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我到香港有五次；四次是在香港回归前，一次是在回归后；从开头一次到最后一次，时间跨度达二十年之久。的确，每次到香港都印象不同，不仅是一次比一次瞭解熟悉，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接近而熟落了，这主要表现在对香港之“风”的步步感受上。    

　　第一次是在1980年秋，深圳刚创办经济特区的时候。我随著名文艺理论家萧殷率领的广东文艺理论批评家参观团到深圳。当时的深圳不过是几万人口的小镇，遍地黄土高坡，不见高楼，不见工厂，不见绿荫，唯见开山机在四处开路，用铁皮盖的简易工棚随处可见，满城沙尘滚滚，荒凉中透露出正在发展的生气。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被破例获准去了一趟香港的沙头角中英街参观。应该说这是我首次到香港地域。当我经过边防检查站，越过中英分界的“界碑”的时候，即似乎有一股“风”向我吹来，一时又分辨不出是什么样的气味的“风”，只觉得有一种从所未有的陌生感和警戒心。这也许是因为长期受到“兴无灭资”和警惕香港的“香港臭气”侵蚀的教育造成的吧?但我很快想到这不也是中国的土地么?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大多数人不也是中国人么?由此戒心消除了，陌生感为新鲜感所取代，开始接受和感受到了香港的现代文明：款式多种多样的电子表和名贵钟表，华丽的金银手饰，鲜艳夺目的各种时装和西装，各种从未见过的外国水果，各种知名甚久的中成药，各种久违的中外古今名著的精美版本，尤其是各式各样的电视机、收录机、高级音响，正在传播各式各样的现代音乐，播放着各种生动活泼的广告和电视节目，整条小街都在播放着《何日君再来》等著名乐曲，……真是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目不暇接，耳不胜收，初次感受到所谓“香风臭气”，应当是“商风热气”，具有不可抗拒的震撼力量。当时我内心一直捣鼓着：为什么同是一条街，同饮一江水，生活却如此悬殊?难道别人的繁华就是“腐朽”，而自己的贫困却是“先进”吗?我是多么期望这种阿Q式的颠倒尽快颠倒过来，乃至改变这种悬殊差距。

　　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作为广东作家参观团的成员到香港，这一次可真是进入了香港的腹地，作为旅游的主要景点都到过了，有香港特点的饮食和娱乐场所都去领略了，如到海洋公园看海豚表演，到清水湾看海滨泳场，在维多丽亚港的海船上边尝海鲜边欣赏海港风光，乘缆车至山顶公园俯瞰香港的“百万灯火”夜景，在幽雅的音乐厅欣赏由外国人演奏的爵士音乐，游览在山上高等别墅区的贵族风光，还特地去乘了现代化的地铁，乘专车游览香港岛与九龙之间的海底隧道，在中环的高楼大厦云集区商场漫步购物，在西贡海边看海船返港，……虽然是短短的十天时间，却使我感到从所未见的东西，有胜读十年书，走万里路之感受。而这些所见事物，使我感到其总体特征，是海洋文化的产物和体现，构成了像是一股海洋之风向我扑来之势。使我在深感大开眼界之余，也有些少并非过去所想像的那样“神秘莫测”或“高不可攀”。这种想法，恐怕是由于开始熟悉或初步瞭解的原因，由此而与香港的距离缩短了，从而对香港之风的接受和感受似乎顺畅多了。

　　第三次到香港的时间是1993年春。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曾敏之先生，邀请北京的著名作家邓友梅、上海著名作家王安忆、广州则请我前往香港交流和讲学，邓友梅因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未到，唯王安忆和我去了。这次去主要是作为学者交流，是高层次的文化活动，同香港文学界、新闻界、学术界、高教界有了较多的接触交流，结识了香港的著名学者饶宗颐、罗抗烈，著名作家曾敏之、犁青、彦火、陶然、壁华、夏捷、罗琅、梅子、周蜜蜜，台湾诗人郑愁予等，参观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这些讲学、交流和参观活动，使我领受了香港的现代高级文化和精神文明，受益甚丰，赞叹不已!正在庆幸之余，却有一位在香港工作的老朋友建议我去看看一些民间百姓文化活动的地方。我先是去到了著名的“黄大仙”庙，刚下公共汽车，离庙尚有百余米距离，即一股烟香之气扑鼻，进庙之时，人流如潮，进庙中烟火弥漫，几乎每寸土地都有人设供，比每年一度的广州除夕花市还拥挤，满庙人都似乎浮动在云雾之中，真可谓“人间仙境”。据说是黄大仙之“签”特灵，故信男信女特多。在香港现代高级文化发达之地，民族传统的落后文化如此盛行，是我没想到的。更令我吃惊的是，在巩俐演出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才看到和知道的“打咒”神法(即：将诅咒的物件做成布娃的模型，写上其生辰八字，用针插人心窝，然后每日用木槌边敲打、边诅咒。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阴暗最恶毒的害人文化)，却在现代化的香港街头(是一个马路天桥底)当今现实生活中看到了，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难以理解的。但这却是活生生的现实。这说明了即使是最先进最现代的地方，也有落后的阴暗角落，任何事物都有正面和负面，每个地方的文化也是如此。这次赴港感受高雅文化之风的同时，见识一点“阴风”，也未尝不是一种开眼界、懂人世的事。也由此而对香港更熟悉了。

　　第四次是在1997年初夏，香港回归前夕，主要是参加香港著名作家梁凤仪新问世的小说《远航》和同名电影的首发式。《远航》是反映香港回归的长篇小说，同类题材的长篇小说当时在全国内也同时出版了两部，一部是广东作家朱崇山的《风中灯》，一部是北京作家霍达的《补天裂》。梁凤仪的《远航》是香港唯一的一部大型作品，出版小说又拍电影，特别隆重，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间出版，真可谓有历史意义，香港文坛也为此高兴。小说写出了香港百年的历史沧桑，也写出梁凤仪的特点和风度。她是香港学历史和哲学的博士，热爱文学，以写财经小说著名。由此曾在港刮起一股“梁凤仪小说”旋风，可见影响之大，她的小说所写的主人公，多是靠自身奋斗而获成功的女强人。照我看来，同梁凤仪自身的历史和性格很相似。我同梁凤仪女士早些年已熟悉了，当时她的财经小说刚传入大陆，陆续出版，引起文艺理论批评界的注意，开了多次会讨论她的作品，我是由此结识她的。这次见她虽然身体不错，精神爽利，但明显稍减了前些年的风采。我询问她何故，她说同时写作和做生意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我问她如此高产是否用电脑写作，她说本来用电脑，因为出现几次故障使刚写的小说稿毁掉的伤心事，不敢再用了，现全用手写，写得手指都起茧了。说到这里，她伸出手指给我看，果真是这样。她这个动作，使我顿然想到香港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他的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刮起了一股“武侠风”，同梁凤仪一样，也是个“旋风人物”。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马文通先生告诉我，金庸本是他的前任，是一位极其勤奋的作家，他除了每天完成副刊编稿之外，还要负责为本刊和其他几份报刊的专栏撰稿，每天写作万字以上，可见他的出名同他的勤奋是分不开的。我想梁凤仪也是这样，所接触和熟悉的香港作家，也大都是这样。由此，使我在亲身感受香港人回归之风的同时，又从梁凤仪的财经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感受到香港文坛特有的文风，并且从他(她)们的事业追求和写作态度上，感受到我们内地作家所普遍欠缺的勤奋之风。这样的感受，使我对香港之风不仅由陌生而熟悉，而且从对物质生活的羡慕进而在文化和精神上的认同和崇敬了。  

　　第五次赴港的1998年12月。这时香港回归已一年有余了。我是应香港中山大学校友会的邀请，去香港为参加内地高等院校自学考试的学员讲学的。参加的学员来自社会各阶层，有香港的公务员、企业的文员、中学教师，甚至有企业的经理、老板。讲课的地点在香港闹市区旺角的一所中学内。每天我从湾仔乘地铁到旺角，无论在地铁内或在市区的街道上，我都从人们的谈话声中分辨出比回归前有明显变化，即不像过去那样到处都是讲粤语的声音了，而是以讲普通话为多了，从服装和长相上看，也多是由来自内地大陆的人，几乎同我在深圳街道之所见所闻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时在讲课的学习班上，尽管只有个别学员是来自内地的北方人，绝大多数是香港本地人，但学员们不是要我讲粤语，而是主动要求我用普通话讲课。个别学员在讲课时因此听得不全，他们宁可下课后询问，也不要求我改用粤语。这种学普通话的热情，是我过去多次到港都未遇到过的。自然，香港人主动要求读内地大学举办的学习班，进修内地大学的课程，也是过去从所未有的。使我印象尤深的是有一位学员，年纪50多岁，是个企业的董事长，曾留学英国，取得工商硕土学位，身体非常肥大，几乎等于我的两倍份量，是一个不愁前途、没有任何负担牵挂的人，他说来学习的目的是因为香港回归了，要增多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他不参加考试，不要文凭，旨在学习中国文学，他每晚都同其他学员一样，认真听课，从不迟到早退。下课后我多次与他交谈，发现他甚有文学修养，唐诗宋词，背诵如流，连毛泽东诗词也熟背得一字不漏，实在使我惊讶不已。由此使我直接感受到香港人在经济富裕后的文化需求和生活力式。由此感受到香港人在回归后从语言之风、学习之风，到文化之风的明显变化。这些变化不是说明了香港在回归后，不仅主权回归，而且连人文之风也回归了么?

　　这五次赴港所受的香港之“风”的感受过程，既是我对香港的认识过程，恐怕也是香港在近二十年的变化过程；从中我感悟我的意识与香港的文化距离正在逐步缩小，同时看到香港与内地(或者内地与香港)的距离也正在逐步缩小。香港之“风”，还在继续发展着、变化着，不是么?

 

　　2000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