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三年大陆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一个分水岭

　　傅昆成：自二○○一年十二月大陆加入WTO，二○○二年一月一日台湾正式加入WTO以后，两岸的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大陆是以“中国”这一个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加入的，而台湾是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的非国家身份加入的，不过在WTO体制内享有的权利义务是一样的。

　　今天的研讨会要讨论的是：经过二○○二、二○○三、二○○四年，这三年的发展，按照台湾与大陆在入世时所做的承诺，一个新的经济秩序正在海峡两岸快速地出现。就我手边的资料，简单地说，在中国大陆入世后，大陆部分的主要减让项目，二○○五年会是一个分水岭。例如整体的关税水准，正在快速削减。单是对于资讯工业产品，如电脑、半导体、网际网路等台湾专长的项目，在二○○五年底前，就要从百分之十三点三降到零。光这一项就可以想像大陆与台湾经济关系的改变会很大。又例如：入世当时，美国的电报电话公司对于中国电信企业所持有的股份不能超过百分之四十九，二○○三年以后可以增加至百分之五十；而且，允许外国投资企业可以担任关键的职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电信通路，占整个大陆主要内地电信市场的百分之七十五，在入世后，立刻就要对外国公司开放。到二○○三年以后，全国的电信服务业，基本上，中国大陆允诺都要开放；而在二○○五年底前，更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于附加价值业，如群呼业，拥有百分之五十股权，取得业务主导权。

　　此外，制造商可以不再通过中国政府做仲介，直接向中国十三亿消费人口来办理进出口，并可以处理售后服务，这也是一个极重大的改变。在二○○六年以后，外国汽车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一百的关税，会一直降到百分之二十五。中国还将允许外国企业投资中国汽车行业的销售、对中国汽车工业融资。

　　二○○四年以前，农产品关税从原来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五降到百分之十四，对小麦、玉米、棉花……等农产品给予越来越高的配额，对进口小麦……等取消卫生检验。

　　二○○三年以后，大陆已经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开办业务，并在二○○六年以后可提供服务给中国大陆的个人。在证券基金合资企业方面，外国公司原来祇被允许掌握百分之三十三股权，中国大陆入世后，原来的百分之三十三提高到了百分之四十九。

　　所有这些事情都一再告诉我们：在中国大陆入世的三年多来，大陆的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一个分水岭。这个时候，对台湾来说，正是一个重要的际遇。如果我们利用这机会好好掌握它，摆脱戒急用忍、裹足不前的独立小岛的心态，相信对台湾人民来说，会是一个绝佳的发展机会。对整个中国，包括香港、澳门来说，也是一个绝佳的统合发展的机会。今天《中国评论》月刊很荣幸邀请到这方面的几位专家先进，来共同讨论这个主题。

　　台商在大陆地方的优势较大

　　胡世芳：那么多年来一直听到中国要加入WTO，终于成真。到中国大陆参访时，也看到WTO委员会一直在做沟通及桥梁的工作，我想在这方面，应该要注意的是，加入WTO以后，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我个人觉得机制上的改变是他们想要做到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则是迈向自由化、国际化、法制化。这个过程非常坎坷，对于台商、外国机构想要进入中国进行产业或是金融投资，都还处于一个互动学习阶段。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大家也看到大陆在公司治理上所做的努力及改变。这些对台湾来讲，是代表着机会或是危机?

　　最近两年，我相信他们最严重的问题是公司治理及民营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对台湾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进入的机会不是这么大。另外最近大陆新公布的法令规定不准再有新的MBO deal产生，这个规定让人非常惊讶。

　　过去苏联因为这样的设计，产生非常多的富豪，也产生非常多的流弊，因为银行跟经营阶层一起把这个市场吃下来。这些实务上的事情，在加入WTO之后，他们一直想要把这个部分开放，想要继续跟国际接轨，资产转移上面产生很多流弊，台湾在这民营化领域看起来是没有得到什么样的利基。我想这个问题是未来这两年台湾方面会碰到的挑战。

　　但挑战也是机会，我们看到寿险业和证券业不管在管理和经营上，台湾仍然有很多机会。虽然寿险业现在百花齐放，但大陆实在是太大了，台湾的人才和经验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复制过去，在未来是一个成功的要件之一。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到二○○六年，WTO解除很多管制措施，中国大陆必须要将中央权力下放给地方。我们知道在中央很多事情比较好沟通，深入到地方时，则困难重重，那就靠大家各显神通了。这时候，外资是不是能够将触角继续深入投资到中国大陆各个地区去，很多专家都抱持存疑的态度。

　　相对来讲，这也就是台湾的机会。就台湾来说，台商在中央比较弱，但在地方则非常强。台商在地方的沟通能力，是比外资好很多，我个人认为明年以后，是中国大陆证券和寿险市场的好时机，这个也是台商进军的好机会。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自去年起在防范贪污方面作了很多机制的改变，非常认真，但政府抓不胜抓。另外，我也听到很多台商被抓进去以后出不来，非常头痛。这个对中国大陆未来在地方权力解释上面，也是一大挑战。这也是台商在○六年进去以后，反而要更注意的地方。

　　另外在IT产业上，我们的机会更好。因为未来台湾跟中国大陆紧密度会越高，那么如果维修中心或研发中心在台湾，并开放大陆市场，另外供助一些Internet的链接，会使得我们台湾在IT产业上，与大陆的策略联盟合作更加密切。台商的竞争力非常强，而且也跟当地大厂开始合作进入国际及当地市场，这个对台商而言是我们的利基所在。未来两岸在IT产业的合作机会会越来越好。

　　大陆向世界展现的新机会是台湾最重要的机会

　　马凯：观察台湾与大陆经济发展二十年，二十年当中内心的焦虑日甚一日。其实二十年前即可看出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方向，方向已经决定台湾经济未来的走向，而这走向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可以去改变!

　　如何运用大陆的经济开放，而突然向全世界展现的新机会?这机会是台湾最重要的机会，在全世界摩拳擦掌之时，台湾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若台湾无法掌握此优势，反而造成台湾经济灭绝的致命关键。

　　过去十几年来，从台湾过去的经济情况中可见，台湾的经济正在每况愈下。在大前研一的预言中，二○○八年台湾的经济优势会丧失，当台湾经济优势丧失，不止是经济的末日，而且是台湾的末日。

　　所以，要如何面对，是我一直焦虑的问题，而这焦虑从今年过年时，两岸的包机直航，看到两岸很大的突破。所以，等待货运的直航，以及两岸的三通是可期待的。但是等到的却是反分裂法，初步看是两岸极大的危机，尤其台湾政府突然对两岸政策的踩刹车，对台湾与大陆的各种互动在延缓。深层来看，反分裂法是会有良性刺激，藉由这个冲击，重新检讨思考两岸的新定位。

　　个人认为，这与胡锦涛作风有密切关系，胡完全掌控局面，让两岸关系有新的阶段，有别于李登辉与江泽民所主导的方式。而在反分裂法后，不是更危险，而是更加安全。在反分裂法后，所引发的国际反感，中共会在国际间对台释出善意，台湾反可利用此机会有大的突破。

　　国际大循环战略成就大陆“世界工厂”

　　反分裂法所造成两岸的倒退，中国很难单方面化解危机，他必须透过台湾某种程度的忍让与包容，才能使反分裂法的风波告一段落。此刻台湾的表现，在未来两岸的互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抛开政治面不谈，大陆现在的经济，事实上发生好几个重大不平衡的现象，这不平衡，是跟中国大陆发展的策略息息相关。

　　现在中国大陆发展的策略，就如同台湾四十年前所采取的策略，而这发展策略，如大陆一九八○年代的文献资料，在赵紫阳时代，当时中共研议国际大循环战略思想，在赵紫阳幕僚的讨论下，就消失了，主要是觉得此思想不适合中国目前环境。而此国际大循环战略思想，就是以材料、设备、资本、技术，从国外进口，由本国加工成成品，再输出至国外市场。这简单来说，就是台湾的加工业发展方式。依赵紫阳的判断，此策略适合小型海岛型经济体，不适合大型的大陆经济体。原因是这两头在外的负担太沉重，一方面在原料、半制品、零组件的进口，成本会非常高；另一方面，在出口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对快速饱和、激烈竞争的市场，而价格下降，利润不断压缩，所以，在成本升高、利润压缩的疑

　　虑之下，他把这个策略完全否定。但是在五年之后，中国大陆开始全盘走向这个国际大循环战略思想，直到今日为止，今日中国大陆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博得这个世界工厂的美名，它的经济可以蒸蒸日上，完全是拜这个国际大循环战略思想所赐。

　　大陆严重低度开发令人担忧

　　从前年到去年，全球的重要物资，包括钢铁、水泥、铝、锌等价格飞涨，也是这一波，带动国际的航运价格高涨，原因是中国大陆发生了错误的投资。祇是一个国家在一年之间错误的投资，已能造成全球的震动，这还不是大陆经济全面开展的情况。事实上，中国大陆经济开展的潜力是一部分而已。

　　中国大陆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向渤海湾发展，都没有脱离沿海地区，始终没有触及到内陆区，而内陆区市场腹地、劳动资源、天然资源，都还停留在严重低度开发状态。虽然中国大陆祇开发沿海的一线，已足以使全球震动，如果若干年后，中国大陆开发至一半，而世界要承受怎样的冲击呢?没人知道。但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大陆，因为他的生产会寄托于进口的能源、原材料、零元件，甚至进口粮食，来满足他的人口，这个进口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尽管不过是十几年，已经是市场的洪水猛兽了。一方面受到越来越大的阻力，一方面单价在下滑。

　　还有当中国大陆在销售这些商品时，全世界还有四十亿人口，拥有同样的廉价劳动，拥有同样廉价的资源，而他们是还没有开始展现他们的实力。所以，大陆也面对着重大的危机，尽管被目前亮丽的经济成长所掩盖起来。以加工出口业起家的台湾，却能比大陆更早看到。

　　农村和日本问题是台商的机会

　　大陆未来甚至还面临几个问题。例如说，经济因目前错误的投资，对资源配置严重错误，而且由于它的经济过热，也造成能源的短缺，同时祇发展沿海经济，造成经济的不平衡。而工商的发展，也造成农村发生极大的危机。

　　中国大陆农村的问题，事关九亿人的生活与命运，这个问题是极端的严重，而这问题，若不能妥善处理，会令大陆陷入动荡不安的危机。

　　除了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之外，而中日间的磨擦，在一山不容二虎之下，未来的磨擦祇会延长。中日的经贸关系，要如何去调整，其中进出口要由哪个国家来取代，是目前中国大陆迫切要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大陆要马上展开行动，把农村问题改善。而这个问题，我想全世界中最适合的人选就是台湾。而土地改革、农村改革，要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台湾必须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台湾出色的中小型企业家加上农业专家、农业经济专家、农业销售专家，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团体去帮助中国内陆区域。

　　台湾经济出路在于成为大陆经济的帮手

　　当中国大陆产品受到国际竞争，逐渐变饱和，利润受影响时，目前迫切要做的事情，就是提高生产效能，压低生产成本，而这样的经验，台湾又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如果透过台湾企业家的协助，使中国大陆的生产成本能够降低，不利影响降低，才能使中国大陆经济走得长远。

　　另一角度来看，中国大陆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必需仰赖大量的外国的原材料进口，这是目前很多国家抢着要的。除了台湾之外，还有日本及南韩积极介入。现在中日交恶，而南韩发展的经济型态跟台湾有非常大的不同。因为南韩从一九七○年代开始，开始发展重工业，而对加工出口业的瞭解，远不如台湾，经营者也远少于台湾。而今天它的产品，对于下游的加工出口业者的需求，不能完全的吻合，所以台湾具有最大的优势。祇是因为台湾政府这边的态度非常的犹豫，使得南韩商品尽管并不完全吻合大陆需求，以及语言上的不通，这样的国家，居然后来居上，现在大陆市场的占有率可以超越台湾。

　　如果台湾这边可以更积极去扮演这个角色，向中国提供更多的上游的原材料来源的管道，以及降低原材料成本，会有极大的帮助，这也是大陆对台湾的需求。若台湾如预言般于二○○八年面临经济末日，那台湾目前正面临生死存亡之秋。如何让台湾这个难关可以渡过，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就是台湾可以扮演好它的角色，为中国大陆提供重要的原材料，为中国大陆提供各种销售服务，为中国大陆开发人力资源，成为这样一个重要的帮手！

　　台湾不要自我封闭

　　高孔廉：我首先有两点回应，第一个刚才马凯敎授讲到面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们原来是在它前面的，现在逐渐的流失了优势。

　　我们的IT产品大概百分之八十五是从大陆出货的，号称我们是IT世界心脏，但其实百分之八十五是从大陆出货的。台湾经济再发展的这个时机可说稍纵即逝，王永庆先生○三年曾讲过台湾的优势祇能维持三年，后来虽然修正为五年，但总之就是维持到二○○八年。

　　我个人是稍微乐观一点，我认为是到二○一○年或二○一一年，为什么呢？因为到那个时候，二○○八年北京奥运、二○一○年上海的世博，经济实力均将大幅上升，而且二○一一年东协跟中国要成立FTA。一方面中国的成长，一方面人家要跟东协合作，台湾是在边缘之外。所以我觉得时机紧迫是很值得忧虑的，有待大家共同努力。希望我们的政府不要再实行一个闭关锁国的做法。

　　韩国对大陆出口已超台湾

　　第二个回应就是刚才马敎授提到的反分裂法，坦白讲，我个人意见觉得反分裂法雷声大雨点小，远不如原来的预期，条件也讲得很含糊，内容也几乎都是过去所讲的话，把过去的政策宣示归纳到法令里面。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一、打仗还需要法令吗?二、法律条文应该是明确的，但它根本就像是政策宣示，哪像个法律条文，也没有罚则。三、反分裂法

　　从它的名称上，应该是针对全部，不是祇针对台独，我觉得这是非常不聪明。

　　反分裂法出来后，温家宝释放出三个小惠，例如节日包机啦、农产品……。大家包括国际都期待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弥补这个反分裂法所造成的两岸的距离，我相信这个时机可能会发挥一些作用，所以江丙坤先生访问大陆回来的时候有所谓十个初步成果。这十点其实对台湾经济的提升是可以发挥功能的。

　　但是很遗憾的，我们现在的政府似乎是准备闭关锁国，不承认这十点初步成果。然后刚刚也谈到韩国，韩国在去年开始，出口大陆的产品超过我们。大陆最近反日的风潮，其实我们跟韩国应该都是受惠者之一。我们如果不趁这个机会去争，把这个东西让给韩国的话，那我们更是自己失掉这样的时机了。所以我觉得不能因为是国民党在野党所谈出来的，执政党就来封杀。这封杀不是封杀国民党，是封杀台湾经济。最近年代的民调显示，百分之七十的人民认为台湾经济是不能脱离两岸经济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政府官员能够看到这样的趋势。

　　“三不三要”

　　接下来是我自己准备的书面资料，有几点看法。第一，我个人认为大陆经济仍然会继续成长，而这样的成长里面，大陆的内需市场也在扩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成长高达百分之十三，固定资产的投资也在增加；另外美元的弱势，导致大陆出口强劲，第一季顺差已经有一百五十亿。我方才提到消费、投资、顺差三项，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经济成长的公式，也是比例成长的结果。但是大陆官方公布的百分之九点五不晓得数据是怎样得来的，并非依经济学理，是由成长因素公式计算，以致难与其他因素比较。

　　第二个是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在目前来看，还不成功。不成功所以导致去年中国要宏观调控，不成功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无序的成长，过去是官方统治的，现在不管了，就盲目投资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珠江三角洲方圆不到一百公里里面，有五个国际机场。第二是不均衡的成长，城乡、东部西部不均衡。第三是无效率的成长，投入的资源远大于产出。二○○五年大陆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贫富悬殊。其次是三农问题严重，即农民、农村、农业的问题。三是房地产过热，可能导致房市泡沫化。四是能源的价格上涨，再加上工资上涨，可能引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五是宏观调控后，货币信贷收缩，对企业流动资金构成影响。

　　未来大陆的经济，我认为是三不三要。第一不以招商为升官的依据。第二，不以外销作为成长的动力。第三不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三个要为：第一要有效率的成长，第二要有均衡的成长，第三要制度化、自由化及国际化。

　　反分裂法的目的是避免战争

　　戴立宁：今天所要谈的问题，对我而言，应该是given，答案是那么的明显早在那儿具体呈现了，应该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余地。两岸的关系基本上绝对不再是“国共斗争、反共抗俄”那个时代，一种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zerosum game)；两岸关系的发展，从现在到未来，尤其是在经济和产业方面，已经演进成一种共荣共辱、双赢双输——共创新局的竞争合作关系。

　　就从刚刚大家都谈到的《反分裂法》说起吧。心平气和地想一想，真的要打仗，还需要先立一个法律，来规定如何打、何时打吗?那才是笑话。所以，我们可以大瞻地假设，《反分裂法》的制定，其主要目的，不是两岸要战争，而是如何能够避免两岸间的战争。

　　台湾的一些作为，确实曾经把两岸关系逼到非战不可的死角。全世界都警觉到战争的气息——祇有台湾，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祇缘身在此山中”吧，好像满不在乎、不以为意。

　　历史是一面镜子，现代民主国家的发展，大致沿袭着某些一定的过程。比如说：第一代的领导人，通常都是对现实不满的高级知识分子（知识份子天生是反对党），所以革命家都是高级知识份子，所谓“上医医国”，各国的国父，多数是医生。我们的国父如此，越南的胡志明也是医生。

　　医生可以做国父，但是秀才造反，往往一事无成。真要成功，还是靠枪杆子出政权，所以第二代的领导人必定是军人。马上得天下，未必能马上治天下，因此第三代的领导人是工业家。台湾如此，大陆何尝不然。所以说，中国大陆现在的主政者，以我的观点，不是第四代，而是第三代领导人。他们好不容易从军人手中取得了政权，也尝到了经济发展的果实。他们没有理由好战，一旦战争爆发，很可能政权又回到了军人。

　　反分裂法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避免战争，才需要订定法律，预告了战争发生的条件和危险，从而成为避险的依据。假如我们可以抓牢这个基调，相信会对《反分裂法》有更深一层的领悟。

　　台湾部分人对美国存有奢望

　　最近，中国大陆的各大城市都发生了反日的活动。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一百年的苦难，可以说和日本有脱不了的关系。美日联盟，防范中国的崛起，居然把台湾也包括在内。让台湾的某些人，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中日纷争、海峡有事之时，希望美国能派一两艘航空母舰来帮忙防守台湾。

　　如果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出发，大陆跟台湾长期地维持对立，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了。两岸对立的局面，可以继续维持推销它那过时但高价的武器。美国的崛起，主要就是靠着两次世界大战，你在打仗，他在卖武器赚钱，卖着卖着，变成了世界第一强国。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世界大事，最早是从罗马帝国、拿破仑的陆权开始，发展到海权；到了二次大战快结束时候，海权开始没落，空权取而代之。想一想，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著名战舰，哪一艘不是被空军炸沉的。空权鼎盛的时候，航空母舰是霸王，舰载机所向无敌，祇要发现敌踪，无一能够幸免。

　　但是今天，今天的局势再变，陆地上的一颗飞弹，就可以打五、六千哩，横越太平洋。航空母舰不再有用了，反而成为飞弹最好的靶子。要美国派一艘航空母舰来台湾海峡当飞弹的靶子，山姆大叔就算再有钱、再蠢，恐怕也得要仔细考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是世界超强，有名无名之师，可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在东亚的两场战争，韩战和越战，美国人祇能抱头鼠窜。一个北韩已经让美国人心寒了，如何期望美国为防卫台湾去打一场毫无把握的仗?

　　这个世界又重新回到了陆权，欧亚大陆岛从法国、德国、乌克兰、俄罗斯而中国，必然成为世界权力的中心。相对的，日本和英国很仿徨，他们被吊在大陆岛的两旁，随时都有可能被边缘化。

　　历史情仇与血缘脐带

　　欧盟是世界重要的经济体，看一看、想一想，其实中国在三千年前的秦朝已经完成了今天欧盟的结合。我们比他早了三千年。我们观赏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电视剧，其情节和法兰西的称霸、普鲁士的建国又有什么不同？

　　往前看一百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出超国，三样商品，所向无敌：茶叶、丝和瓷器。鸦片战争其实是个贸易战争，为平衡贸易而战。但是这一百年中，就从台湾的割让开始，中国人是极苦闷的，极其苦闷的……

　　一百年过去了，中国是不是真的崛起了?台湾未来的命运又如何?多少专家都在为大陆和台湾筹算，算一算未来的局面将会如何发展。这让我想起了一句俗话：富烧香、穷算命。当今的情势，是有人乐观，总是在烧香；有人悲观，忙着去算命。纵使纯粹从台湾的角度看未来，其实我们永远也抛不开历史的情仇、割不断血的脐带。

　　郑成功与蒋介石的雷同

　　台湾，这一块我们生活和成长的地方。当二十年前的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台湾人在努力建设；二十年后，没有想到，风倒反了过来，大陆在努力建设，台湾却在大擂大鼓地搞起了文化大革命。

　　我们在做什么，尤其是这几年，不是单单在空转，而且是逐渐、逐渐地沉沦。

　　假如历史是面镜子，回顾一下百年前的郑成功和台湾。假如说，郑成功和蒋介石有某些雷同，都是来台的第一代，他们另外一些相同点是，来台的第二代、儿子的名字中都有“经”这个字，郑经和蒋经国。到了第三代，历史告诉我们，当郑氏第三代投降的时候，领导人的名字叫做郑克塽。你不觉得，台湾现在的政客们，一个个都“爽”得一蹋糊涂!

　　“大中国”已在世人眼中

　　政客们为了一些个人短期的特殊利益，大声的在呼喊，有理没理，谁先讲谁就先赢，帽子满天飞，让冷静的去检讨一下两岸的关系，成了一件极为棘手的事。我手头上有一份很简单的资料：早在一九九三年，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展望及发展中国家的年度报告，就已经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当做一个经济体了。

　　大陆和台湾是属于一个相同的经济体，全世界早都有了共识。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远地来访的客人，他的名片职衔前面大大的写着Great China。什么是Great China?台湾的民众被某些政客蒙着头、牵着鼻子走，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走向何处？这也许是台湾人民最大的负担和困恼。

　　大陆对外经济扩张像是在走台湾曾经走过的路

　　我也愿意稍微谈一下个人的经验：我曾经在财政部服务了二十七年，那正是台湾经济高度成长的年代，工作的关系，大致也瞭解一点台湾经济所以能够高度成长的过程和决策。五十年代正是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的时代，某一次的会议，邀集了专家学者，认真的商讨未来的发展策略，台湾是该先求富呢?还是先求均呢?那就是后来租税改革和奖励投资，这和刚刚马凯先生所谈的大中国回圈似乎有一点点关联。

　　那个年代，大战之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谋求经济发展。有资源的、有市场的地区，省就是赚，大多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尽量节省外汇，能够自己做的产品尽量自己做，不假外求。欠缺资源的、市场狭小的，不得已被迫采取“外销扩张”的发展策略。印度、印尼、马来西亚乃至中国大陆是前者，台湾、新加坡、香港和南韩是后者。没有想到经过了五十年的竞走，当初被迫采取“外销扩张”的地区，却意外地创造了“经济奇迹”，那就是鼎鼎大名的“四小龙”。相对的那些以“进口替代”为发展策略的国家，有资源、有市场，反而相对来讲发展没那么成功，甚至失败。因此，所有国家最后都采取出口扩张的策略。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像是在走台湾曾经走过的路。

　　事后的检讨，为什么传统上进口替代的策略最后归于失败呢？我的解释：进口替代的策略，基本上是划定一个势力范围，范围之内，力求自给自足。无形中把自己局限在一定的地区，牺牲了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的相对利益，久而久之，日余月累，终致落于下乘。

　　大陆经济的变革，定调为“改革开放”，改革固然重要，开放才是重点。开放是把心胸开扩起来，来接受、来挑战、来面对。因为进口替代是把门关起来，划地为牢，划一个范围圈，自给自足。但实际上，就是这种自以为是、划地为牢、坚守的态度，决定了最后的成败。

　　再看两岸问题，不论哪一方，若采取非常本位的势力范围，不准逾界一步，很多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谈两岸的问题，我是觉得我们该如何采取一个更开阔的心胸来重新谈一谈。其实不祇两岸问题，这世界已是一个村，相互扶持最为重要。

　　台湾经济正负经验值得借鉴

　　最后，回过头谈我们引以为傲的台湾经验，有它特定的价值。我们刚谈到二十年前，台湾是这样成功的；不幸的，大陆耽误这二十年，在忙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这领先了二十年，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也许，这些的经验，由于客观的条件、背景的差异，未必真正我们在这地方摔过一次跤，我想第二次经过的人，没理由再摔一次跤。台湾经验发展过程中的负面经验，非常值得参考。

　　顺着刚刚的话讲，我们在整体的经济发展策略中，主轴是“出口扩张”。但在出口扩张的大政策下，我们不要忘记，永远有一百种理由说服政府扶持某些特定的产业，要“进口替代”，比如说：汽车业、水泥业……。几十年下来，多少的社会资源投入，现在的这些产业的情况又如何?在今天，同样的故事又一再的上演，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个人对台湾经济发展历史的一些心得。温故知新，如何向前看!

　　台湾对大陆贸易成长是东南亚的最后一名

　　薛琦：中国大陆加入WTO，代表着过去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达到一个临界点或者是一个里程碑，代表着中国对内的经贸制度的改变，也代表对过去所走的路的总结与深化。在中国入WTO之前，许多国家都以入WTO对其经济的影响为题做评论。现在回头看这些评论，发现有时候经济学家真是为做研究而研究。曾有研究指出，入WTO对中国GDP的影响没有超过百分之零点三。这个百分之零点三，我想祇有经济学家做研究时才会注意到这个数字。

　　请问大家，台湾经济成长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各位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应该没有。

　　中国入WTO以后的表现远超过大家的预期，经济一直维持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九的成长。尤其是贸易方面，去年台湾对大陆出口成长百分之三十，但是同期大陆进口成长百分之四十。我想前年也亦复如此。台湾有些人就认为是不是台湾对大陆太依赖，但他们忘记了，台湾在东南亚各国对大陆贸易成长中，是最后一名，在大陆的市占率是下降的。

　　当今没人可以忽略中国大陆

　　另外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对外的开放政策。我们常常提到RT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区域性贸易协定。中国大陆过去很排斥这样的协定，总觉得FTA、RTA都是西方国家压迫中国的东西。但从二○○○年开始，它的想法开始改变，变成很积极的推动区域性的协定、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中。现在它很积极的推动东亚国协FTA。根据台经院的研究，这个贸易协定如果纳入日本、韩国而排除台湾在外，影响就很大了。

　　过去我们在政治舞台上受到很多束缚，如果现在在经济舞台上也陷入同样的结果，那就很糟糕了。FTA或是RTA的影响不祇是贸易而已，还有投资方面。投资对双边及多边关系的影响，才是会一直延续下去。我想这两件事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新的发展。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过去五年来，当台湾经济是负成长或低度成长时，大陆仍维持百分之七以上的成长。同时大陆的贸易量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在东亚地区对每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一个主要进口国。没有人今时今日可以忽略中国大陆。

　　金融、农民与经济转型是大陆必须重视的问题

　　但中国要维持现在的荣景，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经济过热的问题。当然中国现在施行所谓的宏观调控，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抑止房地产市场过热。另外，大家都在猜中国什么时候会动汇率。汇率政策是时机和方式的问题。很明显的，中国继续维持现在的汇率，其效果是越来越小了，但付出的代价却越来越高，再加上外来的压力。我倒认为中国调整汇率并不会影响其经济，因为中国市场并不是非常透明，进口报价及出口报价都不是市场上的价格，那些都是公司内部的贸易。换言之，利用这种方法，公司可以把

　　获利移到国外去，因为钱放在大陆并不是很放心。如果人民币升值，压力有部分就自行吸收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还有九亿的农民，几乎是无限劳动力的供给。之前大陆在谈西部大开发，我就开玩笑，如果让人民币升值，可能有助于西部开发。因为沿海地区的工资会贵，而内陆地区工资还是非常低。

　　其次，我认为中国的经济还处于转型期，所谓转型期的经济即是市场还不是很有效率。但在中国从事贸易活动，交易成本是很高的。主要就是不确定性，资讯不透明。举例而言，大陆每年维持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九的经济成长，但为什么股市股价很坏，就是大家对上市公司的资料觉得不可信。此外还有农民农村的问题，这可能是大陆现在最棘手的部分。但大陆现在开始注意农村金融的问题，当地称农村经济是穷人经济，要怎么使农村富有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另外，现在大陆是工业部门领导经济发展，我相信很快会转成服务业为主。对于前面说的浪费资源的问题，大陆可能朝向利用技术进步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让使用效率提高或减少浪费。我想这是下一波大陆会发展的一个契机。

　　放开心胸与大陆合作

　　再回过头来看台湾，我们内部大概有两派说法，今天在场的各位比较是同一派，我就讲另一派。这一派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要跟中国大陆发展太密切的关系，主要的理由就是说，中国这么大，跟它贸易就被吸进去了。甚至还说两个自由贸易的国家，工资跟利率的相对价格会变成一样，意思就是工资会变成一样。这样一讲，大家就恐慌了。跟中国大陆贸易之后，台湾的工资跟大陆一样。

　　事实上，这个理论有一个盲点，就是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那么全世最富有的国家应该最反对自由贸易。

　　另外就是大陆去年进口，大约是六千五百亿左右，台湾方面想不想抢这个市场?现在大陆是一个很大的贸易市场，表示我们可以跟大陆作专业分工。如果现在台湾方面还有所谓锁国的主张，就是往开放经济的反方向走。我们期望台湾能在有机会的时候掌握住机会，以更开放的心胸与对岸一起合作。

　　人民币升值将产生什么影响傅昆成：最近财经杂志提到，莫将全球经济成长的动力依赖在美国的消费力，另外也期盼亚洲国家将出口导向转型，主要指的就是中国大陆。中国面临贫富不均的问题已久，将出口导向转变为扩大内需。人民币升值会造成痛苦，但会痛苦到什么程度?人民币升值会有那些重要问题？对中国经济会造成什么影响，影响到多大的程度，而令中国大陆如此顽强不肯升值?

　　重点是人民币的决定机制

　　薜琦：人民币的问题，方才有提及，通常决策者都有惰性，这种惰性就是习惯。

　　过去政策一直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政策就会一直下去。目前币值盯在一美元／八点二七人民币，加上贸易顺差，去年进口是五千五百亿，出口是五千六百亿，贸易基本是平衡的。但中国大陆在政策上还是保有惯性，大家都叫它做时，它并不会做，但当你没有想到时，它就蹦出来了。

　　人民币币值的变动，重点不是它要升多少，第一次不够可以再来一次，而是人民币决定的机制要改变。改变的方式有几种，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升值方式是将浮动的区间定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等于将人民币调高了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但问题是，若币值升值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即可稳定经济，那代表经济根本没什么问题。

　　再举个例，立法院有一次听证会，讨论央行针对新台币升值是否考虑干预。全世界的央行皆有相同的考量，祇是干预的时间、方式及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人民币的变动祇是决定机制的改变。而真正的问题是——人民币一定要升值的，否则会愈来愈累，付的代价是愈来愈大。升值后，大家就不会一直针对币值问题探讨，而中国就可以去正视其他的问题。

　　不克服热钱威胁，人民币宁可不升值

　　马凯：我觉得人民币升值，目前有几个问题。尚未升值前，就有大量的投资热钱进入中国大陆，若松口要升值，恐怕会有更多的热钱涌入。这情形已造成中国经济需求极度扩张，目前这种高经济成长率不见得是好现象，真正良性支援的并不多，非良性的部分则较多，像投机的热钱、房地产的泡沫、投资过热等。而投资过热的问题，大陆一直尚未解决。共产机制里有投资饥渴症，投资者不须承担投资后果，应该说不承担投资的成本，祇享受投资的果实，所以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在投资时，当投资扩张，一切的业绩及奖金即可到手；当投资失败要还钱时，又可以不负责。所以，这部分不能真正改善时会影响市场经济。

　　像去年的经济过热，有一数据资料显示，去年地方及政府预计目标在宏观调控之后，经济成长率要在百分之七点五左右，但最后是百分之九点五，但依据地方政府的统计，是在百分之十一左右。换句话说，将各省的资料加起来，应该是百分之十一，但最后公布的百分之九点五，是为了要有一个交代，代表宏观调控没有完全失败，而事实上是失败的。

　　而这个问题，短时间无法解决。升值的可能性，若不能克服热钱的威胁，宁可政府坚持人民币不升值的策略别轻易放手。若要抵消顺差所带来的压力，建议他们进一步开放进口，使贸易顺差自然抵消掉，这可以抵挡外国政府要求币值升值的压力。

　　目前的升值压力来自美国，因为与美国的顺差差距实在太大。但美国并不能代表整个贸易结构，所以，未来要让贸易保持平衡，甚至逆差，才能抵挡这种压力。

　　而贫富不均的问题，如果能真正找到好方法将农村的问题解决的话，贫富不均的问题，绝对可以获得极大的改善，而且为经济成长带来其他的动力，这部分才是中国应努力的方向。

　　另外，外国希望大陆将出口动力改为扩大内需。我的想法是，中国大陆最健康的部门是出口，而出口是主要带动的力量，大陆的情况如同台湾四十年前的状况一样。台湾从五○年至八○年代为止，也是以出口为带动力量，以廉价劳动赚取劳动价差，这不能用扩大内需取代。一个落后贫穷国家要加速赶上经济国家时，它真正的优势是在劳动，祇有透过出口廉价产品。但这个策略在长期上会自动毁灭，所以国际市场到最后，会逼迫大陆如同当初逼迫台湾一样，放弃出口廉价劳动的这个策略。目前我认为大陆没有条件放弃，扩大需求与出口的成长可以两者兼顾，扩大内需可以透过落后的部门生产力去提升，相信凭这个成长就可以带来很大的动力。

　　

　　如同打电动玩具，每过一关要换不同方式

　　戴立宁：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率那么高，人民币预期会升值，币值相对稳定，为什么股票市场却一跌再跌?其实，这种情形，台湾也发生过。证券市场开创之初，因为在资本市场筹钱很方便，所以在自订的门槛上，常常赋予公营事业某些特殊的便利。大陆的产业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市场经济，大陆市场基本的问题是国营事业，这是社会主义的大包袱，到目前看来一时还是无法解决。大陆上市公司里国有股份约占了七成，当稍有风声，市场马上就有反应——跌、跌不休。因此，用证券市场的市调来说，大陆证券市场的问题有三个套牢：

　　一、政府套牢：因为国营股祇要有一点风声就跌，无法买出，被套得牢牢。

　　二、证券商套牢：在开放证券商代客操作时，显然没有参考台湾经验，开放太多保本保息的商品，遇到股市大跌，证券商个个套牢。夸张一点说，证商的浄值是否存在，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三、投资人套牢：大陆证券在处理A、B股合流的时候，似乎漏了些什么，以致于B股的洋人赚饱了、跑了；接手的本国投资人，一个个套牢。

　　一个证券市场，祇有三种人——政府、证券商、投资人，如今全都套牢。这样的证券市场，问题当然很严重，但是也不必太惊慌，既然大家都套牢了，所以问题也就不会更坏了。如何面对问题，适度调整，逐一解决，才是要务。就如同打电动玩具一样，每过一关都要换一种不同的方式，经济发展是有阶段性，所以在某一阶段算好方法，换了一个阶段就得用其他方法。成功往往包埋下失败的种子，关键的问题是再如何做适度的调整。

　　大陆整体经济成绩远超任何人预期

　　傅昆成：感谢今天各位专家的发言，更感谢在场各界朋友们的参与问答。由今天各位发言的内容来看，两岸之间的经济关系发展和政治关系的发展，的确是无法完全被区分看待的。我们今天在此讨论两岸新经济秩序的发展，第一个重点就是目前大陆的政治局势已经明白地由胡锦涛主席完全掌控，而胡的领导风格，有别于过去江泽民主席新主导的方式，这似乎让我们看见了两岸全面关系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的，目前大陆由计画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努力，有成果，但还未成功。不过在入世以后的三四年之间，我们看到的是令人吃惊的转变速度。大陆整体的经济成绩，远超过任何人的预期。

　　当然，大陆经济的问题不小。作为经济总体指标的大陆证券市场，其中的三种参与人——政府、证券商、投资人，如今全都被套牢。这样的证券市场，问题当然很严重，但是正如在座的专家们的看法，显然人们也不必太惊慌。因为，反正大家都套牢了，所以问题也就不会更坏了。如何面对问题，适度调整，逐一解决，正是目前大陆政府的当前要务。在这方面，其实台湾的经验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国际社会上也有人一再提出人民币币值的必然变动。但是，在场的专家们已经指出：目前的重点不是人民币要升多少，而是人民币值的决定机制要改变。最有可能的改变方式是采用浮动汇率，并将浮动的区间定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这方面的操作经验，台湾非常丰富。

　　另外，很多人也都注意到了大陆的“三农问题”。大陆如果要展开行动，改善农村问题，全世界中最适合的支持人选就是台湾。在“三农问题”的突破解决过程中，台湾应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台湾出色的中小型企业家加上农业专家、农业经济专家、农业销售专家，可以组成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去帮助中国内陆区域。

　　因此，显然的，在现阶段，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需求，是比过去更加迫切的。

　　但是，从台湾方面来看，台湾现在对于大陆的经济依存也很迫切。

　　台湾经济再发展的这个时机可以说是稍纵即逝。王永庆先生在二○○三年曾讲过：台的优势祇能维持三年，后来虽然修正为五年，但总之也就是祇能维持到二○○八年。在座专家也有人稍微乐观一点，认为可以维持到二○一○年或二○一一年，再多出个两、三年。

　　在此情况下，两岸战争显然已经成为最不理性、最不合理的选择。专家们也已经大胆地假设：《反分裂法》的制定，其主要目的，不是两岸要战争，而是如何能够避免两岸间的战争。而台湾的一些作为，确实曾经把两岸关系逼到非战不可的死角。

　　如果两岸真的兵戎相见，问题固然很严重，即使两岸不打仗，祇在经济上相互格斗，台湾在经济舞台上一旦也陷入孤立，情况将同样严重。刚才有专家指出，大陆正积极推动与东盟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自由贸易协定如果纳入日本、韩国而排除台湾在外，影响就很大。我个人也担心，假设美国未来和日本把台湾纳入另一个自由贸易体系，而将大陆排除在外，两岸的统一也会面临严重的困难。

　　总之，在二○○五至二○○八年之间，两岸的中国人正面对着一个难得的、也很可能是最后的新契机。如何抓住这机遇，需要我们一同来努力。

　　(原载《中国评论》二○○五年八月号，本次论坛主办机构为中国评论月刊)

　　附：评论员简介

　　薛琦：台湾金融研训院院长、台大经济系敎授、前行政院经建会副主委。台大经济系毕业，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央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产业经济研究所敎授、所长，行政院经济革新委员会产业组副召集人，财政部赋改会委员，行政院经建会谘询委员，台大经济系主任。

　　戴立宁：现任华侨（台湾）银行董事长及东吴大学法研所兼任

　　敎授，历任财政部金融司司长、首席参事、证管会主委及常务次

　　长。在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另取得台大法研所及哈佛大学法学

　　硕士，现为南美以美大学博士候选人。

　　马凯：现任台湾《经济日报》总主笔，美国爱荷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台大经济系硕士、学士。曾任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东海大学经济系主任、清华大学（台湾）经济系主任。

　　胡世芳：健麒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政大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民国七十七年由银行业转战证券业设立大顺证券，民国八十二年合伙创立万宝投顾，民国八十三年任怡富（台湾）资产管理集团总管理处执行长、怡富证券（台湾）总经理，民国八十八年任国际投信董事总经理。著作有《认股权证发行理论与实务》。

　　高孔廉：现为台湾中原大学及政治大学企管系敎授，国民党政策研究基金会政策委员；曾任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特任副主任委员、蒙藏委员会主委；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企管博士；授课领域为大陆企业问题、台湾企业问题等。

　　傅昆成：厦门大学法学院敎授、博导，本刊学术顾问，《中国海洋法学评论》主编。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研所，在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专攻国际法、海洋法及英美合同法，曾在台湾担任立法委员、国大代表、行政院顾问、立法院顾问等职。着有《国际海洋法——衡平划界论》、《南（中国）海法律地位的研究》等多本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