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香港回归10年的经济轨迹，不难发现它经历了近似W形的沉浮降升。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如何解读香港经济沉浮降升的10年轨迹?如何据此辨认香港经济的未来路向?

　　一、香港经济下滑的症结探究

　　九七回归前夕的香港，正处于国际资金大会餐的巅峰盛宴之中。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性事件，成为在港的外资、华资、中资以及国际游资等各种资金分别基于不同动机而合力炒作的巨大题材。就在这一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增长11.9％，其年增长率为后来的10年都难以企及。

　　然而，就在这年10月，刚爆发不久的亚洲金融风暴袭击香港，在恒生指数大跌过半的情况下，新成立的特区政府为了捍卫香港联系汇车制度，挽救崩溃的股市，毅然动用上千亿外汇储备，在港元市场、股票市场与期指市场上，与国际投机者展开全面博杀，最终击退投机者精心策动的集团式攻击。

　　可是，由于股市大幅下挫，账面巨额收益迅即蒸发，楼市价格也随之大跌，1998年10月的房地产价格跌至上年高峰期价格的一半，估计1997—2001年的4年间，因房地产价格暴跌，全港私人楼宇蒸发将近两万亿港元的财富，相当于香港失去一年半的本地生产总值!②

　　随着各路资本或抽逃或败亡，香港经济大受打击。1998年，香港GDP从上年11.9％的增幅降到当年的-3.4％，合计跌幅达15.3％。次年，香港GDP的年变动率又降到-2％。这表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确实使香港经济遭受重创。

　　2000—2001年，香港经济稍有恢复性的正增长。可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由此引发美国经济的长期积弊，进而导致世界经济不景气，致使香港经济在2002年再度下滑，GDP年变动率降至-3.4％。2003年春夏，香港又遭受非典型性肺炎(SARS)的袭击，一时百业凋敝，经济进一步跌至谷底，当年GDP年变动率再次降至-1.6％。至此，香港回归后的6年间，经济竟有4年出现负增长!当时，担任香港特别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承认：“香港经济正处于战后罕有的困难时期。”③

　　人们在检讨香港回归后经济出现多年负增长原因的时候，往往归咎于亚洲金融风暴、美国“九一一”事件以及SARS等外部负面因素对香港的冲击。如果仅仅这样解读香港经济的败绩，就会将导火索误认为炸药包，漠视与放纵了在外部因素激化下从根本上危害香港经济的内在症结。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症结在九七前后的存在与延续，才使得香港容易在外部冲击下发生内部的连锁反应，扩大冲击面引发的致命伤，以至于香港未能像同遭此类冲击的韩国、新加坡等并称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体那样，只经历“V”形的一次降升反转，就摆脱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在亚洲地区率先实现经济的复苏与正常增长。

　　香港经济的内在症结，首先是九七前长期形成高薪酬、高物价、高通货膨胀的经济运行模式。这一模式很容易被外部负面因素所引爆，从而导致经济的衰退。1976—1988年间，香港经济的高增长一直与高通胀相伴而行。1989—1997年间，香港经济的通胀率普遍大于增长率，经济增长终于被通货膨胀所拖累。究其原因，首先是此时的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而占据产业结构的主体地位，该产业的特殊性导致工资成本迅速上升，相应带动社会消费价格提高。其次是大量涌入的外来资金加剧了本地的消费需求，加上港英当局在九七回归前有意采取大洒金钱的薪酬政策，两者都进一步吹胀了高薪酬、高物价、高通货膨胀的经济泡沫，最终使香港经济赖以持续腾飞的要素禀赋优势荡然无存。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戳破香港高通胀的经济泡沫之后，高薪酬及其导致的高成本仍然成为妨碍香港经济复兴的难治之症。

　　香港经济的另一内在症结，在于回归后未能有效引导本地最具优势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升级转型，反而在是否重振制造业的主业方向选择上虚耗资源，削弱了依靠自身力量、重振本地经济的能力，从而使得开始于21世纪初的战后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进退失据，成效不佳。20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内迁以后，服务业就在香港经济结构中占有大半以上的比重。九七香港回归时，服务业已占香港GDP的85.9％。香港经济大幅下滑后，有些人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制造业外迁，导致产业结构“空洞化”与过分依赖服务业发展的产业结构失衡。因此，他们力主香港实行“新工业化”，以求取得第二、第三产业的平衡。董建华领导的特区政府采纳这一主张，相继宣布发展高科技产业规划，计划将香港建设成为电子信息产业的“数码港”和中医药产业的“中药港”等。可是，香港本地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毕竟不多，相关项目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显着成效。以至于紧跟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将生产性服务业向知识经济服务业升级转型的重大布局，不得不留待曾荫权领导的下任特区政府来解决。

　　香港经济的又一内在症结，在于回归后未能及时确立背靠祖国内地、尤其是背靠珠江三角洲及华南腹地以重振本地经济活力的发展策略，以至于延误了在一国框架下进行香港与内地经济协作与融合的时机。随着香港制造业在80年代大举内迁，珠三角率先成为中国的“世界工厂”，香港与珠三角形成“前店后厂”式的垂直合作的经济关系。然而，90年代末以来，深圳、广州以及长三角的上海等区域经济的核心城市都迅速缩小先前与香港的经济落差，并且分别建立起各自链接国际市场的直接通道，香港作为珠三角通往国际市场的主店地位随之逐渐动摇。深港关系、穗港关系乃至粤港关系都正摆脱“前店后厂”的模式，朝着平等合作的方向发展，在某些行业甚至还出现相互竞争的趋势。然而，在此新形势下，回归后的香港依然沿袭以往重视海外市场、轻视内地市场的营商偏好，沿袭以往居高临下地“北望神州”、重视京津沪、忽视珠三角的等级观念，不仅没有及时搭乘内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列车，而且也没有及时协调好与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珠三角核心城市的合作、竞争关系，最终只能独自忍受经济衰退的煎熬。

　　二、香港经济复兴的内外因素

　　2003年，既是香港回归后经济跌至谷底的一年，又是中央政府采取多项重要措施、帮助特区政府扶持香港经济走向复苏的关键一年。

　　这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俗称CEPE)在香港正式签订。该协议的总体目标是：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根据协议，内地自2004年1月l日起，对原产香港进口金额较大的273个税目的产品实行零关税，同时进一步向香港开放多种服务行业。协议对于香港的意义，被人们称为继九七政治回归之后的经济回归。

　　这年7月28日起，中央政府还陆续开放内地部分省、市居民到港澳地区个人旅游的“自由行”。踊跃参加“自由行”的内地居民，很快使一度萧条的香港市面洋溢商机，投资者的信心得以恢复，经济随之活跃起来。

　　2004—2006年间，香港GDP逐年实现4.1％、5.3％、6.7％的增长。其中，2005—2006年的GDP分别达到13843.23亿和14774.05亿港元，相继突破1997年创下的13634.09亿港元的记录；2006年的人均GDP达到21.55万港元，突破1997年创下的21.01万港元的记录。2006年香港GDP的实质增长率虽然仅为6.8％，低于2004年的8.6％和2005年的7.5％，显示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是它仍然远高于九七回归后10年的平均趋势增长率4.2％。而且，2004—2006年连续三年的平均趋势增长率达到7.6％，这种连续三年的高增长在1997年和2000年这两个有重大泡沫的年份都没有延续出现过。如此快速的持续增长，只有上溯到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1987—1989年间才可以比拟。可见，2004—2006年的经济复苏势头的强劲与持续，在当代香港经济史上并不常见。

　　尤为难得的是，这3年的强劲增长是在较低通胀率的基础上实现的。2006年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为2％，虽然高于上年的1％，但仍然维持在较为温和的水平。这表明，经过回归10年经济的跌宕起伏，香港确实走出经济沉迷的低谷，重新进入连年持续高增长的光辉年景。

　　探究香港经济复兴的缘由，可以恰如其分地将CEPE签订、“自由行”开放等中央挺港政策，确认为激发香港经济复苏的有利契机。除此之外，还应该清醒看到：香港经济复苏还得助于国际经济环境好转与本地比较优势演进等基本因素。只有全面瞭解这些因素，才能准确把握未来香港经济的发展路向。

　　香港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型经济体，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直接影响香港经济的盛衰。2004年，世界经济在经历3年调整之后，最终摆脱持续低迷，进入温和增长期。国际经济环境的好转，加上中国大陆经由香港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增加，有力地促进了香港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当年进出口贸易业占GDP的比重达到21.3％，次年增加到22.5％。其中，整体货物出口在2003—2006年间连续4年实现双位数的高速增长，成为拉动整体经济复苏的强劲内在动力之一。

　　在香港经济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几度出现衰退、复苏与飞跃的降升轨迹。虽然导致降升的外部因素因时而异，重振香港经济的内部因素仍然最终来自本地自由经济体制长期铸就的比较优势。就回归后香港经济蹶而复振的内因而言，尽管推动香港经济全面起飞的土地、劳力等本地要素禀赋优势，已经作为经济繁荣的代价与亚洲金融风暴的牺牲品而一去不复返；尽管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内地全方位开放，沿海各港口城市直接发展远洋贸易，香港在中外经贸关系中独有的中介地位、独特优势与巨大利益正在遭遇分流、挑战和竞争；可是，香港仍然拥有长期名列世界榜首的自由经济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法治制度优势，拥有直接与经济全球化相衔接的贸易、金融、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势，拥有不可替代的亚太地区转口贸易枢纽港的地理区位优势，2004年起还获得由于与祖国内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而不断补充的异地要素禀赋新优势。正是凭藉这些内在优势，依托外部有利契机，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与转型，香港经济就才能够焕发生机。

　　在经济下滑与复苏的过程中，香港开始了艰难的经济转型，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化、80年代开始制造业内迁之后进行的第三次经济转型，虽然这次转型还在进行过程中，但它已经显示出积极推动经济复兴的内在活力与特色。

　　首先，它完全确立了服务业在香港经济结构中的绝对主体地位，并且以制造业在GDP比重中持续下降的实证，平息了主张香港实行“新工业化”以达到第二、第三产业平衡的意见。1997—2005年间，服务业占香港GDP的比重逐年扩大，从85.9％增加到90.7％；制造业的比重则从5.5％逐年降至2.99。这表明，制造业外迁并未造成本地产业“空洞化”，服务业的“一枝独秀”依然可以促使香港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

　　其次，它促进了服务业的产业升级与优化，加强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主体地位。1997—2005年间，批发零售、饮食酒店、地产及楼宇业权等传统消费服务业占香港GDP的比重，均有明显的逐年下降。其中，地产业在1997年的GDP比重高达9.6％，2005年下降到4.5％，反映出香港回归前房地产炒作的狂潮经已消退。与此同时，进出口贸易、运输仓储、金融保险、通讯、商用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则在整个服务行业以及GDP中占有过半以上的比重，并有不同程度的逐年增长。其中，进出口贸易在1997年的GDP比重为17％，2005年增加到22.5％；金融保险业在1997年占GDP的10.3％，2005年增加到12.7％。④

　　再次，它充分发挥高度发达的自由经济体制与生产性服务业在编织全球商业网络中的巨大绩效，使香港发展成为以贸易、金融和商用服务为特色的总部经济的亚太地区首选城市之一。2006年，外资母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共有1228家，还设有地区办事处和本地办事处共5126家；与2001年相比较，总部增加284家，办事处增加1603家。2006年，在港设立总部和办事处最多的国家及地区，依序是美国、日本、英国和中国内地等。这些驻港总部、办事处的设立和发展，增强了香港依托祖国内地、面向国际市场的经济竞争力。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在通讯、金融、进出口贸易等服务行业中应用高新科技与创新元素，开始向高增值的知识服务业转型，从而有效地提高员工的劳动生产力。2000—2006年间，香港按照每名就业员工的本地生产总值计算的劳动生产力年均增长约3.7％，明显高于同时期的韩国(3％)、新加坡(2.4％)、台湾(2.2％)以及美国(1.6％)、日本(1.6％)的劳动生产力，也高于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年均升幅2.8％。⑤香港劳动生产力的显着提高，构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有助于抑制生产成本与社会通胀率的上升。

　　在上述内在转型功能的作用下，香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2006年，香港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需求的主导，改变了上年主要由外部需求主导的局面，从而使内部需求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更稳定的因素。2006年，香港本地内部需求支出总额达到13028.69亿港元，比2005年实质增长5.7％，等于该年实质增长2.1％的两倍多。其中，2006年的私人消费开支总额为8608。52亿港元，实质增长5.1％，远高于2005年3.3％的增幅；本地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为3207.01亿港元，实质增长7.9％。远高于上年的4.6％，显示内部增长动力来自投资与消费并重。⑥在2006年6.8％的实质经济增长率中，内部需求大约贡献2／3的增长动力。内部需求上升，反映了本地消费和投资的信心。香港内部需求的增长引擎开始强劲运转，今后仍有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余力，内、外需求并进的增长模式，能够帮助香港经济更好地抵御外围波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香港经济降升引发的深层次思考

　　检视香港回归10年的经济轨迹，人们可以看出：反映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香港GDP与人均GDP，在经历近似w形态的两度降升之后，才终于分别在2005年和2006年，相继超过10年前的1997年高峰值。此外，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进行的2006年中期人口统计，当年全港家庭住户平均每户3人，每户每月的平均收入(中位数)为17250港元，与10年前的每户平均3.3人的每月平均收入相比较，竟然还微跌1％。单就这些数据的比较而言，将这一时期的香港经济比喻为十年一轮回，或许不为过。

　　与同一时期高速增长的内地经济相比较，尤其是与同一时期GDP及人均GDP成倍增长的珠三角区域经济相比较，近似十年一轮回的香港经济在发展速度上，难免使人容易产生如同目睹龟兔赛跑般的感慨。

　　这种感慨，促使香港各界人士以及研究香港经济的内地学者，不约而同地思考香港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龙头”与“边缘化”：香港经济地位的再评估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依靠连接中外经贸往来的自由港优势和本地制造业内迁的经济转型，以“前店后厂”式的工贸垂直合作方式，长期担当引领珠江三角洲乃至华南区域经济迅速崛起、持续发展的龙头角色。在港资为首的外资引领下，珠三角率先在国内变成“世界工厂”，进一步强化了香港作为连接国内企业与世界市场的商贸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资讯中心的地位，香港因而长期分享着内地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繁荣昌盛。

　　然而，90年代末以来，香港经济发展滞缓，与持续高速增长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内地经济的发展形成较大反差，香港的龙头地位随之动摇。毗邻香港的深圳、广州等珠三角核心城市则迅速缩小与香港的经济差距，逐渐形成直接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产业贸易链条，减少了先前对于香港龙头地位的依附关系。2003年。广东全省GDP首次超过香港。2005年，广东GDP突破人民币2万亿元的大关，按当时汇率折算为2648.44亿美元，超过同年香港和新加坡GDP的总和。广东GDP超越香港而后来居上，固然得助于在粤累计直接投资上千亿美元的港资企业的贡献，但也对香港能否继续担当华南经济的龙头形成强有力的质疑。

　　随着内地开始制定和实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香港政、商、学各界的有识之士人士开始担心香港经济发展滞缓，难以搭乘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奔驰的列车，担忧香港经济边缘化的忧患意识陆续见诸报端。2006年3月，香港召开介绍内地“十一五规划”会议，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在会上指出，香港目前面临被迅猛发展的上海和珠江三角洲边缘化的危机，特别是在物流方面。这番评论立即引起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

　　香港是否面临边缘化?香港如何提高竞争力，继续发挥引领珠三角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跨越中港边界而成为经济学人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

　　从学理上说，边缘化的概念来源于西方经济学家论述的有关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差异理论。就区域经济中的城市关系而言，中心与边缘的评判，显示出不同城市在彼此间的生产要素互动过程中分别处于主导或从属的地位。中心与边缘的城市定位，会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发生调整，甚至相互置换。如果认同中心城市龙头地位的外部因素发生变异，中心城市吸纳周边生产要素的功能就会逐渐减弱，引领边缘城市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就会随之丧失，最终沦为新崛起的另一中心城市的边缘角色。

　　诚然，珠三角区域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正在逐渐改变先前仰仗香港资金、技术与市场引领的“前店后厂”式的被动经贸关系。致使香港在珠三角的经济龙头作用逐渐减退。不过，笔者认为，经济龙头的资源配置功能不仅是资本与物质性的，而且还是制度与非物质性的。香港向来拥有的自由港经济优势，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区位优势，以及保障自由贸易的法治制度优势，与经济全球化自由贯通的贸易、金融、旅游、信息等服务业优势等，都并未因为遭遇暂时的经济重挫而消减。这就使得香港始终保持着领先于国内任何一座城市的制度与非物质性的绝对优势。内地经济要与国际规则全面接轨，就需要就近取法香港，借鉴香港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经验与自由贸易的管理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被国际长期公认为“自由经济典范”的香港，在引领内地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将一如既往地发挥着笼头作用。

　　更何况，香港在资本与物质性的资源配置方面，也仍然保持着领先于国内、尤其是珠三角任何一座城市的若干行业优势。2006年，香港以685万人口，在1103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里，创造出人均GDP27640美元的经济佳绩，在全国城市人均GDP的排名中居第二位，首次落后于赌权开放后博彩业突飞猛进的澳门。虽然内地个别发达城市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给香港造成相当程度的压力与挑战，但同时也给香港造就新的更高水平合作的机遇。因此，只要香港不将自己置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趋势之外，边缘化对于香港来说，就永远属于将来或然的忧患，而非现在已然的事实。

　　不过，及时的警惕可以增强香港的危机感，边缘化的忧患意识有助于反省与医治香港经济的内在症结，以便更多地保持与再现香港引领内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

　　2. “内地化”与“国际化”：香港经济发展路向的均衡选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就经济体的相互关系而言，前者意味着外拓，后者意味着内聚。

　　在香港经济凯歌行进的20世纪七八九十年代，香港经济的主体取向是经济全球化，而不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经历回归后10年的经济跌宕起伏之后，香港社会各界终于达成“联盟珠三角，香港添优势”的共识，转而将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香港经济发展的主导路向。2003年1月，董建华总结香港思维及对外合作战略的转变历程，说：“过往这种步步防范的心态，今天却为另一种主流意见所取代，就是香港急需善用珠三角区的巨大潜力进行经济转型。“我们要促进创意产业发展，同时加快与珠三角经济融合。我深信，这就是我们要定的路，是振兴香港经济、令香港经济成功转型之道。”⑦基于“联盟珠三角”的共识，香港政府突破多年来奉为圭臬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在推动香港与内地、尤其是与广东及珠三角的政府协商与经济合作方面，起到积极、主动的作用。2001年11月下旬，董建华向中央政府递交关于建立内地与香港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书，此后，根据中央政府意见，改以建立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而展开相关谈判磋商，最终促成CEPE从2004年1月起正式实施。

　　2006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全面展示出2006—2010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十一五规划明确表示：“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这是国家第一次在五年建设规划中，确认香港经济的地位和发展方向。香港特区政府与社会各界十分重视国家“十一五”规划与香港经济发展的关联互动。9月11日，特区政府主持召开”十一五’规划与香港发展”经济高峰会。会后，四个专题小组分别拟定各行业在“十一五”期间的“行动纲领”，合计共有50项策略建议与207项具体建议。2007年1月15日，特区政府公开发布经济高峰会报告及行动纲领，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将责成有关政策局局长立即详细研究各项建议，特别是对需要在上半年开展的工作，以及需要与中央或内地省市沟通磋商的工作，尽快作出政策决定及相关落实部署，并将整套行动纲领作为在特区政府制定经济策略的重要参考。从此，香港与珠三角及内地的经济一体化问题，将全面列入香港政府的工作日程。

　　在内聚的意义上，香港与珠三角及内地的经济一体化，也可以称作“内地化”。与香港“内地化”形成反差的是：渴望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内地众多城市，却竞相将“国际化”城市作为自己的建设目标。面对这种反差，人们不能不猛省：如果香港完全放弃“国际化”(全球化)的原有发展路向，单纯致力于“内地化”(一体化)，等同于内地的一般城市经济，香港对于全国还有什么意义?

　　香港开埠以来的历史证明，香港只有作为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进中国的桥梁中介，才能实现本地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双赢。因此，“内地化”与“国际化”的均衡选择，才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最佳路向。珠三角等内地期待与香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的是通过香港搭建通往国际市场的平台与通道。香港只有将“内地化”与“国际化”连接在一起，才不会辜负内地城市对香港的期望，才能够保持和发挥引领内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2006年10月专门撰文，评论香港与内地的发展路向，说：“香港自由放任政策的成功，是鼓励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放弃中央集权控制、更多依靠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的重要因素。其结果是，这些国家也都尝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甜头。我认为，中国的最终命运，取决于大陆向香港路线靠拢的速度，是否比香港向大陆路线靠拢的速度更快。”⑧弗里德曼的最后一句话，可以视为他在临终前作出的一项重要预言。笔者也相信，如果内地经济“国际化”的速度，超过香港经济“内地化”的速度，就表明内地经济与国际规则完全接轨，届时，香港将完成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使命，而与内地经济将融为一体，中国经济将长久挺拔于世界民族之林。

　　3.“大市场、小政府”：政府在自由经济中的作用

　　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既是不同经济体形成各自属性舆特色的实际依据，又是不同的经济学说长期争辩难解的永久症结。

　　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奉行的自由港政策，使它长期成为国际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自由经济体，这是香港不同与内地的经济属性与特色。

　　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前，港英政府一向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1977年，鉴于香港经济结构趋向复杂化，经济纠纷与金融危机时有发生，加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在加强对经济的主动干预，港府财政司夏鼎基在立法局会议上正式提出“积极不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该政策的基本内涵是：一、在政策实施的主导层面继续强调“不干预主义”。维护市场机制的自由运作；二、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主张政府进行“积极”而合法的干预，促进经济的正常发展；三、政府的公共开支尽量维持在本地生产总值的20％以下。从此，“积极不干预”政策成为香港政府进行经济立法与推行各项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其间的区别只是在继续维护自由经济的共同前提下，政府干预的“积极”程度差异与不干预的范围大小而已。

　　九七香港回归以后，特区政府为了解决本港经济的内忧外患，主动采取多项政策措施，实际上在逐渐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转而采取“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方针，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实行“市场主导，政府促进”。2l世纪初，鉴于内地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成就斐然，香港开始出现敦请政府公开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呼声。

　　2006年9月11日，特区政府举行“‘十一五’规划与香港发展”经济高峰会，曾荫权在回答记者质疑政府是否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提问时，公开答覆说：“积极不干预政策已经是很久以前一位财政司司长夏鼎基先生所说的，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说这是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蓝图。我们一向所做的，你记得历届财政司司长所说的，我们发展的方向，就是一个‘大市场、小政府’的方针，政府会尽量配合市场需要做事。”⑨次日，曾荫权还在香港多份中英文报刊上，分别发表题为《大市场，小政府——我们恪守的经济原则》的署名文章，说明特区政府实行的“大市场”的经济原则，没有背离本港行之有效的自由市场经济哲学；“小政府”的原则也符合前财政司夏鼎基的主张，即“公营部门决不可以无止境地增占社会资源，其直接结果，将是削弱市场面对急速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应变能力”。

　　不过，特区政府以“大市场、小政府”取代港英政府时期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很快引起主张维护香港自由经济体制的舆论反弹。同年1O月，享誉国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专门发表《香港发展模式透析》一文，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是“香港模式的夭折”。这就将香港正在激辩的政策之争，扩大为是否放弃自由经济体制的制度之争。

　　为了清晰说明特区政府的经济政策，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曾荫权在2006—2007年香港政府施政报告中重申：“有人误以为不再采用‘积极不干预’的说法，是一次政策性转变，而且是剧变，这是不对的，在我一贯的思路中，政府施政要实事求是，不能被意识形态及口号所阻碍。”“当前最大变局是全球化与中国崛起，我们同样需要务实、具体地讨论政府在不同经济领域的角色。在经济发展各领域中，因应时间和环境的改变，政府的角色及介入程度也有分别。我欢迎商界、立法会及社会大众参与讨论，但我希望各方人士在‘大市场、小政府’和公共开支不超过本地生产总值百分之二十的前提下，具体讨论政府扮演的不同角色，应否介入市场及介入的时间和程度，而不是纠缠于务虚的口号争拗之中。”

　　现在，有关香港政府应否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务虚”式的争议已经平息，特区政府推行的“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方针绩效如何，还有待未来实践的检验。无论如何，“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尽管复兴后的香港经济及其第三次转型还会遭遇外部的挑战、竞争和内部的纷扰、阻滞，但是我们相信，香港经济的航船必将一如既往，会乘风破浪，驶向美好的明天。

　　注释：

　　①据香港政府统计处：《2006年本地生产总值》年刊，2007年2月出版。本表的本地生产总值按主要开支组成部分划分，以当时市价计算。

　　②尹靖廷：《从数据出发认清特区经济问题》，香港《信报》2001年10月27日。

　　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2003年施政报告》，载香港特区政府网。

　　④相关数据引自香港政府统计处国民收入统计组：《按经济活动划分的本地生产总值》，2007年2月28日发布。

　　⑤相关数据引自香港政府财政司经济分析部：《2006年经济概况及2007年展望)，2007年2月印行。

　　⑥香港政府统计处：《香港统计数字一览》，2007年编订。

　　⑦董建华：《让珠三角区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进内发展》，载香港政府新闻网。

　　⑧弗里德曼：《香港发展模式透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06年10月6日。

　　⑨申兴等：《香港重寻定位，曾荫权坦言称“积极不干预”过时》，载《经济观察报》2006年9月17曰。

　　(作者莫世祥，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