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海襟山，凤绕龙蟠，山川钟毓，人杰地灵。

　　沙井濒临珠江入海口，这里的水虽多，郄是咸水。聚居在此的人们需要打井取得维持日常生活的饮用水。沙井地下的土壤属于滨海沙土，因此打出的水井里有许多沙，正因为沙层的过滤，涌出的井水格外的甘甜，人们因此称这里为“沙井”。

　　远古时代，沙井一带还是一片海湾，海水拍打着望天山的山脚。海岸生长着较耐寒的红树林，有秋茄树、桐花树、白骨壤、老鼠簕等树种，郁郁葱葱，成为白鹭等候鸟的栖息地。

　　大约在2500年之前，这里逐渐由海变成陆地，沙洲不断形成，向大海推进，昔日的海岛成为平原上的残丘。茅洲河下游在这个东西向延展的平原上蜿蜒西流，穿过昔日海岛之间经东宝河而注入伶仃洋交椅湾。沙井成陆以后，自然成为古南越人的生息之地，被中原人视作蛮夷之隅。“自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表”，始有零星的北方士族陆续迁入。他们相对集中定居在那些与陆地相连的小岛上(今沙井中学一带)，开荒种地，捕鱼捞虾，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由于钦赐孝子黄舒的出现，这里被赐名为参里。大约到了宋代，沙井大村所在的沙洲形成，沙头就在今天的沙头村，沙尾在今天的衙边村。北宋时设立归德盐栅，后升为归德盐场，沙井沿海一带被称为归德。北宋天圣九年(1031年)光禄大夫曾志大自南雄迁居归德，成为东山塘下(今东塘)立村之祖。南宋末，陈朝举迁来，定居在黄舒故里，参里早已改名为涌口里。陈氏五世祖陈友亮、陈友敬由涌口里移居龙津孔进坊，为沙井立村之祖。驸马陈梦龙之子陈宋恩迁居归德场，与沙井陈氏毗邻而居。曾仕贵从东莞的县前(东莞老城区)迁徙到归德场，成为新桥立村之祖。元代，元朗屏山邓从光的分支迁居归德场，蛋家萌改名为邓家萌。元末，潘礼智迁邓家萌，开基创业，惜无子，过继潘义察为子嗣。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潘甲第改邓家萌为万家萌。

　　明代以前沙井还有许多姓氏，大家和睦相处。明末以后，有些家族在人口和科名方面逐渐强大，占有越来越多的土地和乡土资源，最后形成了各大姓聚族而居的局面，一村一姓，或几村一姓，世代相传，根深叶茂。到了明末，沙井的村落已星罗棋布，可考的村落有：臣上村、臣下村、茭塘村、璺头村、归德场、涌口村、冈头村、大步涌、大田村、后亭村、新桥村、上寮村、洪田村、黄莆村、邓家萌等。清代可考的村落有：上寮村、黄莆村、仁居围、东山村、洪田村、南洞村、龙头村、永安围、沙井村、后亭村、茭塘村、白冈村、塘下村、造下村、岭下村、山边村、万家萌、大步涌、衙边村、马鞍山、大王山、墩头村等。

　　考察沙井各大姓的来源及聚落现状，他们无一例外均为北方士族的后裔。他们有的是在沙井为官者，看中此地的山清水秀龢民风淳厚，而择地卜居，如步涌的江氏，明建文二年(1400年)，江西临江新淦人江纳流职授盐使司来任，历治数年，后因世道混乱，就在归德场买了田塘七顷，定居下来。还有从附近迁来的，如万丰村的潘氏从福永怀德村分出，大王山陈氏从东莞北栅迁入，沙井的黎氏从东莞凤涌迁来。更多的是为避战乱，举族迁来，如新桥、上星、上寮、新二、黄埔的曾氏，东塘的曾氏，沙井大村的义德堂陈氏，辛养、衙边、壆岗、后亭、马鞍山的驸马房陈氏，沙头的钟氏和洪田的冼氏等。

　　在长期的繁衍生息和发展中，至迟在明代已形成了以血缘聚居的村落，各姓氏家族在各自居住地形成絶对势力，他们通常以村围式建筑居住，这里的村围式建筑具有较浓郁的广府围屋的特点：有高大坚实的外墙，通常只有一个围门以供出入，四角常立一碉楼，作用于瞭望、防卫、避难。中轴线上正对围门的是一条纵向长巷，巷道尽端为一神庙。围中房屋沿纵巷两侧对称排列，视围子大小和房屋多少，形成三纵三横或三横五纵的巷道。平面布局明显受到古代城市里坊制度的影响。广府式围屋曾经是明清时期深圳地区广府民系的主要居住建筑形式之一，今天能看到的这种类型的建筑有上星“仁居永泰”围、万丰的福镇围和黄埔洪田围。

　　在村落布局和选址方面，沙井古村落具有依山傍水，随坡就势的特点。这是经过精心卜居的结果。所谓的卜居，是古代堪舆之说，古人相信住宅的方位和环境是与人的祸福攸关的，尽管搞得神神秘秘，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为古代人们的安居乐业提供了必要条件。宋代理学家朱熹说：“古时建立村庄之际，乃依堪舆家之言，择最吉星缠之下而筑之，谓可永世和川页也。”陈朝举是朱熹的弟子，也应该懂一些堪舆之术。据说他迁来沙井，看中了黄舒的故里，就在参里山下的涌口里定居下来，并在海滨建起高高的锦浪楼。然而这并不是一块宜阳宅之地，陈朝举有三个儿子，大儿子陈康道的曾孙陈友直由涌口里迁到燕川；二儿子陈康锡任职盐使司，迁往惠州归善县荷坳；三儿子陈康运的长孙陈健庵无子，只得过继陈康道的曾孙陈友亮为继子，次孙陈顺庵精通堪舆，偕二子迁居东莞茶山。看到大家都迁走了，陈友亮和亲哥哥陈友敬一道移居到龙津孔进坊。传到九世祖陈汝周(隽俗祖)，三个儿子七个孙子，出现了“十代茂开枝蕃丁兴旺”的大好局面。陈应韶在《重修族谱序》中赞其祖先“审天识地理，去涌口，就龙滓，接合澜之巨派，拥龙穴奇峰，山川钟毓，人杰地灵，故累叶迎传，不乏联翩秀士。”

　　风水之学讲究建筑选址要“藏风得水”，实际上就是慎重考虑建筑外部自然环境的选择，而后又发展为人为创造理想的小环境。东汉仲长统《乐志论》描绘时人心目中的理想宅园是：“使居有良田广宇，背山临流，沟地环市，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选择屋基地势，通常有所谓龙、局、水：龙指山形总脉络，主人丁兴旺；局指支脉围护，湾环回托，主功名显赫；水指水势逥环，最好是逆大江，主财源涌现。沙井濒临合澜海，境内多低山高岗，河网纵横，为择基选址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余地。背山面水是沙井古村落的理想模式和基本格局，总体环境讲究前有朝山，后倚来龙山，河涌似金带环抱。义德堂陈氏大宗祠大门石柱上的对联为：“象岭屏开堪挂榜，砚台横案可摊书”。昂稹陈公祠的门联为：“紫气东来，象岭凤岩，山岳峥嵘呈锦绣；祥光西晓，虎门龙穴，风云际会兆科名”。南趣祖家塾的对联则是：“凤岩后拥，龙穴前朝”。这些对联就反映了先人对村落理想模式的追求。沙井的东南面是南北走向的凤凰山，其支脉楔入境内，为沙井的来龙山，西面是浩瀚的合澜海，海中的龙穴山，为沙井的朝山。

　　沙井的古村落同样也讲究水口。水口是水之所出之口，古人以为水是财富，不能随意让它流走，要在水口处架桥建塔，筑亭建祠，挖塘植树，以便增加锁钥气势，留住财气。一般在离村落的一二里处。新桥村的桥头就是该村的水口，永兴桥既是水口的关锁，又是通往沙井的要冲。据说在桥的不远处原来还有一座文塔。

　　因是聚族而居，各姓均有大宗祠，每村又有多个分、支祠。村落均以宗祠为中心，并围遶宗祠营建庙宇和住宅等建筑。宗祠选在所谓的吉地，“坐下龙脉，有形势，有堂局，有上砂，有结构，有明堂，有水口”。祠堂的朝向就是村落的朝向。村落大多朝西、朝东。祠堂平面布局一般的是三间三进，新桥曾氏大宗祠和沙井陈氏“义德堂”则是五开问，而“义德堂”的两梢问与明间和次间相比，瓦面稍低，面阔也窄，既超出了封建建筑等级的规范，又有所收敛。祠堂内部开敞通透，中轴线贯通前后，注意突出中堂，左右对称，前低后高，体量高大，用材讲究，喜用红砂岩做门匾、墀头和门厅的外墙面，外墙砖、石均为水磨合缝，且磨制精细。非常注重用各种手法来装饰建筑物，在木作梁架的重要部位如驼峰、斗棋的托脚上普遍雕饰各种花纹图案，内壁檐墙下常有彩绘和书画，屋脊和硬山博风常灰塑各种图案，建筑装饰所采用的题材，几乎囊括了传统的民间装饰题材，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渔耕樵读的日常图景、戏曲小说场面、吉祥如意图案、虫鱼麟甲、走兽飞禽、奇花异草、龙凤神仙、山水胜境、亭台楼阁，甚至名人诗句、名家书法。其它像门枕石、柱础、石屏风、铺首、墀头等等都用不同的手法美化。门厅两尽间做塾台也是本地十分普遍的一种建筑方式，类似于门堂之制，塾台约高50厘米，多用作乐台，或者褪化为仅是一种建筑模式而已。

　　随着血缘聚落的壮大，对家族子孙的教育也更加重视，明嘉靖年间，潘甲第中举入仕以后，本地在清代历朝均有人中举入仕，有不少人努力诱奬后进，于是私学兴盛，家塾建筑也应运而生。家塾和宗祠一样在各村都有建造，建筑样式及其装饰也和宗祠极其相似，几无差别。及至后来，家塾已成为祠塾合一的建筑。

　　传统大型建筑不论庙宇祠堂还是民居，都很强调脊饰的艺术造型作用，脊饰较高。共同之处是色彩鲜艳、精雕细刻、图案复杂，但装饰手法与题材因地区而异。正脊顶喜用中间双龙戏珠，两端鳌鱼相对，装饰工艺则采用特有的嵌瓷。山墙喜用特别高大的镬耳风火山墙，装饰工艺喜用陶塑、灰塑。山墙檐边的装饰，常是黑色为底的水草、草龙图纹，俗谓之“扫乌烟，画草尾”。屋脊装饰夔纹，俗称为博古，是从商周的夔龙纹抽象变化而来的。这也是五行之中南方尚水的一种建筑语彚，并赋予深远的文化渊源。

　　由于地处沿海，得海上交通之便，受中外文化交往的影响，出现了表现出中西合璧特征的近代建筑。上星村的曾耀添宅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新桥旅越华侨曾克齐所建，混凝土结构楼房，三层，入口处为双柱式三角门楣。后部都是传统的围屋。楼梯以天顶采光，楼顶有洋式凉亭。门采用脚门、趟拢和大门“三件头”。既保持了居室的隐密，又利于通风透气；既可观察门外，又有较好防卫功能；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程建、赖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