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兴，香港郑和研究会副会长。］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条与欧亚经贸、文化往来的纽带。陆上的出发地区为长安，穿越草原、沙漠、雪山，扺达西亚地中海一带，此为“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条是以广州为出发点，经珠江口入南海过马六甲海峡，跨越印度洋，扺达中东，非洲各国，此乃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不同历史时期也有称“陶瓷之路”或“茶叶之路”者。而明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则由江苏太仓市浏河镇出发，为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巨的海上经贸活动事迹。2005年为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全国各地举办了纪念会，2006年7月11日在上海洋山港举办了“航海日”的庆祝活动，2007年在山东青岛市举办“航海日”活动，这都对唤醒全体国人的“海洋意识”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一、春秋战国至西汉——海上交通贸易的兴起

　　根据近年考古学家在广东沿岸发现了不少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的遗址，出土不少文物，如在香港的东龙岛、石壁、大浪湾、蒲台岛等处之岩画，画面刻出人、动物及海船，显示出先民开发海上航海活动。秦平岭南（公元前214年）后，广州地区为岭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造船技术已达一定水平，为海上交通奠定了基础。

　　二、西汉中期至南朝——海上交通已日益频繁

　　自西汉中期（公元前111年—公元8年）至南朝（420－589年）当时海上贸易已趋繁盛，西汉政府更派出驿使率领的船队，沿着民间贸易开发的海上航线，到达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东南沿岸及斯里兰卡等地。随着海运航道的发达，不少佛教僧人乘商船到达广州，或从广州出发沿海而去。从海路来到广州的佛教僧人，最早是西晋惠帝光绪之年（306年），天笠名僧耆城、东晋僧人法显，曾沿陆上的“丝路”到印度取经，而取海上的“丝路”回国。僧人在传播佛教的同时，还传入印度的哲学、文学、医学、绘画、雕刻、建筑艺术等。

　　广州光孝寺，曾是外国僧人译经传教的中心，而华林寺则是印度名僧达摩从海道来广州登岸地，故该寺又有“西来初地”之称。

　　三、隋至元代——海上贸易空前繁荣

　　古代隋朝（598—618年）至元朝（1279—1368年）为海上交通及贸易空前繁盛时期。广州已成为对外交通的枢纽，货物转运及集散中心。海船自黄埔南海神庙及码头出发经南海各国驶到波斯地区，或转经日本、朝鲜等。由于各国商人纷纷前来贸易，为易于管理，唐、宋及元三代皆在广州设“市船司”，负责管理商船、仓库、抽税及接待外国使臣。现在香港新界的屯门是唐代时广州的外港，不少商船在扺华或出发之前，都在屯门稍作停留。故朝廷特派兵驻守，以保障往来船只的安全。

　　随着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入华经商，伊斯兰教亦在17世纪中传入中国。伊斯兰教徒在聚居地“藩坊”兴建了怀圣寺和光塔。近年在海南岛三亚市亦发现许多阿拉伯人墓碑，说明当时伊斯兰教徒数目很多。

　　四、明——清代——全球经济海上循环

　　明朝初年为防止海盗侵扰，政府禁止商人私下与海外诸国贸易，但仍在广州、宁波、泉州设立市舶提举司，在广州建怀远驿招待来贡船安顿外商。永乐3年（1405年）至宣德8年（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足迹遍及亚洲四十余国，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联系。嘉靖年间（1522－1566年）倭寇为患，明朝政府废除泉州、宁波两地市舶司，广州即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垄断当时的对外贸易。

　　清朝初年，为切断反清力量的供应来源，曾实行闭关政策，直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才重开海禁。并于广州设立粤海关，广州对外贸易又活跃起来，成立各种贸易行后渐渐发展为著名的“十三行”，并在珠江河岸设立很多欧式建筑商铺，前来贸易的外商住宿在此。自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实行一口通商，至公元1840年八十多年内，是广州对外通商的黄金时代。

　　来自英国、西班牙、荷兰、法国以及美国的商人纷纷前来经商，当时的输出货品计有茶叶，陶瓷，糖，漆器，药材等。进口货品则有毛织品，自鸣钟，药材等。大大地促进了文化，经济，政治宗教各方面与有关国家的关系。

　　五口通商后，特别是商馆在公元1856年被焚后，广州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亦逐步为香港及上海所取代。

　　五、结　语

　　我们在此举办“海上丝路”论坛，希望从中吸取一些教训，凡是“开放”的城市，凡是多与国外交流的地方，必定比封闭的地方发展快。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后之发展速度及经验就可证明“走出去”就会发展，明、清时代的“海禁”造成国力衰弱，这几年来各地“有心人”，推动“郑和精神”就是提醒国人必须要“走出去”国家才能发展，中华民族才能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