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香港在全球和中国经济中的定位决定于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而经济结构的转型则最终决定香港经济结构中相对优势和潜在威胁的未来走势。

　　回归1O年，香港的经济结构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整体结构的提升与转型缓慢。事实上，经济结构转型的迟缓，结果会导致相对优势的减弱与潜在威胁的坐大，一旦两者之间的地位发生逆转，潜在威胁成为了发展的趋势，则香港在全球和中国经济中的定位则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经济结构的转型，是香港目前面对的最基本的挑战。

　　一、香港经济结构演变的走势

　　1. 经济结构的发展走势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1997年的金融风暴，对香港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得香港的经济结构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和转变。特区政府成立以后，适应新的形势变化，提出了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从此香港进入了一个较为漫长的经济调整期，经济结构变化开始出现放缓的征兆。

　　1997年香港楼市和股市泡沫在市场的冲击和政府政策的挤压之下，出现了硬着陆的情况，引发了香港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突出点体现在房地产业比重的大幅下降。1997年是香港经济泡沫积聚的最高潮期，房地产业(包括建造业)在经济结构中约占了27％的比重，是当时香港的第一大支柱产业：1998年以后，随着泡沫的逐步消失，房地产业的比重迅速下降，2004年约18％，在经济中的排位从第一下降为第三。与此同时，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则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1997年的排名第三，上升到2004年的第二。

　　1997年至2004年期间，有四个产业的变动幅度较大，分别为房地产业(下降几乎7个百分点)、进口与出口贸易业(上升4.3个百分点)、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上升3.9个百分点)和制造业(下降2.5个百分点)。其他产业的变动幅度则很小。以上数据表明，香港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地非物质化和服务业化；但是，在向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并没有继续扩展和提升，主要的扩展部分在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方面，也即消费性服务业方面。而这个部分的发展，主要的需求在香港内部而非外部。由此是否可以判断。香港近年来经济结构开始向内部需求拓展，反映了其对外服务功能的发展停滞和增长动力的不足，以及香港中介地位的钝化。也就是说，经济结构的高质化并没有得到提升，经济转型仍然没有到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中新的主导力量并没有形成。

　　对于香港经济结构的未来变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持悲观态度，认为香港新的产业力量仍然没有发育，经济增长很可能向旧有的房地产主导复归。这主要表现为以下的看法：

　　以2003年香港经济开始反弹并且持续到2005年的增长状况看，这次的增长周期本质上与过去一样，经济的主导仍然落在了房地产行业上。事实上，香港经济已走上了“逆向进化”的发展模式，倒退回旧有但已不可取的地产主导型增长。中央大力挺港令经济强劲复苏，一切便如回复旧观：政府重推高地价政策，发展商重拾高利润，市民楼照炒，以楼市的财富效应支持消费，而银行也再以楼按等为信贷业务增长点。于是，经济升级转型的动力又趋弱化。”(趟令彬，2005)2005年底数据显示，香港的商厦租金一年期间上涨6成，居世界之冠。在全球城市租金排名从前一年的第9位上升为第2位。这个事实表明，香港经济重拾增长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过去付出艰苦调整的经济结构重现。

　　另一种则为乐观态度。认为过去数年经济调整的结果，香港正在追随世界全球城市的发展潮流，一个新的创意产业正在成长。1996—2002年期间，虽然香港的整体经济在衰退，但是创意产业年均增长率达到6.1％，成为香港经济最重要的生长点。2001年创意产业产值达到460亿港元，占GDP总量的3.8％。

　　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的看法，目前香港仍然没有达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共识。而且事实上，两方也都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持。由此可见，香港经济结构发展的走势目前仍然不太清晰，未来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香港经济前景和定位。

　　2．产业迁移与内部结构变化的停滞

　　如果说。香港的经济结构是其取得国际都市的优势所在。因而，不断地进行经济调整，提升经济结构和经济功能，应当是其保持持续竞争力的根本途径。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在制造业已经完全转移到中国内地的情况下，香港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却一直处于缓慢和停滞的状况。

　　由于结构转型没有到位，因此，香港并没有随着全球城市不断发展的演化过程，提升及完善香港在全球城市的地位，反而与全球城市的发展拉开了差距。结果是香港在中国内地以及珠三角地区的主要经济职能，不仅没能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持续地得以提升，反而还因为中国内地的某些经济功能(例如出口港与航空港以及金融中心等)的形成。产生了对香港经济功能逐步替代的“边缘化”趋向。这就是香港近年来经济转型出现困境的根本原因。

　　全球城市从上个世纪发展至今，其经济功能已经摆脱了传统的贸易和金融功能，而向多功能的城市中心过渡。“经济活动空间分散与全球一体化的组合。赋予主要城市一个新的战略角色。这些城市除了具有国际贸易和银行业中心的悠久历史之外，现在还起着四个方面的作用：一、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点；二、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集聚地。其已经替代了制造生产部门而成为主导经济部门；三、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四、作为一个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市场。”(丝奇雅·沙森，2001 P1)

　　以纽约、伦敦和东京为代表的全球城市在过去10年中，其生产性的服务贸易发展最快、并且最具有活力的部分表现为以下行业：广告业；计算机和信息处理业；数据库和其他信息业；研究发展和测试；管理咨询和公共关系；法律服务；建设、工程、建筑设计和采矿业；工业工程；设备安装、保养和维修，等等。这些部门全部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由于在城市的集聚和专业化发展，目前美、英、日三国成为上述服务贸易进出口的主要国家。

　　与服务业集聚与专业化发展相适应，全球城市的又一特点是人才的高度集中。目前伦敦就集中了英国80％以上的创意、设计及金融人才。

　　上述全球城市的主要特征和方向，显示了其演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对比之下，香港虽然基本具备了全球城市的功能。在大珠三角地区和东南亚其他地区发挥着提供生产性服务的战略性中心职能；但是，香港近年来并没有按照全球城市发展的一般演化过程，随着制造中心向珠三角地区转移而向研发中心和品牌中心发展，以研发和品牌的力量继续主导和影响珠三角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发展，而是停留在原有的经济功能上。这种缺乏创新、不求进取的状况必然会导致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功能不断提升之后，对香港经济功能的部分替代，也使香港与周边地区极其容易陷入同质化的恶性竞争。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香港对大珠三角地区的主导作用和影响力日益下降的重要原因。

　　香港作为地区全球城市，其经济结构的主要缺陷在于：

　　一是香港对珠三角地区的主要功能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与资金融通方面，新兴的功能还没有占主要的部分。由于新的功能没能形成，也影响了传统的金融活动。

　　二是香港并不具备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功能。在目前的全球城市中，香港的科技发展能力及知识竞争力均落于人后。尤其是目前的全球城市基本具备5万名以上的R＆D人才，香港与此标准相距甚远，这就极大地限制了香港全球城市指挥中心的功能，同时也影响了金融中心的创新发展。

　　三是香港并不具备一个活跃且有创意活力的产品创新与创新活动的市场。根据前几年某个国际组织的问卷调查，香港创业冲动的排名不仅没有占据前列，甚至还在深圳之后。

　　四是主要代表香港工商界的港商，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的8万家港商，其经营均没有形成技术升级转型的动力，因而无法继续带动珠三角的产业发展。

　　因此，在目前全球城市持续不断的提升及发展过程中，香港实际上面临着如何完善、提升全球城市功能的巨大国际竞争压力。这就是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根本内容。

　　二、国际化与区域化的结构转变效应

　　在香港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香港与国际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合作，是其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回归之后，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区域化推进，以及CEPA协议的启动，对于香港结构转变具有十分积极的正面效应。

　　1. 大珠三角地区区域化对香港的结构促进效应

　　目前大珠三角地区的三个中心城市香港、广州和深圳，由于产业发展的内容和发育程度不同，因此对这个地区发挥着不同的服务功能，从而对香港的经济结构形成提升的推力。

　　在大珠三角地区中，香港是这个地区服务业发育程度最高的城市，也是唯一的金融导向型(生产性服务业导向)的全球城市。作为一个全球城市，香港实际上是全球经济网络的一个节点。事实上，大珠三角地区正是通过香港的投资、贸易网络与运营指挥——这些中心枢纽作用，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的生产出口基地。由此可见，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大珠三角地区外向经济循环的枢纽，它对大珠三角地区产生外向辐射力。

　　广州和深圳目前仍然是制造业主导的城市，其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外向及高端服务业仍然需要从香港进口。但是，这两个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却有不同的侧重。广州是中国内地服务业比重最高的城市之一。作为一个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商业城市，它历来是广东内向经济循环系统的枢纽。近年来，随着广东重化工业的崛起。广州自然地发展成为了重化工业的服务基地，从而与香港这个轻型产品外向循环的服务中心形成区别。从港口、机场和交通运输系统服务网络的内向和重型性质看，广州与香港恰好能够发挥服务功能互补的作用。它对大珠三角地区产生内向辐射力。

　　与香港毗邻的深圳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其城市更具制造业主导的特点。目前，深圳的3大支柱产业分别为高新技术产业、现代金融业和现代物流业。深圳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香港境外服务基地的特征，尤其是物流运输业，实际是香港港口的延伸。从深圳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与香港共建国际大都市、两地同城化和服务香港发展的战略看，这个城市与香港服务业的互动，将更可能是香港服务功能的延伸和分流。尤其是香港的传统服务功能，可能出现逐步替代的趋势。

　　由此可见，大珠三角地区区域化的发展，通过广州以及深圳等城市对香港传统经济功能的替代和补充，会促进香港的经济结构向更高端的功能和高质化发展。

　　(1)泛珠三角区域化发展将对香港产生的结构促进效应

　　2004年泛珠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启动，其意义将使地区间的经济要素流通壁垒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配置效率得以大大改进。区域互动合作的结果产生出的贸易创造与投资扩大效应必然会强化香港现有的金融、贸易、资本输出和国际市场网络的优势，从而使香港在泛珠三角地区扮演以下的重要角色：

　　①发挥全球供应链管理者的国际商业网络优势，成为泛珠三角地区的对外出口贸易中心；

　　②发挥香港国际融资能力和金融业的强势，成为泛珠三角地区的资本输出和金融服务中心；

　　③大量聚集国际性的高端服务资源，成为泛珠三角地区的专业服务业中心和人才输出基地；

　　④发挥香港的制度和法治优势，成为泛珠三角地区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内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基地。

　　由此可见，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对于香港来说，实质是极大地扩展了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产业的价值链条，基本上是把香港在珠三角地区的服务中心的作用向泛珠三角地区扩张，这种产业在地域空间上极大扩展的过程，必然为香港在区域合作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发展的推进，从而产生效益递增的结果。

　　(4)目前香港区域化结构效应不高的具体原因

　　但是，至今为止，无论是CEPA的协议，还是大珠三角与泛珠三角地区的区域化推进，其结构效应并不太如人意，其原因除了区域化的结构效应与贸易效应相比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形成之外，作为区域化的主要力量——港商在中国内地，主要是珠三角地区的经营出现了以下困难，导致香港与内地的区域化不仅无法深化，也直接影响区域化结构效应的产生。

　　①港资企业经济转型与技术升级乏力

　　在香港经济转型的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也成为广东以及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港资企业规模小、劳力密集程度高、技术水准相对低以及耗费资源大的特点，必然使之成为珠三角地区经济转型压力最大的企业。

　　港资企业与台资企业不同，在过去的市场竞争中，港资企业并没有形成技术升级、优化结构的路径和经验。在历史上，港资往往采取企业出走的方式，进入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来维持其市场竞争力。而台资企业则在台湾几次大规模的经济转型中，通过自身的拼搏，不断积累了技术升级的经验，使企业具有自主创新的发展能力。因此，面对这次广东与珠三角地区的大规模经济转型，港资企业与台资企业相比，一方面既缺乏经济转型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企业自身也缺乏内部技术升级与自主创新的发展能力。

　　港商在转型升级方面面临的困境，根源于香港政府多年来的政策缺位。以台湾和其它地区的经验看，政府的技术与资金鼓励和支持，是培育企业内部自主技术能力和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在国际竞争的时代，后发地区与国家作为技术的模仿者，企业不可能仅靠自身力量就发育出自主的创新能力。

　　②高素质经济因素的进入与流动不畅

　　以开放服务市场、促进服务贸易为主要核心内容的CEPA协议，为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高端经济资源，尤其是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流动，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内地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以及内地市场内部商业规则不规范，导致了CEPA的效应未能充分体现。由此也就造成了8万家港商无法延伸其价值链，提高经济效益。

　　在香港高端服务业难以顺利进入内地的同时，不仅上海，其他如广州、深圳这些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主导的城市，开始通过紧抓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机遇，积极引进金融、物流、会展和中介服务业的大型跨国公司。例如，仅在2005年一年间，就有美国联邦快递、UPS、敦豪快递三大国际物流公司，德国、荷兰等世界知名的展览公司，以及韩国产业银行、瑞士银行选择在广州落户。

　　2．CEPA的区域结构转变效应的质疑

　　中央政府与港澳地区签订CEPA协议的初衷，是依据区域合作的发展，以及香港服务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实际，力图通过把服务市场首先开放给港澳地区的制度性安排，保证港澳能够提前享受中国开放市场的利益。但是，事实的发展并未如人所意。随着中国入世已经进入后过渡期，港商在中国内地面临跨国公司的竞争将日益激化。

　　作为一个以开放服务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协议，CEPA期望通过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推进香港的经济结构升级。但是，其实施过程并未有效达到这一目的。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①合作主体不对称

　　过去20多年内地与香港的互动合作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合作主要是区域经济主体的合作，无论是产业合作的前店后厂，还是后来的传统服务业的前店后置，均是厂商之间的合作，行政主体仅提供制度安排和平台；而高端服务业在中国内地仍然存在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即行政主体往往控制着市场准入与行业活动。

　　由于上述领域在内地大部分为行政垄断，与过去的合作不同，港商现在面对的主要是行政主体，即首先要解决与行政主体的关系，才能真正进入市场。

　　②制度摩擦成本高(涉及国内基本商业制度)

　　几年来CEPA实施的过程已经表明，落实CEPA的最大障碍在于中国内部市场的分割与不完善。事实上，越是高端的合作，出现的障碍就越大。其原因就在于CEPA的重要内容与核心是服务贸易部分，而服务贸易的发展，关键的条件是制度与规则。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货物贸易自由化的最大不同是前者必然涉及各自不同的商业运作规则。货物贸易的主要内容是关税与各种非关税措施，它仅涉及到不同国家与关税区的外部壁垒。它所要达到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和服务贸易所要求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是为了消除外部的贸易壁垒，那么，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则更关注不同国家的国内政策与商业规则，即潜在的贸易壁垒。由于内地服务市场实行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香港的较为封闭的商业规则，且这些规则各地不一，因此，不少港商反映，在CEPA协议之后，以为中国内地的服务市场大门已经被打开，谁知进入大门之后，后面还有重重大门，难以真正进入。

　　③内地市场化发育程度低

　　服务业进入的制度摩擦成本，充分反映了中国内地市场化的发育程度低下。珠三角地区与香港服务业的对接，实际上是两个发育和成熟程度不同的市场对接。香港是世界上最为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而内地则是正在发育中的市场体系。两个不同成熟程度的市场体系，必然会导致制度摩擦成本。

　　中国加入WTO、内地与香港签订CEPA协议之后，中国的服务市场已经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更向香港最大限度的开放。经济资源流动的外部壁垒已经开始拆除，而目前，最大的壁垒已经不在外部，而在中国的内部。如果说，WTO和CEPA主要解决的是中国市场的外部壁垒，那么，市场的分割与内部商业规则的不统一，则将成为各类资源流动的内部壁垒。

　　④香港服务商规模小，准入门槛仍然高

　　CEPA虽然降低了香港服务商进入内地的准入门槛，但是，香港服务商的特点是规模小，靠大量的企业集聚获取竞争力，而不是靠单打独斗取得成功。目前在CEPA中所设立的准入门槛仍然比较高，不利于中小规模为主的港商，尤其是专业服务业。

　　由上可见，在高端服务业的对接方面，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对接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从而影响了CEPA的结构转变效应的发挥。

　　三、整合现有优势：结构转型的再起步

　　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整合现有的地区比较优势，巩固和继续维持结构相对优势，是转变经济结构、催生新的结构优势的重要基础。香港目前的地区比较优势和结构优势仍然存在扩展和放大的空间，可以通过持续的改进以达到维持其现有结构优势的目的。

　　1.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总部效应

　　香港在国际和区域中的主要优势是全球城市具有的国际化优势。具体体现为全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作为全球城市中的一员，要在国际和区域中发挥和提升地区优势。必然的选择和路径是增强国际化水平。因此，香港优势的补强之道在于国际化。

　　香港全球城市有和生产性服务业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总部效应上。香港作为亚洲地区的投资高地，2004年，外来直接投资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别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73％与243％，两者均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的两倍以上，这反映了香港作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地区商业中心及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在与中国内地区域的合作中，香港的这个优势也将随着这个地区总部资源的集聚，即中国内地企业的“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使跨境企业大量密集式地进入香港，将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跨国经营的地区总部；以及国际跨国公司大量进入香港，持续将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区域总部而得以强化。

　　据在广东的美国商会最近公布的《珠三角营商环境调查》显示，美资企业大量进入珠三角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地区地理位置毗邻香港，可以利用香港为许多企业提供商业服务的资源。然而，随着珠三角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逐步发展，香港的优势正面临着挑战。

　　为了应对挑战。香港首先应当投资本土的营商环境，创造与提供高端的服务资源；其次是通过鼓励性的措施，大力吸引国际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进入。在这方面，可以吸取新加坡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鼓励做法，以提升香港的区域性地区总部的地位。

　　2．制定优惠措施，集聚战略性资源

　　香港优势的维持与强化，必须依赖高端的战略性资源集聚。这些高端的战略性资源主要表现为人才、创新行为与科技的发展和实力。这也是推动香港经济转型的根本与关键性因素。香港只有大量投资于这些战略性资源，才能推进经济的不断提升。而从目前香港经济转型的主要制约因素看，香港最为缺乏的是集聚和投资上述战略性资源的政策和措施，也就是缺乏鼓励地区集聚的政策和制度的供给。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与制度供给的主体是政府。多年来香港政府坚持所谓的不干预政策。使香港的经济发展处于制度供给的缺位，政府不作为是香港经济转型迟迟无法推进的根本原因。香港政府政策缺位的最大理由是，政府的行为不能直接支持某个行业的发展，因此不能对某个行业提供鼓励性的优惠措施。但是，从上述战略性资源的作用看，这些资源并不局限于某一个行业，而是对全局经济发展具有极大外部经济性。从公共经济学的原则出发，具有外部经济性的投资本来就理所当然的属于政府投资的行为。因此，这类行为也就不应当属于不干预政策的范围。更令人费解的是，政府可以花费大量投资在迪斯尼乐园这类非战略性资源上，但对科技创新发展这类战略性的投资和鼓励则十分有限。以R＆D投资在GDP的比例看，香港在全球城市中处于最低水平(0.6％)。香港政府近期推出了投资30亿港元成立4个研发中心的计划。这个计划与广东省近年每年实际投资300—400亿人民币(其中政府投资为100亿以上)进行科技开发的现状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香港政府如果维持和继续过去固有的做法，不在政策和制度上提供有效的供给以鼓励经济的发展，其后果必然威胁香港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

　　鉴于中国内地城市目前已经展开对高端资源的争夺，例如深圳对金融机构进入的优惠政策，广州对科技和香港商业和专业服务人才的进入措施，等等，香港政府应当加快制订集聚各类战略性资源的优惠政策和制度，鼓励和投资战略性资源的有效供给，持续维持香港的全球城市的优势。

　　3．利用亚洲枢纽地位。放大金融融资功能

　　香港位于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印度等被世界投资资金称为“金砖国家”，全球外汇储备最为丰厚的经济体系(中国、日本、南韩、新加坡、香港)全部集中于这一地区。因此，香港具备了争取世界级金融中心的极大机遇和区位条件。

　　中国内地的支持也是香港巩固和放大金融功能的一个重要支柱。2006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使香港股市新股集资额一举超越了纽约，居伦敦之后名列世界第二，而股市市值则超过德国，位于全球第七。

　　香港股市的突破除了中国内地推动大型国企在港上市，积极支持香港金融中心的扩展之外；还在于香港的金融配套设备和服务是“国际级”的，不仅可以为中国、台湾企业服务，也可以扩及到印度、韩国等亚洲企业，成为亚洲的重要集资中心。

　　实际上，目前香港股市集资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中国内地与台湾，虽然中国内地的潜力前景十分广阔，但是，香港要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以及达到规模经济，亚洲国家的企业应当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客户。

　　此外。一个健全的国际级金融中心应当有4个经济功能：银行、股市、债券和外汇市场。目前香港的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在亚洲仍然不具备竞争的优势。是必须大力扩展和发展的空间。

　　四、创造竞争优势：跨越比较优势的根本路径

　　全球竞争的态势已经证明：在知识经济时代，各个地区国际竞争地位的保持，必须跨越比较优势，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建立竞争优势。也即催生和培育新的经济功能，形成地区的核心竞争力。

　　在现有结构优势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竞争优势，香港就必须健全全球城市的新功能。

　　1．与内地联手合作，建立国际科技贸易平台

　　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和“十一五”时期制定了社会及经济转型的两大战略。其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创新型国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发展战略。配合这个战略，将为香港的科技研发、科技服务以及创业投资的发展，从而形成全球城市的科技开发功能提供巨大的机遇。

　　广东在2005年通过的建立创新型广东15年发展纲要。以及配合“十一五”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必然决定了广东经济将在今后的5—15年中出现历史性的跨越与突破。作为全国最大的科技产业基地(广东科技产品出口占全国40％)和排名第一的专利中心(专利申报和授权量10年间占全国的20％)，广东提出要在15年内建成区域性国际化科技创新中心，即四个中心：国际重要技术转移中心、支柱产业创新服务中心、科技产业投资融资中心和科技信息共享网络中心；四个基地：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创新人才聚集创业基地和实施科教兴国示范基地。

　　广东在定位国际化的科技创新中心之时，其主要的战略考虑就是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20多年来广东的技术转移、成果转化都大量依赖于国际市场的技术来源。因此，香港的下列潜在优势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与利用：

　　①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信息中心，在获取最新技术和成果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优势；

　　②香港的科技服务、科技中介机构发达的优势；

　　③香港的金融中心及国际融资能力对创业及风险投资的促进；

　　④香港的国际市场网络对科技成果产业化和商业开发的优势。

　　上述优势之所以是潜在优势，是因为多年来香港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缓慢，与内地的科技资源互补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导致的。如果香港上述潜在优势能够充分发挥，香港就能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科技贸易的一个重要平台，新的经济功能就能够形成。

　　2．鼓励风险投资发展，推进国际创业基金中心的建立，发展新的金融功能

　　从中国内地10多年来极力推动的创业投资发展看，目前为止，市场上的创业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仍然以政府投资为主，对比发达国家的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中国整体的市场化发展水平仍然十分低下。2002年以来，中国创业投资更进入了一个低潮阶段。这种状况显然十分不利于中国在今后15年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要求。从中国目前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发展看，创业投资应当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

　　香港虽然是个国际金融中心，可是过去的10多年来，由于科技创新发展缓慢，其创业投资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如果香港能够成为国际创业投资公司的主要集聚地，为中国尤其是广东的科技产业提供大量的创业资金。则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就可以大大提升。

　　然而，要发挥香港的上述潜在优势，要在香港集聚大量的创业投资公司，形成科技产业投资融资的高地，从而提升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首要的前提是香港必须成为高新技术和产业的研发中心。研发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全球城市的最重要功能之一。目前香港政府以及工商界开始意识到，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研发是一个全球城市不能缺少的经济功能，这个活动更是城市金融扩张的基础。如果香港的科技研发活动能够大量发生并且形成活力，则必然推进香港作为国际性创业投资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3．发挥营销与设计优势，建立内外辐射的全球城市

　　“十一五”时期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内需市场的开拓。把增长动力从投资和出口带动转变为国内市场的消费带动，这必然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发展成为世界市场。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开发，必然为香港产品及服务的市场创新、品牌树立提供极大的发展机遇。

　　过去香港在中国内地承担的主要功能是国际市场的开发功能。这个功能在今后与中国内地的经济互动合作中，将会得到更大的强化。但是，中国政府与民众已经瞭解，作为一个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其重要性和地位，取决于国内市场的扩张，取决于为世界提供市场，而不是停留于和其他国家争夺世界市场。

　　作为大陆性经济，内需市场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占领了内需市场，也就等于获得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中国的“十一五”时期，其经济的推动力要从过去10年来的外销为主向内需市场转换，这是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体现。这个战略为香港提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内需市场，无疑将推动香港城市中心功能的内向扩张，以及在珠三角地区的8万家大进大出、外向为主的港商向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拓展。

　　把香港的全球城市功能从单一的外向型向内、外向型推进，将增添香港新的经济功能。即香港本地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开发(这些部分均属于CEPA货物贸易零关税香港制造的部分)甚至是本地制造的发展，将为在珠三角的港商转型提升提供动力，也会使香港的市场营销与开发的优势在更大范围与更广阔的空间领域中发挥。过去香港产品缺乏创新和品牌，其根本原因是香港本地市场的狭小。CEPA零关税的启动，实质上马香港产品突破了香港市场的局限，无疑将促进香港新经济功能的开发。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不仅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进行投资和营运的通道与管理中心，也将是跨国公司产品进入中国的研发、设计和品牌开发基地。

　　4．香港的新功能与新定位

　　由上可见，香港扩展经济中心功能、提升经济结构的竞争力，主要通过与中国内地的合作去实现。因此，香港可以增添以下新的经济功能：国际科技资源贸易平台(即内地技术引进和内地技术成果商业化基地)；国际性的技术产业研发中心；国际性的科技产业服务基地和创业投资中心；国际性的产品创新市场和品牌开发、设计中心，即创意产业的集聚地。

　　香港的研发中心、营销中心和品牌中心的形成，主要应当是香港本土企业控制、主导的，而不是受外国企业控制、支配的。只有这样，香港的经济功能才可能实现有质的提升。而在这些功能的形成过程中，香港与其他地区的分工主要应集中于研发、品牌和营销环节的自主创新，从而成为全球性的创新活动中心。

　　参考文献：

　　〔1〕《港澳经济年鉴》2004、2005年，港澳经济年鉴社．

　　〔2〕［美］斯奇雅·沙森《全球城市》2001年新版，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广东省十一五规划”，广东省政府发改委网页．

　　〔4〕“深圳市十一五规划”，深圳市政府网页．

　　〔5〕香港工业总会《珠三角制造》2003年版、2007年版．

　　〔6〕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香港经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2006年．

　　(作者封小云，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