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或称“中学西传”，下同）这两个对应的名词和概念，是用以分别称谓明清之际涌现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中国文化传入西方这两股时代潮流的。虽然“西学东渐”这个词，始于清末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容闳博士的名箸《西学东渐记》，但“西学东渐”潮流的始作诵者，则应当是明末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东学西渐”的潮流，也实际上是这位意大利人开始系统化的。而这位举世公认的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进入中国大陆第一站，并开创这两股潮流的发端地，则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广东肇庆。

　　一、肇庆与利玛窦 

　　中国著名文化大师季羡林教授在《澳门文化的三凌镜》一文中指出：“在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起点在时间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门。澳门文化是迄今四百多年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逆向交流和多元融合的独特产物，澳门的精彩之处和它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重要性，也就在于那经由长期与西方文化交融所产生的客观存在的人文价值。”（见19991214《羊城晚报》）这段精辟论述所指的“最重要一次”东学与西学“逆向交流”的高潮，就是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掀起的，其起点或中转站是澳门，但其进入中国大陆的起点或第一站，甚至说其所创高潮的开创点或发端地，则是广东肇庆。如果说，澳门是东西学互渐高潮的桥头堡，那么，肇庆则是西学东渐的登陆地，同时又是东学西渐的始发港。

　　在利玛窦之前，曾有两位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到达当时被葡萄牙人占领的沿海半岛澳门，试图从澳门进入中国内陆，找到定居点长期传教：一是葡萄牙人方济各·沙勿略，多次努力均未达目的，结果病死于广东台山沿海的一个小岛——上川岛；另一个是利玛窦的上司意大利人范礼安，明万历十年（1582年5-12月）从澳门进到中国，也因未能立足而转移他国，但却专派利玛窦继续完成他的宏愿。如果更远地追溯历史，天主教传入中国，最早在唐代，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传入，当时称之为景教，影响不大；元代成吉思汗一统欧亚，也当有基督教传入，但历史记载不详；在13世纪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到中国之后不久，另一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也来到中国，但只是旅游一下，未能进行传教活动。这些历史情况说明，外国人要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或文化活动，是很不容易的。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也说：“自澳门最早有人居住以来，驻留在那里的耶稣会十几次试图进入中国，但都未获成功”，因为明代的中国是“封闭的”。由此可见，在这样的年代，利玛窦能够成功地从澳门进入肇庆，在肇庆立足后，进而扩展内地，使西方文化影响全中国，对于天主教来说，确是带有“开天辟地”意味的事；同时也可见作为利玛窦开创这两个历史文化潮流的发端地——肇庆，也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与澳门不同的作用和意义的。

　　当利玛窦进入肇庆时，即1583年9月10日，正值中国明代末年，当时肇庆是统治广东、广西两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两广总督的府地，是华南政治文化中心。肇庆具有这个重要政治文化地位，而且历时从明代嘉靖直到清代干隆，达182年之久，不是偶然的。从地理上而言，它处于西江中下游，近处于西江与北江、珠江三角洲水网交汇的咽喉地带，离珠江出海口不远，可谓贯通南北、连接东西、沟通内陆与海外的要地。这样的地理形势，使得肇庆具有既是华南政治文化中心、又是接受海外讯息前哨的功能，较具有吸收外来新事物的条件和土壤。这是利玛窦能在肇庆立足的客观原因，也正是肇庆在当时在内陆率先沟通中西文化的政治与地域优势之所在。

　　应当肯定，在利玛窦之前无人能使天主教在中国立足和广泛传播，唯利玛窦能在肇庆开创局面，主要还是在于他个人的才能和努力。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切拉塔一个药剂商人家庭，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他年青时即成为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会士，1582年8月7日受教会派遣进入澳门，在圣万迪诺新教徒学校代管校务，同时刻苦学习汉语，瞭解中国政治、文化、习俗，达到娴熟的地步。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9月10日从澳门进入肇庆，直到1589年8月24日离开，达6年之久。此后他先后到粤北韶州、南雄6年，到南昌、南京5年，到北京9年，在中国共达27年8个月。1597年5月开始任天主教中国传教区会长，直至辞世。从这些经历可见，利玛窦可谓以毕生精力献身于中国的天主教传教事业，是真正打开中国天主教传教局面的第一人，甚至可以说是天主教中国化的开创者。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是在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甚至是为了扩大传教效果的需要，而不自觉地成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潮流的真正开创者的。

　　利玛窦的过人之处，关键在于采取一系列能使中国人明白、瞭解、接受、容许的方式和途径，也即是“中国化”的方法去进行。包括：一是他在进入中国大陆之前，先在澳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习俗礼仪，学会“在谒见长官时要跪着；要磕极深而又经过功夫很长的头；在提起别人的时候，要用赞美的口吻；在说起自己的时候，却要用很谦卑的词句。”所以他一踏进国门即可消除诸多障碍，易与中国人沟通；二是他进入中国开始，是以和尚打扮，穿僧服，自称“西僧”，后来接触知识阶层较多，则又改穿儒服，以儒家学者身份交往，因为僧与儒都是中国人熟悉而可信任的；三是他极力揉合儒家学说，将上帝的名称与中国古代“天”的概念混同，把天的主宰说成就是“天主”，并以孔子的《中庸》中有“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一语为证，将基督教称为“天主教”，使中国人能明白、能接受，这是最典型的“中国化”，以至罗马教庭的反对派，也认为他是“归化中国”的投降做法而予以否认；四是他依据以权势为中心的中国国情，注重走上层路线，着力交往地方最有权势的官员和士大夫阶层，以及当朝文武大臣乃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五是他以传入西方最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及其产品，使中国人大开眼界，感到新鲜，彼此增加共同语言，又增加对其好感和信任。这正是他取得传教成功的同时，又取得沟通中西文化的重大贡献的重要原因。这些“中国化”的做法，说明利玛窦不仅是成功的传教士，而且是一位有思想、有策略、有造诣的文化人、科学家、社会活动家。

　　正因为利玛窦是这样的人及其采取这一系列中国化的做法，使他一进入中国大门即可在肇庆立足，很快取得以肇庆知府王泮（后升任岭西检察副使）的支持和信任，在肇庆建起了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堂、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西文图书馆和现代博物馆、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研制了中国第一座机械自鸣钟，成为“西学东渐”的急先锋；同时，1593年，他在肇庆将中国经典《四书》译为拉丁文，在意大利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典籍在西方的最早译本；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辞典《葡汉辞典》，既沟通了中西方语言文化，又开创了汉语拉丁拼音音标，成为“东学西渐”的开山人。他离开肇庆后还为东西学互渐潮流作出许多贡献，但都是他在肇庆活动的继续和发展，他在韶州、南雄、南昌、南京、北京的活动，仍离不开他在肇庆时建立的人际关系和文化关系。所以，肇庆对于利玛窦在中国的沟通中西文化事业，是始终密切关联并具有关键性的启步意义的。

　　二、利玛窦现象及其贡献

　　当然，利玛窦在肇庆的活动和著述，只是他在中国活动和著述的一部分，也即是他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上的部分贡献。显然，他的贡献不仅是上述的在肇庆所作的几个“第一”，而且，在其他地方也仍继续作出好些“第一”；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第一”或开创之后，还有接连的相继者源源而至，形成了一股文化潮流，从而显得利玛窦在中国的作为和贡献，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开创并代表着一种具有深广社会和历史意义的潮流，幷且在更为深广的层面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潮流，就是前引述季羡林教授所说的：“最后一次也即是最重要的一次”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逆向”交流的高潮，即东西学互渐的高潮。

　　更具体地说，这个高潮，主要是在16至19世纪也即是明清之间，由以利玛窦为先道的西方传教士从澳门进入中国大陆传教活动所引起的。正如中山大学历史学家黄启臣教授在《明清之际的“中学西传”》一文中所说：“16世纪中叶后，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商人经澳门纷至沓来广州通商和中国人出海贸易，大批耶稣会士也纷纷随商船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播天主教的活动”。这项活动，使得这班传教士成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成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潮流的作诵者。据不完全统计，16至19世纪先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有500多人。这些传教士的积极活动，对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影响相当深广，可谓一种具有深广历史意义的社会现象，利玛窦就是这种现象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利玛窦的贡献，首先就在这一点、也即是具有总体意义的这一点上。

　　这一现象的出现，虽然是零散的、自发的，但它却是具有共同的目的性和群体性的，因为他们都是为了传教、又都是教会派来的传教士。所以，他们的活动是有共同性的，可以说是“基督教远征中国”（这是《利玛窦中国札记》拉丁文初版书名）的一支松散团队，对中西文化的影响和贡献也都是有整体性的。利玛窦可说是这团队的“领头羊”，是这一现象的引动者。所以，在这场“远征”中，尽管是其他教士作出的贡献，也是有利玛窦领头或引动的功绩的。

　　这一现象或这个团队在中国所掀起的“西学东渐”高潮，主要内容是传入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正如周扬在《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见1979年5月8日《光明日报》）一文中所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以传授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不仅为中国所无，而且在西方也还是很新颖的。”也正如《明史》卷326页所言：“东来者，是聪明特达之士，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所以，虽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其效果则是起到向中国传入西方文化科技的重大作用的。他们传入的宗教，实质上也是一种思想文化。黄启臣教授《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一文中称，在明清之际的180年间，天主教徒不断增加，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即利玛窦进肇庆的第二年），全国有教徒20人，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即利玛窦在北京中期）全国猛增至1000人，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全国增至30万人，全国教堂林立，教徒遍布各县市。这个数字，说明瞭这个团队的发展迅速和这一现象的影响扩展，这样，又进而更迅速地推动和扩展了西学东渐高潮。

　　从西方传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译著或著述来说，据黄启臣教授提供的资料，从1584至1758年间共有187部书籍出版。其种类包括：一、数学，最早是利玛窦做《干坤体仪》，后来他与人合作《圜容较义》（即《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异同》、《勾股义》，此后还有许多会士之作，都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启蒙之作，为中国近代数学奠定了其础；二、天文学和历学，利玛窦最早传教《儒略历》入澳门，后又译著《干坤体义》、《经天谈》，在肇庆制作浑天仪、地球仪、报时器，之后教士又协助按西历修订中国历法；三、物理学与地图学，利玛窦进肇庆即传入《万国舆图》，并以重新以中文绘制全图，取名《山海舆地图》，后来其他教士陆续传入近代地理学、地质学、地图学著作；四、西医学和西药学，耶稣会士早在澳门办西医院，种牛痘防天花医术也传入广州，利玛窦也传入西医学和西药学，在《西国记法·原本篇》中有神经学之说。到康熙年间，西医在中国进入实用阶段，教士入宫庭作了御医，又出现了西医生和医学家，西医成了中国的一种医学，又促使了中医科学化；五、物理学和水利学、建筑学，利玛窦进肇庆时带入自鸣钟，并引入技术带领工匠制造自鸣钟，还传入三棱镜和望远镜。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地语·澳门》中记述：“有千里镜，见三十里外塔尖，铃索宛然，字画横斜，——不爽”。此外，其他教士还传入近代物理学、工程物理学、水利学、农业科学、建筑学和建筑技术等著作；六、人文科学方面，利玛窦在澳门办培养会士学校开设多学科课程，是传入西方教育学之始，利玛窦编《葡华词典》、着《西字奇迹》也是传入西方语言学之发端，利玛窦在肇庆传入天主圣母像等西洋美术作品是西方美术传入之始，同时带有西琴一张，并谱写《西琴曲意》也是西方音乐传入之启。这些文化科技的项目，基本包括了西方学术的方方面面，在中国都是新鲜的，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的，而且又是由此而蓬勃兴旺、并不断发展的，所以称之为“西学东渐”潮流，名副其实。从上述所引资料可见，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现象，显然是促成这潮流的中坚力量，而利玛窦则几乎在所有传入的每个文化科技项目中都是开创者。

　　另一方面，利玛窦现象也同时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东学西渐”高潮。这个高潮，也是利玛窦在澳门、肇庆等地开创和掀起的。据黄启臣教授在《明清之际的“中学西传”》一文中提供的资料，从16至19世纪的300年间，经耶稣会士所译、编、着中国书籍不下七、八十部，其门类包括：儒家哲理、古典经籍、政制、农业、中医学、数学、语言文字、文学作品、工艺美术、特产、风俗、绘画、建筑等等。其中尤其是儒家哲理及其古典经籍，流传西欧各国，传诵一时，在知识阶层中激起了中国热，吹起了“中国风”，兴起了汉学，并在文化界独树一帜。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也甚有影响，长篇小说《好述传》的外文译本有20种之多，德国著名作家歌德对其高度评价，说：“中国人有千万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歌德还将中国抒情诗移植到德国，根据中国的《花笺记》写成《中德季日即景》十四阙，诗中充满他对孔子、老子的仰慕之情，体现了儒、道哲理对他的思想影响。元杂剧《赵氏孤儿》，先后有法、英、德、俄译本问世，在欧洲风靡一时。1753年，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伏尔泰将其改编为新剧本《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又出单行本，引起广泛注意；接着英国作家阿瑟·谋飞又将其改编在伦敦上演，引起轰动。类似生动事例，难以一一列举。如此全面而多学科的中国文化学术的西传盛况，也完全是可以称之为“东学西渐”或“中学西传”潮流的。这潮流的击浪者，也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班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其开创者，也仍然是利玛窦，因为第一部西译中国典籍，就是他在肇庆翻译的《四书》。由此可见，利玛窦及其现象，既是“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开创者，又是这两种潮流互渐的结合者和互动者。我们应当肯定：这样的贡献是伟大的，是不可磨灭的。

　　三、利玛窦现象和肇庆的文化意义

　　利玛窦及其现象的出现和贡献，包括他们所掀起的东西学互渐的高潮，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时代和历史原因的。在西方来说，16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文主义有了重大发展，开始有商业贸易活跃为标志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以科学技术与航海技术兴起为标志的近代海洋文明时代，这就造成了西方的经济文化向东方扩展和交流的条件和需求。在中国来说，16世纪中的明末清初，也开始有商业贸易经济的活跃，尤其是在以广东为代表的沿海一带，而人文科学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鼎盛时期，也就自然产生向西方扩展和交流的条件和需求。如果说，在利玛窦来华之前，马可·波罗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现中国之旅，是西方这种需求开始出现的标志或前奏的话，那么，中国的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则完全可说是中国这种需求的鲜明体现。正因为先有这两位先行者在此前进行了这两项逆向的而又是相似性质的航行铺路，利玛窦及其现象才会应运而生，才会产生东西学互渐的新潮。所以，利玛窦及其现象，既是在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揭开新的史页，同时又是在世界近代史上，揭开了近代西方海洋文化与东方大陆文化在对撞中交流和交融的新篇章，其文化内藴是很丰富的。

　　作为利玛窦进入中国大陆的启步点肇庆，也是有着深刻而发人深省的底藴的。其中耐人寻味的是：佛教、天主教，都是从外国传入的宗教，使佛教中国化的中国禅宗真正创始人六祖惠能，是古肇庆人，而以“中国化”的方式方法在中国成功传播天主教的利玛窦，则又是在肇庆开始其“中国化”传教活动的。这两个“中国化”都“偶合”在肇庆，难道不是有其地理与人文的必然性吗？ 

　　笔者曾在2003年出版的拙着《珠江文化论》中，称利玛窦是珠江文化在明代的代表人物之一。理由是利玛窦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海洋文化，而又是以中国化的方式传播西方文化，可谓典型地体现了珠江文化的海洋性、宽容性、共时性、适应性等特质。从他在肇庆的活动看来，也证实这论断是正确的。应予补充的是：从何树初先生大作中看到，利玛窦初到肇庆时曾登西江北岸的历史名楼阅江楼。这使我想起，多年前曾在史料中发现：阅江楼内的鹄奔亭，有一段汉代的海陆丝绸之路的故事传说；又在前年写《包公文化论》时，发现宋代的包拯曾在此创建连接海陆丝路的交通驿站的记载；现在又由此发现明代时的利玛窦也在这个地方发端沟通中西文化事业，交汇海陆文化。由此可见，这个小小的遗址具有如此深厚而又是相承相通文化内涵。这些内涵，不是一步比一步深刻地证实了肇庆是海陆丝路的对接点、是海陆文化和多元文化的交汇点么？由此也可见，利玛窦及其现象和东西学互渐潮流，都从肇庆开始，也就是必然而自然的事了。

　　（ 2006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