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二卷第四期刊出了安志敏先生的《中国晚期旧石器的碳14断代问题》一文，对华北和东北一些旧石器文物产地的断代问题提出了质疑。关于华北的问题已由尤玉柱同志(1984)与王建同志(1986)着文论述。由于安先生文中提到了东北周家油坊的问题，我觉得有责任作一些解释和答覆。

　　综观安先生全文，中心思想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大多经过了流水的冲积和再搬运或人工破坏，因而过去的断代大多是不可靠的。这一思潮在华北过去提的人尚少。但在东北已有五十余年的历史，而且流传甚广，拥护者不少。以致使著名的“顾乡屯动物群”或“榆树动物群”或“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Mammuthtah—Coelodonta Fauna)一直悬在空中，落实不到地层上。给地层工作，古生物工作和旧石器考古工作带来很大的混乱。例如1959年全国地层会议(全国地层委员会，1964)就曾以“顾乡屯组的化石都是经过搬运，并非原地产物，并有驯养动物如狗、马共生”因而不能作为晚更新世的代表，并认为“顾乡屯组可能有部分属于全新世堆积”。有关文化遗物也就不能肯定为旧石器。这样丰富的一个动物群也就不能起到鉴定地层的作用。后来有人更坚决主张顾乡屯组属于全新世。既然是全新世地层就不会含有旧石器，所以人们也就不到这个分布最广露头最多的地层中去寻找旧石器。看来，这很可能是松辽平原地区半个世纪以来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旧石器产地的重要原因。因此这种思潮就成为该区旧石器考古和地层工作的一大障碍。为此，我们曾不得不在一些会议等场合大声疾呼，有时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也为此写了不少文章(孙建中，1977-1983)。但现在看来，问题还未完全解决。因此我们的话题也就不得不追朔到更远的历史和更广的地区，而不能只于限于周家油坊。

　　首先，谈哈尔滨顾乡屯的问题。

　　顾乡屯以盛产古哺乳动物化石而驰名中外，是我国学者尹赞勋教授(1931)首先发现的。918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日本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发掘。曾经记录了哺乳动物化石60种。经我国学者核实后约有50种。鸟类2种，龟鳖类1种，鱼类4种，软体动物29种，昆虫和植物少数(德、直1936)。

　　面对这些丰富的材料，但却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首先是德、直的观点，认为他们研究的化石都是从同一地层中挖出来的，与地层时代完全符合。但是根据周明镇教授(高等脊椎动物组，1959)等的研究证明，他们把鸵鹿(Alces)误定为Palaeotragus sp.，把河套大角鹿(Megaceros ordosianus)误定为肿骨鹿(Euryceros poohyosteus)，把斑鹿(Pseuduaxi shortolorum)误定为葛氏斑鹿(Pseudaxis grayi)，把野猪(Sus scrofa)误为李氏野猪(Sus lyderkkeri)从而增加了化石群的古老色彩。如果把这些误定的古老成分和混入的现代家牛(Bos Taurus)后者也被误定为Bibos kuhsiangtungensis，和家犬除去，其他一些重要的化石，如：真猛犸象(Mammuthus primigenius)，披毛犀(Coelodonta antuqitatis)最后鬣狗(Crocuta crocuta ultima)，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Bubalus wamjoki)，洞熊(Ursus spelaeus)，东方河狸(Castor orientalisis)，原始牛(Bos primigenias)，野牛(Bison priscus)，野马(Equus przewalskyi)，野驴(Equus hemionus)，鹿(Cervus canadensis)，普氏羚羊(Cazella przewalskii)等，基本上与作为华北晚更新世标准动物群的萨拉乌苏动物群相同。只是由于气候地理的原因，两个动物群有猛犸象与诺氏古菱齿象(Palaeoloxodon naumani)及其他个别成分的差别。所以顾乡屯动物群应是晚更新世的动物群。

　　远藤和石岛1937年第一次发掘基本上重复了德、直的工作，沿温泉河(现名正阳河)边发掘。结果发现牛，猪，狗的骨头与化石混在一起。使他们明确了化石是次生搬运的。根据这一经验教训，1938年他们把发掘点主要转向距河较远的地方。经过开挖，证明这一带组成松花江广阔的高度可达15—20米的二级阶地是较老的地层称为顾乡屯层(组)。而沿温泉河两岸沉积于顾乡屯阶地被切割而成的小沟中，构成温泉河狭窄而低矮的一级阶地，厚度只有1—2米的较新的地层称为温泉河层(组)。在远藤(1939)的书中明确指出在顾乡屯组的黄砂层中出土以下十种化石：真猛犸象，披毛犀，原始牛，最后鬣狗，狼(Canis lupus)，东北野牛(Bison exiguus)，马鹿(Cervus xanthropugus)，东北狍子(Carpreolus manchuricus)，野驴(Equus hemionus)，鹿(Cervus nipponmanchuricus).另外还有Rhinoceros manchuricus(shizima)一种未为我国古生物学家所承认。远藤并把河中捡到的，层位不可靠的化石独单独列出。而对于温泉河组中出土的化石则认为有与现代动物相混之虑。所以远藤对于化石的层位概念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在石岛(1938)的报告中却制造了一种“二次搬运和三次搬运”论。认为顾乡屯组中的化石是二次搬运的，温泉河组中的化石是三次搬运的，从而否定了化石群的地层意义。石岛的理由有：1.化石都是零碎的骨头，没有完整的骨架；2.化石都很破碎；3.有的化石棱角已磨园，证明是流水搬运的。其中第一点已为后来在距顾乡屯不远的半砬城子顾乡屯阶地面以下9米深度处发现的一具不太完整的披毛犀骨架(热尔纳科夫，1958)所否定。第二点，化石破碎的原因很多，动物咬啮，人工打击都会使骨头破碎，流水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第三点，除少数人类使用作骨器的骨头可以磨园外，大部分磨圆的骨头确实是流水作用的结果。但流水作用不等于二次搬运作用。只有把化石从较老的地层中冲出，搬运到他处，再埋藏在新的沉积物中的冲积作用，才能叫次生搬运作用或跨时代的搬运作用，才能使化石与地层时代不符，才能影响到断代。如果春天在上游死了一个动物，夏天尸体腐化，秋天洪水把骨头冲散，到下游沉埋于沉积物中，这样的化石虽经搬运，虽是凌乱对我们的断代又有何妨呢?

　　据魏正一同志介绍1975年9月曾在顾乡屯配件厂于顾乡屯阶地面向下挖的竖井中，在11米的深度上出土一批化石：真猛犸象(臼齿l，门齿2)；披毛犀(头骨附上臼齿4枚另有上臼齿九枚，乳齿1枚和胫骨等至少代表3个个体)；普氏羚羊(角一支)以及其他牛、马、鸟类等肢骨多件。

　　据张镇洪等同志资料，1977—1979年在顾乡屯西河沟，顾乡屯阶地面以下11—13米的坑道中出土大量化石，有：猛犸象、披毛犀、东北野牛、野马、长尾黄鼠(Citellus unduiata Pallas)，河狸、(Nyctereutes)、驼鹿等。在房地局砖厂剖面采得化石：假松树(Pseudoseiurus)、中华鼢鼠(Myospalax fontanieri M-Edw)披毛犀、野牛、猛犸象等。

　　根据上述，已有17种化石确切无误的出自顾乡屯组。

　　因此，我们根据化石群的全貌结合地质地貌情况曾经得出结论：顾乡屯动物群应原生于顾乡屯组，既然顾乡屯动物群属于晚更新世，所以顾乡屯组也应属于晚更新世。

　　这一结论已为后来的14C和热释光(TL)测年所证实。

　　在顾乡屯，1933年德、直曾发现了5件石片，1937年发现石器3件、石片4件、石核1件、石屑10件以及一些骨器。以后远藤、石岛、包诺索夫也都有零星发现。但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受石岛涉二次、三次搬运论的影响，认为这些石器的层位都是“混乱的”。裴文中教授(1955)并根据该地所发现的石器与东北常见的细石器类似而认为“顾乡屯遗址无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是旧石器时代的”。然而，经过野外核对，德永所举的第6地点，是在温泉河的东支，瓦盆窑川上。该沟是正在下切的一条沟沟底根本没有温泉河组的沉积。除剖面顶部30厘米黑土属全新世外，其余全属顾乡屯组。所以，剖面底部第一层所产一件猛犸象下颌骨和第三层所产一件石片都应是原生的，都属于晚更新世。

　　因而我们曾经得出结论，顾乡屯组是含有1日石器文化遗物的地层，顾乡屯应是一个旧石器的产地。这一点已为近年在顾乡屯附近的阎家岗(据徐钦琦同志介绍)在顾乡屯组中出土大量旧石器时代文物所证实。至于顾乡屯所产其他细石器因层位元不清，记载不祥而难以断代。但不能因其是细石器而否定其为旧石器时代的可能性。因为近年研究已证明细石器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有之。

　　总之，顾乡屯的情况应该是，顾乡屯组中的化石与文物是原生的，温泉河组中的大部分化石和文物是次生的，只有小部分如家牛、狗、猪等是原生的。

　　周家油坊是继顾乡屯之后，又一个丰富的化石产地。共记录了化石36种，名为“榆树动物群”，并有“榆树人”化石和人工打击石片一件发现。为解决榆树动物群的层位问题并探索人类活动的遗迹，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其成果已作报导(孙建中，1981)。此处直接就安先生所提问题作一解答。

　　关于第一地点，我们首先要向安先生道歉，即PV一67号14C年龄资料本来应属于第二地点，由于发表时的笔误，被弄到第一地点去了。第一地点从地貌上看属于一级阶地，但只有上部2米为全新世沉积，下部是作为阶地基座的晚更新世地层，这种情况很特殊，在野外地质工作过程中不经过反复观察对比，是很难搞清的。如今有了14C年龄资料的配合就可以比较准确的断代。三个用树枝做的14C年龄都大于4万年。不过也有一点异常，该地点出土的一块猛犸象门齿化石送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测得14C年龄为距今29800±1200年。这可能是该样品吸收后期含碳物质，遭受污染所致，不影响我们断代。该剖面底部一个披毛犀牙齿所测23OTh(锾)与231Pa(镤)年龄相差太远，说明不是处于封闭的地质环境中，有铀的析出，资料不能使用。

　　第二地点作了7个MC年代测定。用树枝测的4个资料都很合乎规律。前面提到的Pv-67号是用图中12层的黑色粘土作的，年龄资料是7290±125aBPc。该样距地表深度为2.4-2.6m和下面的6060±100aBP相比显然是不合理的。这可能是由于粘土中的碳来源很复杂，有非生物来源的和古老的死碳混入所致。另一个与图上7250±140aBP为同一样品，由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测得为7060±85aBF，其间有190年的差距，这可能是不同实验室条件不同所致，但差距也不算太大。剖面底部与年龄为7380±：100aBP的树干紧靠着的一件披毛犀腿骨的14C年龄却是31800±910aBP，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个更新世顾乡屯组的化石是经过次生搬运而埋藏在全新世地层中。这一点和我们对顾乡屯的温泉河组中的化石所作的分析是一致的。也与安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我们却不认为这种次生搬运会影响到我们对整个周家油坊地区所发现的旧石器的断代。既然知道是次生搬运的，就可以将这些地点出土的东西归到晚更新世地层中出土的那些东西中去。第二地点和第七地点都是全新世地层，都是次生的化石。但就我们出土的化石看，动物种属都属于晚更新世顾乡屯动物群的成员。石化程度都很高，几乎分不出那一件可以划归全新世。当然，全新世地层没有全新世化石，似乎很奇怪。这也是几率问题，这一带顾乡屯地层分布很广，化石极其丰富，河水冲刷就近埋藏的条件非常有利。

　　第四地点共测了9个14C资料，其情况，需要说明的是：Pv-37与WB78-5是同一样品，其深度因与其他样品不是一次采样，由于悬崖有错落，测量起点不同而稍有不一致。两个样品在不同的实验室，在互不通信的情况下，所测资料十分接近，说明了成果的可信性。最近我们又将该剖面底部，即与上述Pv-103号树枝共存的一块野牛牙齿化石送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测定。结果，瑚1h(锾)为59800±3300aBP，231Pa(镤)为63100+9200-7600aBP。两个资料十分接近，说明样品处于封闭的地质环境中，没有铀的析出与吸人。因此该年龄资料是可信的。这进一步说明了我们过去所作的断代，榆树文化为距今4-7万年。

　　第四地点剖面是河流直接冲刷的一个悬崖。我们由于条件所限，所谓“发掘”只不过是在天然露头上稍加清理而已。剖面上根本没有什么次生堆积。所以，我们对安先生的“虽然样品深度和测定年代没有出现矛盾，但也很难肯定这里没有过扰动”，以及“由于这些地点靠近河岸，河水的反复切割侵蚀，必然造成多次的搬迁，这些样品的14C资料尚难以作为断代的论据”，这两段话实在是难以理解。

　　既然样品的年龄是由下向上，有由老到新按照沉积的先后顺序排列，怎么能是扰动过的呢?靠近河水是要受到侵蚀的，但侵蚀掉的东西已经搬迁到他处去了。我们是在留下来的原生层位上采样的，与那些搬走了的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上下行文来看，安先生主要是因为断代不确而得出结论：所谓“榆树文化”的提法更难成立。我想通过上述事实，安先生的结论是可以另下的。当然，不是周家油坊一点问题没有。毕竟所发现的文化遗物很少，其中又有那些没有层位的和次生搬运的。我们是采用了一些推理的办法，如按照动物化石的种属，石化程度等特征把他们归为同一时代的产物。至少它们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不是新石器时代的。既没有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磨制石器和磨制骨器(如虎头梁遗址)，也未见加工细致的细石器，所以我们将所有的发现物置于同一时代，放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

　　在周家油坊共作了20个14C测定和两个铀系法测定。这在其他地点还是少有的。除前述几个异常资料主要由于样品污染外，其他都很规律。证明这些方法的测定是可靠的，他们在旧石器考古上的应用是有成效的。

　　当华北和其他地区半个世纪以来旧石器考古蓬渤发展之时，偌大的松辽平原却一片沉寂。周家油坊这些虽然是很少的发现，但却首先给这一地区肯定了第一个可靠的旧石器文化遗物产地。而且它本身又有一些特色，如骨器相对较多，又有各种特殊的加工方法和特殊的器形。所以，给他命名为“榆树文化”是当之无愧的。

　　附带说一下，关于骨器问题，过去关于德、直(1936)对顾乡屯和Breuil(1939)对周口店骨器的研究引起过相当的争论(贾兰坡1959，裴文中1960)。于是中国的旧石器考古文献中就很少有人提及骨器。然而周家油坊的骨器由于加工和使用痕迹是那么的清楚，加工方法又那么多样，器形又如此明显，使人不得不承认它。所以，周家油坊旧石器时代骨器的发现就不能不具有一定的意义。

　　此外，在哈尔滨黄山，过去也因许多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化石与一些细石器和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在地面上混在一起，搞不清层位。经过我们的工作(孙建中，1983)，已经证明那里晚更新世的顾乡屯组含有旧石器，其14C年龄有：23860土650aBP，30000±700aBP至>40000aBP。而地面上的黑土中含有细石器文化，其14C年龄为2730±130aBP。还有在奈曼旗虻石沟中的蚂蚁沟于马兰黄土下的顾乡屯组中发现少数石片，与披毛犀的下颌骨和环椎以下整齐排列的20节脊椎骨埋藏在一起。肯定是一个旧石器层位。

　　因此，在松辽平原地区，构成河流二级阶地或一级阶地(在西部沉降带为一级阶地)，大部上复马兰黄土有时直接出露地表的顾乡屯组河流沉积是猛犸象披毛犀化石群的层位，也是含有旧石器文化遗物的地层。只要抓住这个地层，就有找到旧石器遗物的可能。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人们受“二次、三次搬运论”和“混乱论”的束缚时，一个旧石器产地也未发现。近年来，当人们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时，马上就不断有新的发现，如顾乡屯附近的阎家岗，就有新的旧石器遗址发现。

　　从理论上将讲，任何一种文化遗物或化石不论是洞内的还是洞外的，不论是新石器时代的还是旧石器时代的，都有两种可能的保存形式。一种是原地保存(按照安先生严格的定义称为“遗址”)；一种是经过搬运的异地保存。不过洞内原地保存的可能性大些，洞外被搬运的机会多些。新石器时代由于人口稠密，遗物丰富，埋藏浅，原地保存于高地者多，易被发现，器物保存完好受重视。而搬运了的多沉埋于低地不易发现，器物多被破坏不受重视。旧石器时代人烟稀少，文物埋藏较深，不易发现。原地保存者除在洞穴中较多外，一般地层中很难发现。当然，不是绝对没有。应该承认我国过去关于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埋藏学研究是不够的。但有很多情况下旧石器文化遗物的确是经过水流搬运而埋藏下来的。例如大荔人的头骨，丁村人的化石和石器，匼河文化和西侯度文化的遗物都是产出于河床相的砂砾之中。当然，很难想像当时人会生活在河床中。必然是从别处冲来的。但它也不能离原位相距太远，也不能相隔时间太久。试想一个脆弱的人头骨与砂砾石混在一起能走多远呢?恐怕超不过几公里。一个人死了骨头暴露于地面，风吹日晒恐怕超不过几十年。即便是坚硬的石器冲走几十公里也怕磨得会看不出样子来。又如蓝田公王岭蓝田人的头骨化石是和42种动物的零碎骨头挤在不到l m3的一块钙板中，看来此处也很难作为蓝田人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而更大的可能是，这些骨头是从不远处经水流搬运而来的。这种化石和文物虽是异地埋藏，也离原地不会太远，时隔也不会太久。都不会影响我们的断代。特别是旧石器的断代往往是以万年为单位计算的。安先生严格要求的苦心我们是理解的。但一定说是“任何脱离文化层和共存关系的文化遗物，不能作为断代的依据”，却未免过于苛求了。自然情况就是这样的复杂，实际存在着异地埋藏的情况，难道我们能不承认吗?大荔人、丁村人、匼河文化等，都未必是原地埋藏的，我们能一概否认吗?

　　然而，是不是原地保存的真正的遗址就都有利于断代呢?也不尽然。例如据阎嘉琪教授介绍，近年在陕西发现的梁山文化就有一些地点的石器是散布在光秃秃的基岩山岗上。看来就是当时的石器加工场。但是对这种遗址的断代只能靠石器加工的方法来判断，别无他法。而那些被搬运埋藏到地层中的同类遗物却可以利用地质、地貌、岩性、层序、古生物化石以至于古地磁、热释光、14C、铀系法等方法作更精确的断代(梁山文化现已找到地层，正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搬运埋入地层中的地点反而比真正的遗址对于断代更有利些。

　　从理论上讲，二次搬运，三次搬运，四次搬运以至更多次数的搬运都是可能的。但要看条件，看几率。顾乡屯一带顾乡屯阶地十分广阔，附近不见中更新世的地层。顾乡屯发现的大量化石经核实已无中更新世的成分。所以说顾乡屯组的顾乡屯动物群化石不可能是二次搬运的，是原生的。反之，温泉河是切割在顾乡屯阶地中的一个小河，所切割的位置正是一个化石最丰富的层位。所以温泉河组中富集了从顾乡屯组次生搬运来的大量化石。反而其中全新世化石(如家牛、猪、狗等)却较少。周家油坊一带小河两岸既有晚更新世的地层也有中更新是的地层。所以榆树动物群中就有中更新世的三门马(Equus sanmeniensis)和梅氏犀(Rhinoceros merkii)他们有二次搬运到顾乡屯组和三次搬运到全新世地层中的几率。真正的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化石只能从顾乡屯组二次搬运到全新世地层中。至于榆树动物群中的家牛、家犬和家马，不是地面拣来的就是从全新世地层中出土的。他们和三门马、梅氏犀都应从榆树动物群中除名。第二、第七两个地点出土的化石，无论从动物种属和石化程度都只能归于晚更新世。于是出现了全新世地层不含全新世化石的奇怪现象。这也是几率问题。因为这一带顾乡屯组是一个最丰富的化石层，中更新世地层中化石很少。因而在某些地点全新世地层可以富集大量从晚更新世地层中次生搬运来的化石。既然从各方面证明了这些化石是从较老地层中次生搬运来的，不就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粗略的作出了断代吗?如果再配以对原生地层和化石的研究，断代就可以进一步精确些。安先生不是对大荔沙苑那些脱离了地层的石器也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断代吗?何况我们现在还有许多测试手段，如：14C、热释光等等，可以直接测定文物标本或其共生地层和化石的年龄，从而对有层位的和没有层位的文物都作出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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