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又称濠镜澳、蚝镜澳、香山澳、亚妈港，国外称Macao，Macau)。位于珠江及西江的三角洲中段，东经113度33分，北纬22度12分，总面积为164平方公里(其中澳门市区为57平方公里，凼仔岛为41平方公里，路环岛为66平方公里)，一贯属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珠海市)辖。“其曰澳门、则以澳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贯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门，故合称澳门；或曰：澳有南台，北台，两山相对如门云。”〔1〕澳门港原先是一个小渔村，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后，海外贸易迅速兴起，  至明末的九十年，是澳门港的全盛时期，成为广州贸易的外港和西欧国家在东方进行国际贸易的中继港，在世界交通和国际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朝开始萧条和日益衰落。本文拟侧重在澳门港海外贸易和港市发展方面，就澳门港的兴衰过程、原委、特性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作一探讨。

　　一

　　嘉靖十四年(1535年)葡萄牙殖民者来到澳门港，用金钱贿赂前山都指挥黄庆，以岁输货税二万两，得以在澳门码头停泊商船，就船进行贸易。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们“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暂愿借濠镜地曝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时仅篷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独为舶薮矣。”〔2〕万历六年(1578年)葡萄牙人用贿赂手法买通了镇守澳门的王绰，代为向明皇朝申请，愿以每年输纳地租银五百两为条件〔3〕，要求租借澳门港为定居贸易之地，明广东政府应允，决定由香山县收解地租。这样，葡萄牙人正式租借了澳门港，“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薮矣。”〔4〕从此，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兴起，澳门港市的建设随之开始。

　　葡萄牙人在澳门港站稳脚跟后，开始进行贸易活动，使澳门港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至明末的80多年中，进入了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期间，澳门港不仅是葡萄牙人对华贸易的商港，也是对日本和吕宋等东南亚国家、印度以及美洲贸易的互市埠，变成了一个国际贸易中继港。

　　葡萄牙人租居澳门港的目的就是“渴望得到的中国财富和物产”。所以，当他们立足澳门港之后，就首先大力开展对中国的贸易活动，而且发展很快。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广东御史庞尚鹏报告说：

　　　　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麦至濠镜澳，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门也。外环大海，……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每年夏秋间，夷舶乘风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余艘，或倍增焉。〔5〕

　　　　葡萄牙人使用的“大帆船”（Great Ship）容积庞大，每艘载重量600~1600吨，可容纳五、六百人。这些船队借风力航行于里斯本(Lisbon)——马六甲——澳门之间，每年四至八月，趁西南季风从马六甲向澳门港航行，十月至次年二月，趁东北季风由澳门港归航马六甲。靠着这些“大帆船”，把中国丰富的货物运往印度和欧洲，又把欧洲和印度的货物运进澳门，然后向中国内地倾销。张甄陶记载：

　　　　澳夷……以澳门为居货之地，以暹罗、苏禄、交趾、吕宋为行货之地耳。今考其输税绝无大西洋土物，虽以鼻烟无用，今亦累岁不来，惟是锡、蜡、胡椒、槟榔、檀木之类，皆由外番国贩运而来，又得中土之细茶、茯苓、湖丝、糖果之物贩往各番。〔6〕

　　运进澳门港的货物以胡椒为最大宗；运出澳门港的以生丝为最大宗，计每年运至欧洲者达一千三百多箱(每箱计100～150卷)，此外还有金块二千二百枚(每枚重10两)，麟香八百斤〔7〕。

　　　　葡萄牙商人不满足于在澳门港同中国的贸易。万历年间，由于得到明政府的允许，他们春夏两季都到广州参加中国举行为期数周的定期市(交易会)，直接与中国内地商人承交贸易，从而得到更多更好的中国货物运到澳门港出口，转销东南亚及欧洲各地，获得更多的利润。

　　　　葡萄牙人不仅与中国发展贸易，而且又以澳门港为据点，积极开展澳门同印度的果阿和日本的长崎，以及菲律宾的马尼拉等地的贸易。隆庆四年(1570年)以后，葡萄牙人的商船就一直在果阿——澳门——长崎之间进行贸易。这是当时澳门港海外贸易最重要的航线。商船从澳门港运出去的货物有“铅、白丝、扣钱、红木、金物等货”〔8〕，葡萄牙商人从中赢利甚巨。以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左右的一艘葡萄牙商船从澳门港运往果阿和长崎的中国货物及其所得的利润列表，可知一斑。

　　葡萄牙商船自澳门港运往果阿、长崎货物及利润表

　　资料来源：根据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1640,P179-182,Lisbon 1963;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P109，Berkeley,1967;E·H·Blair and J·A·Robertson,eds，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Vol 19,P306-311.

　　从上表可知：第一，由澳门港出口的中国23种商品中，就其价值而论，以白丝（生丝）为最大宗，计万历八年至万历十八年（1580~1590年）十年中，每年运至果阿的约为3000余担，价值银240000两，葡萄牙商人从中赢利银360000两；崇祯九年（1636年）运到 6000担，获利720000两〔9〕。崇祯年间每年运入日本长崎的中国货物总值银1000000两，其中崇祯十年（1637年）为21414685两，有时超过3000000两〔10〕，其中生丝的价值为银224000两至1476000两〔11〕，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六十八点四。第二，葡萄牙商人在贸易中的利润率相当惊人，有十六种商品的利润率超过百分之百以上，其中棉布的利润率超过百分之一万七千以上。第三，经澳门港出口的商品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中国内地的土特产，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是中国的手工业产品。这说明当时中国的手工业品已经打入了国际市场。

　　与此同时，从果阿和长崎向澳门港输入了大量的外国货物。从果阿运进来的有银子、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明人林希元在《与翁见愚别驾书》中记载很具体：

　　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沈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得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鶏之数〔类〕，其价皆倍常，故边民乐与为市。〔12〕

　　其中以银子为最大宗，计万历十三年至万历十九年（1585~1591年）七年中，从果阿运入澳门港的银子约20万两〔13〕；万历八年至崇祯三年（1580~1630年）五十年间由长崎运入澳门港的银子达到50万两〔14〕。这些由长崎运来的银子，多数是用来购买中国货物返运长崎的，曾有人统计过，葡萄牙商人自澳门到广州购货，常带100万两或100万两以上的银子〔15〕。葡萄牙通过澳门港和菲律宾以及美、欧洲等的贸易亦大致如此。

　　　　这个时期，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完全为葡萄牙人所独占。他们从操纵澳门港的海外贸易中，既可直接得到中国的商品，又可以直接将中国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果阿、长崎、马尼拉至美洲和欧洲。葡萄牙人就是这样以澳门港为中心的“三角贸易”中攫取高额利润的。    

　　　　以上历史事实说明，从嘉靖三十二年至崇祯十七年(1553～1644年)的九十年中，澳门港的海外贸易是空前发达、繁盛的。随着海外贸易的高度发展，整个澳门港“高栋飞甍，栉比相望”，城市建设“不愈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16〕。它吸引着中外商人来此居住和经商，使城市人口与日俱增，万历中年，“今聚澳中者，闻可万家，至十余万众矣”〔17〕，“大抵西籍共六七千人”〔18〕。这个时期到澳门经商或定居的外国商人，除了葡萄牙人占多数外，还有印度、日本、菲律宾、荷兰、西班牙、墨西哥、秘鲁、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渤泥等国的商人。中国内地来澳门经商和定居的主要是广东人，其他如福建、浙江等省的商人也不少，其中又以福建人为最多。崇祯初年胡平运就说过：“大蛀则闽商众食于粤以澳为利者，亦不下数万人。”〔19〕为适应商业贸易的需要，澳门的牙行和中介商人(后来的买办)也应运而生。特别是在崇祯四年(1631年)，广州停止了每年春夏二季举行的定期市贸易、对外贸易移至澳门港进行后，澳门不久即出现了一个由葡萄牙商人伙同中国走私商人组成的垄断贸易的帮会，“由后者供给出口，幷在澳门入口”〔20〕。明末，葡萄牙人又以澳门港为中心，培植了一大批中介商人，利用他们进行走私贸易和非法活动〔21〕。这一切说明，经过八十多年的经营，澳门港确实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国际贸易的海港城市。

　　二

　　从上节所述，说明澳门港的兴盛与海外贸易息息相关。没有澳门港海外贸易的繁荣，就没有澳门港的兴盛。那么，明代澳门港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与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中国地大物博、经济发展，为澳门港的兴盛繁荣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明朝建立初期，封建统治者为了稳定和巩固其统治，对农民和工商者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劳动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结果社会生产力不仅恢复，而且大大发展了。到了嘉靖年间，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不少地方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新手工业部门。这些手工业产品，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不仅在国内超过了历史水平，而且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例如：浙江的湖州、四川的保宁、浙江嘉兴的石门、广东的顺德等地蚕丝数量多，质量好。所谓“蚕丝城市，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山”〔22〕。苏杭嘉湖等地的丝织品绫罗纱绸、衣被天下，“各省直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 〔23〕 广州用蚕丝和鹅毛纺织成雨纱和云纱两种丝布，雨洒不湿，很受国外市场的欢迎。松江的棉织业“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24〕特别是所产的“精线绫、三棱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皆为天下第一。”〔25〕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石湾的瓷器也是“甲于一省”，遍及“海外之国”〔26〕陕西、河北、广东、福建的炼铁、铸铁业更是着称于世，其中生铁产量和炼钢技术均是世界第一位〔27〕。特别是广东佛山镇的铁锅，更是闻名世界，为各国人民所欢迎。嘉靖年间到广东贸易的夷船百分之八、九十做铁锅的生意。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福建，广东的造船业，嘉靖以后，已能制造行驶海洋的“洋舡”和行驶内河的“黑楼舡”，尤其是广州制造的“广州大艨冲”战船，“可发佛郎机(洋炮)，可掷水球”〔28〕。其他如闽、粤、浙、赣、四川的制糖业、浙江常山、广东从化的造纸业等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商业性农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诸如苏、浙、湖、广的商品粮食，苏、浙、北京、广东的蔬菜业，闽、广、赣、四川、湖广的果树种植业。特别澳门港地处的珠江三角洲的商业性农业更为发达，如蚕桑、养鱼、甘蔗，水果、种香、花卉、蔬菜等，都先后形成了专门化的商品性生产。这些种类繁多的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业的产品，以及中国由于地大物博所独具的各种珍贵土特产，如麝香、樟脑、药材等，自然为澳门港的海外贸易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货物资源。

　　中国长期以来被欧洲人憧憬为世上天国，而地理大发现之后，当新大陆的价值还没有被完全发现之前，中国遂被公认为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这些发展到“金令司天，钱神卓地”〔29〕的商品货币经济，既要求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也要求进一步扩大国外市场。因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了商品交换。”〔30〕  而澳门港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之前，中国的海外贸易对象主要是东南亚及日本，是不能满足国内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的“全面转手”需要的。可见，明代中国商品货币经济的高度发展，既是澳门港迅速发展成为广州贸易中继港的物质基础，又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本身的必然结果。

　　第二，澳门港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同葡萄牙等殖民国家的航海势力东来有密切关系。

　　　　世界历史发展到十五、十六世纪，正是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即原始积累阶段。而首先进入这一阶段的，是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几个西欧国家，即如马克思说的“原始积累各种不同的要素或多或少，可以按时间的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上面。”〔31〕最早完成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葡萄牙，虽然是南欧的一个小国家，但由于它位于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西口，所以它一直是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的“商业民族”，具有一股极为强烈发展航海贸易的愿望。为了发展航海事业，葡萄牙国王曾颁布命令，免除船主的各种捐税，准许私人到王室森林伐木造船，鼓励发展造船工业，还设立航海专科学校，不惜巨费从外国请来造船工程师、航海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培训航海技术人才，改进造船技术，绘制航海地图等，为航海贸易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所以当他们发现好望角之后，举国欣喜若狂，倾尽全国之力向东方发展航海活动。1501～1502年先后在印度的交趾(Cochin)和干纳塔(Cannanare)二个城市建立商馆，1510年占领印度的果阿，幷以此为东进的根据地，1553年租占澳门港，筑屋居住，幷以澳门为据点，开展东西方贸易和美洲的贸易。使澳门港得以兴起，海外贸易从此进入了新的时期。

　　　　第三，嘉隆时期的“倭寇”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澳门港海外贸易的发展。

　　根据对澳门问题素有研究的戴裔煊教授分析，嘉隆时期的所谓“倭寇”根本不是象封建史书记载那样的海盗，主要是一些要求发展海外贸易，沟通与日本、东南亚国家商品交流的海商。明人曾说过：“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32〕。当时的所谓“澳［门］之有倭贼”也就是指的是海商。当葡萄牙人来时，这些所谓“倭寇”就与他们做过生意，有过联系。据史料记载“按海上之事，初起于内地奸商王直、徐海等常阑出中国财物与番客市易”。〔33〕所谓番客即佛郎机商人。而葡萄牙人第一次到日本就是同当时所谓最大的“倭寇”王直乘一条船的。日本史料记述1542年有三个葡萄牙人乘一中国船在日本九州南面的种子岛登陆，这条船中有个儒生王五峰，就是王直。葡萄牙人称他为“五峰船主”，说明这艘船就是王直的。王直在平户“营造唐式之屋居之，自是中国商船往来不绝。”〔34〕 他在日本很有威信，日人托他为通商的经纪人。于是他就招引了日本的社会下层受剥削压迫的三千穷苦人，在平户自称徽王(他是安徽人)，回到中国东南沿海走私贸易。史料记载：“直党三千人，窜据岑港(浙江省定海县西北)、舟山(浙江省定海县)，遂流劫浙东、江北、蔓延闽粤。”〔35〕，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王直虽然被胡宗宪施用阴谋诡计诱擒了，但其余党一直在浙、闽、粤沿海走私通商。葡萄牙人也允许他们上澳门居住，所谓“澳夷佛郎机……更蓄倭奴爪牙，收亡命为腹心”〔36〕， 说明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不多的情况下，沟通澳门港至长崎、果阿、马尼拉的海外贸易是靠这些所谓“倭寇”进行的。特别是在广东海面从事走私贸易的所谓“倭寇”，对于促进澳门与日本的贸易更起作用，如明人谢肇浙所说：“广之惠、潮、琼、崖狙侩之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往来交易，彼此无间。”〔37〕  可见，嘉隆时期的所谓“倭寇”，在澳门港以至整个中国的海外贸易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应该肯定的。这才是历史的真正面目。

　　第四，内外水路交通便利，为澳门港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

　　　　澳门本岛，面临海洋，其西岸濠江为内港所在，与珠江三角洲水道相连，然后通过珠江与西江、北江、东江相接，对内水上交通十分便利，关系十分密切。澳门港的船舶西溯濠江而上，直到石岐、江门、佛山、广州，也可到新会、顺德、南海、番禺各县。全国各省通过西江、东江、北江和陆路汇集到广州、佛山的大量商品，以及珠江三角洲的丰富货物，均可以通过水路船舶，源源不断直运澳门港。明嘉靖以后到明末，广州的货物也多运到澳门出口，释今种《澳门诗》云：“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38〕， 说明这一点。而伶仃洋为澳门外港，南面有小横琴、凼仔岛、大横琴、路环岛两十字门，船舶均可就近泊岸，装卸货物，放洋出海，也很方便(见上图)。而内河船只，则在内大码头停泊装卸。在香港开埠之前，澳门港具有上述比黄埔、广州两个内河海港优越的水运交通条件，就使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得以繁荣昌盛。

　　第五，澳门港海外贸易的发展同明朝封建政府的海禁政策有联系。

　　明朝封建统治者同样实行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传统国策。所谓抑商主要是抑海外贸易。有明一代，在执行海禁政策的过程中，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虽然有时宽时严的区别，但作为指导思想则是始终不变的。幷且把海禁政策写到《大明律》里，视为祖宗成宪遵守不渝，根本不许人民从事海外贸易。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以“倭寇猖獗”为理由，罢闽、浙二市舶司，封闭泉州、宁波二港，仅存广州市舶司。从此，偌大的中国仅剩广州一港唯一合法通商口岸。于是靠近广州，位于华南沿海出口处而又交通便利的澳门，自然而然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其航海贸易得以日益发展。但是，好景不常，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了清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三

　　自从崇祯四年(1631年)广州停止了每年夏冬举行的定期集市，“不许葡萄牙船只入口”和从崇祯十二年(1639年)明政府禁止葡萄牙人到广东内地贸易时起，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开始衰微了。虽然在清朝27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澳门港的海外贸易时起时落，有衰颓，也有恢复。但就其发展的总趋势而言，则是向着日益衰落的方向发展了。这个衰颓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萧条阶段。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三年(1644～1684年)。

　　   清兵入关建立政权后，为了与当时退据沿海的南明势力和据有台湾的郑成功进行斗争，以巩固其统治地位，清政府沿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三令五申“寸板不许下海”， “片帆不准入口”，严禁商民出海贸易，使整个国家的海外贸易几乎全部停止。澳门是中国的一个海港，自然入海禁之列，但由于当时葡萄牙人得到北京德国教士汤若望(Adam Schall)的帮助，经他与清政府多方斡旋，得以免除迁海之累，划为“化外”之区。所以，此时澳门港的海外贸易虽然开始衰微，但仍可勉强照常进行。

　　2开始衰落阶段。从康熙二十四年到道光二十年(1685~1840年)。

　　这是清朝开海设关、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政策时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海禁，开海贸易。康熙二十五年(1685年)宣布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苏(松江)四港为对外贸易口岸，幷分别相应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负责管理外贸船舶，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于是，外国商船得以公开到中国以上港口贸易，在广东，商船可径驶广州附近的黄埔港，纳税于粤海关，受其检查，无需再湾泊澳门港。这样，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大为减色。“至一七○四年，祗有二艘，既无搭客乘船之事，亦乏可航之港，即欲运送货物，亦无能力”〔39〕，但在这一百五十六年间，澳门港的海外贸易有过一个短短的复苏阶段。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皇帝“复以澳夷及红番诸国，非华商可比，听其自往吕宋噶喇吧”〔40〕贸易。于是葡萄牙人又得以澳门港为据点，继续与东南亚诸国进行贸易。于是，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大约有十年的一时复苏：

　　自一七一八年康熙帝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后，由澳门至马尼拉及巴达维亚之船只，出入频繁，澳门关税，达二万两云。澳门市贸既盛，人口之日增，自在意中。〔41〕

　　可是，澳门港的海外贸易的复苏，只是昙花一现而已。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撤销其父亲禁止南洋贸易之成令，重新准许商人自由出入南洋贸易。雍正五年(1727年)，相继开放福建、浙江海禁，中国各港口的商船重又恢复同南洋诸国的贸易，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又复衰颓，而且再也不能恢复了。

　　3完全衰落阶段。从道光二十一年到宣统三年(1841～1911年)。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第2条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42〕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牛庄(后改在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后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和镇江为通商口岸；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又规定开辟天津为通商岸口。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人于咸丰初年另辟澳门港至北海港航线，用舶船到北海港运输来自“广西之北流、玉林、南宁、百色、归顺州、龙州及云南、贵州之货物。”〔43〕 幷向这些地方输入棉花、洋药、洋铁，企图挽回海外贸易的败局。但是，由于光绪二年(1876年)《烟台条约》又开宜昌、温州、北海等四港为通商口岸。至此，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达三十四个之多。这样一来，澳门港就再不是一个重要的海外贸易口港了。整个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彻底衰落。广东巡抚吴大澄说：

　　　　市面萧条，人情涣散，其坐困情形，可立而待。〔44〕

　　四

　　 为什么澳门港如此迅速走向衰落呢?这里面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的、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明清政府加强对澳门港与中国内地贸易的限制，使其失去广大的经济、资源腹地。

　　澳门港的海外贸易是在葡萄牙人租居之后发展起来的，所以明清政府对葡萄牙人夙具戒心，一直防范。崇祯四年(1631年)曾封锁广州，不许葡人出入贸易；崇祯十年(1637年)又规定葡萄牙人不能来广州互市，十三年（1640年)崇祯帝又下了禁止葡人通商的谕旨。顺治四年（1647年)葡萄牙人得两广总佟修养甲允许其商舶与广东商人贸易，但谕旨仍不准人广州。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粤海关设立，停止了澳门与广州的陆路贸易。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政府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规定：“外商不准久住澳门，清查澳门户口”。这样，中国内地的丰富商品不能顺利地运往澳门港贸易，再转运海外。也就是说，澳门港海外贸易的经济、资源腹地失去了。这无疑是对澳门港海外贸易的致命打击。加上澳门港半岛面积只有十六点四平方公里，耕地仅有700亩，既没有农业经济，手工业也很少，根本不可能为海外贸易提供任何商品货源，甚至连主要的生活资料如大米，副食品等只能依靠广东，特别是香山(中山市)县供应，而清朝政府又严格控制对澳门港生活资料的供应，规定“粮食计口而授，每几日放一关，其一切用物皆藉检查留难。计［香山］县与澳［门］人口数万，断绝往来生业，生食致困，愁苦难言。”〔45〕  可见，入清以后，澳门港不仅缺乏中国广大腹地的商品供应，而且缺乏中国内地生活资料的供给，其海外贸易就不能再维持下去了。

　　第二，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欧殖民国家先后东来经商，严重打击了葡萄牙操纵澳门港海外贸易的独霸地位。

　　到了十六世纪末以至十八世纪，荷兰、英国、法国在工商业发展方面已超过葡、西两国。它们在海上的势力日益兴起，幷不断往东方和中国发展航海贸易关系。1595年，荷兰人胡特曼(Houtman)率舰队东抵爪畦，1598年在爪哇建立商馆，以后击败了葡萄牙人幷占领了整个爪哇岛，在巴达维亚(Batavia)建立了殖民政权，控制这个半岛的海外贸易，排斥了葡萄牙人的海上势力。1641年，荷兰人攻占了马六甲，其舰队把持了南洋海面的航路，切断了印度与澳门港的交通，把葡萄牙人赶出了印度，掌握了亚洲的全部贸易和全部运输，夺得了葡萄牙人东来以澳门为根据地的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于是澳门港与果阿的贸易即告衰落。给澳门港海外贸易打击最大的莫过于英国人的东来。1637年6月25日，英国由海军大将威德尔(John Wedall)率领商船首次来到澳门。十七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建立商馆，迅速发展对华贸易，取得了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首要地位。接着是法、美两国也来到中国发展贸易。所以从十八世纪末以后，英、法、美已逐步成为清朝对外贸易的主要国家了。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了沿海甚至内河的三十多个港口。于是，外国商人就纷纷来到各个港口做生意，商品从四面八方输入中国，中国商品也从各个港口输出。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尽为其他港口所夺而一落千丈。

　　第三，日本驱逐葡萄牙，使澳门港海外贸易失去东部的重要航线。

　　　　如在第一部分所述，葡萄牙租居澳门港后，澳门与长崎贸易十分兴旺。但后来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到日本进行传教活动，  十分活跃，  发展很快，  引起了信仰神道或佛教的日本人的强烈反对。1637年，日本基督教徒发动叛变，牵连到葡萄牙的耶稣会士。于是，日本政府遂在“1639年底把葡萄牙人全部驱逐出境，使葡萄牙人的希望遭到破灭。”〔46〕1640年又正式禁止葡萄牙人到长崎贸易。经历了九十六年之久的澳门——长崎贸易中断了。这对澳门港的海外贸易是一大打击。后来，虽然葡萄牙派人到墨西哥和秘鲁请求通商贸易，但又遭到拒绝。澳门港海外贸易的老航线中断了，新航线又打不开，衰落已成为不可避免。

　　第四，澳门港的自然条件不能再适应大汽船停泊和大规模近代化贸易的需要。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后，航海交通史的发展已经由帆船时代进入了汽船时代，需要有港阔水深的港口停泊。而位于珠江下游的澳门港，就其海底地形而言，大部分是浅海堆积地带，澳门附近周围的海水深度，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超过四米。加之长期受西江泥沙之冲积，海岸日浅。内港，停泊二千五百吨的汽轮已十分困难。外港水深一般也是一至二米左右，只有珠江口外，海水深三、四米。至于濠江河中之泥洲，亦经常露面，河道越来越浅窄，往日一千吨的帆船行驶犹感困难，此时大汽轮出入更无可能〔49〕。因此，清朝以后，澳门港的对外交通范围大为缩小，与外洋直接往来日益困难。这是澳门港日渐衰落的重要自然地理原因。

　　第五，葡萄牙本国经济没落，严重影响其对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十六世纪末，葡萄牙开始衰落，当时由于国内一小撮显贵的背叛国家，葡萄牙很快成为西班牙腓力第二的掳获物，于1581年合幷到西班牙去。在西班牙统治时期(1581～1640年)，葡萄牙被机械地拖入西班牙与荷兰、西班牙与英国、西班牙与法国的连年战争之中，处境日益恶化。因为缺乏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使其海外贸易的优势很快在非洲和南部亚洲消失。所有贸易都交给荷兰和英国等外国人监督。1640年12月虽然脱离了西班牙，但又于1654年与英国签订了条约，这项条约实际上把葡萄牙包括在英国的政策范围之内。以后由于卷入了1701～1714年英国争夺西班牙继承权的战争，在英国迫使下签订“美图安条约”(1703年)和“里斯本条约”，此后200多年，葡萄牙事实上已经成为英国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附庸国，经济全面衰落，葡萄牙人在澳门港所经营的海外贸易只好让位给英、法等国家在中国其他港口(如香港、厦门、宁波)的贸易了。

　　五

　　澳门港兴起后，虽然其海外贸易的繁盛期只有80多年，之后经历了200多年的衰落期，但它无论是对殖民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还是对其殖民地的开发，以至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异而深刻的影响与作用。

　　笫一，促进了西欧殖民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十五、十六世纪，正是西欧国家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或生长的时期。这些国家的主政者实行了反映商业资本利益的重商主义政策。所谓重商主要是重海外贸易，正如马克思指出：“重商主义把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系的特殊部门当作财富或货币的唯一真正的源泉”。〔48〕葡、荷、西、英等殖民国家先后霸占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幷以此为据点发展了同东南亚以及美洲各国的贸易。他们不仅掠夺了中国的金银财富，而且也掠夺了东南亚和美洲各国的金银财富，例如西班牙人于1503～1650年的一百七十多年中，从美洲殖民地就运走了黄金180853公斤和白银16443560公斤〔49〕。这些巨量的财富运回本国转变为货币资本，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雄厚资金。与此同时，这些殖民国家又把十六世纪中国在冶炼钢铁、丝织和造船业等方面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回本国借鉴、应用，必然有力地促进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之成功地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成为近代历史的先进国家。所以，列宁说：  “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50〕

　　第二，促进东南亚和美洲一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十五至十七世纪，东南亚和美洲许多国家的社会发展缓慢，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国家只进入了奴隶社会，有的国家进入封建社会，也有少数国家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总之是比中国落后。而当时澳门港海外贸易的重要对象正是这些国家。通过澳门港与这些国家的航海贸易，首先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得到更多中国的生活用品，从而改善了生活。当时东南亚各国人民有不少穿着中国的绫罗绸缎等丝织品衣服，使用着中国的花瓷、铜器等精致家具。更重要的是在当时这些国家的人民缺乏铁制生产工具的情况下，中国铁制工具的输入，对于他们从事矿藏的开发和荒地的开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随着贸易流到这些国家的中国铜钱，也促进了东南亚国家货币的改进。例如满刺加用的“斗锡”货币，极为笨重，“每块官秤一斤八两或一斤四两，每十块用藤缚一把，四十块为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物”〔51〕，很不便于流通。后在中国铜钱的影响下，他们改用了铸币，开始铸造类似铜钱大小的锡币——“加矢”，大大方便了市场交易的需要，促进商品流通。

　　更加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是从澳门运出去的千百万苦力华工，他们到了东南亚和美洲各国后，以奴隶般的艰苦劳动建设港市、开采矿山、开垦荒山、修筑公路和铁路，种植甘蔗、橡胶、烟草等等，立下汗马功劳。前英属马来亚总督瑞天咸(Frank Surettenham)承认：

　　英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九，皆出华工之手。〔52〕  

　　西班牙人莫牙(Dr·Antonis Morga)也充分背定十六世纪华工对菲律宾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指出：

　　凡一镇之成立，必不能缺中国人。〔53〕

　　在美洲各国的开发和经济发展中，华工也起了巨大作用。例如秘鲁，根据温贝托·罗德里格斯着《秘鲁的苦力华工》一书记述，1849～1874年约有10万名华工被贩运到秘鲁，占当时秘鲁人口的18％，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集中在秘鲁沿海各地种植园和沿海岛屿鸟粪开采场劳动，大大促进了秘鲁两大经济支柱——农业和鸟粪开采业的发展。又例如占美国领土面积一半的西部地区，原来是一片人迹罕见的荒野，但从1848～1882年30万华工(其中有相当部分从澳门港运去)到那里开发后，经济大大发展起来。1877年2月2 7日《美国第44届国会参众两院调查华工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指出华工对开发美国西部经济作出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中国人入境的后果是大大增进了太平洋(指美国西岸)的物质繁荣。〔54〕

　　可见，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财富是离不开对华工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的，是无数华工的血汗和生命所凝聚而成的。而且，在这过程中,由于华工和东南亚、美国各国人民在共同开发和发展经济的长期共同劳动，则互相交流思想，传播文化，结下了和平的深厚的友谊。

　　第三，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就经济规律而言，澳门港的兴起和繁荣，特别是海外贸易的繁盛(在明代)，本来会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的。事实上，澳门港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也起过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澳门港的开埠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始终操纵在葡萄牙等殖民国家的手中，而且主要是进行着掠夺性和野蛮性的贸易，所以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占主要地位，或者可以说是微弱的，而促退作用却很大，特别是清朝开始以后，这种促退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历史的事实是：从明嘉靖至明末(1522～1644年)的一百二十多年，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还不完全落后于西欧国家，航海贸易也刚露出落后的端倪，未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但就在这个时期，葡萄牙殖民者东来租居了澳门港，控制了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占领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以后荷兰、英国等殖民国家接踵而来，争夺澳门港和南洋地区的贸易。这样，大大加重了中国商人借助澳门港进行海外贸易的困难和危险，使原来中国经郑和“七下西洋”后同东南亚以至非洲的三十多个国家的友好贸易来往遭到挫折和中断。中国商人不仅在澳门港贸易受到了迫害和限制，而且到了东南亚各国贸易还遭到横暴的劫掠。结果是中国的海外贸易不能发展或者发展缓慢，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首先，它影响中国商品生产的发展。例如，在明末以前，我国的棉纱、棉布、铁器还大量从澳门港出口，且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欢迎。但乾隆以后，棉花、棉布、棉纱和洋铁反而变成主要的进口商品，这对于中国的棉纺织手工业和冶铁手工业是致命的打击，使我国的棉纺织手工业、冶铁手工业等由先进慢慢变为落后了。例如，明嘉靖时期，中国的生铁产量还是世界第一位，而广东的铁产量达3108吨，超过了十七世纪外国铁产量最多的俄罗斯(2400吨)〔55〕。  但随着海外贸易的衰落，产品运不出去，冶铁技术和产量无法很快提高，而西欧国家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反而向中国输入生铁。这种洋铁的输入，使中国的冶铁业特别地处澳门港附近的广东佛山冶铁业受到破坏，纷纷倒闭。乾隆时佛山的铸铁业有130家炉户，但光绪二年(1876年)只剩下40家了〔56〕，光绪九年(1883年)又剩下33家，〔57〕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仅剩下20多家了〔58〕。这种洋铁滚滚而来造成佛山冶铁业衰落的情势，使当时的人不禁大为惊呼：“徒使洋铁通流，大利尽为所夺”，“今刚洋铁输入，遂无业此者(指冶铁)矣。”〔59〕

　　　　其次，使中国不能通过澳门港的海外贸易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本。明嘉靖至明末，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出超地位，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但后来葡萄牙、英国等殖民国家控制了澳门港的海外贸易，通过大量的鸦片走私贸易，于是，乾隆以后，出超变成入超，白银内流变为外流。这就破坏了中国的国库收入和货币流通，使国家缺乏资金，日益贫穷，没有足够的货币资本供给已发展起来的手工业生产。使某些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长期停滞不前，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经济从十七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欧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毛泽东说过：“中国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60〕我们从葡、荷、英等殖民国家租居和控制澳门海外贸易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看，这个论断是科学的、正确的。

　　注　释：

　　〔1〕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形势篇》。

　　〔2〕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69，《澳门》。关于葡萄牙人进入澳门的年代，说法不一：有说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有说是嘉靖三十六年（1557），后说出自外国人的著作，与我国史书所记相差四年。我们认为中国史书材料比较可靠，今从郭棐所记。

　　〔3〕《清史稿》卷160记：“岁纳租金五百两，实为欧罗巴通市粤东之始。”

　　〔4〕同〔2〕。

　　〔5〕《明经世文编》卷357，庞尚鹏：《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

　　〔6〕张甄陶：《澳门形势论》，载《小方壶斋舆地丛书》第九帙。

　　〔7〕马尔退尼：《中国地志》，转引自周景廉：《中葡外交史》第102页，商务印书馆版。

　　〔8〕《明经世文编》卷400，许浮远：《疏通海禁疏》。

　　〔9〕〔10〕〔11〕〔13〕〔14〕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P6、169、182、191-196、39、182、144，Lisboa， 1963.

　　〔12〕《明经世文编》卷165

　　〔15〕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old Japan Trade,155-1640，P7、182、6，Lisboa 1963

　　〔16〕刘廷元：《南海县志》卷12。

　　〔17〕王临亨：《粤剑篇》卷3，第20页。

　　〔18〕汪慵叟：《澳门杂诗》第10页。

　　〔19〕吴道熔：《广东文征》卷10，第28页。

　　〔20〕阮元：《广东通志》卷180，《经政略2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12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21〕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

　　〔22〕王稚登：《客越志》

　　〔23〕《乾隆湖州府志》卷41，《物产》。

　　〔24〕《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690，《松江府部》。

　　〔25〕《乾隆松江府志》卷5，《风俗》。

　　〔26〕屈大钧：《广东新语》卷15，《货语》。

　　〔27〕参看黄启臣：《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8〕《明史》卷19。

　　〔2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徽州府》。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33页。

　　〔3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8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32〕谢杰：《虔台倭篡》上卷，《倭原》。

　　〔33〕《明世宗实录》卷350。

　　〔34〕本宫泰彦着、陈捷译：《中日交通史》下册，第304页，商务印书馆版。

　　〔35〕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2，《日本》。

　　〔36〕《明神宗实录》卷576。

　　〔37〕谢肇浙：《五杂俎》卷4。

　　〔38〕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形势篇》。

　　〔39〕转引自周景廉：《中葡外交史》第132页，商务印书馆版。

　　〔40〕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官守篇》。

　　〔41〕转引自周景廉：《中葡外交史》第137页，商务印书馆版，1998年版。

　　〔42〕王铁岩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版。

　　〔43〕梁鸿勋：《北海杂录》，《原始》。

　　〔44〕《清季外交史料》卷73，第15~16页。

　　〔45〕包遵彭等：《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3册，第102页。

　　〔46〕Tien-tse Chang，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The Loss of Trade with Japan，P138,Leyden，1934.

　　〔47〕参看何大章、缪鸿基：《澳门地理》第4章，第1节，1946年版。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8页。

　　〔49〕杨翰球：《十五至十七世纪中西航海贸易的兴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50〕《列宁选集》第1卷，第186页。

　　〔51〕巩珍：《西洋番国志》，《满刺加国》。

　　〔52〕〔53〕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48，70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54〕转引自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

　　〔55〕参看黄启臣：《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6〕《光绪二年重修佛镇栅下天后元君古庙官绅值事善信芳名喜认各物签题工金各行工料杂项费用进支数目版列碑记》（存佛山栅下天后庙内）。

　　〔57〕《光绪九年佛山靖涌碑》（存佛山祖庙）。

　　〔58〕〔59〕《民国佛山志》卷之六，《实业》。

　　〔6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9页。

　　（原载《中国水运史专刊（一）》1987年，本文与邓开颂合作，本人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