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研究员。］

　　一、广州古代海上交通与贸易之悠久传统

　　成书于战国或此前的《山海经·海内经》记：

　　“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

　　此所谓“番禺”，显然是指广州一带的百越民族的祖先。把“始为舟”之事归于番禺名下，说明早在战国时代之前，总体的经济文化远较中原地区落后的广州一带的百越民族，在造船方面却已处于领先地位。《淮南子·齐俗训》称：“越人便于舟”，《淮南子·人通训》又记：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短袂攘卷，以便刺舟。”

　　据王恒杰《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报导，在西沙群岛的甘泉岛等处发现了石斧、石锛、陶网坠、夹砂陶器和压印纹硬陶等，明显具有古越族文化特征。〔1〕西沙群岛由珊瑚礁构成，无可供烧制陶器的黏土，而压印纹硬陶的陶片，其胎土近似瓷土，说明这些石器和陶器来自东南沿海的古越人区域，由此推断，新石器时代的广州一带越族先民，已可驾船远航。

　　帝俊即帝舜，也就是虞舜。史籍谓虞舜南巡时逝世，葬于九嶷山，提示其与南方诸族有较密切的关系。《山海经》指其为番禺之祖父，要非无因。相传是虞舜所作的古歌謡云：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此歌作者是否确为虞舜，无可稽考，但其产生时期仍应相当早。中国位于季风气候带，所谓“南风之时”，是指依时而至的东南季风。它何以能“阜吾民之财”呢？最合理的解释，当是随东南季风来到（或回到）沿海港口的中外商船，带来了滚滚财源。此殆与后世南宋诗人刘克庄所说的“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之意境相近。〔2〕或者有人会怀疑在新石器时代的岭南是否可能有对外贸易。然而欧洲考古学家发现了不少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商品已在相隔遥远的部族之间长途贩运的证据，如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贩运到南欧，而在丹麦则发现了产地十分遥远、适于制作优质石器的黑曜石。这一类商品交换已可称为对外贸易。青铜时代以后，外贸更为活跃。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非洲象牙五株，波斯银盒一个，乳香若干，结合以上文献记载，这些来自非洲和西亚的特产，可说明在航运和远洋贸易方面，古代岭南实领先于中原。1983年发掘的广州象岗南越文王墓出土一只铜提筒，其腹部饰战船纹带，有海船四艘，描绘了一支船队押着俘虏由海上凯旋的情景。古代军事航海与对外贸易密切相关，此纹带反映了南越国已有了可观的海上力量。《史记·货殖列传》说：

　　“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可见海陆交通条件使广州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广州之为外贸中心，在当时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传统。

　　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都有力地说明，广州从形成名为“番禺”的居民点开始，就是一个河口海港，其造船和航海技术在国内居领先地位。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最晚在秦汉之际，广州已成为重要的都会，各类商品——包括由海外进口的奢侈品——的集散地。也就是说，广州从其诞生开始就是一个外向型的商业城市，它的兴起和繁荣首先归功于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推动。二、冼夫人遗址反映的南朝时期广州与粤西诸港海外贸易的联系

　　《隋书·列女传》卷八《谯国夫人》记：

　　“（冼）夫人以扶南犀杖献于陈主。”

　　扶南，古国名，其地在今柬埔寨。冼夫人的根据地高凉郡，在今茂名、阳江两地级市及其邻近地区。这一记载提示电白、阳江一带在南朝时已有海外贸易的港口，而有关的历史文献和文物也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交州志》载：

　　“越人铸铜为船在江，潮退时见。”

　　唐代刘恂《岭表异録》记：

　　“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贸易。”

　　在电白以西的吴川市吴阳镇沙角旋寮东村对面的海域，就发现了这样一艘“铜船”。这艘古沉船离岸约500米，大部分已被沙石覆盖。这艘沉船有三层船板，每层有10多厘米厚，每一层的底部都有铜片包裹，用铜钉钉合。船沿有一排约60多条的铜柱，柱距间隔大概有1.6米。〔3〕越人善铸铜，以铜鼓最为着称。1984年在电白县霞洞镇以西约1公里的晏宫岭清理了冼夫人第六代孙夫妇合葬墓，〔4〕1987年，又在该地清理了冼夫人第四代孙媳妇许夫人墓，〔5〕在这两个墓中发现了铜镜、铜棺环、铜棺钉、铜首饰等。对照文献，在吴阳镇发现的“铜船”，可能就是六朝隋唐时期越人所造。

　　霞洞镇的冼夫人庙前有古石船、石桅杆。〔6〕而所有冼夫人庙前必安置一块石板象征为船，名曰石船，亦同祀之以香火，顶礼膜拜。〔7〕霞洞镇的浮山脚下，有7柱巨石，石柱形状大致相同，下粗上尖，微弯拱，如帆，石柱底边有两头尖上面平的大石块，犹如埋置沙滩的船。〔8〕结合有关“铜船”、“石船”的记载和实物作综合分析，在冼夫人管治下的电白一带，航海事业是相当发达的。在冼夫人早年，“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晚年“（隋）文帝赐夫人临振县（今海南岛临高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冯）仆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9〕也反映了这一事实。

　　《梁书·王僧孺传》记：

　　“天监（502-519年）初……（南海）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

　　“生口”，即奴隶；“及海舶”，即载于海舶。所谓“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意指每年都有数批外国商人乘海舶至高凉郡，载运奴隶到南海郡出售，换购货物。在冼夫人安定高凉之前，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必然有大量战俘被卖为奴隶。战俘奴隶既多，价格自然低廉。故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途中顺便转运至广州以牟利。可见当时以广州为目的地的外国商船途中多在高凉郡的海港停泊，售出部分货物并买入奴隶（或直接以货物换奴隶），再开往广州。也就是说，吴川、电白、阳江沿海一带，当时已有海外贸易的港口。冼夫人贡献的扶南犀杖，既有可能是她派出的船队从扶南购得，也有可能是由外国商船带到电白一带出售的舶货。当然，广州始终是中心口岸，《南齐书·东南夷传》就记述了南朝时期广州的繁盛景象：

　　“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瓌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

　　
三、达奚司空与达奚弘通

　　广州南海神庙又名波罗庙，传说是因达奚司空在庙旁种下的两棵波罗树而得名。庙有达奚司空立像，造型略类南亚次大陆人种。古籍所记传说，或谓其为波罗国贡使，或谓其为达摩季弟。《新唐书·摩揭它国传》记：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始遣使自通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

　　有人据此判断达奚司空即摩揭它（现在一般译作摩揭陀）国使者。此说不无一定道理，但若视为定论，则似尚觉证据不足，盖曾在中国种下波罗树者极可能不只一人。已故黄鸿光先生《〈六侯之记〉碑辨伪》根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记“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一卷”，以及王应麟《玉海》卷16所记：

　　“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一卷，《书目》（按：指《中兴书目》）云：‘《西南海诸蕃行记》一卷，唐上元（高宗年号，674-675年）中，唐州刺史达奚弘通撰，弘通以大理司直使海外，自赤土至虔那，凡经三十六国，略载其事。’”

　　判断达奚司空即达奚弘通。〔10〕此说虽亦不能视为定论，但颇有参考价值。盖“达奚”一名，殆难巧合，而二者又均与中国、南亚之交通有关。遗憾的是近年来有关南海神庙的著述，除曾昭璇教授《广州历史地理》一书外，对黄鸿光的这一重要研究成果多略而不提。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波罗蜜果》记“南海东、西庙各有一棵”，诗云：

　　“累累圆实大于瓜，想见移根博望槎。”

　　博望即汉代出使西域的博望侯张骞（杜甫诗有“猿鸣实下三声泪，汉使虚随八月槎”句），意指此树为出国使节携回种植。这与“波罗国贡使”一说本质上并不矛盾，因为正如郑和下西洋时有多国使者随其到中国一样，外国使节随达奚弘通到中国来是大有可能的。则所谓“达奚司空”，就既有可能是达奚弘通本人，也可能是随他来华的“波罗国贡使”或佛教僧侣。他所到的赤土，在马来半岛南端，学者对此已有基本一致意见；虔那，当即康泰《吴时外国传》中之加那调洲。《太平御览》卷771“帆”条引《吴时外国传》谓：

　　“从加那调洲乘大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也。”

　　则其地当在印度洋西北海岸。达奚弘通的出使，实古代中外交通的盛举，其功不在郑和之下。结合当时情况考察，广州必为其离境时的始发港，往返时必拜祭于南海神庙。在宣传南海神庙时，应予突出。

　　此外，加罗林群岛西部岛屿上的考古发现，说明早在公元7世纪中国商品已运扺该群岛。〔11〕则在达奚弘通出使之时，中国航海家极有可能已到达大洋洲。四、宋元时期广州继续保持中国海外贸易中心港的地位

　　大量史实本足以说明，直到19世纪50年代，广州一直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中心。但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紧侵华之际，有个日本人成田节男在其《宋元时代泉州的发达与广州的衰微》一文中别有用心地信口雌黄，毫无根据地断言“在北宋末徽宗宣和年间，两者（广州和泉州）的贸易额已成相等”，“南宋以来，随着经济的繁荣，福建沿海的泉州迅速地发展起来，广州便从此衰微了”，元代广州“成为盗贼的根据地，受到了彻底的打击”云云，〔12〕在史学界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遗憾的是至今还有一些人误信谎言，以为广州果真在宋元时代“衰微”，一度失去外贸中心的地位。其实征诸文献，即可知成田节男是一派胡言。梁廷柟《粤海关志》卷3《前代事实》引北宋毕仲衍《中书备对》记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事，谓“《备对》所言三州市舶司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虽三处设司，实只广州最盛也。”北宋末朱彧《萍洲可谈》卷2也说：

　　“崇宁（1102-1106年）初，三路（广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惟广最盛。”

　　《宋会要·职官》44之14记，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广东市舶司奏称：

　　“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

　　《宋史》卷186《食货志·香》记，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泉州市舶司共“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此数相当于前述熙宁十年广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的四分之一。乳香是最大宗的舶货，其消长与贸易额大致成正比。王应麟《玉海》卷186记：“海舶收入，皇佑中（1049-1053年）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1064-1067年）又增十万，中兴（南宋初年）岁入二百万缗。”可见南宋初年海外贸易增长迅速，而广州则尤为突出。干道三年（1167年）廖颙《重修南海庙记》说：

　　“西南诸蕃三十余国，各输珍赆，辐辏五羊。珍异之货，不可缕数。闽浙舸舶，亦皆载重而至。岁补大农何啻千万缗……廛市贸易，繁伙富盛，公私充裕。”〔13〕

　　其他相类记载尚多，不一一尽録。由此可推知，建炎四年广州所收乳香必远不止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之数，则当时广州之对外贸易额必远不止泉州的四倍。绍兴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153-1154年）间，阿拉伯人爱德里奚着《地理书》，就明确指出，中国“最大之港曰康府（广州）”，〔14〕可为佐证。南宋后期广州以海外贸易为支柱的社会经济，仍十分繁荣。嘉熙四年（1240年）福建莆田诗人刘克庄到广州上任，作《广州即事》四首，极力渲染广州的繁华。其中第二首“东庙小儿队”已见上文，第四首“吾生分裂后，不到旧京游。空作樊楼梦，安知有越楼？”，〔15〕更将广州与北宋盛世时的汴京相提并论。淳佑六年（1246年），李昴英作《广州新创备安库记》说：

　　“比及四年（1244年），得钱有缗计者三十万，别藏之，为甲、乙、丙库。”〔16〕

　　可见广州仓储之丰厚。同在淳佑年间，刘克庄却又在《吴洁知泉州制》中说：

　　“温陵（泉州）为闽巨屏，旧称富州，近岁稍趋凋敝，或谓非兼舶不可为。”〔17〕

　　两相对照，可见到了南宋后期，广州作为中国外贸中心的地位愈益巩固。元代广州的外贸更有长足的发展。成书于大德八年（1304年）的陈大震《南海志》记：

　　“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尽日月出入之地，无不奉珍效贡，稽颡称臣。故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书之所书者。”

　　并记当时海外与广州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18〕无论与广州本身或国内其他城市比较，这个纪録都是空前的。杨翮《送王庭训赴惠州照磨序》说，广东“海外真腊、占城、流求诸国蕃舶岁至，象、犀、珠玑、金、贝、名香、宝布，诸凡瑰奇珍异之物宝于中州者，咸萃于是。”〔19〕吴莱《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记》也说，广州“岁时蕃舶金、珠、犀、象、香药、杂产之富，充溢耳目。抽赋帑藏，盖不下巨万计。”〔20〕孙蕡《广州歌》记元代广州云：

　　“广南富庶天下闻……城南南畔更繁荣……阿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

　　又加注云：

　　“曰此濠畔，当承平时，香、珠、犀、象如山。”〔21〕

　　而元代来华外国人亦有同感。如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在其《东游録》中说：

　　“我到此邦的第一个城市叫辛迦兰（广州），它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该城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舶，以致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只多。”〔22〕

　　阿拉伯旅行家伊奔拔都他也在其《游记》中说：

　　“秦克兰城（广州）者，世界大城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其间最大者，莫过于陶器场。由此，商人转运瓷器至中国各省，及印度、夜门。”〔23〕

　　当时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尔伯肥达的《地理书》更明确指出，

　　“有游历家数人云，当今之世，康府（广州）为中国最大港口。吾国游历家至其地者甚多。”〔24〕

　　这些记述足以说明，尽管元代其他港口城市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广州作为中国外贸中心城市的地位毫未动摇。对以上问题，笔者在《“宋元广州衰微说”驳议》中有更详尽的探讨。〔25〕史料俱在，可以复按，大可不必仍从违背史实的谬说。

　　五、明代海丰县的海外贸易港

　　广东海岸曲折，港湾众多，在在皆有可能成为番舶停泊贸易之所，即使文献记载不多，亦不宜轻易否定。如海丰县，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有关古代海外贸易的著述提及它，但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海丰县志》之《海防图》记：

　　“又二十里至捷胜，其所城设在海滨，外有白沙湖、遮浪角，皆可泊舟，中有大德港，置南沙、大德二营，相对防守。”

　　《舆地志·山川》记：

　　“极东二百二十里曰旗峰，状如飞旐，半枕海上，是为县治东镇。西南夷入贡，望此为识……曰白沙湖，距邑东一百五十里，多番舶居之……大海在县东南，东流闽浙，南通岛夷。”

　　《舆地志·封域》记：

　　“南出长沙，通于岛夷，东出大陂，通于闽浙，斯邑之门户也，形胜壮矣，邻援通矣，膏腴辟矣。隐忧者，其屏卫薄而门户有可虞乎！番舶之所往来，亡命之所走集，未可以一朝遽为备而恃邻封援也。”

　　《舆地志·城池》记：

　　“鲎门港遵海而南，溯于大德，番舶往来。”

　　干隆十四年（1749年）《海丰县志》卷十《附载》记：

　　“大德港天妃庙，海舶出入必祷。”

　　这些记载有力地说明，明代海丰曾是相当繁盛的外贸港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诸港之一。

　　六、明末及清初的十三行与“揽头”

　　清代鸦片战争之前，广州外贸由十三行商人垄断经营。然则行商制度又始于何时？梁廷柟《粤海关志》卷25有“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之语，据此，则明代已有十三行。但在很长时间里，这只是一个孤证，研究者多不以为然。于是遂有“十三行是1684年海禁开放后才出现”之说，并被不少研究者视为定论。但《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记述葡萄牙传教士巴来刀（Belchior Nunes Barreto）“在（1555年）12月之前，携同一位常与日本交易的船长鲁易达而麦达（Luis d’Almeida）上广州去过两次”。“这时中葡间的商业，却一步步地走上繁荣的路经〔径〕，在一个月内，由广州卖出的胡椒达40000斤，商人所趸买的为上日本去转售的货品达100000葡金。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于广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的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他们不顾民众的反对，一味致力于发展外人的势力。”这段话颇可作为“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的佐证。遗憾的是，虽则裴化行已说明该书是以16世纪来华传教士信札和记録为依据，并参照张德昌1933年发表的英文论文《明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及耶稣斯（C.A Montalto de Jesus）1902年出版的《历史上的澳门》一书，〔26〕但却未具体注明这段话的出处，所以还不能说已是无懈可击的铁证。

　　屈大均《广州竹枝词》中有一首谓：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这是现时所见文献中最早提到十三行者；还有一首谓：

　　“十字钱多是大官，官兵枉向澳门盘。东西洋货先呈样，白黑番奴捧白丹。”

　　笔者根据《澳门记略》所録释今种（屈大均的法号）诸诗，结合其他文献，已论证这两首《广州竹枝词》所记为他1662年赴澳门时所见，当时不但不是海禁开放之后，甚至连“迁海”也还只是刚刚开始。因此，“十三行是1684年海禁开放后才出现”之说，不应再视为定论。〔27〕

　　既然屈大均在海禁初期（清代海禁始于1656年）已见到了十三行的贸易活动，则十三行的出现必然更早。综合屈、梁、裴三家之记，则十三行始于明代，殆为事实。

　　不过，明代文献中，迄今未发现“十三行”之专称。文献记载从事与清代十三行相同业务者为“揽头”。《明清史料乙编》第八本有《奸弁奸揽勾连澳夷等情残稿》云：

　　“奸揽吴万和等，实繁有徒，并不可贷也。狼狈相倚，表里为奸，从中线索勾连，已非一日，盖将以澳夷为外府，而不惜倾中国以奉之，但知惟利是营，遑问法哉！以臣所闻，奸揽扬鬐鼓吻，动辄以数万计，内结吏胥以为腹心，外构哨巡以为羽翼，如书办罗秉谦、万门子等，捕风捉影，已恬然习为故智。”〔28〕


　　这与裴化行所说“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于广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的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他们不顾民众的反对，一味致力于发展外人的势力”若合符节。则所谓“十三家商号”即为“揽头”无疑。屈大均在记清初海禁时期广东外贸情况时说：

　　“而蚝镜独为舶薮……澳人多富，西洋国岁遣官更治之。诸舶输珍异而至，云帆踔风，万里倏忽，唐有司不得稽也。每舶载白金巨万。闽人为之揽头者分领之，散于百工，作为服食器物诸淫巧以易瑰货，岁得益饶。向者海禁甚严，人民不得通澳，而藩王左右阴与为市，利尽归之。小民无分毫滋润。今亦无是矣。”〔29〕

　　“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番有吕宋者，在闽海南，产银，其行银如中国行钱。西洋诸番银，多转输其中。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之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偿其值。”〔30〕

　　与《广州竹枝词》相互对照，可见是时经营外贸之“官商”，既称为“揽头”，亦称“十三行”，惟“揽头”所指为商人，而“十三行”所指为商号。

　　明代提及揽头之文献尚不止此。《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第614页《澳夷筑城残稿》记天启四年（1624年）广东当局拆澳门葡萄牙人所建城台事（可参阅《明熹宗实録》卷58，天启五年四月癸卯）。文曰：

　　“幸蒙本部院指授方略，首絶接济，以扼夷之咽喉；既絷揽头，以牵夷之心腹；

　　官兵密布，四面重围；严拿奸党，招回亡命……当督夷人、揽头、夫役……”〔31〕

　　又有《兵部题失名会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刊入《明清史料》乙编第八本751至756页，所载为崇祯十年（1637年）中英在虎门附近冲突事。内载：

　　“九月初八日，随据市舶司呈称：到澳会同香山县寨差官，及提调备倭各官，唤令通夷事目、揽头至议事亭宣谕，督促各夷赴省……职勒限催促，押同通事刘德、揽头吕沈西、夷目戎猫州、弗黎厨等具领赴省。”〔32〕

　　“九月初九日……夷商梦帝牟等呈称：‘牟等虽系西海远夷，颇知信义。商贩中国业已八年，苦为澳夷掯索，高抬物价数倍。凡奸揽侵蚀，悉入牟等名下……蒙会同海道议差李叶荣赍牌宣谕：所携银货，对算无误，兹差揽头吴万和同澳夷抬入沼门附近贸易。敢不依遵，但恐狡谋百出，利归私澳，饷绌公家，则牟等恭顺之悃忱，转为澳揽之俎肉……’”〔33〕

　　“十月二十三日，据该道（郑觐光）呈称：据广州同知解立敬……同署通判余垓会同总镇招呼红夷、通事、揽头宣谕：红夷今日误入，姑从宽政，日后不许再来。”〔34〕

　　“今年……红夷摇尾祈怜，计穷思返……既而远潜外洋，此必内地奸揽勾引未断……牌行海道，即便移驻香山，督令海防同知亲至澳中，带领澳官脱继光、澳揽吴万和、吴培宇等……速令该夷陈说利害，立促红夷开发。再或迁延，该夷并澳官脱继光听处治奏闻。其澳揽吴万和、吴培宇等立解究治。”〔35〕

　　以上记载说明，从明代至清初海禁解除之前，十三行商人亦被称为“揽头”。揽头不但直接与外商交易，而且跟随政府官员参与对外交涉，并对外商的行为负责。当外商有违法行为时，揽头即使没有过错，仍要负上连带责任而被治罪。可见这一时期揽头在中外贸易和中外交涉中的作用，与清代设立海关后的十三行商人完全相同。

　　注释：

　　〔1〕《考古》，1992年第9期。

　　〔2〕刘克庄：《即事四首》，《广州文博通讯·南海神庙》，第50页。

　　〔3〕《古沉船何时见真颜？》，《 广州日报》2004年3月15日。

　　〔4〕广东省博物馆、电白县文化局：《广东电白县霞洞墟唐墓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

　　〔5〕广东省博物馆、茂名市博物馆、电白县博物馆：《广东电白唐代许夫人墓》，《文物》1990年第7期。

　　〔6〕梁成材：《冼夫人在电白》，杨光亮主编：《冼太夫人与电白》。

　　〔7〕朱更新：《试论冼夫人庙前石船之由来》，《电白文史撷英》第11期。

　　〔8〕胡光焱：《古石柱抒情》，杨光亮主编：《冼太夫人与电白》。

　　〔9〕《北史·列女》卷91，《谯国夫人冼氏》。

　　〔10〕《广州文博》，1987年。

　　〔11〕《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3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页。

　　〔12〕译文连载于《泉州文史》第6、7期合刊及第8期。

　　〔13〕同治《番禺县志》，卷29，金石2，第22~24页。

　　〔1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版，第2册，《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第169页。

　　〔15〕刘克庄：《即事四首》，《广州文博通讯·南海神庙》，第51页。

　　〔16〕李昴英：《文溪集》，卷1。

　　〔17〕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第62卷。

　　〔18〕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本》，广州市地方志研究所1986年版，第10页。

　　〔19〕杨翮：《佩玉斋类稿》，卷4。

　　〔20〕吴莱：《渊颍集》，卷1。

　　〔21〕仇池石：《羊城古钞》，卷7。

　　〔22〕何高济译：《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游録·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66页。

　　〔2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第186页。

　　〔2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第175~178页。

　　〔25〕载《羊城今古》1994年第4期，及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话旧》（上），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

　　〔26〕《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裴化行（H.Bernard）着，萧浚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19、22、93～94、103页。

　　〔27〕赵立人：《明代至清初的十三行与十字门海上贸易——以屈大均1662年澳门之行为中心》，《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8〕转引自汪宗衍：《广东文物丛谈》，第95～96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年。

　　〔29〕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38页。

　　〔30〕屈大均：《广东新语》，下册，第406页。

　　〔31〕转引自汪宗衍：《广东文物丛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年版，第93页。

　　〔32〕转引自汪宗衍：《广东文物丛谈》，第113页。

　　〔33〕转引自汪宗衍：《广东文物丛谈》，第114页。

　　〔34〕转引自汪宗衍：《广东文物丛谈》，第116页。

　　〔35〕转引自汪宗衍：《广东文物丛谈》，第117～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