于2007年建成了遗址博物馆。蚝岗遗址是一处距今4500～6000年间的贝丘遗址，发现有柱子洞、灶坑、窖穴等房子遗迹，居住区中还有墓葬，埋葬方式为仰身直肢葬，其葬式与粤西、广西地区所流行的屈肢葬有明显的差别，这时期人类的居住区与埋葬区还未分离，社会文明程度还较低。出土遗物以彩绘陶器及树皮布石拍为最大特色，所穿着衣服为树皮制成的无纺布，这种情况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彩陶遗存中都是同样的。而同时期的粤北地区已普遍使用纺轮制作纺绩布。以文化内涵分析，蚝岗遗址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以白陶圈足盘为特点，年代在5500～6000年；第二期以彩绘陶器为特征，年代在5000～5500年；第三期以磨光圈足盘为特色，年代在4500～5000年〔3〕。

　　3．佛山高明古椰遗址

　　古椰遗址在高明区荷城镇，东距西江1.8公里，属贝丘遗址。遗址发现于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2006年因广明高速公路建设而发掘，面积一千多平方米。出土陶器有釜、钵形釜、圈足盘、罐、钵等，饰绳纹、刻划水波纹、半圆圜纹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圈足盘内壁多见放射状彩条纹，这是彩绘陶器衰落期的遗留。石器有斧、锛、凿、拍、砺石等，主要特点是有相当数量的霏细岩双肩石器，这类石器来自于西樵山石器制作场。制作树皮布的石拍，是珠三角地区出土石拍器物的遗址中纬度最高的一处，初步显示出该区使用无纺树皮布族群分布范围的北界。此外，有一些经加工的木器，其中一件很可能是船上使用的木桨。更为重要的是遗址发现一批动植物遗存，除大量贝殻和少量动物骨碎外，有许多果核、木片、竹片、树叶，还有20多粒水稻谷。在广东，发现先秦时期稻作遗存的地点还有粤北的曲江马坝、粤西的封开杏花、粤东的龙川坪岭头等地，已有研究表明，岭南古稻倾向粳型化。而粤东和福建古稻与东南亚、菲律宾和台湾的古栽培稻传播路线有关。高明古椰遗址是珠三角地区首次发现稻作遗存的地点，是探讨岭南水稻发展的重要资料〔4〕。

　　古椰遗址的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以前，距今为3500~4000年之间，略早于佛山三水银洲遗址，是探讨珠三角地区古环境及与粤西北地区古文化关系的新资料。

　　二、商周时期岭南文明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1. 深圳屋背岭遗址

　　屋背岭遗址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福光村北面的山岗上，发现于1999年，2001～2002年发掘，被入选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屋背岭遗址清理出商时期墓葬94座，均为土坑竖穴墓，多属小型墓，随葬品数量多者5件，少者1件，普遍在二、三件。以陶器为多，种类有釜、罐、尊、豆、壶、碗、钵、杯、器座和纺轮等；少量石器，种类有斧、锛；灰坑中还出有玉玦，并采集到石戈。屋背岭遗址是广东发现商时期墓葬最多的一个地点，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年代约在夏商之际；第二期相当于商代早中期；第三期商晚期。屋背岭遗址的陶器中，大敞口的Ａ型尊多少显现出与粤东浮滨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众多形态的云雷纹，与广东各地同时期的陶器纹样基本相同，反映出文化上的趋同性。屋背岭遗址作为族群墓地已与居住区彻底分离，这与浮滨文化的情况是相同的，是土著居民走向文明的见证，对探讨岭南地区的文明起源有着特殊的意义〔5〕。

　　2．博罗横岭山墓地

　　横岭山墓地位于博罗县罗阳镇黄庄村的东南面，山岗高约10多米，总面积约6万多平方米，发现于1999年，2000年发掘，面积8500平方米。其后入选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横岭山墓地已清理墓葬332座，其中商周时期墓葬302座。墓葬形制主要是狭长形的中、小型墓，有二层台的18座；有底坑的11座，其中两座分别为方形平底和圆形平底，其它为不规则形，有两座底坑出玉石类随葬品，其它未见器物；有壁龛的2座。横岭山这类带底坑的墓葬，与西江流域地区带腰坑的青铜器墓有较大的区别，后者腰坑中常见埋有一件大陶瓮或大陶罐。因此，地处东江流域的周时期横岭山墓与西江流域周时期墓，其墓主人应是百越族中不同的族群。

　　横岭山墓地出土遗物中，陶器532件，原始瓷器111件，釉陶器1件；在器体上刻划符号有236种；青铜器122件；玉石器150件。对出土随葬品的224座墓进行了研究分期，属于第一期的有17座，年代为商周之际，其中M248属浮滨文化墓葬；属于第二期的有15座，年代为西周早期；属于第三期的有70座，年代为西周中晚期；属于第四期的有112座，年代为春秋时期。年代不明的有10座〔6〕。

　　从地形地貌观察，横岭山墓地现已清理的墓葬约为三分之一，估计还有更多或更大的墓葬在墓地中。现有资料表明，横岭山自商时期起作为墓地，至周时期已成为一处管理有序的公共墓地，这与当时当地方国（或王国）的建立有密切的关系。在粤中地区的小方国，缚娄国是其中之一，据《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缚娄亦称符娄，依《逸周书·王会解》载“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鬋发文身，……”，可知符娄国在商时已立，其地望在今惠州、博罗一带，周时期即为缚娄国。横岭山墓地管理有序，随葬品有珍贵的青铜甬钟、铜鼎和玉器，无疑是缚娄国的一处重要墓地。秦平百越，在缚娄地置傅罗县，其后又改称博罗县。

　　三、南越国帝王遗址的发现与保护

　　1. 南越国王宫遗址

　　南越国王宫遗址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的北侧。1975年在原广州市文化局大院发现的南越国王宫走道遗迹，最早揭开了南越国王宫考古发掘的序幕〔7〕。1988年在北京路新大新百货公司大楼建筑工地发现两组南越国时期的大型砖铺地面，也令人联想到与南越国王宫的关系。随着1995年忠佑大街广州市电信局大楼建筑工地南越国石构水池（蕃池）遗迹的发现，南越国王宫遗址的考古发掘进入了新的阶段。1997年在原广州市文化局大院工地清理出南越国宫苑的“曲流石渠”遗迹。这两项考古发掘分别被入选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自2002年起，为做好南越国王宫遗址的保护，对遗址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古发掘。迄今为止，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再现了我国以至世界上最早的王宫园林，以大型的石构水池和曲渠所组成的庭园，营造出人为的东水西流景象，又以遗迹而推测建有渐台、殿堂亭阁一类建筑，表现出南越国所具有的高水平的建筑技术；首次在广东地区发现西汉时期的木简，其字体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帛书的字体相仿，内容多与南越国王宫的守备、宫禁之规定有关，可归为法律文书；初步发现了两处南越国宫殿遗迹，但其形制还不很清楚。根据遗址的发掘和勘探资料，广州市政府将南越国王宫遗址的保护规划面积规划为4.8万平方米。广州南越国王宫遗址的发掘与保护，被誉为“中国文物保护的典范之作” 〔8〕。

　　2. 广州南越王墓

　　南越王墓位于广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冈山〔9〕。曾有学者认为这里有南越国的朝汉台遗址，实际上这里是南越王赵眛（胡）的陵墓。该墓是在城区建设住宅楼时发现的，因施工人员及时报告而使这座地下宝库得到完好无损的保护，并得以进行考古发掘，确认为西汉时期的南越王墓。其后在原址建成南越王博物馆，成为广州市最具特色、也最具品牌、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一千多件（套）珍贵文物的出土，证明墓主人为南越国文帝“赵眜”，虽然这与史料所载的“赵胡”不合，也有学者对墓主人身份是否南越国文帝提出质疑，但此墓藴含的社会意义已远远超出一般的考古价值，它所体现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与观念已深深地烙在国民的脑海里。

　　3. 广州南越国水闸遗址

　　2000年在广州市区中心的西湖路光明广场建设工地发现了南越国时期的大型木构水闸，其位置可大致上确认为南越国都城的南界。这里面临南海，北距南越国王宫约500米。作为一处水利设施，这处水闸的作用主要是保护了南越国的王城和宫殿，但它所显示的两千多年前高超的水利工程技术，给予我们很多可以借鉴的启示。为了有效的保护这处珍贵的文物遗存，广州市政府作出了原地保护的决定，保留在所建的大楼中庭并展示。这是在现代城市建设中保护古代城市遗迹的成功范例〔10〕。

　　四、南汉国帝陵的发掘与确认

　　1. 南汉昭陵 

　　位于广州市东圃石马村。1954年发掘。墓地三面环山，墓前原有石马、石象等。墓为券顶砖室，有斜坡墓道。全长11.64米，内分主室、过道和前室三部分。前室左侧有分格的器物箱（共分8格），埋藏于地面之下，箱中的随葬品仍保存原样；右侧有半圆形耳室。此墓已经被盗，墓室有许多处盗洞。随葬品只剩下陶瓷器，有30多件青釉瓷罐和100多件灰陶罐。其中4件夹耳青釉瓷罐造型特别，盖沿出横梁，扣入器肩的夹耳中，有孔，可用绳子贯穿。提揭时盖子不会滑脱。罐表里施釉，出土时釉色青翠，日久变色转青黄。在少数墓砖的表面或一侧有刻画文字。有“陈怀甫”、“张徊”、“六月十三日张匡  ”和“干和十六年四囗兴宁军囗”（砖残断，文字未完）等字样。前3个可能是造砖者姓名。“干和”是南汉中宋刘晟的年号，干和十六年即958年，刘晟死于是年。由此考证该墓为刘晟的昭陵〔11〕。

　　2. 南汉二陵

　　南汉二陵即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小谷围岛(今广州大学城)的德陵与康陵〔12〕。2003～2004年发掘，其后入选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德陵在北亭村东侧的青岗北坡，幕向北。前有墓道，略作倾斜，北高南低，长12米，宽3.08～3.21米，在南端近封门处放置190件青瓷罐和82件釉陶罐，成11行排列。墓室全长10.43米，宽3.04～3.45米，分前、后室。前室长6.27米，宽3.14米，两壁上下两层壁龛共18个，随葬品早年被盗，仅在墓室西侧找到数块釉陶屋残片。后室长3.48米，宽3.77米，两壁上下两层共有10个壁龛，后壁有一个很大的盗洞。

　　此墓没有发现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遗物。以往多误为康陵。从墓葬形制考察，与已确认为康陵和昭陵的两墓有较多相同之处，出土器物为南汉时期。又据有关史料记载，德陵在海曲，其道上有昌华宫。另有史料又记昌华苑在河南官洲北亭。而今北亭村亦称昌华市。由此，可认定该墓就是南汉刘隐的德陵。

　　康陵在北亭村东南侧的大香山南坡，由地面陵园与地下玄宫组成。陵园有神墙、角阙、陵门，陵台由基座、神龛、祭台组成。地下玄宫向南，由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和后室组成。墓道长17.5米，宽3.3～3.4米；墓室全长9.84米，宽3.16米。两壁上下共有壁龛30个。陵园出土的遗物有莲花纹瓦当、双凤纹瓦当、兽面脊头瓦、筒瓦、垂兽等建筑构件。墓室出土遗物有青瓷器罐、盒、碗、盏；陶器罐、碗和水果象生香蕉、木瓜、菠萝、柿子、桃、兹菇、葧荠等；还有玻璃器、玉片、串珠、玉洗、石俑残件。最为重要的是哀册文碑，文中共1062字，载有“大有十五年……高祖天皇大帝崩……迁神于康陵……”等铭句。据此可确认此墓即为南汉高祖刘岩之陵墓。

　　南汉立国67年，共有五主。除刘隐的德陵、刘岩的康陵两处外，刘晟的昭陵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已发掘，陵墓现已不存。殇帝刘玢被其弟所杀，没有陵墓。而后主刘鋹被宋所掳，死后归葬于韶关曲江狮子岗，但此墓至今尚未发现。

　　南汉帝陵的发掘，为研究我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其考古价值非同一般。

　　五 、结　语

　　珠江三角洲地处岭南，在先秦时期属百越之地，虽与中原相距甚远，但考古学文化表明与周边邻省区关系密切，与长江流域及中原地区也有相互间的影响。从距今7000年的咸头岭文化到西樵山双肩石器；从周时期的原始瓷器、夔纹陶器到米字纹陶器；从先秦时期的众多小方国到秦汉时期南越国的建立，郡县制的确立，南汉国的自立，其间的历史发展进程显示了远古人类的迁徙、民族的融合，国家的统一以及岭南历史文化、文明的演进。岭南早期的历史为今天的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辈们的努力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1〕深圳市文管会办公室等：《深圳7000年——深圳出土文物图録》，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2〕邱立诚：《史前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彩陶器》，《岭南考古研究》第5辑，香港考古学会2006年出版。

　　〔3〕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编：《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东莞市南城区蚝岗遗址初步发掘简报》，《华南考古》第2辑，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4〕崔勇：《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7年1月12日；《广东曲江马坝石峡遗址古稻研究》，（与张文绪、向安强、杨式挺、肖东方合作），《作物学报》2006年第11期；《广东省封开县杏花河旧屋后山遗址古稻双峰乳突及稃殻印痕研究》（与*张文绪、向安强、姚锦鸿合作），《中国水稻科学》2008年第22卷第1期；向安强：《广东史前稻作农业的考古学研究》，《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5〕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深圳屋背岭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6〕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罗横岭山》，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7〕广州市文管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期。

　　〔8〕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9期；冯永驱等：《广州文物保护十年(1995~2005) 》，《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0〕冯永驱等：《广州文物保护十年(1995~2005) 》，《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商承祚：《广州石马村南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64年第6期；麦英豪：《关于广州石马村南汉墓的年代与墓主问题》，《考古》1975年第1期。

　　〔12〕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南汉德陵、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