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侵略者就开始在中国通商口岸掠夺华工了。林则徐在奏折中曾提到：“广东夷船出口，间有私带华民，……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做粗重活计”(《筹办夷务始末外遗·道光朝》第4卷)。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通商口岸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华工。被掠卖的“苦力”，絶大多数被运到南、北美洲，其次运往澳洲和太平洋各岛。被拐掠者大多是广东、福建两省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当时的许多城市及近郊农村，如厦门、汕头、南澳、澳门、香港及广州附近的金星门等地，相继变成了掠捕华工的恐怖围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勾结更进一步，中国人民的灾难也从此更加深重，中英北京条约明文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之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毫无禁阻”，因此掠卖华工的规模较前愈加扩大。清咸丰二年(1852年)澳门贩卖人口活动猖獗，葡、英等国在澳门开设人口贩卖机构(即猪仔馆)，清同治四年(1865年)澳门苦力贩卖活动更加猖獗。“猪仔馆”从10年前5家增至10家，苦力价格每名也从8元增至三四十元。从澳门运出的苦力22901人，其中运往古巴船43艘，苦力15517人。清同治五年(1866年)澳门“猪仔馆”增至350家，每名苦力价提高到600澳门元。从澳门运往古巴、秘鲁苦力达14343人。清同治十年(1871年)澳门苦力贩卖的增无减，计有苦力贩子800多人。

　　1871年5月4日，秘鲁国船唐·胡安号(Don Juan，即从前的桃乐瑞斯·吴加蒂号)，装载着650个中国苦力从澳门出发前往秘鲁，船开行到离香港只不过两天航程距离的海面上突然起火，足足有500个苦力因被关闭在出路全被铁门铁栅堵塞的大舱之内，不是丧生烈焰之中，便是在浓烟和死尸堆中窒息而死。全船焚毁沉覆，只有50个苦力幸免于难，活着到达香港。陈阿新是幸运者之中的一个。

　　陈阿新是新安县沙井村人，那一年他才23岁。他家里有一艘渡船，父亲驾着它往来于香港、沙井之间，替人家运送蚝豉、蚝油到香港。

　　4月19日，父亲叫陈阿新出门办事。他一大早就出发了，身上带着30银元，那是乡邻托他买鸦片的钱。当天晚上就到达香港，陈阿新想利用身上带着的30元去发发利市，就走进一家赌场，在那里输掉10元，身上还剩20元。但陈阿新未用这些钱买鸦片，于4月20日空手回家。陈阿新没有把输钱的事告诉人，只向同住一村的本家陈阿昌说了。陈阿昌是个水手，后因遇到海盗，手臂受伤残废，不能再干力气活。陈阿新自幼和他相熟。陈阿昌要陈阿新不要急，说澳门有很多赌场，倘若愿跟他去，他有法子使陈阿新赢回输掉的钱。他教了陈阿新一些赌钱方法。

　　陈阿新说：“我不愿去澳门。听说有很多人在那里被拐，我害怕，不敢去。”

　　陈阿昌说：“我是你的本家，你用不着怕我。我决不会卖你。”

　　见陈阿新仍不放心，陈阿昌便带他到一个庙里，在神坛前发誓说：“我要带这个人陈阿新去澳门。如果我卖他或拐他，罚我淹死在水里，永世不得回家，也絶子絶孙，没人给我送终。”

　　陈阿新听见他在神像前发了毒誓，也就相信了他，于4月22日跟他同去澳门。到了那里，陈阿昌带陈阿新去一家字号，把他介绍给一个朋友。据陈阿昌说，此人是个生意人，是到澳门做买卖赚钱的。这地方外面像个店铺，但是里面无货，只住着一个人家。

　　陈阿新在那里住了四天，受到他们的款待，并未去赌场。阿昌说不用着急。一天陈阿昌对陈阿新说：“我有个办法，包你稳得30元。现在有很多人想去安南当雇工。但是那方面挑拣很严，常有人因身子弱不合格去不成。你身材高大，定可挑中。我知道有一个人叫张阿福。他很想去安南，可是他是个跛子，没法中选。你只消自称是张阿福，前去应雇。临到上船出洋那天，张阿福自会前来接替。这样一来，你可以净得30元报酬。”

　　陈阿新说：“我怕受骗上当。”

　　陈阿昌就带一个人来见陈阿新，说他即是张阿福。

　　张阿福自称想去安南，幷且再三央求陈阿新顶他的名字去应选。他指着自己的腿说：“你看不见我是个跛子，不能中选吗?”他还说，上船那天他一定把陈阿新换下来，自己去出洋。陈阿新终于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打动，答应冒名顶替。

　　5月1日，陈阿昌带领陈阿新去到一家猪仔馆。去之前，陈阿新把自己的20元钱藏在枕箱里，连同衣服都交给陈阿昌保管。陈阿昌拿来一套破旧衣衫，叫陈阿新穿上。

　　猪仔馆又叫“巴腊坑”(barracoon)，意思是指“拘禁奴隶或罪犯的场所”。“猪仔”是那些贫苦的出国华工的代名词，他们的待遇非人，几与畜物无别，是活的商品。“猪仔馆”又称卖人行。门外悬挂“闲人免进”的英文招牌。里面骯脏不堪。门前有武装人员把守。他们备有刑具，一方面用来监管所掠集的华工，另一方面用来逼迫强行绑架进来的贫苦劳动者自愿立约实身。待“猪仔馆”里的华工达到一定数量，人口贩子便在这些人身上烙印上标志、押送到海边的苦力船，最后运至东南亚海岛和海外其他地方，这样离开国土的华人究竟有多少，难以估量。

　　进到猪仔馆内，陈阿新看见里面约有百多个人。陈阿昌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姓名是张阿福，现年20岁，东莞人，自己情愿出洋等等。他叫陈阿新不要跟别人说话，还警告说，千万不要说自己不愿出洋，那是会被罚坐三年地牢的。还说，猪仔馆也不准随便进出走动，切莫乱跑。

　　夜里，一个葡萄牙人和一个中国人走进房间。那个中国人高声喊说：“嗨!你们都听着。你们都是到秘鲁去的。在那里作8年工，按月给你们4元工钱。”他接着嚷：“8年之后，你们如果愿意回家，定可回来。至于工钱，只要你们到了那里肯好好地做，也定可给你们加钱。”这个中国通事向大家走近一步，指着苦力们喝问：“谁要是不愿出洋，我把他挑出来。”他问陈阿新的姓名、年纪、何处人等等。陈阿新逐一按陈阿昌所教答复。他又问是不是被拐骗来的，是不是自己情愿出洋。陈阿新含糊哼了一声，没敢明白答复，生怕会进地牢。

　　陈阿新从来没听说过秘鲁这个地方，如果那个叫张阿福的人不来换自己，自己就得去那个鬼地方了。他越想越怕，就打算从猪仔馆悄悄溜出去。可是刚到大门口，他就被一个看门的葡萄牙人拦住。凶神恶煞的葡萄牙人挥舞藤条，狠命抽打在他身上。陈阿新只得退回去。好在猪仔馆里饭食充足，还供应鸦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陈阿新在猪仔馆里闭口不跟别人谈话，旁的猪仔苦力也不理他，每天就只能吸鸦片，睡大觉。

　　5月3日，一个葡萄牙人进来给陈阿新8元，一套衣服，一双鞋，一顶竹笠和一张上面写着中国字和洋字的纸。登船之前，外国人口贩子通常强迫华工每人领取卖身契纸一张，上面规定出国后作工年限及服从主人的一切命令等等苛刻条件。不肯立契的就打嘴，还要坐屎牢。若有人说不愿去及要逃走，皆被绑了重打。每逢打人，并(系)发辫在柱上，用木棍打手，打到说愿去(始)肯放手。卖身费每人一二元至五六元不等，也有只给几个铜钱或甚至分文不给的情形。陈阿新拿着的那张纸就是卖身契纸，不过并没有叫他在上面画押。

　　夜间，猪仔苦力们就被通通押上一只大船，每批50人，陆续上船。陈阿新到了船上指望张阿福前来接替，谁知他竟没来，陈阿新不由得哭了，他知道受骗上当了。陈阿新告诉船上的葡萄牙人说他是被人骗了。可是那个葡萄牙人翻翻白眼，把他推开，全不理睬。

　　那个时候，外国人口贩子专门豢养一批无赖游棍为代理人，采用各种欺骗胁迫的手段四出活动，或是用甘言引诱对方，说外国如何好，工资如何高，“如果不好，两三个月就可以回来”；或设赌局为陷阱，赌输后则以债权为口实，迫其卖身出国；或用药酒将人灌醉，然后直接押上洋船，“掩落舱底”。在许多场合，甚至就用暴力强行捕掠。通常每获一人，拐匪可向外国人口贩子领取若干元酬金。船上六百多苦力当中，至少有五百人在落泪。他们都说自己是被人骗来的。

　　华工登船后便被关在“夹板舱”中锁住。舱门上钉着铁条，留直径八九英寸的一个小洞，只准从这里爬进爬出。外国人自己替这种船取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徽号，叫做“浮动地狱”。为节省运费，往往在一只原来最多只能装载三百人的船上，硬装上六百名以上的华工；他们一齐被关在密不透风的底舱中，甚至一上船就用铁链锁住，不准自由行动，“每次只准三四个人上舱面抖凉”。同时因为载运人数太多，航程又远，以致船上淡水经常不足，华工饮水须先经批准，每次只准用细竹管吮吸少许，“渴极自取水饮就打”。华工生病完全得不到医治。“生病将死，就抛入海里”。

　　5月3日和4目两天可以走上舱面甲板。舱内苦力当中有20个被挑出当厨子。另外还挑了10个人当班长。这些人都住在下面的大舱里。想吸鸦片的人，可以分成20个人一拨，轮流走上舱面去吸烟。但这些人一律都须在开饭之前回来，饭后也不准再上去。把厨子们放出去做饭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走上舱面甲板。饭做好之后，他们全跟着饭菜一齐下来。开饭时敲响大鼓，厨子们就端着饭菜进舱。甲板的前半，有一个房间，里面布置了10盏烟灯，和20个吸烟的床位，那是专门设置的吸烟室，陈阿新每天走上舱面吸几口鸦片。在大舱里的人准许在自己的铺位上玩骨牌或纸牌。

　　4日夜间开船时，苦力们都被赶进甲板下面的大舱里。舱内灯光明亮，所有通风口都开着。三个舱门也开着，但门外都有一道铁栅栏。栅门都用大铁锁紧紧锁住。华工全部拥挤在黑闇的底舱里。没有阳光不说，空气混浊不堪、异味扑鼻、令人窒息。

　　船主和人口贩子在上面吃喝玩乐，华工在下面得不到足够的食物，甚至得不到食物，淡水就更谈不上了。由于体质虚弱，加上风吹浪打，船身剧烈颠簸，许多华工染上重病，以至死亡。毫无人性的人口贩子将尸体投入海里了事。活着的华工不仅要忍受饥苦和疾病的煎熬，还要遭到无端的侮骂和鞭打。等不到船扺目的地，许多华工已成为海里鲨鱼的口中之食，活着的也已经弱不禁风了。

　　华工因为手无寸铁，所以往往被迫采用纵火的斗争方式。但每当船上起火时，刽子手们总是先将舱门锁紧，他们宁叫全体华工葬身烈焰，而决不放出一人。刽子手们则在船将沉没时放下小艇，逃之天天。

　　5月6日约在中午，靠近前舱口的陈阿新听见有人高喊失火，舱后半边的人一拥跑向前半边。不到五分钟，满舱都是浓烟。一处舱口的铁栅缝里伸进一个水龙头。大家赶紧抓住龙头，把水往有火处灌。火苗是从舱尾上方烧下来的。无奈火越烧越厉害，只好节节退郄，拥挤在前舱口附近。起火时，厨子们正在洗碗筷，他们都在甲板上。一个厨子将陈阿新的那个舱门打开，个个拼命企图冲破舱门和铁栅，夺路而出，逃脱活活被烧死的可怕命运。有很多苦力被踩死在那些幸得破门而出的人们脚下。别的舱门都没有打开，也没有人从上面下到大舱里。当时甲板上只有几个“苦力”，多数又都是锁上铁链的，其余“苦力”都被锁在船里，火起后，据说那把锁着升降口铁格子的锁的钥匙郄找不到了，等到“苦力”群凭人力冲开了前舱升降口，只逃出了五十人，其余的都已烧死了。

　　陈阿新上到甲板之后，未见一个水手，奔向锚链那边，只见海面上远远有几只小艇。陈阿新不会游水，跳在水里之后，幸而抓住一根掉在水里的木杠，赶紧把自己的发辫绑在木杠上，并将身上穿着的衣服脱掉。浪头很大，许多人都这样办。

　　船随风漂荡着，桅杆、帆布、络索通通烧掉，许多攀在桅杆上的人被浪头冲下来淹死了。

　　5月7日凌晨约三四点钟，精疲力竭的陈阿新被一只渔船从海里捞起。共有五十多人遇救。陈阿新和那些获救的人们于5月8日到达香港，一直住在牢房里，成为这次海难的见证人。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澳门贩卖苦力的“招工馆”发展到300多家，经营苦力买卖的苦力贩子达三四万人。澳门苦力贩卖的反人道贸易，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9月两广总督瑞麟下令，凡装载移民出洋船，不准在黄浦停泊。10月香港总督发布移民出洋公告，规定必须领取执照，限制苦力买卖。直到12月，在国际压力下，葡萄牙当局才被迫下令禁止苦力贸易；澳门总督阿尔梅达根据葡萄牙的意见发布公告，限自即日起3个月后，禁止从澳门装运苦力出洋。但被拐掠或“自由”华工经澳门出洋的情况并未完全絶迹。(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