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万长

　　两岸共同市场的提出

　　今年四月底，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赴中国大陆访问，他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会见达成的几项共识中，最引起关注的是双方同意“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问题。”

　　我在二○○○年底提出了“两岸共同市场”主张，隔年成立“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致力于两岸共同市场的研究与宣扬。当时正值全球化的潮流迅速改变全球分工，而因应这个转变，亚洲内部新的经济整合方兴未艾。这四年来，我们看到两岸经贸快速成长，而亚洲区域经济整合快速地在进行着。令人遗憾的是，台湾，这个中国大陆重要的经贸伙伴，这个东亚、甚至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却无法积极参与这波经济整合。长远而言，这对两岸、对东亚都是一种不利的趋势。

　　台湾虽小，但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今年五月十六日出刊的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week），有一个大专题谈台湾经济，文章形容台湾的中山高从南港到新竹七十公里，隐藏着全球经济的枢纽。并称，台湾在全球IT产业的地位无可取代，就如中东石油在全球经济的角色一样。

　　也许有人会问：现在没有“两岸共同市场”，两岸经贸交流已经这么热络，为什么还需要这个架构？以下，我将对两岸共同市场的构想与作用做全面性的介绍，说明两岸共同市场对两岸、对东亚，甚至全球的经济、政治与区域安全的重要性。

　　“共同市场”概念的缘起

　　“共同市场”概念源自欧洲。在法国外长舒曼（Robert Schuman）的推动下，法、德、意、比、荷、卢等六国，在一九五一年签订《欧洲煤钢共同体协订》(ECSC)。六国将煤、钢铁原料统一产销，破除贸易障碍。煤钢共同体也成了今日欧盟的雏型。

　　为什么欧洲经济合作从煤、钢开始？德法两强间一向存着芥蒂。舒曼深知，让想统一的欧洲联邦出现，要先破除德法间的敌意，而煤钢正是整军备武的重要指标；若两国煤钢都统一生产处理，正是破除两者敌意最好表征。一九五○年，舒曼发表宣言指出：“（统一的）欧洲的实现将透过一些具体作为，进而展现真正的团结而达到。”煤钢共同体就是他要促进统一、和平的欧洲联邦之具体作为。

　　这项构想带来的经济成就非凡，短短八年间六国钢铁产品的产量增加七成五，工业产值增加五成八。这项成功经验刺激了欧洲进一步的经济整合，一九五七年六国在罗马签订《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EEC），大家习惯称之为“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之后进一步整合为“欧洲共同体”（EC）。六国成功地协调了农产品价格，去除彼此间贸易关税，统一对非会员国的关税。

　　一九八六年ＥＣ决议在九二年底完成“单一市场”。九十年代欧洲各国致力于贸易障碍的排除、经济政策的统一，更加强在社会政策、国防外交政策的协调。一九九九年欧洲中央银行成立，欧元诞生，二○○四年欧盟大幅扩张十个新会员国加入，目前总会员国共二十五国。

　　最近，欧盟宪法未能顺利通过，让欧盟前景蒙上阴影。不过，不能否认的是过去五十年来，欧洲致力于统合的努力，为欧洲带来长期的和平与繁荣。

　　欧盟整合带动了全球区域整合的热潮。美国开始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接着又成立亚太经合会（APEC）。二○○○年以来，东协加速整合，朝欧盟模式迈进，预定在二○○八年达成东协自由贸易区（AFTA）。东协与中日韩三国的“东协加三”，于一九九九年宣示要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预计在二○一二年成立。去年中国与东协发表“全面经济合作架构协定之货品贸易协定”，提出“东协——中国自由贸易区”架构，双方计划在二○一○年建立自由贸易区。而日本也在同时提出东亚经济共同体（EAC）的想法。

　　欧盟对台湾的启示

　　欧洲统合经验以及后续的区域整合风潮对两岸有什么启发？

　　首先，两岸和平的维系，一方面要有想像力，能创造出新机制来解决争端、促进合作；另一方面，这个机制若要能持续、并扩大影响，它必须要有现实的基础。舒曼“煤钢共同体”的构想能具体落实，是因为它在经济上创造出实质的利益，让参与共同体的国家及人民，身受其惠，进而让这个经济合作计划扩大、吸引更多成员加入。

　　其次，制度差异是造成两岸价值歧异与政治冲突的重要因素。既然如此，为何不具体就一些制度歧异寻求解决？而最具体、并可带来现实利益的制度就是经济。两岸共同市场除需要整合贸易法规、关税、金融、会计各种经济制度，还因涉及服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部分，需要在其他社会制度的相容。如果能循序渐进，解决制度歧异，取得相容性，那么要谈政治制度的安排才能有个扎实的基础。

　　当然，两岸以及东亚的现况，与欧洲还是存在着差异。我们参考欧洲经验，并具体考量两岸与东亚现况，提出“两岸共同市场”的主张。

　　简单的说，“两岸共同市场”就是“一中市场”，也就是目前多国籍（跨国）公司所称的大中华市场（Greater China Market）；未来这个市场除了台湾与中国大陆，港澳两地也应纳入，这四个地区在WTO的架构规范下，追求进一步的经济整合。

　　两岸共同市场的经济效益

　　目前东协与中国，甚至与东协加三的自由贸易区都在着手推动了，中港之间的CEPA也签订了，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将降低台湾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两岸共同市场对中国大陆还有吸引力吗？

　　东协与中国合组自由贸易区，是潜力很大的经济整合计划，如果台湾被排除在这波东亚经济整合之外，长远而言对台湾的经济会带来重大伤害。不过，如果从东亚整体的发展来看，把台湾排除在外等于在减损整个东亚的经济力量。如前所述，台湾在东亚经济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东亚经济整合缺少了台湾这一块就不完整。区域经济整合是要把饼做大，是贸易的创造效应而非排挤效应，它是互利的行为，而非以损人来利己。更何况，东亚经济圈还要面对着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竞争，没有理由把生力军台湾排除在外。

　　外贸是台湾经济之本，中国大陆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最有潜力的市场，台湾不能在这个亚洲重要的经济中心缺席。同时，北京的态度影响台湾参与东亚整合，因此台湾要进一步参与东亚经济整合，一定要先与大陆取得经济合作的协订，否则其他各国不愿先与台湾协商。所以对台湾而言，两岸共同市场必须视为核心要务。

　　两岸经济制度的整合

　　两岸共同市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两岸经贸做制度性的规划安排，这会进一步带动投资的增加，而对中国经济做出贡献。

　　就制度面而言，两岸经贸往来热络，但长期缺乏制度规范，资讯不完全，交易成本与障碍过高，这些问题增加了投资的风险，阻碍了长期性、大规模的投资。尤其一些智慧财产、高科技开发的共同合作，更需要双方建构共同规范。若能以两岸共同市场为架构，协商制订规范，将大幅降低经济风险，增进两岸间大型、长期的经济合作。

　　此外，全球化让跨国界的经济犯罪频繁，像九七年横扫各国的金融风暴也愈容易发生。全球化也让各国内部所得分配、环境生态等问题，变成不是单一政府可以解决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各国，可以共同规划劳工政策、协调产品供需失调，而欧盟更进一步协调统一社会与财政与金融政策，这些都有助于降低风险与成本，促进合作。

　　推动两岸共同市场的步骤

　　两岸共同市场到底要如何循序推动？首先，先把政治歧异放一边，就如同一九九二年两岸对“一中”内容，决定以“各自表述”的方式暂时搁置争议，两岸可以在这样的共识基础上，平等而务实地追求经济合作。

　　在此基础上，两岸第一步要做的是贸易往来正常化，也就是先解决三通问题。台湾方面可先把目前已在两岸之间往来货运权宜轮的转口限制取销，允许货物可以入关。接着可对进一步的人货、海空的直航进行协商。祇要两岸有诚意，先避开政治歧见，相互谅解，要解决通航通商的技术问题并不困难。

　　“通航”不祇是消极的解除限制，事实上也开启了两岸一个新的合作契机：物流运输的合作。两岸与香港，可以将现有的运输物流做进一步整合，以联营方式经营海空运，加强各港口物流的经营合作。

　　第二步是双方进行关税减让。关税减让，对双方都有着莫大的利益，台湾对中国大陆巨额的贸易顺差，主要是靠出口物料、半成品到对岸加工所累积的。关税减让，一方面带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台商将在大陆生产的产品，回销到台湾再进行二次加工，促进台湾高阶加工的发展。

　　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名称

　　第三步，签订类似自由贸易区协定（FTA），作为两岸推动经济制度调和及标准化工作的基础。

　　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第一步，就是双方协商把相互之间贸易关税逐渐调降到零。中国大陆已和港、澳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北京也希望以CEPA名义作为两岸经贸协定之名，但台湾担心被矮化。相对的，台湾希望用FTA，对岸则认为这是主权国家间的协议。事实上祇要能发挥智慧，创造一个名词让两岸接受，就可以处理掉这个问题，例如我曾提出用Closer Economic Operation Framework“更紧密的经贸运作架构”，来取代上述两者，相信也是个可行方案。

　　这个经济架构，也应进一步考虑与港澳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协定整合为一，朝向大中华自由贸易区发展。

　　自由贸易区实现之后，就要进一步进行共同市场的推动，也就是需要在经贸制度、货币政策、对外关税、经贸政策上寻求进一步的一体化。从经贸关系正常化到大中华自由贸易区，再到共同市场的过程中，两岸需建立一个经常性的协商平台，持续规划相关的制度配套，解决争议。除了推动关税减免，还要注重陆续推动商品、人员、资金、服务、资讯等生产资源移动全面自由化。这也涉及到各自制度法规调整的问题，除了经济法规，还涉及环境、社会福利与劳工政策，这需要长期持续性的协商，而这也是具体进行两岸制度统合的实践。

　　从经济统合走向政治统合

　　两岸共同市场是条两岸经济合作可长可久之路，更是具体解决两岸制度差异、寻求两岸统合的道路。政治不祇是意识型态，更重要的是制度。藉由对双方都有现实利益的经济议题出发，延伸到各种制度歧异的调合，建立两岸间更密切的联系整合，这是最可行的一条路。

　　两岸藉由经济这个“下层结构”的合作来突破两岸困局，在利益上密不可分，在基础结构上形成紧密相容，自然会越行越近。两岸共同市场等于是把经济合作作为维系区域集体安全的力量，透过制度化的经济合作，解决冲突矛盾、统合制度，让两岸共同发展繁荣。也祇有在这个双赢基础上，两岸才有可能走向政治统合。这个历史机会就掌握在两岸人民手上。

　　(原载《中国评论》二○○五年八月号，作者系前台湾行政院院长、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