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念驰

　　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纪念“江八条”十周年上的讲话；二○○五年三月四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发表的四点主张，阐述了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两岸观，我极其赞同。我始终认为没有单纯的台湾问题，也没有所谓的两岸关系问题，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问题，乃是中国人民在结束过去走向未来进程中，在决定自己的命运与前途时，必须面对和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既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又是现实存在的障碍，作为台湾问题也许称得上是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但作为两岸关系问题则是一个被国际化的问题。我们在制订中国走向未来和决定自己前途与命运的战略时，对此要有一个清醒的定性与定位，从而确定一个与中国发展相配套相适应的战略、战术、战役。对台方针政策应是从属于中国走向未来的总方针的，而不是凌驾于其上的，这就需要我们为台湾问题制订清晰的理论、方针、政策，而不允许随便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稍有不慎就会演化为心头大患，足以阻碍中国的崛起，甚至会葬送民族复兴的机遇。

　　我认为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两岸观是很好地把握了台湾问题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关系的。这些年台湾问题变得如此严峻，两岸关系变得如此跌宕起伏，一次次冲击我们走向未来的步代，皆与我们对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定性定位不清相关，因而处处显得被动。我从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涉入两岸关系迄今逾十六载，在学习了新一代领导人的两岸观后，认为很有必要把自己体会与敎训总结一番，供众人参考。

　　中国为大，台湾为小

　　台湾问题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因为中国积弱积孱，由于政府无能，甲午之战兵败割地，将台湾宝岛连同同胞割让给日本，这是国耻，是祖国对不起台湾父老兄妹。

　　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日本作为战败国，被迫将台湾归还中国，台湾才意外地回归。尽管被迫分离半个多世纪，台湾民众对回归祖国大家庭是衷心喜悦与拥戴的。但当时的中国仍是贫瘠，国民党政府与满清政府之腐败腐朽相比好不了多少，西方列强也从内心瞧不起旧中国的蒋介石政权，因此在归还台湾等问题上留下了许多伏笔。而国民党政府对台湾民众是残忍不公的，制造了诸如“二·二八”等事件，再次伤害了台湾同胞。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政权退踞台湾，将台湾作为“反共复国”基地，对台湾民众实行了长达四十多年的专制统治，对台湾民众灌输了半个世纪的反共敎育，形成了台湾同胞“反外来统治情结”。在蒋介石蒋经国离开人世后，政权落到了台湾的本土人手上，李登辉主政的十二年，给了台湾民众“当家作主”（本土化）及“选举”（民主化）的权力，并将“反共”意识转变为“反中”意识，同时将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加以塑造；陈水扁上台后的四年，更是强化了“台湾主体意识”甚至提出台独时间表，使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笼罩在台海上空的乌云越来越浓。台湾同胞应该说在当前这样两岸关系中，是一个受害者，我们应该对他们多点理解，少点责备。

　　祖国大陆在结束“文革”动荡之后，走上一条改革开放之路，并提出瞭解决台湾问题的九点主张，人称“叶九条”，以后又有“邓六条”、“江八条”。但当时中国人均GDP祇有一百八十美元，台湾人均GDP四千美元，日本人均GDP在一万美元以上，美国在二万美元以上，这种不对称的经济实力，使我们的统一诉求变得苍白。以后中国大陆经济虽不断起飞，但对急骤变化的台湾，认识显得迟缓，没有抓住人心，使统独形势变得异当严峻，这不能不说我们也是有责任的。

　　我们从一九七九年提出了“和平统一”方针，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客观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中国迅速地发展起来。邓小平创造性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大政方针实在是伟大的，它的历史地位不亚于“改革开放”，它的了不起是在于以空间换时间。因为中国太需要时间让自己摆脱孱弱，太需要时间让自己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邓小平与毛泽东同样秉承了“中国为大，台湾为小”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在今天同样是重要的。今日之中国，第一位的使命仍是完成一百多年来仁人志士们的宿愿——民族振兴，第一位的要务则是抓住历史机遇迅速崛起，舍此之外，体制改革、西部开发、台湾问题等等，均是需要服从这大战略的，这是关系中国人生死兴亡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因此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是要学会韬光养晦从而迅速强大富强起来，这是中国最大最大的头等事情，所以我们仍然要以时间换发展的空间。历史告诉我们，弱国无外交，贫国难统一。

　　我们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来说明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但它与关系整个中国与民族生死攸关的第一要务相比，毕竟有个主次与从属关系。那种以解决台湾为先，然后再去建设的论调，貌似正确，实很荒谬。屡受不公的台湾同胞，在决定接受统一这样的大事上，应允许他们多想一想，允许他们认识有所反覆。我们要用更好的条件让他们欣然拥护统一，不要太苛刻，要信任他们，寄希望于他们。台湾问题说到底，纵然一时走远了，也要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能自愈伤痛。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又有哪一次能够最终得逞？即使暂时的分裂，也要相信台湾同胞会觉醒，也要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会有足够力量去从容地收复它，并将分裂分子一一绳之以法。台湾问题暂时受挫为小，中国前途与命运受挫为大。台湾问题不应该成为我们中国崛起的阻力与压力，而要将它变为我们崛起的动力与助力。这一切都在一念之间，古老的中华民族应具备这种现代意识了。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迄今符合中国国情

　　解决台湾问题，洗雪历史遗留的耻辱，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良好的愿望，也是民族的意志。正因为这是全体民众的一种意志，所以我们就如何统一这些问题的思考未免过于简单，对台湾的特殊经历及台湾民众各种各样顾虑未免考虑欠周，对国际反华势力的干预未免考虑显浅，认为祇要我们把统一义旗举起，台湾同胞就应该立即响应，就应该立即投入祖国怀抱，否则就是没爱国心，甚至被指责为汉奸等等，是过于简单的。殊不知统一对祖国大陆是再好没有的事情，但对受过很深伤害、曾被遗弃的台湾民众，要重返祖国大家庭，则有许多顾虑，尤其长期以来的“反共”、“反中”敎育，使他们不太信任祖国大陆，他们对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及“文革”的血腥残酷心怀恐惧，他们害怕统一后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准，怕我们再搞政治运动，怕他们好不容易得来的民主权力再度丧失……。统一对台湾民众来讲是涉及灵魂的重新安身立命的问题，是一种文化归属与命运选择问题。因此在统一前，他们至少要搞清楚两岸现状是什么，台湾现有政治地位是什么，台湾人的身份是什么，在统一后中华民国将怎么办……，他们想得很多很细，他们在决定统一与否前，要我们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身份与名份，确保统一后不会被吃掉，他们需要有尊严地被统一。台湾主流民意除“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外，无论如何还包括“求身份”这一诉求，这诉求是我们必须予以正视的。

　　对于统一中的这些深层问题，我们似乎考虑不够，甚至长期不去回答他们期待回答的问题。我们对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台湾法统、甚至台湾《国统纲领》，始终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这让很多台湾同胞望而生疑；而台独分子正是借此鼓动台湾独立，用“特殊国与国论”、“一边一国论”去满足台湾同胞“求身份”的欲望，从而激起我们的忿怒，而台独分子又用我们的愤慨去构建台独的“正当性”。统独问题不是两岸问题的核心，今天台湾八成以上同胞都明白，统独、族群、省籍问题是政治人物制造与操弄选票的工具。台湾民众核心是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求身份、合理身份尤其是他们的主要诉求。绝大多数台湾同胞，包括支持民进党的民众，并不全是支持台独，并不全是要与大陆对抗，而是一种“自保”心态在起作用。对此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才有了初步认识，走了一段弯路。走弯路也许是两岸关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大陆一些民众对两岸关系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缺乏思想准备，动辄显得不耐烦，甚至还怀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正确性；而台湾则将“一国两制”妖魔化，他们“要和平不要统一，要两制不要一国”。其实“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迄今符合国情和两岸民众的根本利益，“和平统一”方针为我们和平崛起赢得了时间，“一国两制”为两岸提供了“和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真正内涵也许我们远远没有认识。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今年“两会”期间所言：“一国两制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丰富和发展”。如果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还有什么不足的话，则是我们对邓小平的科学构想理解不深，也没有去加以丰富与发展，祇是较多地加以机械而简单的诠释，让这一方针与学说仅仅成了一个口号，而这口号对台湾民众而言则成了个沉重的符号。

　　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另一伟大意义，则是提出了一个融合思维，这对饱经动荡、饱受欺凌、饱历斗争与运动的中国大陆民众而言，是一种全新思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路革命与斗争而来，习惯了对抗，追求的是立场，处理问题往往不讲对错，调门高充满火药味，总是受赞赏的，反之就会被怀疑立场有问题，这种思维表现在台湾问题上尤甚。其实要真正“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是中华民族一种新的融合与再造。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事实证明再正确的方针政策，也有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问题。“和平统一”的核心是“和平方式”，“一国两制”的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一个中国到底是现在式还是进行式、未来式？我认为是现在式。但统一是进行式的，一个统一的中国则是未来式的。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才能让人心悦诚服。

　　统一是两岸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

　　统一究竟是什么，是合并还是征服？和平统一究竟是什么，是日程还是过程？这些基本概念多数人从来没有认真去想过。绝大多数人认为统一就是统一，是不需要多想的。尽管统一是中国人二十一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这么大的大事，却建立在一个模糊的认识基础上，既没有明确的战略，也没有明确的阶段任务，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法律、纲领、条例、政策，全凭着朴素的追求统一的强烈愿望，这样的统一难免会有波折。犹如一株大树长在贫瘠浅薄的土层之中，它如何去经受狂风暴雨的洗礼？

　　但是经过过去二十多年波折，我们终于摸到了统一的规律，并且第一次明确了什么是统一。二○○四年初，在全国人代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代表第四代领导集体说了一句大家并不经意的话，他说：“和平统一的过程就是两岸发展和繁荣的过程”，第一次提出了“过程论”。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贾庆林在纪念“江八条”十周年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互利互惠，合作双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越来越成为两岸同胞的共识”；“祇有在两岸共谋发展、共议统一、共促振兴的正确道路上，台湾同胞才能真正抚平历史的伤痕，获得更大的利益和福祉”。这个讲话把统一的过程与内容具体化了，明确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创双赢、共议统一、共缔一中的过程”，这就是“共同缔造论”。这将邓小平的融合思维大大加以丰富了。

　　台湾同胞对统一有许多顾虑，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要解决台湾问题已不是选用何种模式的事了，不管用什么模式，哪怕用“邦联”或“联邦”，都难以消除他们内心的恐惧；而“共同缔造论”与共同繁荣的“过程论”，则从根本上消除了他们对统一的恐惧。因为这样的统一完全是平等、尊严、互惠的，是谁也不吃掉谁的，是符合民族复兴的根本愿望的，这将为两岸关系带来一片光明。“共同缔造论”与“过程论”，多年前汪道涵会长与一些学者就提出过，曾受到台湾近八成民众赞成。今天它成了国策，则一定会为两岸关系增添更多凝聚力。

　　如果说统一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创双赢、共促振兴、共议统一的过程，那么，统一的阶段性目标及手段等问题也迎刃而解了。因为这过程不可能一蹴而成，势必要分成若干阶段去完成。按台湾《国统纲领》，他们将统一划分成——交流交往阶段、对话与谈判阶段、建立统一的契约阶段，这种三阶段论大体是符合现实的。江泽民曾讲过在建国一百周年前完成最终统一，因为统一大约还要五十年来完成从交流——谈判——签约等过程。由于两岸分离已久，信任基础太差，需要用大量时间来交流交往，从而增信释疑，然后再进行对话与谈判，这更是个复杂过程，最后将共识变成法律条约，再逐步形成一部《两岸关系基本法》，基本法还需要一个试行过程，最后定个日程作为统一之日。

　　如果明确了这些阶段性目标，我们也就明确了统一是一种渐进式的统一，也就明确了统一过程中交流与交往的重大意义，那么也就明白了交流交往的门槛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对话与谈判的条件苛刻点好还是简易点好，“三通”准入标准低点好还是高点好，也就弄懂了两岸经贸热到底对谁更有利；就会知道两岸从“文化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是一个必由的过程，就会知道多一点便民利民，少一点意识形态到底对谁更有好处；就会知道怎么善用国际因素，怎么斗智斗勇不斗气……。如果这些道理都能让两岸人民知晓，那就不会指责“两岸经贸养肥了台独”，也不会认为“交流为陈水扁加分”，更不会认为给予台湾同胞身份名份是“对台湾的让步”，台独分子激起的“台独”浊浪就不会冲击我们的中心工作，台湾问题也就不会成为我们的阻力，中国的崛起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受困。最近一年来，从我们制订《反分裂国家法》到春节包机直航、派员吊唁辜振甫、贾庆林的讲话、胡锦涛的四点主张，都是新思维的产物，都是主动掌握两岸关系，都是深得人心的。

　　两岸关系不同于其他关系，它异常吊诡，表现在经贸热政治冷、交流多认同远、越压越反、越柔越顺……，这中间的规律不同于一般规律。事实证明，两岸间的最大障碍是心障，最大混乱是认同混乱。这就要我们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心态，不断地探索两岸的规律，不断地调整我们的政策。

　　对台湾问题要有信心、耐心和决心

　　中国何日能统一？有人曾问邓小平，邓小平沉吟良久，回答说：“我不知是哪一天，但我知道统一之日，必是两岸同胞多扬眉吐气与繁荣之日”。今日的对台政策正在逐步走向邓小平指出的这一目标，“过程论”与“共同缔造论”正是这种思维的产物。它为我们对台工作带来了广阔空间，祇是我们还远远没有去利用这笔财富，传统思维有时还十分强大，我们的机制体制也存在许多不足，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当今中国处于一个大转折时代，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作为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经济发展到人均GDP由一千美元向三千美元的转型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各种矛盾凸显期，各种矛盾均在激化，包括台湾问题的矛盾也在激化，发展能不能突破这个瓶颈，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检验。在这历史关键时期，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提出了“四位一体”的发展方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并举发展方针。尤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思维，对两岸关系必然会产生积极影响，这种新思维与坚持“中国为大，台湾为小”，以及两岸统合的融合思维，都有着相通的精神。事实证明，心有多宽，我们的路也有多宽。

　　其实从邓小平时代的“三个有利于”，到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时代的以民为本的“四位一体”发展模式，都是极好的时代精神产物，应该很好地与对台工作结合起来。因此如何运用四代领导人的宝贵财富与对台工作相结合，是我们今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例如胡锦涛主政后，就把两岸关系概括成“共同家园”关系；现状定位为“尚未统一”关系；怎么统一定位为“共议统一”关系；指导思想定位于“四个有利”思想，即“祇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祇要是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的事情，祇要是对维护台海地区和平有利的事情，祇要是对两岸关系发展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这些主张不光对我们有利，对台湾同胞也有利，有着强大生命力，台湾同胞是会接受的。如今我们不缺新思维，缺的也许是与之配套的政策及怎么向两岸民众宣讲。事实证明，祇有心中装得下台湾，我们才不会失去台湾。祇要我们始终代表两岸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方向、先进文化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心中有台湾同胞，热爱自己这些久违的兄弟，我们就一定会掌握统一主导权。

　　要解决台湾问题和把握台湾问题需要我们有很好的心态，对台湾问题要有深切的瞭解，对台湾的人群要有阶层分析，对两岸基本状况要有量化分析，始终掌握什么为大、什么为先、什么为重、什么为轻，冷静分析究竟谁比谁强、谁比谁急、谁更怕谁。事实再次证明，我们比台湾强并会更强，是台独比我们更焦急希望更渺茫，台独更怕我们，他们手中的牌已打尽，我们可用的牌远远没有用尽。前十年台湾主动出招多，我们几乎是被动应招，一直跟在台湾选举后面转。不少人开始丧失信心，纷纷责怪“和平统一”方针不具生命力了，责怪是“绿色台商”惹的祸，要求将台湾问题交给军方去解决……。这些都是自丧信心的表现，是不可取的。台独逾越不过强大祖国的凝聚力，逾越不过大陆军事斗争的压制力，逾越不过两岸经贸与交流的牵制力，逾越不过国际社会的政治现实，逾越不过岛内人民的反对，甚至逾越不过民进党内部的反对。我们不重视台独是错误的，但过度渲染台独也是错误的。我们重视台湾问题后面的国际因素是必要的，但过渡渲染这种因素与依赖这些因素同样是错误的。关键因素是我们自己，做好我们自己的每件事情才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事情办好了，综合国力上去了，政治文明进步了，有台湾人说我们不穿鞋都会连夜爬过来讲统一。因此我们要加快“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的建设。对台湾同胞要温柔再温柔，对台独的斗争要坚决再坚决。但这种斗争是要晓之以理的，而不是“文革”式的大批判。我们要有战胜台独的军事实力与能力，“和战两手”都要硬，要主动出招主动满足台湾同胞的一切合理要求，要有自信，深信台独是走了一条自我毁灭与慢性自杀之路，两岸的严冬即将过去，台独攻势已从巅峰下滑。要深信台湾民众会觉醒和从善择流，要深信两岸渐进式统一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要深信一个统一的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的新中国必定会诞生。在任何时候，我们不可丧失对台湾问题的信心、决心和耐心。

　　一个好政策胜过千军万马

　　近十六、七年的实践让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好政策胜过千军万马，我们对台的最大优势是政策优势。

　　最近我们允诺春节包机直航，派员吊唁辜振甫，贾庆林纪念“江八条”十周年会上的讲话，胡锦涛主席对台四点讲话，出台《反分裂国家法》，都是好政策的体现。在包机直航问题上淡化了政治争议，尽量便民利民；在派员吊唁问题上，显示有情有义，主动伸出了手；在《反分裂国家法》上，清楚划出了和战两岸底线，威胁了台独的冒进，维护了台海和平；在“江八条”基础上，发表了第四代领导的两岸观，柔性的喊话，刚性的反独，有理有节。这些举措好在主动出招，敢于有作有为，确保了台湾问题不影响中国的中心任务。事实证明，好政策成本最廉效果最好。

　　一个好的政策可以牢牢控制台海主导权，但一个好政策有赖于对台海形势和台湾民心的正确判断，正确判断有赖于对台海问题和台湾民意的科学的研究，而科学的研究则有赖于一群忠诚而有责任心的专家学者忘我的工作。一个好的政策还有赖于一个好的工作团队去贯彻落实，这一切还都有待进一步落实完善。这是对台工作成败的关键。

　　一个错误的政策后果是灾难性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国爱德蒙·柏克《美洲三书》值得一读，该书记述了英国当年对美洲的种种不当政策，如“课税”、“动武”、“镇压”等，导致美国民众的反抗，最后造成两个同文同种国家的分裂，美国从此从英联邦独立了出来。历史的敎训不能不引以为戒。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随便发布政策也不能随便修改政策，对台湾问题尤其如此，必须慎之又慎。制订对台政策一定要广开言路，善听不同意见。如今我们的政策已逐渐成熟，新思维新风气蔚然成风，对“和战两手”、“硬软两步”有了很深体会。我相信在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人带领下，两岸关系必会走出困境创新局面，台湾问题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关系，一定会更好地摆正，使台湾问题从阻力变为中国崛起的动力与助力，真正做到光前裕后，无愧于先辈更无愧于后来者。

　　(原载《中国评论》二○○五年五月号，作者系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