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林，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为国家岳镇海渎礼仪的一部分，南海神庙早在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就在广州南海镇南近海处建立〔1〕。唐天宝十年（751年），四海封王，南海神册封为广利王〔2〕，唐代屡有祭祀。宋时，南海广利王四次加爵封号，名扬海内外，其祭祀达到极致。南海神的荣耀与其护卫地方平安密切相关，而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也有一定关系。而广州城市的区域分工与对外贸易有着必然的联系，广州南海东西庙分别在外贸港琵琶洲、广州城西南附近。南海神庙成为中外客商祈愿、答谢南海神祭祀的必需场所。有关南海神庙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少见，其研究尚待深入。本文以南海东西庙为研究对象，以南海神与广州地方治安、海上丝路的关系为线索，探求南海神荣耀的主次原因，揭示南海神庙与广州外贸港口、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

　　一、南海神屡次封号与岭南地方的关系

　　北宋初，南海神并未像南汉隆极一时。开宝四年（970年）六月，取消南汉刘鋹的封号，撤龙服“易以一品之服”〔3〕。与其他岳镇海渎一样，地方长官兼庙内祀事。开宝五年（971年）以南海县（皇佑后改为番禺县）县令兼庙令，县尉兼庙丞，“专执祀事，常加按视。本州（广州）长吏每月一诣庙察举”〔4〕。即使太宗朝，南海神也并没有与其他岳镇海渎有什么差别。淳化二年（991年），秘书监李至请以五郊迎气日各祭其方岳镇海渎，南岳、南海等以立夏日祭祀〔5〕。真宗热衷于封禅和祭祀后土，对岳镇海渎的祭祀十分重视。直至元代,南海神庙中仍保存有真宗御赐的玉带〔6〕。即使如此，也没有显示出南海神庙有什么特异之处。仁宗康定二年（1041年）四海四渎幷封王。其中，东海为渊圣广德王、南海为洪圣广利王、西海为通圣广润王、北海为冲圣广泽王〔7〕，四海王平起平坐。导致南海神地位的上升与仁宗皇佑时侬智高起义军有关。

　　北宋岭南最大的社会动荡便是侬智高起兵反宋。皇佑四年（1052年）四月，广南西路广源蛮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旋即攻下邕州（治今广西南宁）、梧州（治今地），沿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5月22日，包围广州城。在侬智高离开端州（治今广东肇庆）沿江赴广州以及包围广州城的过程中，南海神广施神通，“江流湍急”，“飓风大起”，“暴雨累旬”，侬军“不得前进”，广州城中“暑渴，赖雨以济”；6月攻城，“疾风尽坏梯屋”；侬军“火攻西门”，“有遇大风东回”。如此等等，南海神集诸多之能事保城护民，广显神通， “始州之官吏及民屡祷于（南海）神，翕急变化，其应如响，” 挫败侬军〔8〕。当然，此次卫城之功除自然条件外，主要还是北宋政府调兵遣将，军民齐心协力共抗侬军有关。7月19日，围成五十七天之久而未攻下广州城的侬军被迫撤退。正是“广州数有风雨之变，贼惧而遁，州人赖其神灵”〔9〕，“天意神贶，宜有潜佑”，广南东路转运使元绛请示朝廷，“欲望朝廷别加崇显之号，差官致祭，以答神休，仍乞宣付史官，昭示万世”〔10〕。朝廷于次年6月下牒，“念显灵佑顺，靡德不酬，其加王以‘昭顺’之号”，特封南海洪圣广利昭顺王，令地方“造牌额安挂”，“严洁致祭”〔11〕。至和元年（1054年）春，“又敕中贵人乘传加王冕，九旒；犀簪、导，青纩充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带、钩鲽，綪韨；素单、大带，锦绶；剑佩履袜，并内出花九树，袿、衤属、簪 、釒奠，署曰‘赐明顺夫人’”。“又命道释为之会凡十夕，且以答王灵休”〔12〕。此后，又于嘉佑六年（1061年）正月，“诏有司制南海广州洪圣昭顺王庙所用冠服，及三献官、太祝、奉礼祭服，罢本庙所赐乐曲”。原来“奉祠南海王庙，虽有钟鼓之设及所赐乐曲，而乐工未尝肄习，又其器服制度不应祀典”，请礼官考详，以南海神等为中祀，仿岳镇海渎之礼，“不用乐”，故罢之〔13〕，使祭祀礼仪更加规整。

　　南海神庙在侬智高起义军围攻广州城中大显神威，“广民皆称道南海神事”。上赐封号，加九旒冕、朱裳、青衣，赐王及夫人服饰。统治者提倡，岭南官民亦大肆笃信南海神，其崇拜日渐兴隆。嘉佑七年（1062年）9月，广州知州余靖重修南海庙，新宫扩展为三百间，赫然成为岭南第一大祠庙〔14〕。东莞、广州城西南、惠州等地，南海王分庙纷纷建立（详下），南海王崇拜掀起浪潮。而恰在此时，岑探起义又为南海神日隆增添一笔。

　　哲宗元佑元年（1081年）11月，新州（今广东新兴）土豪岑探，“率群党四五千人围新州”，征讨兵士沿途滥杀无辜，岑势日炽。广州新任知州蒋之奇调兵遣将，以钤辖杨从先捕杀岑探，滥杀民众的士兵亦被诛〔15〕。此次围新州不过一日，至明岑党即散去。是夜，天降大雾，“震风凌雨凝为冰泫”，因北方冷空气南下而致岭南出现霜冻，“群盗战栗，至不能立足；望城上甲兵无数，怖畏颠沛，随即溃散”〔16〕。官民又以为是南海王大显神威，状奏朝廷，皇帝“下太常拟定所增徽名，礼官以为王号加至六字矣，疑不可复加。”徽宗、钦宗“诏工部赐缗钱，载新祠宇，于以显神之赐”。官民皆“务极崇奉”〔17〕。虽然，《宋史·礼志》所载，“故凡祠庙赐额、封号，多在熙宁、元佑、崇宁、宣和之时。”〔18〕但与南海神相关的，不过就是在宣和六年（1124年）11月封南海王“明顺夫人”为“显仁妃”，“长子封辅灵侯，次子赞宁侯，女封惠佑夫人”〔19〕。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北宋末，南海王及其家眷皆有封号爵位。

　　除弭兵灾之险外，南海神日渐兴隆还与熙宁时师孟修西城未降雨以及岭南大旱普降甘泽有关。上述侬智高起义，充分暴露了岭南防备松弛，“自是广人以无外城常讹言相惊，莫安其居”〔20〕。熙宁四年（1071年）10月，知州程师孟“举大筑”西城，避开“弥旬涉月而不休”的多雨季节，至五年春主要工程完工，“无一朝之雨而落”。且五年正月17日“新城见于水中，逾数刻不没，海旁之民走观者无不骇异”，皆认为是南海神显灵所致。筑城之事遭到流言蜚语，程师孟易职之事布于朝野，“蕃汉之民”至庙乞神，皆如所愿。熙宁六年（1073年）2月，师孟升迁为谏议大夫，再任广州知州〔21〕,官民又以为南海神庇佑而致。

　　程师孟在广州“为守四年”，“谷登民阜，冠盗衰急，而瘴疠不作，蒙神之助居多”〔22〕。熙宁六年12月至熙宁七年（1074年）10月，师孟六谒南海神，祈谢神降甘霖。先是六年12月至次年正月“以天久不雨”，祭祀天地百神及名山大川，程师孟率广州地方官员赴南海庙祭祀〔23〕；此后，“两祷两谢，获应颇异”〔24〕。熙宁七年8月，“上以久旱，精祷天下名山大川”，师孟第五次奉诏“致祠南海洪圣广利昭顺王”，精诚所至，“已而休应，云获复命，（程）公行赛谢之礼”〔25〕。三祈三报，南海神灵异可见一斑。

　　两宋之际，南海神庙的再次升迁与高宗有关。靖康元年（1127年）5月，高宗于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随即南渡。绍兴七年（1137年），高宗时在建康（治今江苏南京），政权稍有稳定，恢复每年四立日分祭四方岳镇海渎之礼〔26〕。由于高宗偏居东南，“国势偏安，不克振作，徒以加封神号为望佑之举，所谓听命于神也”〔27〕。东海、南海自然得到高宗锺爱，绍兴七年9月，“独加封南海神为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28〕；绍兴十三年（1143年）、十六年（1146年）、二十五年（1155年）、二十八年（1158年）、三十二年（1162年）、干道元年（1165年）等年，遣官郊祭五岳四渎四海后，专遣官去地方上祭南岳、南海、南渎〔29〕；“自渡江以后，惟南海广利王庙岁时降御书祝文，令广州行礼”。而“国家驻跸东南，东海、南海实在封域内”，干道五年（1169年），接受太常少卿林栗言，特封东海之神八字王爵〔30〕。东海神仿南海神加王爵八字，庇佑南宋半壁江山。

　　朝廷如火如荼祭祀南海神的同时，地方上南海神亦大显神威。干道元年（1165年）春，“湖南盗起，入广东焚掠州县”〔31〕，“郴寇猖獗，侵轶连山”。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陈辉率官员“祓斋以请于祠下”。由于官军追剿，未几郴众北返，岭南安然。兵民皆以“神之威灵排难，如摧枯拉朽之易”，“式遏寇攘，惟神之灵”〔32〕。又过了两年，干道三年（1167年）10月，广南东路市舶提举陶定以官缗修复南海东西二祠，新建风雷雨师殿〔33〕。外贸税收的官银用于修建南海庙，不能不与南海神保护海上交通平安有关。

　　随着南海王崇拜的兴盛，殿宇的富丽，每年南海王诞农历2月13日的庙会更是热闹非凡。淳熙六年（1179年）至九年（1182年），杨万里任广东提举常平、提点刑狱，曾作《二月十三日谒西庙早起》诗，“起来洗面更焚香，粥罢东窗未肯光”〔34〕。官民同庆诞日，东西庙皆异常热闹。嘉熙四年（1240年）至淳佑八年（1248年），刘克庄曾任广东提举常平、转运判官及提点刑狱、市舶提举等职，留下大量有关广州的诗文，其中“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村，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35〕，可谓是南海圣诞，广州万人空巷的真实写照。

　　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夏，广东提举茶盐使徐安国“遣人入（大溪）岛捕私盐，岛民不安，即啸聚千余人入海为盗”〔36〕。大溪岛即今大屿山，扼珠江口要冲。新任广州知府钱之望一方面“即为文以告于神”，祈求南海神保佑平乱，另一方面调兵遣将，与大溪岛众四十余膄战于扶胥口前大海中，“军士争先奋击，呼（南海）王之号以乞灵”，纵火焚船，擒首徐绍夔，又捕余众。皆“益仰王之威灵，凡臣（钱之望）所祷，无一不酬”。得胜之时，官民皆以南海王神力相助，“阖境士民以手加额，归功于王，乞申加庙号，合辞以请”。“除已先出帑钱干缗崇饰庙貌外”，次年五月，尚书省下牒赐“英护庙”额〔37〕。这是继八字王爵封号后，南海神的又一次封号。不过此次封号是封南海神宅。

　　综上所述，南海神庙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弭兵灾之险，降旱之甘霖，庇佑国家社稷和地方安定，卫国护城，保佑南方水上交通畅达，都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就连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宋廷遣使祭南岳、南海，告以南伐交趾等大事〔38〕，皆在南海王神职范围内。诸多刀光兵灾、旱魃施虐，皆化险为夷。南海王也步步高升，四次封号加爵，成为国家和地方上不可或缺的祭祀神灵。民间的祭祀和赛海神庙会也如火如荼。相对来说，南海神的升迁却与护卫南海海上交通关系不大。

　　二、 广州南海东庙与扶胥港、琵琶洲港

　　广州南海东庙居“扶胥之口，黄木之湾”〔39〕，今狮子洋与珠江连接处，东西向珠江漏斗湾到此转向南北向狮子洋大漏斗湾，以南便是“大海”，“自此出海，溟渺无际”〔40〕。如此江海形胜，南海庙尽收其间灵气。早在隋开皇十四年已在此近海处立祠。这里居扶胥镇西南，距广州城海路和陆路皆八十里，地理形胜尚佳。

　　自然与人文环境有优越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首先，南海神庙近在岸边，风大浪急，每年一度立夏日祭祀时，多东南季风，波涛汹涌，由广州城乘船东行，逆风而进，又不时遇上台风，常常人毁船亡。而官员“且不习海事，又当祀时常多大风，将往皆忧戚”〔41〕。其次，南海神庙不在州城县治内，而远距广州城八十里。开宝五年（971年），朝廷下令岳渎南海等，“县近庙者，迁治所就之”〔42〕。时南海庙仍属南海县，南海县并未因下辖南海庙而迁县治“就”庙。即使后来皇佑三年（1051年）从南海等县析置番禺县，而广州治南海、番禺两县，则番禺县治并未就近南海神庙〔43〕。究其原因，应与南海县治所广州城，历来为岭南政治中心，与地处城东八十里的扶胥镇有嫌稍远。不谙舟船的官吏多不愿前行祭祀，这在唐代后期已显端倪。今存的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就载，因有风波溺船之险，“多令从事代祠”，且“其来已久”。

　　尽管如此，宋时祭祀南海神的主要活动还是在南海正祠（东庙）进行。除每年立夏日正常祭祀外，其余的伐交趾之告、降甘霖之祷答、护城弭兵灾之险，等等，皆于此进行。南海正祠所在的扶胥镇附近，应是历次祭祀停泊船舟之地。1973年在南海庙西名为“码头园”的鱼塘中，发现了整排的枕木，枕木条每根长2米，延伸20米以上，经C14测定，该枕木系晚唐遗物，木材为海南紫荆木，坚硬异常。专家逐步推断，此枕木为唐时扶胥港遗物。后在此地出土唐代陶制壁饰一批〔44〕。虽今天还未在南海庙附近发现宋时遗物和港址，但宋时，扶胥港应是存在的。如若不然，广州城地方官员每次乘船之后，在弃船登岸后再骑马长距离地奔赴南海庙，与理不通。

　　值得一提的是，扶胥港虽然是一停泊的港湾，但主要是为停泊官船、兵船和暂时歇息的渔船。而附近东北流来的南岗水，亦为渔船停泊之处，大型海船和官船难以在此内河停泊，虽然在明清时，南海庙前已形成诸多沙洲，特别是庙东南的大缆口沙洲，珠江主航道已南迁，南海庙前仅为汊流所经〔45〕。但这并不能反映宋时南海庙前的河道或大海的实情。宋时南海庙西的浴日亭，“小丘屹立，亭冠其颠，前瞰大海，茫然无际。”〔46〕杨万里诗亦云：“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47〕。南海东庙南临大海，停泊海船应不是困难事情，但此地直对今珠江口的狮子洋的潮流，海船不易在此停泊较长时间。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七十八《上声 · 七麌》云“宋邬大昕，字东启，河源人，政和二年进士，佥判广州。广之东道滨海，舟楫往来恒患飘溺。大昕因规度鹿步滘，凿之，东起东州，西接黄水湾，延袤十余里，人便之，迄于今。《惠大记》。”雍正《广东通志》卷四十四《人物志 · 邬大昕》记载略同。邬氏后人一支迁番禺县茭塘司南山乡（今广州番禺新造附近），其邬氏大宗祠内有清陈澧所书“鹿步滘讴忠匾”，记述邬大昕开凿扶胥古运河的事实。这段运河东起东州驿，西接波罗庙（南海庙）前的黄木湾，沿规划岸线培土凿石筑堤，形成了瓦窑（今广州黄埔南岗头）至黄木湾长十里的一段运河，因运河流经鹿步圩（今广州南岗鹿步村），故命此段运河为命名为“鹿步滘”〔48〕。 鹿步滘的开凿，使黄木湾船舶有了一个安全的避风之所，令往来于广州至东江沿线各埠的船只避开了狮子洋的风浪，亦缩短了航程。鹿步滘即可以说是南海神庙附近的河口港，也是连接东江的运河。

　　同时，宋时对外来的市舶船只“抽解”，为了防止舶来货物偷税漏税，海舶靠岸有一定规定，不允许随便靠岸。宋于扶胥港设巡检寨兵八百名，巡查沿海〔49〕。即使出海的海船，沿岸停泊亦有规定和检查。“遇舶船起发，差本司属官一员临时点检，仍差不干碍官一员觉察，至海口俟其放洋，方得回归”〔50〕。不然的话，偷运货物上船，不利于外贸活动的管理。而“大逾万斛，必只谒忱祷，乃敢扬帆鼓棹，涉重溟而不惧。人之所以恃神者亦重矣”〔51〕。拜神扬帆自在情理之中，但并非乘海船直趋神庙。因此，扶胥港在中外商贸交流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当然，祭祀参拜南海神的中外商人不乏其人，但其来往扶胥港和南海庙，应多是轻舟简从。

　　扶胥镇南海庙外，唐天宝十二年（753年），休咎禅师在扶胥镇北五里的山冈上建灵化寺。因南海王“性严急，往来舟楫风波溺死者甚多”，禅师“授三皈五戒”，收其为徒。南海王归入佛门，“南海舟楫遂无飘覆，则佛之慈悲，护持众生如此。”宋广州知州蒋之奇曾以此传说作《灵化寺记》〔52〕。这则故事一则说明佛家想利用南海神而炫耀佛法的神力，“神且听之，而况人乎！”；一则说明瞭扶胥镇的宗教场所并非单一，香火分享。当然，南海波涛之险亦为中外商船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南海正祠所在的扶胥镇既不是外贸港口，广州城东的外贸港口究竟在哪里？《宋史·外国传》载注辇国（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一带）使臣三文等入贡，从印度洋东行二百零九昼夜而至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占卑一带），由此北航三十八昼夜经南海中南部，“度羊山、九星山至广州之琵琶洲。”据说注辇国国王罗荼罗乍“闻商船言，且曰十年来海无风涛，古者传云如此则中国有圣人”〔53〕。时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因此注辇国贡使所停泊的琵琶洲应是一般意义上广州的外贸港口。琵琶洲应是一对外港口，方信孺《南海百咏》亦云：“琵琶洲，在郡东三十里，以形似名，俗传洲在水中，与水升降，盖海舶所集之地也。”诗曰：“髣髴琵琶海上洲，年年常与水沉浮，客船昨夜西风起，应有江头商妇愁”〔54〕。西风起时，正是每年十月扬帆航海之时，故琵琶洲应是外贸港无疑，“此洲突起高十余丈，上有三阜，形如琵琶”。明清之际，“闽浙舟楫皆舶于此”〔55〕，仍然有用于世。

　　琵琶洲港居广州与南海正祠之间，其东“两山雄拒江上，舟楫往来之要冲也。”〔56〕两冈对峙，宛然一海阙也。南海凶险，进此门阙，在广州城外的市舶亭“抽解”后，再东向憩息琵琶洲，弃舟上岸，答谢南海神的海上庇佑，应在情理之中。故南海神庙应成为这些中外商人朝拜之地。即使在熙宁五年南海西庙建成，南海正祠亦是停靠在琵琶洲商人祭祀必选的场所之一。正所谓“胡商越贾，具万斛之舟，张起云之帆，转如山之柁，乘长风，破巨浪，往来迅速，如履平地，非恃王之阴佑，曷克尔耶！西南诸蕃三十余国，各输珠赆，辐辏五羊”，“公私优裕，系王之力焉”〔57〕。南海神自然成为海上丝路的保护神加以崇拜，南海神庙亦成为中外商人顶礼膜拜的殿堂。当然，现今流传下来的石刻以官方为多，这与南海神国家岳镇海渎的神职祭祀功能分不开，不能以现今官方石刻居多，就认为祭祀人员多为官员，商人和民众实际上仍是祭祀南海神的主要群体。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方渐的《六侯之记碑》〔58〕，有人认为此碑是伪碑〔59〕。不可否认，此碑有其失实和迷信之处，但有关南海王子封侯、广州蒲姓外商应都是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六侯之一的达奚司空，入居南海庙陪祀之列确在南宋。宋人蔡如松《九侯山神诗》也提到“广州南海庙达奚司空”〔60〕，《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皆载有许得已《南海庙达奚司空碑》〔61〕。（明）郭棐《岭海名胜记·南海庙志》更准确在干道元年（1165年）陈丰撰《南海广利王洪圣昭顺威显王记》与干道三年（1167年）廖颙撰《重修南海庙记》两文间夹有许得已《南海庙达奚司空记》。看来南宋初方渐《六侯之记碑》提到的达奚司空封侯不容轻易否定。许文提到的达奚司空较方渐引庆历中阮遵所言更为详细，文曰：“海外诸国贾胡，岁具大舶，齐重货，涉巨浸以输中国”，海上风云变化无常，“顷刻乘之以烈风雷雨之变，舟人危惧，愿无；须臾死，以号于（达奚）神，其声未干，倏已晴霁，舟行万里如过席上，人知王赐，出于神之辅赞，盖如此祷谢不絶。”这是首次提及达奚司空辅佐南海神帮助外商化险为夷之事。果真如此，达奚司空是外商崇拜的带有胡化倾向的域外海神。宋元之际，广州城三易元人之手，南海东庙毁于战火，直至元大德七年（1303年），南海东祠才重新建成〔62〕。新建成的庙宇自然难有宋时全貌及各陪祀之神，这也或许是达奚司空一直在元代和明初未见史载的重要原因。

　　总之，不管怎样，存有南海神及其辅助神达奚司空等的南海神祠应是海上丝路不断延续的见证。外贸港口琵琶洲与扶胥镇、扶胥南海庙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南海正祠是广州海上丝路存在的文化见证之一。

　　三、广州南海西庙与广州城港

　　广州南海西庙建于何时，史载不一，一说为宋绍兴〔63〕，一说为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64〕，今人更提前到唐代，但言之无据〔65〕。今翻检到宋人程师孟《洪圣王事迹记》，对熙宁时修广州西城和南海西庙有载，证明其建庙的时间应与建西城时间同时，即熙宁四年10月至五年8月。

　　上述皇佑时侬智高起义，已经暴露出广州城防备的问题。熙宁初，知州张田“始筑东城，环七里，赋功五十万，两旬而成”〔66〕，西城地质条件差，“土疏恶不可筑”〔67〕，程师孟在继任广州知州后不到半年，即于熙宁四年10月大修西城，至次年8月，“创筑西城及修完旧城毕”。就在修西城的同时，师孟在原来与侬智高“其战斗椎瘗之处所，则今所谓航海门之西数十步而止”，“屋其颠以立神像而祠之，适在其地无少差焉。”〔68〕故此立像建庙应是为纪念洪圣广利王护城之功而兴建。兴建时间与熙宁四年10月至五年8月修城时间相同。新建庙在广州南海东庙之西，故称西庙，而建庙之用意，为护城保民、镇邪避恶所建，并非为航海外贸而建。而建庙地点恰巧位于与侬智高“战斗椎瘗之处所”之上。

　　宋广州西城航海门为西城之东南门〔69〕，其地在今广州越秀区书坊街处〔70〕。其西数十步的南海西庙当亦不越过今解放路。西庙在宋子城之西南隅，不仅熙宁时建庙初如此，即使到了干道三年，廖颙《重修南海庙》亦云西庙“在州城之西南隅”。而成书于开禧二年（1206年）前的《南海百咏》却言：“西庙在城西五里”。是参照物不一样而使两者记载不一样，还是另有它因，值得推敲。若两者参照物一样，都是从子城来算，且后者记载无误，则南海西庙从干道至开禧间，位置发生了迁移，迁移的原因，极有可能与“小海”南迁有关。这些推敲还有待更多论据证明。不过，南宋中后期广州城西五里的南海西庙与明清南海西庙（今广州文昌南路与下九路交界处广州酒家附近）地理位置相当。

　　北宋熙宁至南宋初期的南海西庙，居广州城西南隅，在航海门西不远处。航海门内有转运司署，而市舶亭在镇安门外，盐亭在素波门外，都税务在阜财门外，来归馆在冲霄门外，来远驿在蕃巷〔71〕。镇安门（嘉熙改镇南门）为“子城之南门”；冲霄门“在子城之东南隅”；素波门“在城西之南，盐仓街之直”；阜财门“在西城之南”〔72〕。子城、西城、东城“三城南临海”，各城门不远处即是“小海”。海舶从溽洲望舶巡检司（地在今广东阳江）“防护赴广州。既至，泊船市舶亭下，五洲巡检司差兵监视，谓之‘编栏’”。“广州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73〕。五洲即今太平沙。《南海百咏》亦云：“海山楼建于嘉佑中，今在市舶亭前”。“宋时经略安抚于五月五日阅水军教习，于其上尝新荔”〔74〕。故市舶亭为“漕帅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税之处，海山搂近在其旁。此两处皆与南海西庙相距不远（镇安门为子城南门，航海门为西城东南门，中间仅隔素波门）。海山楼应是为外商赐宴的接送场所，“极目千里，为登览之胜”〔75〕。上述大中祥符八年，注辇国使三文等至广州，“诏阁门只侯史佑之馆伴，凡宴赐恩例同龟兹使”〔76〕，赐宴之处应在海山楼。

　　除此之外，怀远驿所在蕃巷，就在怀圣寺番塔下。这里原在子城外，侬智高叛军就曾占领过这里，时西城还未修筑，城外“蕃汉数万家悉为贼席卷而去”〔77〕。广州城解围后，转运使元绛与知州魏瓘，“募蕃汉豪户及丁壮幷力修完”子城〔78〕。熙宁四年10月至五年8月，程师孟修广州城，大食国使辛押陁罗兼统察蕃长司公事“又进钱银助修广州城，不许”〔79〕。蕃家如此热衷于修城，就是为了保证其财产不被贼寇侵夺。后因修城之功，遭人嫉妒，师孟“将行矣，蕃汉之民欲予留也”〔80〕。蕃民之所以对师孟感恩戴德，就是因为新修的西城将以怀圣寺为中心的蕃坊圈入西城内。由于广州东西及子城“三面临海，旧无内濠，海飓风至，则害舟楫。大中祥符间，邵旷知广州，始凿内濠，以通舟楫，州人便之”〔81〕，后不断疏浚。修筑的内濠以南濠为要，《南海百咏》有“南濠，在共乐楼下，限以闸门，与潮上下。景德中，高绅所辟，维舟于是者，无风波恐，民常歌之。其后开塞不常。”共乐楼建于南濠上，“真珠市拥碧扶阑，十万人家着眼看”，“轮囷为一郡壮观”。《南海百咏》还载：怀圣塔（番塔）“轮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絶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絶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故南濠附近应是蕃人居集地，也是商业中心。宋庆历中（1041—1048年）至皇佑二年（1050年）西城蕃市建夫子庙〔82〕，“西城蕃市之通衢有夫子庙，今夫子庙街是也”〔83〕，元时还称呼夫子庙街，蕃市应在蕃人集中的西城南濠、番塔附近。宋程师孟诗赞叹道“千年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84〕。普宁巷（蒲宜人巷）、玛瑙巷、大市街、麻行街、象牙巷、米市街等皆在南濠地区〔85〕，而航海门、朝宗门，正在这一地区之东南，近在咫尺，其西便是南濠出城口阜财门、善利门。怀圣寺不仅是阿拉伯人祈风之地，而且是他们的宗教活动场所。与怀圣寺一样，其东的南海西庙点缀在市舶亭、海山楼西的沿海边，亦成为以华人为主体的祭祀场所。如以地区而论，西城以南濠为中心地区，民间商贸活动发达，居民多蕃人，亦有怀圣寺等宗教活动场所；而临“小海”的子城南和西城偏东南，官方贸易比较活跃，海山楼成为官方宴宾的场所，与南濠上的共乐楼遥相呼应，成为广州城内外亮丽的风景点。

　　市舶亭“抽解”海货，海船停泊市舶亭下，遇风避入内濠。但一般海舶皆是冬春来粤，夏秋起航，故“抽解”和交易完物品后，海船停泊之地除市舶亭、内濠（主要为南濠）外，琵琶洲应是另外一处场所。而南海西庙正处于广州城内最繁华的南濠商贸区和市舶亭官贸区之间适中之地，来到羊城或即将出发的商人，必然会去南海西庙朝拜。而怀圣寺已成为阿拉伯商人鼎礼之处。

　　广州城外港口市舶亭、城内南濠是中外商贸之地，南海西庙、怀圣寺等都是广州城内外与海上交通有关的寺庙。来南海西庙祭祀的除中外商人外，还有地方官员、广州城民众等。上述杨万里的《二月十三日谒西庙早起》，即反映了南海诞日，官员朝拜的情形。而刘克庄《（广州）即事十首》之一亦反映了民众万人空巷，“去赛海神祠”。南海东、西祠皆有庙会，但西庙近在城旁，应是广州城居民主要参拜和祭祀的场所。虽然杨万里诗“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86〕，但南海西庙近在广州城南，距市舶亭与南濠商贸发达区不远，可谓是“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村”，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总之，南海西庙的建立就与南海神护城有关，其建立后，因在广州城东南门航海门西，地近蕃人集中的南濠以及市舶亭，且靠近“小海”，成为中外客商、广州官民就近参拜的祠庙。除国家正式的祭祀活动在东庙外，南海西庙更多显示其亲近民众的一方面。虽现存史料不多，难以考求其间详情，但从西庙与东庙的建筑等级来看，官方明显更重视正祠即东庙，但西庙有东庙无法替代的作用。至于南宋末广州城西五里的南海西庙，还应再加考索。

　　四、  南海庙与广州海上丝路的关系

　　南海神是海上交通护卫神，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广州“盖水陆之道四达，而蕃商海舶之所凑也。群象珠玉，异香灵药，珍丽玮怪之物之所聚也。四方之人，杂居于市井，轻身射利，出没波涛之间，冒不测之险，死且无悔。”〔87〕外贸的繁荣离不开中外商人的参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祈祷还是答谢，南海神都成为南海航行中不可缺少的神灵，供奉南海神的南海庙成为维系海上丝绸之路延续的纽带，随着南海市舶贸易的发展，南海庙亦更加气势恢弘。

　　（1）南海庙的修建更多留下的是官方的史料，而少见商人捐资修庙的记载，但这却不能否认中外商人在其中的作用。南海神首先作为国家岳镇海渎一部分的四海神之一，其有护卫一方平安的地方神职能。有涉水、风、潮、雨等南海自然诸事，甚至刀剑之灾、剿寇护城等人文之事，南海神都法力无边，救民于水火。两宋南海神崇拜走向高峰，主要是南海神更加贴近民众，真正成为保佑国家和地方安定的神灵。上述南海神的四次封号，讨灭地方叛乱，护城救灾，都反映了南海神的神通，得到了官员和百姓的一致称誉，甚至圣旨御封。而地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民众安乐，亦对官员政绩的好坏和升迁起到很大作用。官民皆认为这一切都要基于南海神的庇佑。正是从上至下形成对南海神的崇敬和祈祷，加之，南海神的神奇造化，其成为两宋广南东路最高的地方神灵，“濒海郡邑靡不建祠”。熙宁初，东莞城东立南海王庙，重和元年（1118年）改建于孤洲上〔88〕，临江更能体现南海神的威武和神勇。惠州南海王庙建置时间无考，元丰（或元符）时，再次修葺。这次修复“辟书上闻，朝议可之”〔89〕，是有一定程序的。甚至粤北的南雄郡城外南市附近也有“南海洪圣广利王庙”，“淳熙年间，通判临楫重修。绍定间，为贼所焚。五年，郡守黄公宬重建。”〔90〕今天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残存的大量的“广利王”庙，仍用宋代称号，或是宋时庙宇的延续，或有其他原因，但无论如何，都与宋时南海神的隆祀与香火旺盛有关。宋时这些南海祠庙的建立，虽然与上述所言“故凡祠庙赐额、封号，多在熙宁、元佑、崇宁、宣和之时”有关，但更多与南海神保佑一方平安有关。

　　南海神保佑上至国家社稷，下及平民姓，当然也包括官民士商在内。今留下的大量史料多与官方有关。如清嘉庆崔弼《波罗外纪》卷首目録所载宋碑十一块中，几乎全是官方祭祀和修庙等内容，无一涉及民众及士商，这主要与南海神庙为国家重要祭祀场所，商人百姓不得随便在此立碑有关。这其中不能忽视商人这一重要群体的作用。正因为南海神护卫海上交通，中外商人答谢和祈祷，都要去南海庙烧香膜拜，商人成为南海庙香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述《六侯记》蒲姓商人辞世后，亦为南海神作辅，为巡海提点使，广州知州蔡卞“遂命工委官诣庙致祭，彩绘神像”，后封为六侯之一的顺应侯。南海之南的三佛齐，“其国居人多蒲姓”〔91〕，上述番塔附近就有蒲宜人巷，今称普宁巷。岳珂《桯史》亦提到番商“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92〕。虽难考其究竟，但商人即使死后亦愿为南海辅神，而此商人亦有可能是南海之南的域外商人，此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与南海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2）从历次修建南海庙的官员所属的部门亦能反映出南海庙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开宝六年（972年）左右，命中使重修南海广利王庙〔93〕，大中祥符五年（1013年）8月、六年（1014年）9月，中央命修南海庙〔94〕。中央遣使维修之外，地方修复南海庙的官员可略窥一二。“嘉佑中，余靖修复；元佑中，蒋之奇奏请赐缗增葺两庙；范周安葺东庙于政和；季陵葺西庙于绍兴，咸记于石”。干道三年，市舶提举陶定以官缗修复南海东西二祠，新建风雷雨师殿〔95〕。后庆元三年，平定广东大奚岛民叛乱，南海神庇佑，“官民重饰庙貌”〔96〕；嘉定十四年（1224年）10月至宝庆元年（1225年）6月，广东转运判官曾噩修复南海东庙〔97〕。余靖、蒋之奇分别是嘉佑、元佑时广州知州，时广州知州兼领市舶。范周安无考，季陵为绍兴初广州知州。干道三年这次修庙就是市舶官员所为，而这次修庙的钱来自“官缗”，应是来自外贸税收。广东转运判官修庙是因为南海神庇佑海运，“大逾万斛，必只褐忱祷，乃敢扬帆鼓棹，涉重溟而不惧”〔98〕。至于皇佑五年，广南东路转运使元绛因南海神卫城之功状奏皇上，元绛亦应是广南东路转运使兼市舶使〔99〕。由此看来，修庙的官员大多是与海上贸易和交通有关的市舶、转运以及州郡官员。宋时，市舶官制从宋初至元丰三年（1069年），“州郡兼领”，元丰三年至崇宁初，转运使“漕臣兼领”，崇宁以后，“专置（市舶）提举”〔100〕。故对外贸易与南海神庙的修建、南海神的封号密切相关，而且诸如“蕃商辛押陁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赀数百万缗”〔101〕，这样的蕃商曾捐资修建广州西城，未能获准。但“官民重饰庙貌”之事，想必蕃商应是主要的捐资者之一。因此，修庙的官缗中，其中与外贸税收有关，而修庙的官员多是与市舶贸易有关。官民修庙中商人特别是外商应是主要捐资者之一。

　　（3）港口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载体，南海神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港口附属的宗教文化建筑，起着文化上、心理上的慰籍作用。海上航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在此期间，抗击飓风、海浪、暗礁等自然灾难，又面临着食物和水的短缺，出现海上崇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港口是他们经过长期海上生活后踏上陆岸的所在，其间一路上的平安自然寄托在保佑海上安全的神身上，南海神庙自然而然成为他们必需朝拜的场所。不管是广州南海东庙、还是南海西庙，都是在他们登岸的市舶亭、琵琶洲附近。南海东庙虽然距他们居住的琵琶洲有一定的距离，但因其为正祠，殿宇高大雄伟，自然比西庙有更大的感召力。特别是他们从农历十、十一月至次年五、六月间，购买货物准备回程的闲暇时，南海东庙的“扶胥浴日”成为宋代“羊城八景”的首景〔102〕，自然不能错过。而“海山晓雾”亦为南海西庙附近一景，并列为“羊城八景”之一〔103〕，东西庙皆成为一方名胜。除逢年过节祈求好运外，平时应是游览光顾的场所之一。当然，祈风远航等仪式也应与南海航行有关。

　　非常遗憾的是，今广州没有泉州九日山那样保留下来的大量石刻。主要是南海神为国家重要的祭祀场所，商人、百姓不得随便立碑。宋初开宝五年（971年）就规定，“自今岳渎并东海、南海庙各以本县令兼庙令，尉兼庙丞，专掌祀事，常加按视，务于蠲洁，仍籍其庙宇祭器之数，受代日交以相付。本州长吏每月一诣庙察举。”〔104〕而且，广州城及扶胥镇的北面虽有山岗，但有一定距离，祈风刻石不便。海山楼为一城之揽胜所在，祈风和犒赏商人之宴应在此设立为便，而南海西庙近在其西。由于珠江南移，广州城又经过千年风雨，故有关中外商贸的祈风与赐宴记载难见踪迹，但这并不能否认其存在的事实。海上丝路像一条绵绵不断的长线，港口是这条长线两端和中间的璀璨的珍珠，珍珠闪闪发亮的亮点便是与宗教活动有关南海神庙、怀圣寺等，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幅美妙无比地色彩斑澜地中外交流的长卷。

　　（4）南海神既是国家祭祀的一部分，又是保证中央对外贸易财赋来源的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因此，国家祭祀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与对外贸易相一致的。国家祭祀的祝文和记也都提到南海神此方面的功绩，这些诏书、祝文和祭祀大都刻在石碑上，保存在南海东庙中。虽然今天保留下来的已经十不存一，但在一定程度上仍能窥见其端倪。以下以道光《广东通志》卷二〇五至二一二《金石略》所载碑刻为例述之。开宝六年《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庙碑铭》有载，“自古交趾郡，贡献上国”，“故蛎砥砮丹、羽毛齿革底贡无虚岁矣！”修庙祈神“善下其德，既济其航”。干道元年立石的《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亦曰：“夷舶往来，百货丰盈。顺流而济，波伏不兴”。干道三年的《创建风雷雨师殿记》亦云：“胡商海贾以不赀之货，入重译之地，行万里海，必禀命于南海。”干道三年廖颙《重修南海庙记》也有“西南诸蕃三十余国，各输珠赆，辐辏五羊，珍异之货，不可缕数”，加之国内“闽浙舟同船亦皆载而至，岁补何啻千万缗，癦肆贸易，繁伙富盛，公私优裕，系王之力焉。”海外贸易的繁荣和南海神的庇佑，不可分割。

　　据上所言，南海神的加封与神庙建筑的多次修复，并不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成正相关，即海外贸易的发展与国家祭祀南海神并不是亦步亦趋。太祖到英宗朝（971—1067年），广东海上丝路曲折发展；神宗朝广东海上丝路货物流通量骤然扩大；哲宗朝海上丝路流量的急剧萎缩；徽宗朝，广州市舶贸易在沿海各岸仍居领先地位，“唯广最盛”；高宗时海上丝路从冷落走向蓬勃；孝宗、光宗及宁宗初年海上丝路继续向前发展，出现一定波折；而从宁宗开禧至南宋末，广东海上丝路日趋式微〔105〕。这与南海神庙繁荣出现的真宗大中祥符时，仁宗至和至嘉佑时，神宗熙宁、元丰时，哲宗元佑时，徽宗政和、宣和时，高宗绍兴时，孝宗干道、淳熙，宁宗庆元时等不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南海神本来应随着海神贸易的繁荣或衰落而变化，但由于其为国家祭祀的一部分，更多显示出其庇佑地方平安的职能，其崇拜的变化与海外贸易有联系，但并不成正相关。

　　（5）南海神庙是一个祭祀的场所，是一心理、宗教和文化的活动场所，其与海上丝路这一中外商贸交流活动有一定的共性，但两者不同性仍占很大比重。据上所言，南海神在保护海上航行安全，保佑中外商贸活动的正常开展，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心理、文化上的作用往往要化作祭祀仪式才能实现。祭祀南海神，庇佑海上贸易的安全，这是商人的共同期盼，从这一方面来说，通过商人这一群体将两者的共性联系起来。南海神不仅是海上航行的保护神，更是庇佑一方平安，除贼平叛，护城保民，乾旱降雨，五谷丰登，民阜安康，甚至保卫社稷，都起到了更大作用。宋时南海封号从唐广利王后增至王一级八字的“洪圣广利王昭顺威显王”，更多体现其护卫一方平安的作用，这也是南海神职功能多样性的具体体现。故此，南海神的神职功能多样，亦是南海神神通广大的表现，只有赋予了南海神更多的功能，其崇拜亦会日趋隆盛。

　　宋代南海神庙多次修复，南海神崇拜出现高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多还与统治阶级的重视以及南海神几次剿寇护城等“神威”有关。

　　五、小　结

　　宋代南海神及其祠庙不仅为国家岳镇海渎祭祀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南海神在历次镇压广南东路地方起义中立显奇功，降旱之甘霖，卫国护城，封号加爵竟达四次之多。正是南海神庇佑一方平安，逐渐走下高高的国家祭祀坛，逐渐变成亲近民众的祭祀之神，广州南海西庙、东莞、惠州、南雄等地南海庙相继建立。南海神赋予了更多的神职功能。每年农历二月十三日，南海神正诞，万人空巷，专赛海神祠。至迟在南宋淳熙六年左右，南海庙会已经形成。

　　南海庙与对外贸易港口有一定联系，南海神东、西庙分别居广州城东和城西南，与对外贸易港口琵琶洲、广州城港近在咫尺，除官方祭祀外，中外商人与广大民众参与其间，南海神庇佑中外商人在南海航行中的作用更充分显现出来。每年祈风仪式与宴请外商之宴近在南海庙旁，南海庙成为中外交通贸易必要的组成成分。因此南海神不仅是国家吉礼祭祀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是广南东路广大民众祈佑平安的保护神，其在中外贸易中的文化心理作用使南海神享有“四海之中，唯南海最贵”之誉，其在中外贸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但亦不能走向极端，扩大对外贸易中南海神的作用，而忽视其在庇佑岭南一方平安方面的作用。

　　注释：

　　〔1〕 《隋书》卷七《礼仪志》。

　　〔2〕 《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

　　〔3〕 《太常因革礼》卷四九《祭四海四渎》引《礼阁新编》。

　　〔4〕 《文献通考》卷八三《郊社考》。

　　〔5〕 《玉海》卷一百二《郊祀》。《宋史·礼志五》作“太平兴国八年”，误。

　　〔6〕  (元)吴莱《渊颖集》卷九《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记》。

　　〔7〕 《康定二年中书门下牒》，（明）郭棐撰、（清）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卷五《南海庙志·敕诏类》。

　　〔8〕 《皇佑五年牒》，道光《广东通志》卷二〇六《金石略》。

　　〔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四“仁宗皇佑五年六月乙未”条。

　　〔10〕（宋）元绛《皇佑五年四月十九日奏状》，道光《广东通志》卷二〇六《金石略》。

　　〔11〕 《皇佑五年牒》，道光《广东通志》卷二〇六《金石略》。

　　〔12〕 （宋）元绛《至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记》，道光《广东通志》卷二〇六《金石略》。

　　〔1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三“仁宗嘉佑六年正月乙未”条。

　　〔14〕 （宋）章望之《治平四年重修南海庙碑》，（明）郭棐撰、（清）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卷五《南海庙志·文类》

　　〔1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一“哲宗元佑元年十一月丙子”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八“哲宗元佑二年四月癸巳”条。

　　〔16〕 （宋）陈丰《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一一《金石略》。

　　〔17〕 （宋）陈丰《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一一《金石略》。

　　〔18〕 《宋史》卷一百五《礼志》。

　　〔19〕 《宋会要辑稿》礼二〇之八二、礼二一之十九。

　　〔2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戊子”条。

　　〔21〕（宋）程师孟《洪圣王事迹记》，（明）郭棐撰、（清）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卷五《南海庙志》。

　　〔22〕（宋）程师孟《洪圣王事迹记》，（明）郭棐撰、（清）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卷五《南海庙志》。

　　〔23〕 （宋）陈之方《敕祠南海神记》，道光《广东通志》卷二〇七《金石略》。

　　〔24〕 （宋）富临《南海庙程师孟祷雨记》，道光《广东通志》卷二〇七《金石略》。

　　〔25〕 （宋）苏咸《南海庙谢雨记》，道光《广东通志》卷二〇七《金石略》。

　　〔26〕 《宋史》卷一〇二《礼志》。

　　〔27〕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四七《吉礼·四望山川》

　　〔28〕 《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条。

　　〔29〕 《中兴礼书》卷三十至三十二《吉礼》。

　　〔30〕 《文献通考》卷八三《郊社考》。

　　〔31〕 《宋史》卷三三《孝宗纪》。

　　〔32〕 （宋）陈丰《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一一《金石略》。

　　〔33〕 （宋）廖颙《重修南海神庙》、康与之《创建风雷雨师殿记》，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一一《金石略》。

　　〔34〕 （宋）杨万里《诚斋集》卷十六《南海集·二月十三日谒西庙早起》。

　　〔35〕 （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全集》卷十二《即事十首》、卷一九四《行述》。

　　〔36〕 （宋元）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卷五“宁宗庆元三年夏”.

　　〔37〕 （宋）钱之望《庆元四年五月尚书省牒》，道光《广州通志》卷二一二《金石略》。

　　〔38〕 《宋史》卷十五《神宗纪》。

　　〔39〕 （唐）韩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三一《南海神庙碑》。

　　〔40〕 《元和郡县志》卷三四《岭南道》。

　　〔41〕 （唐）韩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三一《南海神庙碑》。

　　〔42〕 《文献通考》卷八三《郊社考十六》。

　　〔43〕 《元丰九域志》卷九《广南路》，《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一二”，《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同，而《舆地纪胜》卷八九《广州》作“五年”，误。

　　〔44〕 曾昭璇、曾庆中《南海神庙的历史地理》，《广州文博通讯》增刊《南海神庙》（1985年）第3页。

　　〔45〕 嘉靖十四年《广东通志》卷一《山川》；同治《番禺县志》卷二《舆图·鹿布司》、卷五《舆地略·山川》。

　　〔46〕 （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三四《广南东路》。

　　〔47〕 （宋）杨万里《诚斋集》卷十八《题南海东庙》。

　　〔48〕 广州市黄埔区地方志办公室编：《黄埔文物》，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6年，16页。

　　〔49〕 大德《南海志》卷十《兵防》引宋《旧志》。

　　〔5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三”。

　　〔51〕 （宋）曾噩《转运司修南海庙记》，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一三《金石略》等。

　　〔52〕 （宋）蒋之奇：《灵化寺记》，成化《广州志》卷二五《寺》。

　　〔53〕 《宋史》卷四八九《外国传·注辇国》。

　　〔54〕 （宋）方信孺《南海百咏·琵琶洲》（不分卷）。

　　〔55〕《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一《广州府》。

　　〔56〕 （宋）方信孺《南海百咏·相对冈》（不分卷）。

　　〔57〕 （宋）廖颙《重修南海庙记》，（明）郭棐撰、（清）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卷五《南海庙志》。

　　〔58〕 （宋）方渐《六候之记碑》，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一〇《金石略》。

　　〔59〕 黄鸿光《南海神庙〈六侯之记〉碑辨伪》，《广州文博》1987年1期，16—19、28页。

　　〔60〕 （宋）蔡如松《九侯山神诗》，《永乐大典》卷二九五二《神》引林孝泽、赵不敌《清漳集》。

　　〔61〕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九《广南东路》，（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三四《广东路》。《舆地纪胜》卷八九还在“南海广利王庙”单列“助利侯（达奚司空）庙”，但未言具体位置。

　　〔62〕 （元）陈大震《重修南海庙记》，（明）郭棐撰、（清）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卷五《南海庙志》。

　　〔63〕 道光《南海县志》卷二七《金石略》。

　　〔64〕 干隆《广州府志》卷十七《祠坛》。

　　〔65〕 赵立人：《古代广州的外港、内港与南海东庙、西庙》，《岭峤春秋——海洋文化论集（二）》225页。

　　〔66〕《宋史》卷三三三《张田传》。

　　〔67〕 《宋史》卷三三一《程师孟传》。

　　〔68〕（宋）程师孟《洪圣王事迹记》，（明）郭棐撰、（清）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卷五《南海庙志》。

　　〔69〕 大德《南海志》卷八《城濠》。

　　〔70〕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289页。

　　〔71〕 大德《南海志》卷十《旧志馆驿递铺》、《旧志诸司仓库》、《旧志诸司公廨》。大德《南海志》陈大震序，旧志 “存者仅有嘉定、淳佑二本，首尾残缺”。故大德《南海志》旧志应是宋两志无疑。又据《文献通考·经籍考》、《舆地纪胜》考，宋嘉定《广州图经》（二卷）应是王中行撰、淳佑《广州新图经》佚名。

　　〔72 〕大德《南海志》卷八《城濠》。

　　〔73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74 〕（宋）方信孺《南海百咏·海山楼》。

　　〔75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九《广南东路》。

　　〔76 〕《宋史》卷四八九《外国传·注辇国》。

　　〔7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神宗熙宁五年八月戊子”条。

　　〔7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三“仁宗皇佑四年十一月庚午”条。

　　〔79 〕《宋史》卷四九一《外国传·大食》。

　　〔80 〕（宋）程师孟《洪圣王事迹记》，（明）郭棐撰、（清）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卷五《南海庙志》。

　　〔81 〕大德《南海志》卷八《濠》。

　　〔82 〕（宋）章楶《广州府移学记》，《永乐大典》卷二一九八四“学”字韵引《大德南海志》。

　　〔83 〕（元）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九《学校》。

　　〔84 〕（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十五《郡县部· 广南东路》。

　　〔85 〕曾昭旋《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86页。

　　〔86 〕（宋）杨万里《诚斋集》卷十八《题南海东庙》。

　　〔87 〕（宋）章楶《广州府移学记》，《永乐大典》卷二一九八四“学”字韵引《大德南海志》。

　　〔88 〕（宋）姜驼《南海王庙记》，康熙《东莞县志》卷九《秩祀·坛庙》，

　　〔89 〕（宋）郑侠《西塘集》卷五《代辞广利王（庙）》。

　　〔90 〕（元）《南雄路志》，《永乐大典》卷六六五引，见《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四册），中华书局，2004年，2481页。

　　〔91 〕《宋史》卷四八九《外国传·三佛齐》。

　　〔92 〕（宋）岳珂《桯史》卷十一《番禺海獠》。

　　〔93 〕（宋）裴丽泽《（开宝六年）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庙碑铭》，道光《广东通志》二〇五《金石略》。

　　〔94 〕《续资治通年长编》卷七八“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丁未”条、“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九月辛卯”条。

　　〔95 〕（宋）廖颙《重修南海庙记》，（明）郭棐撰、（清）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卷五《南海庙志》。

　　〔96 〕《庆元四年五月尚书省牒》，道光《广东通志》二一二《金石略》。

　　〔97 〕（宋）曾噩《转运司修南海庙记》，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一三《金石略》。

　　〔98 〕（宋）曾噩《转运司修南海庙记》，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一三《金石略》。

　　〔99 〕（宋）元绛：《皇佑五年状奏》，道光《广东通志》卷二〇五《金石略》。

　　〔100〕 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23-124页。

　　〔101〕 （宋）苏辙《龙川略志》卷五《辨人告户絶事》。

　　〔102〕 成化《广州府志》卷三〇《八景》。

　　〔103〕 （清）仇巨川：《羊城古抄》卷首《羊城八景》引《宋志》。

　　〔104〕 《文献通考》卷八三《郊社考十六》。《宋史》卷一百二《礼志五》无南海庙。

　　〔105〕 章深《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25-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