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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八点看法
江泽民同志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指出:“要在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的服务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详见该书第276页。)这里面便涉及新时期学术研究如何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方向性重要问题。现就这个问题谈八点不成熟的看法,并祈有关部门给予重视:
一、新时期的学术研究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是从总体上讲的
因为学术研究这一上层建筑的东西源于经济基础,服务于经济基础是天经地义之事。从总体上理解这一点很重要。不然,“特殊论”、“例外论”、“无关论”、“无能论”等片面性认识便会在不同程度上妨碍学术研究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大局。在此前提下,又要理解不同学科或同一学科不同层次的研究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具体情况。人类学科进化史表明:一边是分工越来越细,另一边是越来越走向综合。但细分与综合总是相对的。一些学科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更具直接性,另一些则是比较间接的;一些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均可为经济建设中心直接服务,另一些则只能在应用理论研究上对经济建设中心发挥直接的或间接的服务效能。在现实生活中,只重视那些能够直接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学科或研究层次,而无视那些在间接方面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的学科或研究层次,既不是科学的态度,也不利于全面激活学术研究所具有的直接与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的显能与潜能。
二、新时期的学术研究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靠的是自觉行为
无论是能够直接为经济建议中心服务的学科或研究层次,还是能够间接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学科或研究层次,都离不开研究者的自觉行为。因为振兴中华,匹夫有责;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在认识世界中更好地改造世界的根本宗旨之一。这里面就有个研究者自觉行为的关键问题。固然,能够直接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而又相当自觉地毕其终生而不悔,这是值得赞许的;但能够间接地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而又锲而不舍地竭尽微力,显然是受自觉行为的主宰。往往有这种情况:直接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学术研究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而间接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学术研究成果或需要转几个弯才能体现出来,或一时难为决策者所采用,或较长时期不为一些人所理解,或因此受到不很公正的待遇,等等,这就更需要自觉行为的操守。特别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行当最是清苦,也可能最有自觉行为。他们默默地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间接作用,许多时候并不亚于前者。
三、新时期的学术研究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要深化改革创新
新时期的学术研究亟需改革创新,这是人们的共识,但如何深化改革创新,却是面临的重大难题。仅从宏观上看,由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综合而成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等新兴学科的不断问世,为新时期学术研究服务经济建设中心的深化改革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与出路。这种模式与出路,既可继续发挥那些能够直接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学科的原有功能,又可带动已成为某门新兴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那些具有间接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学科功能提升、转化为直接性功能。在这个问题上,只固守于旧有学科的分类,只拘泥于文史哲经等等的老皇历,不仅难于深化其自身的改革与创新,也难于形成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更为直接的功效。因此,从宏观上培养、扶持那些由多学科交叉而成的边缘性新兴学科是深化学术研究改革创新的当务之急与长远之计。只有抓住这个根本问题,才能逐步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
四、新时期的学术研究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要有学科带头人
这种学科带头人,不仅是本学科超群的专才,还要兼具若干学科的相关知识,即尖子加通才式。但这仅仅是起码的要求。新时期的学科带头人既是本学科深化改革创新的带头人,更是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美满联姻的“主婚人”。不过做一个好的“主婚人”并非易事。也就是说,新时期对学科带头人的要求比过去更加高。特别是在全方位立体式的知识结构方面,在纵横交错式的新思维方面,在出奇制胜的决策能力方面,在协调推进研究者及研究事业的亲和力、凝聚力方面,在抓住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根本宗旨方面,等等,都要强于过去所说的学科带头人的综合素质。因此,培养这样的学科带头人的难度比过去更大,但又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当今的学术研究之所以未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当缺乏这样的学科带头人。今后应从繁荣学术研究的紧迫需要出发,在实践中发现、培养和造就这样的学科带头人,以取代某些滥竽充数的学科带头人,减少某些“华威先生”的翻版。
五、新时期的学术研究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要善于精心组织
没有精心的组织,形成不了气候,也难于展示学术研究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成效。仅从一个学术研究的群体来讲:单位领导者的高度重视是精心组织所要求的第一层次,公正严格地确定学科带头人是第二层次,有机集结综合型科研项目人员是第三层次,根据经济建设的急需与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提出重点课题是第四层次,单位给予必要的财力、物力支持及排解研究工作中的实际困难是第五层次,对项目质量、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进行及时评估、宣传、表彰和奬励是第六层次。以上各层次均有具体的内容,这里从略。这些层次的和谐合一应是起码的要求,不仅适用于本单位内部,也可变通与相关单位联合组织实施。有的学术研究部门内部的科研人员很少很少,但靠了“借船出海”,靠了“四两拔千斤”,搞得很实在,很活跃,很有影响,事实上成了党委、政府等决策机关的“智囊团”、“思想库”,为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服务着。承认这些经验,总结这些经验,推广这些经验,借鉴这些经验,下决心改变旧有状况才有出路。
六、新时期的学术研究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要搞活服务形式
不搞形式主义但要讲形式。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形式表现其服务的内容。综而观之,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个人专业服务、个人自愿合作服务,单位组织服务、单位之间合作服务、多学科老中青专家相结合服务、多学科专家与党政部门、实际工作部门相结合服务;宏观、中观、微观及三观相结合服务;长期跟踪服务、定时对口挂钩服务、经常性咨淘服务、一次性谘询服务;以正式挂牌公司形式服务,兼职顾问、研究员、教授服务;无偿、低偿、中偿、高偿服务……大力支持和鼓励上述各种形式的服务,或可为单位创名牌,或可改善研究者的生活,都属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副产品,应给予合法、合理和合情的定位。这里面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不少研究部门过去不重视,甚至管死、卡死、压死,结果都“在一棵树上吊死”。现在主张搞活又前怕龙后怕虎,怕出乱子怕负责任,该搞的东西根本不敢搞,该上一个台阶的根本上不去。总之,要尽量减少口头马列、纸上谈兵的现象,减少“研究研究”又拖过了几年、不了了之的现象。
七、新时期的学术研究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要用足用活政策
到目前为止,鼓励科研人员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有关政策已逐步明朗化,但有的研究单位根本不学习、不宣传、不贯彻、不执行、不检查。这种状态要迅速改进。在吃透有关政策的同时,还要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用足、用活有关政策,制定自身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有的研究单位从来就没有这种方案,根本谈不上用足政策,更谈不上用活政策。广大理论工作者最不希望个别领导者在“贪污”政策方面成为行家里手。不希望这些人在拿有关政策开玩笑,拿科研人员开玩笑,拿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开玩笑。这种极不老实的人如果还存在,我们劝其从公心出发,劝其改弦更张。因此,在一个单位中,在诸如此类的用足、用活有关政策的问题上,实事求是、作风正派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但愿一些单位认真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意识,认真重视班子及其成员总体素质的建设,真正成为上级有关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全心全意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千方百计地为新时期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服务。同时,科研工作者要依有关政策和本单位的实施方案开展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科研活动,并以主人翁的姿态,在实践中不断提出完善有关政策和本单位实施方案的合理化建议。
八、新时期的学术研究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要排除大批障碍
这里所讲的障碍不少。略举其一——主要是指对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应用性研究成果的认识评价性障碍。有的专家学者对于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那些应用性研究成果,历来是嗤之以鼻的,当其中一些人成为什么“权威”、“评委”时,总是在排斥那些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应用性研究成果。这显然是偏颇之见,必须有个观念的转变,有个“经世致用”的品格。不然,那些并非不愿意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而选定应用性研究方向的中青年科研工作者,谁还敢多搞?谁还愿往“絶路”上走呢?因此,对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应用性研究成果的认识与评价问题,不能老靠那些不愿改变对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应用性研究成果的固有成见的所谓的“权威”、“评委”来一锤定音。可是问题在于,某些省、市、单位相应的项目、评称、评奬或出版基金会等等机构的那些所谓“权威”、“评委”人选班子,大部分起码也任职很久了,为什么不可以改变改变,不可以搞老中青年相结合的真正有权威性的班子呢?为什么不可以有各学科名副其实兼又重视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研究成果的的代表人物呢?再举障碍之二——主要是指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大项规划课题,常被省、市、单位某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所内控、操纵,决策的“阳光化”、公正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只是个幌子,“暗箱”、“黑箱”操作的结果是,不少时候,大部分科研项目,大部分科研经费都无需竞争、投标,便落在了他们手中。但他们往往花了财政的大钱,却拿不出多少像样的成果;而拿不到规划项目的,却没有钱搞科研……这种现象决非一时一事,而是较长时期以来沉积的怪胎,广大理论工作者深感无可奈何。希望明智而公正的上级有关领导引为关注,敢于揭开学术领域许多沉屙固疾,敢于揭开学术腐败的一系列深层问题,及早把逐步消除学术腐败的问题真正提上议事日程,还一片学术的净土。
(这是作者在2002年9月20日省社科联“学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在《广东社会学通讯》2002年第8期,被列为省社科联主要的学习参考资料之一,但其中提到的一些问题现在仍有认真注意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