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钟仁，暨南大学教授。］

　　从广州(番禺)扬帆去西方的海上丝路，是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线；广州(番禺)是我国东南沿海最早建立的港口城市，因而在这条航线上处于重要地位。

　　我国古代对外交往，主要是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早期贸易的商品大量是丝绸，所以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男爵(F·Richthefen，1833-1905年)于1877-1912年陆续出版5卷本的《中国亲历旅行记》，首先把我国三千多年前西北对外贸易的陆路称为“丝绸之路”；其后，法国汉学家沙畹(E·Chavannes，1865-1918年)于1903年着《西突厥史料》，把我国两千多年前东南对外贸易的海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由于社会在变化，贸易商品也在变化，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的丝路研究专家布尔努瓦夫人(Lucette Boulnois，l931-)于1963年出版《丝绸之路》一书，她提出：“‘丝绸之路’完全是一个近代提法，在上古时代和中世纪的游记故事中，根本没有这样的称呼。”……在元帝国统治时代，从里海到太平洋的这条通道又先后变成了香料之路、茶叶之路和瓷器之路，而且也是外交使节们来往的必经之路，并不完全是丝绸之路了。”尽管“海上丝路”这个名词迟至20世纪才出现，但是由出土文物得知：早在两千多年前，由广州(番禺)启碇，通过这条海路使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发源地：即北非古埃及的尼罗河文化、西亚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文化、南亚古印度的印度河与恒河流域文化以及东亚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化得以沟通。根据史籍记载：我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如秦汉以来同印度地区、隋唐以来同阿拉伯地区、明清以来同欧美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都以广州为主要基地。从广州驾船远航，我国丝绸、瓷器、茶叶和其他商品，不断辗转运往世界各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发明创造，通过商人、使者、传教士和华侨而弘扬海外，为促进世界繁荣做出卓越贡献；与此同时，广州地区又先后汲取印度、阿拉伯和欧美的哲学、文学、医药学、数学、天文学、历法、美术、音乐、雕塑、建筑艺术、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引进数以千计的作物品种，这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一、  番禺(今广州)城的建立和发展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进军岭南，设置南海郡，首先修筑番禺城(今广州)，它从此一直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番禺(今广州)位于东江、北江、西江汇合点附近，在珠江漏斗湾北端，面临南海，通往环球五大洲，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口。1983年在广州象岗发现的西汉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人们可以看到产自非洲的大象牙、红海沿岸的乳香、波斯(今伊朗)风格的圆形银盒、创始于两河流域的金花泡饰，以及燃烧东南亚龙脑香的熏炉。这些实物全是西汉初期番禺(今广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成果，它显示出番禺(今广州)作为国际贸易市场的特色。

　　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出兵消灭南越国，这是岭南历史上的转折点，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有利于岭南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我国通过番禺(今广州)进一步开展对外交往。但是近年有些人对此产生曲解：认为南越国都番禺(今广州)在战火中被毁，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不在番禺(今广州)，有人认为岭南经济文化重心在粤西，有人则认为岭南经济重心在西江流域(按：西江流域面积为34．57万平方公里，世上哪有这样大的经济重心)。还有好些人撰文，引用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我国商船“自日南(今越南中部，障塞、徐闻(在今雷州半岛)、合浦(在今广西)”沿岸航行，来到黄支国(今印度南部康契普腊姆)。我国商船回程的终点是日南象林(今越南中部广南省维川县南茶桥）。从而认为岭南的对外港口在日南障塞、徐闻、合浦。甚至有些中外人士认为我国远洋航行在公元三世纪以后才开始。(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上述观点，全都否定了番禺(今广州)在海上丝路的重要地位，为此有必要辩伪订正。

　　掘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和伏波将军路博德围攻番禺(今广州)，杨仆黑夜用火攻，路博德则遣使招降，次日黎明，城中居民都向路博德投降，可见这次战斗为时甚短，火攻并未破城。当时城中多是竹寮茅舍，少数是砖木结构，毁后很易重建。消灭南越国的割据，有利于中原等地商人前来番禺(今广州)贸易。所以班固《汉书·地理志》说：中原来番禺经商的很多成了富豪。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则说：番禺(今广州)是全国19个繁荣的都会之一(包括京城长安在内)，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只有两个都会：即吴(今苏州)和番禺(今广州)。番禺既然是岭南唯一的都会，那种认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在番禺(今广州)的说法可见全是臆测之辞，毫无史实依据。

　　至于《汉书·地理志》提及的日南障塞、徐闻、合浦，日南乃郡名，障塞是边防营垒，均非城市或港口。徐闻在雷州半岛最南端，无大河通往内地；合浦设有关亭，王莽时称为桓亭。徐闻、合浦没有能力吞吐大量货物，而是海防前哨。海船远航在这些地方作出境检查；返国时则在日南象林(现为越南的县属小镇)作入境检查，进出口的贸易港口仍是作为都会的番禺(今广州)。所以德国学者夏德(F·Hirth，1845-1927年)说：“中国与罗马等国贸易，自公元三世纪以前，即以广州及其附近为终止点，是时广州已成为海上贸易要冲。”

　　二、广州同印度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我国船队携带黄金和各色丝绸，从岭南出海，来到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在今锡兰岛)，由黄门官员、翻译和应募人士负责采购“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我国丝绸等商品以印度半岛南部为中转站，再由安息(今伊朗)、大秦(罗马帝国)商人运往南阿拉伯、埃及，并辗转运往欧洲各地市场，获利甚丰。而埃及的玻璃制品、南亚和东南亚的宝石、珠玑、玳瑁、琥珀、玛瑙、象牙、犀角和香料等，则运到番禺（广州)市场上出售。

　　番禺(广州)要同海外交往，就需要制造海船。1976年在广州发现秦汉期间的造船工厂遗址，就是确切的物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介绍：这个造船工厂遗址始建于秦代统一岭南时期，到汉朝文景之际，南越赵佗割据称帝之后废弃填覆。这与从1号船台枕木取样所作碳14测定提供的年代范围(距今2190±90年)大体相符，它可建造宽6至8米、长20-30米、载重数十吨的大型木船。1、2船台之间相距3.65米，若并台造船，还可制造装载容量更大的船只。这为番禺(广州)的海外贸易有效地提供了运载工具。

　　到了两晋南朝，广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进入新的阶段。房玄龄等撰《晋书·吴隐之传》说：“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萧子显撰《南齐书·东南夷列传》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州)、广（州)富实，牣积王府。”同书《王琨传》说：“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李延寿撰《萧劢传》说：“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即劢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可见这时已有外商前来广州贸易，海上交往比前密切。

　　追随商人之后，不少印度僧侣来到广州。据慧皎《高僧传》记载：第一个由海道前来的高僧是耆域，他在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到广州传教，并为人治病，很有效验，至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前往京城洛阳，后因中原战乱，返回本国。从此印度等地高僧络绎来到广州，再转往各地传教。例如：晋安帝隆安三年至五年(399-401年)，罽宾国(在今克什米尔)高僧昙摩耶舍在广州王园寺(今光孝寺)译经传教，译出《差摩经》一卷，后前往长安、江陵等地。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罽宾国高僧求那跋摩；文帝元嘉十二年(435年)，中天竺(中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齐高帝建元元年(479)，中天竺高僧求那毗地；建元三年(481年)，中天竺高僧昙摩伽陀耶舍等，先后在广州译经传教，以后均转往京城建康(今南京市)。其中求那毗地在齐武帝永明十年(492年)译出《百喻经》4卷，用100个(实为98个)故事来说明佛教的基本教义，富有文艺色彩，在我国广泛流传。梁武帝崇尚佛教，这时有两位对我国佛教颇有影响的印度高僧前来广州，一位是南天竺(南印度)菩提达摩(通称达摩)，据说是印度佛教禅宗创始者摩诃迦叶尊者第28传的大师，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来到广州，后往建康、洛阳、嵩山少林寺，为我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另一位是西天竺(西印度)波罗末陀(又名真谛499-569年)，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年)来到广州，后往建康，因遭二“侯景之乱”，辗转于苏、浙、赣、闽等地，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再来广州，在华23年，共译经、论、纪传64部278卷，他是我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其余为鸠摩罗什、玄奘、义净)，而广州也成为当时我国三大译经中心之一(其余为建康、洛阳)。真谛所译，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识学的重要论著，和华北流行的佛教思想不同，这就促使唐初玄奘西行取经，解决疑惑，从而推动我国佛学的发展，这是真谛当初在广州译经时所意料不到的。上述僧人在传教译经的同时，还传入印度哲学、文学、医药学、天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现在，广州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这为我国南大门增添了好些奇姿异彩。

　　三、广州同阿拉伯地区的文化交流

　　南朝时候，广州已直接和阿拉伯地区贸易。据阿拉伯历史学家马斯欧迪(A1Masoudi)撰《编年史》记载：这时广州海船经常进入波斯湾，到达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附近(离巴比伦废都约3公里）贸易。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于1960年在广东英德县含洸石墩岭、1973年在曲江县南华寺附近的南朝墓葬中，均发现波斯(今伊朗)萨珊王朝(226-651年)的银币，也许这时已有波斯人或阿拉伯人来广州贸易或居留。

　　唐朝广州与阿拉伯地区交往频繁。唐德宗时，宰相贾耽(730-805年)记述我国对外联系的路线，其中“广州通海夷道”，见于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地理志》，这航线是：船队从广州启碇，到达印度半岛西岸，由此分为两路：一路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沿东岸到达幼发拉底河口的乌刺国(今伊拉克巴士拉)，我国商品由此转运至世界商业中心之一的缚达城(今巴格达)；另一路由印度半岛西岸横渡印度洋，到达东非三兰国(今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一带)。这条航线沟通亚非两大洲，全长一万多公里，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1月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召开会议确定的“丝绸之路”的主体部分。大批外国商船沿着这条航线来到广州。据日本真人元开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广州“江中有波罗门（今印度）、波斯（今伊朗）、昆仑（今马来半岛、马来群岛）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在今锡兰岛）、大食国（今阿拉伯国家）、骨唐国（在今吕宋岛或苏门答腊岛）、白蛮（指欧洲人）、赤蛮（指非洲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为加强外贸管理，唐朝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由岭南节度使兼任，并以宦官充当市舶官员，处理日常工作。由于大批外侨长期居留广州，政府在今广州光塔街一带特设“蕃坊”，供外侨居留，由外侨推选“蕃长”一人，经我国认可，负责管理“蕃坊”事务。我国尊重外侨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外侨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也有信仰犹太教、基督教、拜火教的。伊斯兰教徒在“蕃坊”建立怀圣寺和光塔，还在郊外桂花岗建立“先贤古墓”，从而传入阿拉伯建筑艺术；与此同时，还传入阿拉伯的医药、数学、天文学、历法、美术、音乐、舞蹈、球戏以及衣饰(胡服、胡帽、妇女首饰)、食品(胡饼、油煎饼)等。由于广州有大量阿拉伯侨民，因而广州方言中的“污糟”、“那渣”等词来自阿拉伯语。

　　阿拉伯人着《中国印度见闻録》说：“广府(即广州)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从广州输出的货物，运往阿拉伯帝国首都缚达(今巴格达)，这里有专门销售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麝香、肉桂、姜等商品的中国市场。我国丝绸、瓷器的销售，促进阿拉伯丝织、制瓷工艺的提高；我国绘画艺术推动阿拉伯金银器皿、陶瓷制品的图案设计；我国重要医书和切脉术影响阿拉伯医学，阿拉伯医学是近代欧洲医学的基础；我国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后成为欧洲近代化学的先驱。因而阿拉伯成为我国文化西传的桥梁。

　　到了宋朝，广州和阿拉伯地区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平定南汉国，首先在广州设置市舶司，负责外贸工作。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规定：外舶在我国沿海遇风沉船，由地方官拯救；若船主失踪，货物由亲属召保认领，他人不得偷盗冒取。这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海难拯救的规定，为外舶前来我国贸易提供了安全保障措施。由于宋朝在国际海运方面享有盛誉，外商多乘我国海船前来广州，在广州蕃坊居留的阿拉伯人比前增加。为我国外贸事业作出贡献的，宋朝予以奬励，曾任广州“蕃坊”蕃长的勿巡国(今阿曼苏哈尔)人辛押陀罗，宋神宗赐给他白马一匹、鞍辔一副，宋神宗封他为归德将军。宋高宗时，久居广州的蒲晋授忠训郎、蒲延秀授承信郎。据岳飞之孙岳珂《桯史》记载：广州“蕃坊”中最富有的外商姓蒲。德国学者夏德认为：“蒲”乃阿拉伯常见人名Abu’的音译。至今广州仍有好些蒲姓人士．宋神宗时，在广州居留的阿拉伯人热情学习我国文化，常往州学听讲儒家经典。勿巡国使者请求另建校舍，招收外侨子弟。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广州设立“蕃学”，这有利于广州和阿拉伯的文化交流。我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也在这时通过海上丝路先后传入印度、阿拉伯和欧洲。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当时广州从阿拉伯等地输入香料、药物数百种，有些药物品种还在广东移植。

　　元朝广州和阿拉伯地区的交流继续发展。据陈大震《南海志》记载：广州和现今的霍尔本兹、阿曼、南也门、卡伊斯岛、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140个国家和地区均有交往。

　　四、广州同欧美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广州和欧洲地区远隔重洋，在航海事业尚未发达的古代，只能间接交往。据范晔《后汉书·大秦国传》说：大秦(罗马帝国)“与安息(今伊朗)、天竺(今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又说：“其王(指大秦国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这是说，安息人想垄断我国和大秦国之间的丝绸贸易，从中阻挠，使我国和大秦国不能直接交往。

　　明朝初年，因倭寇在我国海域猖狂抢劫，同时元末盘踞江浙沿海岛屿的张士诚，方国珍残部企图卷土重来，为此严禁私人出海，以防接济敌寇。其后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设置市舶提举司，处理外贸事宜。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上述三处市舶司，但不等于完全禁止广州等地的对外贸易。明成组永乐元年(1403年)恢复上述三处市舶司。明世宗嘉靖元年至穆宗隆庆元年(1522-1576年)，因倭寇在我沿海地区烧杀掳掠，厉行海禁，撤销浙江、福建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因而在这期间，广州成了我国南方对外联系的唯一港口。平定倭寇后，解除海禁。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诡称商船遇风，获准租借广州府香山县蚝境澳(今澳门)居留，此后大批西方商人、基督教士前来，传入欧洲的建筑、服饰、饮食、教育、医药、音乐、美术等，从而使澳门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基地．西方传教士在此学习我国语言文字，再转往内地传教；同时把我国传统文化介绍给欧洲。据法国传教士德恩(Joseph Dehergne，1903-1990年；中国姓名为荣振华)编印的《1552-1800年的中国耶稣会士名録》所载，来华耶稣会士就有九百多人，此外还有多名我会、方济各会、奥古斯汀会的传教士，他们在传教时，还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有益的工作。

　　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基督教牧师加内罗(D．M．Cameire)在澳门创办圣加札医院，这是我国境内第一间用欧洲医学治病的医院。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年)，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Ruggieri)在澳门创办圣保罗书院(其遗址即大三巴)，除开设宗教课外，还讲授我国语文、礼仪、天文、地理、哲学、数学、医学、音乐等知识，是我国境内笫一所欧洲式的大学。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Ricci)把我国儒家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他是把中华文化介绍给欧洲，并把欧洲介绍给我国的第一位学者，从而引发一场中学西传的热潮。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Trigunlt)和22位耶稣会士携带西欧著作七千多部来到澳门，主要是自然科学作品，其中有一部分运往北京。到了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金尼阁把儒家经典“五经”译成拉丁文。至此，耶稣会士已把我国儒家的主要经典介绍给欧洲。

　　清朝初年，因郑成功、张煌言在东南沿海进行反清活动，清世祖顺治十八年至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61-1683年)实行海禁，但广州府属下的澳门有大批外侨居留，不便内迁，故仍保持对外联系。所以广州在我国历史上，两次“海禁”期间，一直对外开放，从未“闭关锁国”。

　　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Semedo)编写《中国通史》，向欧洲人介绍我国历史与文化。好些欧洲来华传教士陆续翻译、研究我国古籍和历史，还把我国当前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寄回欧洲，互相通信研究中国问题，并大量搜集我国典籍带回欧洲。例如：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Couplet)返回罗马，带走在华传教士著作四百多册，收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Bouvel)回国，把我国图书三百卷送给法王路易十四。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H·M·Premave)把我国典籍数千卷寄给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傅尔蒙皇室文库。上述活动，主要由广州府属下澳门的海船运往欧洲。

　　清高宗干隆四十九年(1784年)，美国纽约的《中国皇后号》商船，越过大西洋，按照海上丝路的航线第一次来到广州。干隆四十九年至道光十九年（1784-1839年)的55年内，美国来广州的商船竟达1040艘之多，可见这一贸易发展十分迅速!

　　我国传统文化在欧美引起广泛注意，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有良好影响。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G·W·Leibniz)高度赞美我国；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Voltaire)颂扬孔子的“仁政”观点，十分欣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用以反对当时欧洲的神权统治和残暴的君主独裁。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创始者魁奈(F·Qusenay)非常称赞我国的重农学说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政策，以致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夫子”。与此同时，广州积极吸收欧美文化，医药方面：康熙皇帝在澳门聘请一批精通医学的传教士担任御医，颇为重用；清仁宗嘉庆十年(1805年)，葡萄牙医生戈梅斯(D·Comes)在澳门推广欧洲接种牛痘的方法。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医生伯驾(P·Parker)在广州十三行新豆栏开设眼科医局(博济医院前身)。报刊方面：道光二年(1822年)，基督教多明我会在澳门出版《蜜蜂华报》，这是我国境内第一份报纸。建筑方面：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法国普行善会开始在广州一德路兴建圣心大教堂，这是我国最大的哥特式石结构建筑物。此外，广州还吸收欧美的教育、音乐、美术、工业生产和武器制造方法。

　　广州在长期对外交往中，引进不少作物品种，如粮食、蔬菜、水果、药材、花卉、经济作物等品种，从而大大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