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被聘任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不久，周义同志即被调任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由此，他既是我的领道又是我的同事了。时间过得真快，迄今不觉已有10多个春秋。在这期间，我高兴地看到他不仅在行政职务上步步晋升（21世纪初省参事室与省文史馆合署办公，他并任文史馆副馆长；今年初又升任参事室主任、文史馆长、党组书记），而且在业务上也长足长进，从经济专业的研究生，进为大学的兼职教授，又进而成为专家型的行政官员，甚至可以说是从经济学家成长为跨学科的政策学家。

　　如果有人问我：根据什么作出如此评价？我即可以现在这部由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出版的论著为据作答。这部论著，是他从事参事文史领道工作以来出版的第二部论著（首部是《潮起南粤——改革开放在广东的实践与探索》），是一部更全面地体现参事文史工作职能及其在广东改革开放中所起作用的文集，又是一部从参事文史工作职能及其实践出发、并跨学科地探讨社会主义新时期政策学的论著。其核心和特点就是：献言献策、参事主事。

　　周义同志作为省级参事文史部门的领道，与别人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他不仅组织参事、馆员调查研究、献言献策，而且自己身体力行，也献言献策，著书立说。照我看来，献言，就是向政府提供现实性、宏观性、前瞻性、理论性的意见或建议，并写出有立论价值的文章或论著。这部《先声广东》，所汇集的每篇文章，都可以说具有立论价值，又在总体上具有这种立论的价值和功能。论著包括《总揽精英》、《管理先行》、《经济创新》、《文化支持》等四个部分，从标题即可看出分别从参事、管理、经济、文化等方面，为广东改革开放提出政策性和理论性的建议，作出理论性的论述，可以说是较全面地体现了立论价值，体现了“献言”的功能和特性。从单篇文章而言，也是如此。例如，关于建立参事制度和创新参事工作的建议，从新兴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对广东产业业态的剖析，关于更新管理理念和模式的意见，关于构建广东与泛珠三角新的区域关系的观点，关于文化与经济相结合发展模式的设想，都是甚有建树的立论，又是甚有创见的献言。

　　献策，就是为政府出谋划策，尤其是对现实的、实际的、热点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在《先声广东》中，不乏真知卓见的调研报告和可称“良谋”“高招”的篇章。例如，《广东金融业发展现状及建设金融强省的调研报告》，既从点及面进行考察分析，又从全省高度提出发展方案；《东莞水环境状况的治理对策》，从高速城市化的典型城市，提出带全国性热点问题的对策；《从英国的房地产业看广东，利用加入WTO来发展广东的房地产业》，以外国经验找本地差距并找出解决当今热点问题的方案；以及《从珠三角到泛珠三角的区域整合与对策》等篇章，都是很有预见性、科学性、实践性、可行性的战略或策略性的“献策”，是树立和运用科学发展观研究现实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热点问题的精品之作。

　　参事一词，作为名词，是一种职务、行业；作为动词，是参与其事、合作共济之意。建国初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道，为强大统一战线，特在中央和省市政府设参事一职和管理参事的部门——参事室，主要是为了安排和发挥民主人士的工作和作用，使他们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献言献策、参政议政、共商国事，并以此肝胆相照、尊老敬贤。改革开放以后，又进一步将参事工作和队伍扩大，增加聘任制的、专家型的参事，在继续发挥统战联谊作用的同时，加强参事的谘询作用，使其为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作出贡献。《先声广东》中的篇章，尤其是《总揽精英》中关于参事工作的总结和建议，都体现了作者对参事工作、职能、制度、理论的切身体会和真知灼见，体现了作为参事室领道发挥参事作用的领道才能与艺术，体现了作者既参与参事工作其事，又与参事们参与政府各部门、各行业合作共济的经验，充分地体现了参事一词的名词和动词两个方面的作用，全面地发挥了参事的职能与功能，并由此为新时期政策学提供了新的理论与实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务实创新，推动广东参事工作更进一竿》一文中提出：参事工作要“进一步加强观念转变，变被动为主动，变二线为一线”的观点。其意思主要是要求参事工作部门发挥主动精神，但我理解也包括发挥参事的主动精神，将“二线”的职责作为“一线”的事去办，也即是说，参事不仅是站在“二线”去“参”、去“议”，不仅停留在提议政事，参与政事，而且要主动做事，主办实事。作者不仅提出这样的新观点，而且亲自牵头进行或支持这样做的新实践。当年他刚到省参事室上任，即支持当时参事文教组发现和主持的“岭南文化古都”论证会，随后一直支持并参与珠江文化研究系列工程的进行，包括珠江文化研究会的创办、海上丝绸之路西汉徐闻始发港的发现和论证、海陆丝绸之路对接点的提出和论证、南江文化的提出和论证，以及前不久在湛江市先后为海头港抗法英雄村和特呈岛的历史和新成就的发现和论证等等，他都是与参事、馆员和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专家教授们，同谋共事、亲历亲为的。由此，在这系列工程中，既连续提出新的发现、新的理论、新的建议，又实际地办事、办实事、并主办实事。这些实事，为建设文化大省作出了贡献，又提高了参事文史工作的声誉和知名度，同时也为参事文史工作提供了新实践、新理论，丰富了新时期政策学的内容和力度。

　　写下这些既可说是对这本书稿的读后感，又可说是与作者共事10多年的一些感受，作为代序，以表祝贺、推荐之意。

　　   （2006年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