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峄（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编剧。）

　　一

　　粤剧艺人在广州建立八和会馆之前的行会组织是琼花会馆。

　　古今中外的专家学者和粤剧界行家一致认同：粤剧艺人在佛山镇建立有琼花会馆。

　　至于广府本地班（下称“广府班”，以区别主要活动于潮州府的本地班）有没有在广州府城（下称“广州”）建立过琼花会馆呢？他们的看法却很不一致。

　　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说“今世谈粤剧者，盖皆指广府班也。” 本文的“广府班”与“粤剧”是同一概念。粤剧以前称为“广东大戏”、“广府戏”或“广府班”，是1925年才定名为粤剧的。〔1〕

　　对于广州有没有广府班的琼花会馆的看法，专家学者和粤剧界行家除了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之外，还有一种人“不表态”——只说佛山镇有琼花会馆，不说广州“有”或“没有”琼花会馆。所以我在看法“不一致”前面加上个“很”字。

　　佛山镇的琼花会馆最早见于清代道光年间杨懋建所着《梦华琐簿》，如果从那时候算起，一个半世纪以来，以上三种看法象梅花间竹般出现，众说纷纭，叫人莫衷一是。

　　概言之，建国前，只有否定广州有琼花会馆和“不表态者”两种人，肯定广州有琼花会馆的人，在建国后才出现。有趣的是，最早发表否定广州有琼花会馆〔2〕和发表肯定广州有琼花会馆看法的都是粤剧界〔3〕。建国后持肯定看法的人多起来，持否定看法的只是个别人，然而，“不表态者”长期以来，始终占大多数。使得广州有无琼花会馆这个问题，成为长达150年的粤剧史悬案。

　　究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答案无非是“有”或者“没有”，之所以成为粤剧史的悬案，主要是由于专家学者和粤剧界行家向来不去重视它。认为只不过是关乎粤剧多一个、少一个行会组织，或者粤剧哪里有、哪里没有行会组织的问题而已，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与粤剧史研究有密切关联的问题看待。因此，专家学者和粤剧界行家在未曾认真研究的情况下，谈论到粤剧行会组织的时候，便只好知道多少说多少，听到过什么说什么，更不会意识到有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看法的必要了。极少数人虽然意识到，如欧阳予倩先生和冼玉清教授他们在发表肯定看法或否定看法时提出过一些论据，可是由于说服力不够，或者经不起推敲，得不到大家的认同，未能起到统一看法的作用。这就是广州有无广府班的琼花会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弄不清楚的原因。

　　我探究过这个问题，曾经把研究所得写成《广州也有琼花会馆》一文（下称《广》文），发表于广州《南国红豆》杂志1994年第6期，限于篇幅，《广》文只讨论广州琼花会馆自身的问题（有或无、归属、创建年代、地理位置等等），没有与粤剧史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本文拟补充这方面的不足，请视之为《广》文的姐妹篇可也。

　　拙作《广》文发表于13年前，当年即使读过它，想必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为了便于向专家学者和粤剧行家们讨教，让我把论证广州有广府班创建的琼花会馆的根据先作简要介绍。

　　二

　　黄佛颐编着《广州城坊志》（下称《城坊志》）卷五“琼花直街”条〔4〕的释文，是广州有广府班建立的琼花会馆的确凿证据。

　　《城坊志》“琼花直街”条的释文和编者按语，全文如下——

　　

　　琼花直街

　　琼华为梨园会馆，在太平门外，歌伎多舟居集此。

　　梁九图《纪风七絶》，引徐振《珠江竹枝词》注。

　　按：杨懋建《梦华琐簿》云:“广州佛山镇琼花会馆

　　为伶人报赛之所，香火极盛”。省城亦其例耳。

　　上半句“琼华为梨园会馆，在太平门外”，告诉我们：在广州府城的太平门外，有一座名为“琼花”（“华”与“花”字通）、属于梨园行业的会馆。

　　戏曲艺人向来有“梨园子弟”之称，可知这座“琼花会馆”是戏曲艺人的行会组织；

　　下半句“歌伎多舟居集此”，告诉我们：戏曲艺人多数集中在停泊于琼花会馆旁边的戏船里居住。

　　“舟居”是广府班艺人独有的生活方式。说明这座琼花会馆属于广府班艺人。

　　外江班艺人不“舟居” 广府班艺人才“舟居”的事实，多见于史籍的记载。

　　成书于光绪十年的清人俞洵庆《荷廊笔记》里“清代广东梨园”一节，讲得明白：广州府有本地班（即广府班）和外江班。外江班在广州府城里演出（“凡城中官宴赛神，皆由外江班承值”）；本地班经常下乡演出（“多在郡邑乡落演剧”），因此，“伶人终岁居巨舸中，以赴各乡之招”。可知广府班艺人的“舟居”，乃是出于他们常年在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巡逥演出的需要；外江班艺人无须“舟居”，是他们包揽“城中”的“官宴赛神”演出，不“在郡邑乡落演剧”的缘故。

　　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说：“粤伶以戏船为根据地，故班中最高领袖谓之‘坐舱’（相当司理），办事干员统称‘柜台’，演员伶人统称‘大舱’，乐队谓之‘棚面’。”这些见诸记载的事实，足以证明：在广州琼花会馆旁边停泊的戏船里“舟居”的戏班是广府班，这座琼花会馆是广府班的行会组织。

　　《城坊志》编着者黄佛颐也持广州琼花会馆与佛山镇琼花会馆同是属于广府班的见解。所以他在“琼花直街”条目的释文后边加上按语：“杨懋建《梦华琐簿》云:‘广州佛山镇琼花会馆，为伶人报赛之所，香火极盛’。省城亦其例耳。” 

　　徐振这首记述广州琼花会馆的《珠江竹枝词》及其注文如下：

　　歌伎盈盈半女郎， 怪他装束类吴娘；

　　琼华馆口船无数， 一路风飘水粉香。

　　琼华为梨园会馆，在太平门外，歌伎多舟居集此。

　　
这首竹枝词的作者，姓徐名振字白眉号沙村，江苏华亭（今上海市）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举人。有《山辉堂诗集》等著作；他的《珠江竹枝词》收集在《四绘轩诗钞》里，应当是诗人遨游珠江之滨时所作。涉及广州琼花会馆的那一首，当是他走过琼花会馆馆口所见所闻的真实纪録，可信性毋庸置疑。

　　徐振这首为我们提供广州有广府班的琼花会馆的确凿证据的《珠江竹枝词》，还提供了广府班在清代康熙年间其它方面的信息——

　　首先，从“琼华馆口船无数”得知：康熙年间，广州琼花会馆属下的广府班数量非常之多，可以想见该会馆此时兴旺发达的情景；

　　其次，从“歌伎盈盈半女郎”得知：康熙年间的广府班，既有男艺人也有女艺人，女艺人占一半之多，可以想见此时广府班的演出形式：可能是男女合班，也可能分全男班和全女班，两者必居其一；

　　再次，徐振用这首竹枝词剩下的两句，记述女艺人不惜花钱搽脂抹粉作时髦打扮。一句“怪他装束类吴娘”，告诉我们：他看见广府班女艺人学苏州姑娘的时髦打扮，感到很是奇怪；一句“一路风飘水粉香”，告诉我们；女艺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水粉香气，他走过琼花会馆门前就闻得到。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见：广府班女艺人有钱花，肯花钱——待遇优厚。

　　广府班的女艺人数量不少和她们的待遇优厚，緑天先生手稿《粤游纪程》“土优”条有直截了当的记述：“女优颇众，歌价倍于男优”。从而想见那时女艺人在班中的地位高于男艺人。

　　清代康熙年间，广州琼花会馆属下的广府班如此兴旺发达，不像是会馆初创时期的情景。广府班不会发展到“船无数”的时候才建立自己的会馆。所以我继续探究这座会馆创建的年代。

　　三

　　《城坊志》并没有记述广州琼花会馆创建的年代，却提供了探究这个问题的重要线索。

　　该志卷五，记载广州有两座“琼花庙”：一座“琼花庙在西城外十一甫，明万历十八年建。干隆《南海县志》”；一座“琼花庙在城西十八甫，明万历十八年建。《南海县志》”。

　　稍加观察，不难发现：广州的琼花庙实际只有一座，另外一座是编着者重复记述出来的。根据有三：一是记述这两座琼花庙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只有一字之差（一座在十一甫，一座在十八甫），二是《城坊志》卷一有以相同的文字重复记述两间“惠民药房”的事例，三是成书早于《城坊志》近300年的《羊城古钞》只记述羊城有一座而不是有两座“琼花庙”，可以作为有力的佐证。

　　证明瞭广州只有一座琼花庙之后，跟着发现：这座琼花庙与琼花会馆存在“三同”，一是名称相同，都叫“琼花”，二是庙址、馆址相同，都在城西的太平门外，三是创建年代相同：神庙建于明代万历十八年，粤剧界向来有琼花会馆创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传说。这一来，使我联想起封建社会里，戏曲艺人总是兴建神庙作为行会组织的事实。

　　在外省，北京戏曲艺人的“梨园行会设在精忠庙”〔5〕，苏州艺人以老郎庙为“梨园总局”〔6〕。

　　在广东省内，潮州府城（现今的潮州市）的戏曲艺人，明代崇祯年间兴建行会组织取名“庆喜庵”〔7〕；外江班于清代干隆年间，在广州府城建立的“外江梨园会馆”，“世俗呼为老郎庙”〔8〕。

　　粤剧也不例外。佛山镇琼花会馆扩建之前叫琼花宫，也是一座神庙。目前佛山市博物馆收藏着一个道光年间铸造、镌有“琼馆”二个字的大香炉，还能引起当时“香火极盛”的想象。

　　戏曲艺人在封建社会里是最受欺侮、玩弄和迫害的弱势群体，称为“下九流”，没有社会地位，他们不被允许像其他行业一样建立自己的行会组织，只好想出兴建神庙作为行会组织的变通办法。

　　既然戏曲艺人兴建神庙作为行会组织古已有之，全国皆然，明代潮州府的戏曲艺人如是，清代在广州府的外江班艺人也如是，粤剧艺人在佛山镇兴建行会组织时也并不例外。我们有理由相信，存在“三同”的广州琼花会馆和广州琼花庙，同样是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琼花庙是由粤剧艺人兴建来作为行会组织，对外称为琼花庙，对内称为琼花会馆的。

　　这一判断可以从建国前粤剧八和会馆最后一届会长黄君武口述的《八和会馆馆史》〔9〕一文得到印证。他在文章里提到“广州……有一‘琼花直街’是琼花会馆的庙宇产业等开拆而成的。”

　　既然琼花直街是由“琼花会馆的庙宇产业等开拆而成的。”或者说“琼花会馆的庙宇产业”开拆出来的街道，取名“琼花直街”，不是正好透露“庙宇产业”的庙宇是指琼花庙，街名的由来是与开拆琼花庙所在的一部分地方有关么？

　　他说“（琼花庙的）庙宇产业”“是琼花会馆的（产业）”，等于说琼花庙的产业就是琼花会馆的产业，不是正好透露琼花庙是由粤剧艺人兴建来作为行会组织的事实么？

　　根据干隆《南海县志》记载：琼花庙建立于明代万历十八年，可知明代万历十八年就是广州琼花会馆创建的时间。

　　有人会问：建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是佛山镇的琼花会馆，还是广州的琼花会馆呢？

　　粤剧界有两个传说，恰好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传说是，粤剧在历史上建立过两座琼花会馆，其中一座创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另一个传说是，佛山镇的琼花会馆是张五（摊手五）师父于清代雍正年间来粤传艺之后创建的（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说“摊手五入粤立琼花会馆……。”）这后一个传说，排除了佛山镇的琼花会馆创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可能性，也就证明创建于万历年间的是广州的琼花会馆了。

　　广州琼花会馆的馆址又在何处呢？根据《南海县志》（宣统二年刻印）卷三“地舆略”记载：琼花会馆所在的琼花直街属“十八甫警察西五段内街道”，可知广州琼花会馆是在十八甫。

　　至此，我以如下结论为粤剧史这个百年悬案划上完满的句号：

　　广州府城有一座属于广府班的琼花会馆，这座会馆取名琼花庙，创建于明代万历十八年，馆址在城西太平门外十八甫的农村。

　　今天的广州市地图已经找不到这条琼花直街了。1938年，日寇轰炸广州时，它的街区被炸成废墟。建国初年，在这片灾区上，建起了岭南文物宫，后来改为广州文化公园，从此琼花直街在广州市地图上消失了。目前只有在光绪年间德国人测绘的《广东省城内外全图》〔10〕上才能找到这条笔直的街道。还可以看到一条紧贴着这条直街的河涌直通珠江，那里就是停泊着无数广府班戏船的所在。沧海桑田，今天在十八甫再也见不到河涌的踪影了。

　　有人会说，康熙举人徐振提供的证据只能证实广州琼花会馆在清代康熙年间属于广府班艺人，现在既然证明广州琼花会馆创建于明代万历十八年，提前100多年，广州琼花会馆初创时，究竟是不是广府班的行会组织呢？欧阳予倩先生不是认为“在广州的琼花会馆是外江班伶工所建的可能性比较大”么？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明代万历十八年，广州琼花会馆创建之时便是广府班的行会组织。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正面证明。可以从下面这两则摘自县志和族谱的资料入手：

　　资料之一：成化十六年（1480），新会县知县丁积颁布《礼仪通谕》，指责“乡俗子弟多不守常业，惟事戏剧度日，致丧良心，日就放荡”，着令“今不分上中下户子弟，须令有业，非士则农，勿事戏剧，违者乡老纠之。”〔11〕

　　资料之二：木刻本《佛山石湾太原霍氏族谱》（有“成化十七年”序文）卷三之《太原霍氏仲房世祖晚节翁家箴》，写上“七月七之演戏，良家子弟不宜学习其事，虽学会唱曲，与人观看，便是小辈之流，失之大体。一入散诞，必淫荡其性。……后之子孙，遵吾墨嘱”一段文字。

　　这两则资料揭示同一个事实：在明代成化十六年之前，广州府珠江三角洲出现学戏的热潮。此时不只是缺衣少食的“下户”子弟去学戏，不缺衣少食的“中户”子弟和“上户”子弟也“多不守常业，惟事戏剧度日”，选择演戏作为自己的职业。想必是热潮持续时间长，极力劝阻无效，县太爷才不得不出告示、封建族长才不得不写下墨嘱来加以劝阻、纠正和禁止。

　　明代成化年间，出现学戏热潮的不只是珠江三角洲一个地方，江南一带也出现良家子弟不以学戏为耻的风气。陆容《菽园杂记》记载：“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优者，名为‘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亦不耻为之。”说明这股学戏的热潮（风气）当时出现在我国南方的广大地区，也说明在明代中叶，广州府的戏剧演出活动与全国同步，并不落后于江南其它地区。

　　此时余姚、黄岩和永嘉等地既然“皆有习为优者”，涌现大批“戏文子弟”，广州府也必定涌现“戏文子弟”一大批。可以想象，在明代成化十六年之前的若干年里，那些“不守常业，惟事戏剧度日”的珠江三角洲的良家子弟，组成的广府班一定不在少数。按照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常理。广府班拥有相当数量的时候，不会是它开始出现的时候，看来广府班最迟应该出现在成化初年。

　　有人会问：说增加的是广府班（本地班），有什么根据呢？

　　这就涉及如何区分本地班和外江班的标准问题了。

　　自古至今，我国的专家学者曾经提出过区分本地班和外江班的不同标准，这里不去罗列和讨论。我只想指出，粤剧界向来是以戏班艺人的籍贯作为区分的唯一标准的。他们管外省人组成的戏班，叫外江班，管本地人组成的戏班叫本地班。只要是本地人组成的戏班，即使唱的是外来剧种的腔调，也管它叫本地班。

　　道光年间，那时候由本地人组成的戏班，唱的是“近西班”的腔调，我们不是称它为广府班么？不是还说粤剧在那个时候形成的么？

　　咸丰年间，广东鹤山县人李文茂所在的戏班所唱腔调，根据专家考证，“仍然是乱弹班，更为接近梆子调”，也是外来剧种的唱腔，粤剧界不是向来称李文茂所在的戏班为广府班，称李文茂为粤剧反清革命艺人么？ 

　　光绪年间，由本地人组成的唱“乱弹、秦腔”的戏班，粤剧界不是同样称它为本地班么？足见粤剧界向来是以艺人的籍贯作为区分本地班和外江班的唯一标准，唱腔是不列为区分标准的。   

　　遵循这一惯例，我确认明代成化年间，珠江三角洲良家子弟所组成戏班是广府班不是外江班。

　　回过头来说广州琼花会馆创建时的归属问题。广府班从成化初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壮大，于万历十八年在广州创建琼花庙作为行会组织，我认为是水到渠成的事，不应该有疑问的。

　　从反面论证，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从保存至今的清政府咸丰朝文件得知：粤剧艺人李文茂在咸丰年间起义反清后，佛山镇的琼花会馆和广州的琼花会馆两方面的财产，都作为“逆产”被没收。咸丰之前是道光朝，道光之前是嘉庆朝，嘉庆之前才是干隆朝。咸丰时，广州琼花会馆既然存在，说明它在干隆年间，仍然矗立于城西太平门外。假设这座琼花会馆从来是外江班的行会组织的话，外江班在干隆二十四年就没有必要在广州府城再建立“外江梨园会馆”了。外江班有必要在干隆二十四年建立广州“外江梨园会馆”的事实，正好证明广州的琼花会馆从来不属于外江班，是属于广府班艺人。

　　再说，假设干隆年间矗立在城西太平门外的广州琼花会馆从来是外江班的行会组织的话，广府班于干隆年间，在佛山镇建立行会组织时，就不可能采用与外江班的行会组织相同的名称，也叫琼花会馆，外江班也不会同意。可见只有广州这座琼花会馆于万历十八年创建时就属于广府班，广府班有必要再在佛山镇建一座会馆时，才会采用与自己在广州的行会组织相同的名称，也叫琼花会馆。这是至明之理。

　　拙作《广》文发表之后，我找到一个清政府咸丰朝的文件《广州府库实存逆产罚款银数清折》，该文件除了列明没收其他“逆产”之外，分开列出没收两座琼花会馆的“逆产”：一项是“省城琼花会馆银一万两”，一项是“佛山琼花会馆砖料银一千六百一十七两三钱六分”。〔12〕这是佛山镇有琼花会馆，广州府城（也叫“广东省城”）也有琼花会馆，两座琼花会馆，都是粤剧的行会组织的铁证。

　　四

　　戏曲史、剧种史研究者向来都把戏曲艺人的行会组织纳入自己的视野之内，他们根据该组织的建立，推知这个戏曲剧种的发展情况。

　　我证明广府班于明代万历十八年，在广州建立琼花会馆，推知万历年间广府班经已相当兴旺发达，结合其他资料，推知广府班最迟出现于明代成化初年。之后，联系起目前粤剧史某些重要问题的记述，开始对粤剧的发祥地在佛山镇，和广州府先有外江班然后才有本地班，以及粤剧是本地人向外江班学习后组成本地班，经过地方化而成等说法产生疑问。

　　首先是，当我认识到广府班在万历十八年建立广州琼花会馆，是在自己的发展史上树立第一座里程碑，而不是广府班刚刚出现的标志，广府班出现的时间，最迟应该在成化初年之后，我对于所谓广府班出现于清代道光年间〔13〕，或出现于清代雍正年间〔14〕和出现于明代末年〔15〕等说法的正确性免不了产生疑问，此其一；

　　其二是，对于佛山镇是粤剧发祥地的说法产生疑问。

　　广州的琼花会馆创建于明代万历十八年，佛山镇琼花会馆传说是张五师父于清代雍正年间来佛山传艺之后创建的，与广州琼花会馆相比，迟建100多年。为什么粤剧的发祥地不是在早建100多年的第一座琼花会馆的所在地——广州，反而是在第二座琼花会馆的所在地——佛山镇呢？

　　专家学者和粤剧界行家提出佛山镇是粤剧发祥地的理由主要有两条。欧阳予倩先生在论文《谈粤剧》里的说法最具代表性——

　　一是“辛亥革命以前佛山是商业重镇，贸易远比广州为繁盛，外省人居留的也不多，故当时佛山当是粤剧本地班的发祥地”；二是“广州在清代以前是封疆大吏所在地”，他们“爱演外江班”（意即广州不可能是粤剧的发祥地）。

　　这些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所谓广州在“清代以前是封疆大吏所在地”也者，“清代以前”是指明代（和明代以前），“封疆大吏所在地”无疑是指两广总督府的所在地。根据阮元编纂的《广东通志》记载，明代和清初的两广总督府先后设在广西的梧州和广东的肇庆，都不是设在广州；两广总督府设在广州是干隆十一年的事。足见所谓明代的广州是封疆大吏的所在地，“爱演外江班”的说法缺乏根据；   

　　关于辛亥革命以前，佛山镇的贸易远比广州繁盛的说法，同样缺乏根据。佛山虽是我国“四大名镇”之一，怎么比得上明末清初已被称为“天下商贾聚处”、康熙年间，设立“十三行”统辖对外贸易的广州？干隆二十四年，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佛山镇的贸易有什么可能比广州这个南方大城市还要繁盛呢？

　　支持佛山镇是粤剧发祥地的根据，经不起推敲，所以我对于佛山镇是粤剧发祥地的疑问，无法打消。

　　其三，是关于粤剧的来源的疑问。粤剧的来源有两种可能：可能是从本地的民歌小调发展出来的，也可能是由外来剧种演变而成的。不晓得是不是专家学者找不到前一种可能性的证据，他们都一边倒认定“广州府先有外江班，然后才有本地班”，“广府班（粤剧）是外来剧种地方化演变出来的”。

　　广府班创建广州琼花会馆是明代万历十八年，比外江班于清代干隆二十七年（见现存碑记）创建广州“外江梨园会馆”，要早大约150年。同是在广州这个地方创建行会组织，外江班比广府班迟大约150年，有什么理由认为“广州府先有外江班，然后才有本地班”？认为“广府班（粤剧）是外来剧种地方化演变出来的”呢？

　　专家学者经常引用如下两条材料作为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引用徐渭《南词叙録》（成书于嘉靖三十八年）关于弋阳腔在明代嘉靖流行于广东的记载，作为“本地班最初的底子是高腔（弋阳腔）”的证据。进而证明所谓“广州府先有外江班，然后才有本地班”的说法；

　　引用緑天先生的手稿《粤游纪程》（有雍正十一年李元龙序文）“土优”条，关于广府班演唱“广腔”时“一唱众和”“必闹锣鼓良久”的记载，作为土优所唱“广腔”是由弋阳腔地方化而成的证据。进而证明“本地班（粤剧）是外来剧种地方化演变出来的”说法。

　　现在既然证明：广府班最迟应该出现于明代成化初年，这一来，引用徐渭《南词叙録》（成书于明代嘉靖三十八年）那条关于弋阳腔流行于广东的资料，再也证明不了“本地班最初的底子是‘高腔’（弋阳腔）”了。因为弋阳腔即使是在嘉靖元年（1522年）就开始在广东流行，也比出现于成化初年的广府班要迟大约半个世纪。这是说，广府班在出现之时，即使想要以高腔（弋阳腔）作为自己“最初的底子”也无法办得到，所以难免产生疑问；

　　其次，以“广腔”有帮腔和以锣鼓伴奏，与弋阳腔相同，来证明“广腔”是弋阳腔地方化出来的，从而作为证据，证明粤剧是外来剧种地方化而成。其实同样证明不了。理由是，弋阳腔有帮腔和以锣鼓伴奏是事实，说凡是有帮腔和以锣鼓伴奏的唱腔，都是（或来自）弋阳腔却不符合事实。因为除了弋阳腔，南戏和各地的秧歌演唱时，也是有帮腔和以锣鼓伴奏的。足见用都有帮腔和锣鼓伴奏，证明不了广腔来自弋阳腔，和广腔是弋阳腔地方化而成。这一来，所谓“粤剧是外来剧种地方化而成”的说法，也就失掉根据了。

　　正因如此，我对于粤剧的形成是经过从“本地人唱外江戏，到本地人唱本地腔”的过程的说法，产生疑问。

　　注　释：

　　〔1〕 见郭秉箴《粤剧艺术论》第39页。

　　〔2〕 1929年（即民国十八年），广东优界八和剧员总工会撰写的《广东优界八和剧员总工会沿革史》，否定广州有过琼花会馆。文章的开头就说：“本会成立于前清嘉庆年间，当时只在南海佛山设立琼花总会。洪秀全起义倡行革命，粤中剧员李文茂、吴英扬等，痛帝国之压迫，恨满清之专制，督率各戏班子弟云集响应，即从事于革命工作。失败后，佛山琼花总会，惨被清廷封没；迨前清同治初年，剧员邝新华、张启、杨伦等，悯同人流离失所，复在广州市组设会馆，名曰八和，盖取八方和洽之意。”（文载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的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出版的《广州民众团体一览表》一书第89页）。

　　〔3〕 1952年广东省参加中南区戏曲会演代表团撰写的《粤剧剧种介绍》肯定广州和佛山都有琼花会馆。这位未署名的作者开头就说：“在‘广东八和粤剧会馆’的记载中，（中略）不但广州有了‘琼花会馆’，佛山镇也有‘琼花会馆’”（见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编辑、1953年3月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一书）。

　　〔4〕 《广州城坊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琼花直街”条目，见该书第330页。

　　〔5〕 见景孤血《精忠庙首琐谈》，文载《京剧谈往録》 。

　　〔6〕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苏州老郎庙碑”条。

　　〔7〕 见林淳根《潮剧见闻録》。

　　〔8〕 见杨懋建《梦华琐簿》。

　　〔9〕 见《广州文史资料》笫35辑。

　　〔10〕 广东文献馆收藏。

　　〔11〕见康熙29年《新会县志》。

　　〔12〕 原件目前存英国档案馆。抄自《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册第26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

　　〔13〕 郭秉箴论文《粤剧古今谈》说：“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广州没有本地班，只有外江班”；同文有“见于道光年间记载的本地班”一语,可见他认为本地班是到道光年间才出现的。

　　〔14〕以緑天先生的手稿《粤游纪程》（有雍正十一序文）的“土优”篇为根据。

　　〔15〕见《中国戏曲志·广东卷》“粤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