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代著名岭南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文语》中说：“广东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盖其当日月之所交会，……生其地者，其人类足智而多文，故日月之精华所吐嗡而成者”。

　　这段话，提出了两个重要话题：一是珠江文化(含岭南文化、广东文化)的发展史有几个时期?二是珠江文化最主要的特质是什么?显然，对于前一个问题，屈大均处在明末，他的看法是“始终于汉，炽于唐于宋，有明乃照于四方”，意思即是：汉是始发时期，即第一时期；唐宋是发展或成熟时期，即第二时期；他所处的明代，则是具有广泛影响时期，即第三时期；自明以后，屈大均不可能论述，从人们共知的历史和现状看，称清末民初(即民国初年)为珠江文化第四个高涨时期，恐怕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

　　屈大均所说的后一个问题，称广东人“足智而多文”，是“日月之精华所吐噏而成者”，恐怕有些玄虚，言之过甚，也似乎未真正讲出岭南人的特质，因为任何地方的精英人才也都会有“足智而多文”的特点，都必是“日月之精华所吐噏而成者”。但是，如果将其所称之“足智而多文”，理解为思想文化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特强或特盛的话，将其所谓的“日月之精华所吐噏”理解为岭南在祖国大陆南疆而濒临海外的自然环境，受着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汇合的人文环境的熏陶的话，那么，他不仅是言之成理，而且是卓有见地的。    

　　所以，本文试图将屈大均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合并交叉论析。即：以珠江文化的四个发展时期的文化特征，论证珠江文化总体创新特质的存在和具体表现；又以这些存在和表现，论析每个时期的文化特点。

　　一、  汉代之“始然”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任嚣、赵佗先后治理两广，为中原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的交融做了许多工作，也为岭南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打下了基础。但真正结出硕果的是在汉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111年)统一岭南以后。因为这时汉武帝在广信(当今广东封开县和广西梧州市交界的地带，即《水经注》所称的广信在漓江与贺江分别同西江的汇合处)设立了交趾刺史部首府，将秦始皇时岭南的三个郡南海郡(今广东)、桂林郡(今广西)、象郡(包括：北部湾、海南、越南一带)划为九个郡(即：南海、苍梧，合浦、郁林、琼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由交趾部首府统辖这个首府的建立，使得中原文化增添了从桂林的灵渠而通漓江、从湘桂交界的岭口通道而通贺江而构成的古广信通道进入岭南，又使得海外文化从越南、合浦、徐闻的最早“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大陆，形成了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同本土文化初次汇合之势(恐怕这是屈大均所言的“其当日月所交会”之势），造成了三种文化汇合而造成特种精英文化之温床(恐怕这也是屈大均所言的“日月之精华所吐噏而成”之意，因明代尚无文化汇合论之说)。这种特殊的汇合条件，使得岭南虽“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达也迟”，但也因此而有别地所无的独特环境，这环境本身就是创新的；另一方面，也因文化杂交而更见脱颖，无陈规旧矩束博更易创新。所以岭南文化之发端即有创新特质，是这种杂交汇合的文化环境决定的，它的“始然”即有鲜明的强烈的创新火花。

　　这首先表现在被屈大均称之为“粤人文之大宗”的陈钦、陈元父子在经学文化的贡献上。汉武帝时，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所尊的儒术又是以当时的今文字写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经典，被确立为官学。当这样做的时候，有学者在整理典籍中发现了一部以古文字写的《左氏春秋》在民间流传开来，受到普遍的尊重和欢迎。因为从文字到内容都更适合人们的需要；但却不能确立为正统的经典，于是形成了“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派”孰为正统经典之争。这个论争，历时三代，第一代是汉武帝时，第二代是王莽辅政时，第三代是汉光武帝时；直到第三代论争时“古文经”学派才占上峰，确立了《左氏春秋》的正统地位，使《左氏春秋》得立为官学。对此作出突出贡献的就是当时岭南广信人陈钦、陈元父子。陈钦是王莽的老师，是第二代古文经学派的成员，第三代古文经学派的主将是陈钦之子陈元，他写的《请立〈左传〉疏》留传至今。文中向汉光武帝提出：不应当以“先帝必行而后主必行”的做法，应当以“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处事，并在文末句称：“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左，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这种敢于自立，不因陈守旧、坚持论争和冒死进谏的精神，就是珠江文化“始然”时期的斗争和自立特点的体现。这也可以说是珠江文化创新特质的开始。

　　稍后东汉时的士燮，也是著名的经学家，也是岭南广信人。他既是经学家，又是官居高位的交州太守；他个人既是官又是学者，他的三个亲弟(士、士、士)，也都是从政学者，兄弟四人被称为“四士”、“四太守”。士燮撰有《春秋左传注》、《士燮集》，继承陈氏父子“古文经学”派，又参加当时轰动一时的京师学者关于古文《尚书》的论争。他为官着重办实事，被人称道他“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途，皆蒙其庆。” (见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中所引北方名儒袁微语)。这些学术和从政的业绩，为珠江文化的“始然”，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又起到“带头羊”的作用，同时也说明士燮所代表的文化特质，也正是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写出第一篇佛教理论著作的牟子，是岭南苍梧人。《理惑论》是他在广信“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而写出的成果。这部著作，他以设问和论争的方式，将佛教的学说，以儒家的理论去对照、诠释，理出佛、道、儒三家学说之异同，藉以宣传佛教。如下引一段：    

　　(1)“问曰：孔子以五经为道教，可拱而诵，履而行。今子说道，虚无恍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何与圣人言异乎?”

　　(2)“问曰：佛道至尊至大，尧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经之中不见其辞。子既耽诗书，悦礼乐，奚为复好佛道，喜异术!岂能经传、美圣业哉！”

　　(3)“问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临没，启予手，启予足。今沙门剃头，何其为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    

　　(4)“问曰：夫福莫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    

　　(5)“问曰：黄帝垂衣裳制服饰；箕子陈洪范，貌为五事首；孔子作孝经，服为三德治。……今沙门剃头发，被赤布，见人无跪岂之礼，威仪无盘旋之容之，何其违貌服之制，乖晋绅之饰也?”

　　(6)“问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本口生，焉如死?此圣人之所纪也。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鬼神之务，此殆非圣吉之说也。未履道者，当虚无儋泊，归志质朴，何为乃道生死以乱志，说鬼神之余事乎?”

　　(7)“问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知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

　　历来对牟子其人有争议，一说是苍梧太守牟子传，一说是汉章帝的太尉牟融。至今又难以论断。如从得海外文化风气之先的岭南文化特质上看，《理惑论》这种敏感吸取外来学说、敢于创新、敢于论争，而又具有兼融气魄的精神，是出自当时作为岭南文化中心的广信人之手，是合乎情理的。

　　如果说，陈钦、陈元和士燮代表着儒家，牟子代表着佛家，而在岭南文化发展史上“始然于汉”的文化风采，那么，稍后于晋代的葛洪，则体现着道家在珠江文化中的创新特质。葛洪可以说是道家的首席理论家和实践家，号抱朴子。他先是崇尚儒家，撰有《抱朴子·外篇》，晚年则崇尚道教，着《抱朴子·内篇》。他是江苏人，24岁时到广州，并曾到越南、柬埔寨寻求丹砂，48岁后到罗浮山修道、著述。他的道家理论，有创新性，又有大众性。他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温气以生者”，“受气各有多少，多者其尽迟，少者其竭速”。他针对当时流行的东汉思想家王充用元气本源论去说明事物的不变性，而提出“可变性”，认为：“夫存亡终始，诚是大体，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钩未乖，未可一也”。又说：“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步，岂遽有限?”他还特别标榜自己求奇好异的创新精神，声言：“俗人多讥余好攻异端，谓予为趣欲强通天下之不可通者”。葛洪的创新精神，典型地体现了珠江文化大众性、可变性、开创性的特质，也体现了这种特质在汉以后的持续发展。

　　二、  “炽于唐于宋”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也是珠江文化发展史上的盛世。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岭南，经济上兴旺发达，交通明显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已从岭西转向岭东，向海外更大伸展，五岭南北的通道增多，特别是张九龄任宰相时开辟了位于南雄梅关的官道，可乘马车直通岭南岭北，人流量更大。这样的人文环境，使得珠江文化更加活跃繁荣，创新特质更进一步发展。

　　以张九龄为代表的岭南唐代文化，有鲜明的先见和创新意识，同时又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求实性。他写的《请诛安禄山疏》，预见到唐代藩镇的弊端，觉察到安禄山心怀异志，向唐玄宗提出“稍纵不诛，终生大乱”的劝告。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即发生了致使盛唐濒临崩溃边缘的“安史之乱”。他写了“开凿大庾岭路序”(即梅关古道)，记下了他为家乡人民将天堑变通途，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发展的丰功伟绩，也使岭南文化对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加大了力度。他又是一位著名诗人，着有《曲江集》。明代学者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大雅之源，张子寿(九龄)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盖以风神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陈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也者”。可见张九龄所开清新诗风，对诗坛既有针砭意义，又有求实意义，并有开一脉诗流之意义。例如他年青时从曲江赴广州应乡试，途经英德浈阳峡写的一首诗：

　　舟行傍越岭，窈窕越溪深。    

　　水暗先秋冷，山晴当昼阴。

　　重林间五色，对壁耸千寻。

　　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

　　再如《西江夜行》：

　　遥夜人何在，澄潭月里行。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

　　外物寂无扰，中流淡自清。    

　　念归林叶换，悉坐露华生。

　　犹有汀洲鹤，宵分乍一鸣。

　　真可谓清雅至极!不愧珠江文化高峰之诗文泰斗。

　　另一位代表盛唐佛学文化高峰的是六祖惠能。他是岭南新兴人，是佛教禅宗顿悟派的创始人，对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佛学、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佛学见想，是具有浓厚的珠江文化创新特质的，尤其是在大众性和求实性上。他的思想主要是：①“本性是佛”。“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本性是佛，离性无佛”。②“识心见性”。“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③“本性自清净”。“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若欲修行，在家若行，不由在寺”，“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惠”。④“农禅并作”，自食其力。由于这一主张，使得佛教在唐武宗炎于唐会昌五年下令禁绝佛教时，得在山林中靠自身耕作而避过大难，挽救了佛教。这些主张表明惠能发展佛教文化，正在于运用和体现了珠江文化的大众性和求实性，由此而促使了佛教的发展，也促使了珠江文化创新特质的发展。

　　代表和体现宋代岭南文化的创新精神的文人，是曲江人余靖。他是高官，曾协助狄青建立武功，做过工部尚书，曾三次出使辽国，又是一位学者、诗人。范仲淹称赞他：“自少博学强记，至于历代史记、杂家、小说、阴阳、律历、外暨浮屠，老子之书，无所不通”。他在“庆历议”中，因同情被贬的范仲淹，越职上书仁宗，打抱不平，受到株连被贬。他政绩卓著，刚阿正直，学识渊博，著述甚丰。他的《海潮图序》是篇关于潮汐问题的学术论文，把潮汐现象与月亮盈亏相联系，在当时具有较新较高的科学价值；同时又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具有反有神论的意义。他写的诗，被《粤东诗海》评价为：“骨格清苍，吾粤宋诗无出其右”，可见地位之高。他深受张九龄诗风影响，幽深清劲，静雅简朴。如：

　　柴车走县封，穷途秋耿耿。

　　急雨失溪声，残灯读窗影。

　　驱驰下士身，凄凉旅人景。

　　山寒梦难成，始识今夜永。    

　　——《山寺独宿》  

　　一叫一声残，声声万古冤。    

　　疏烟明月时，微雨落花村。

　　易堕将干泪，能伤欲断魂。

　　名缰惭自束，为尔忆家园。    

　　——《怀规》  

　　这些诗同他的论文、政绩一样，体现了求实的创新精神，也是珠江文化“炽”在宋的一个标志。

　　宋代还有一种独特珠江文化标志，即中原南迁移民的珠玑巷文化。这是由于两宋期间中原动乱，使大量移民从梅关古道南迁至南雄的珠玑巷，使这个越过五岭的第一站变成繁荣的市集。正如明代诗人黄公辅《过沙水珠玑村》所云：“长亭去路是珠玑，此日观风感黍离。编户村中人集处，摩肩道上马交驰”。清代诗人罗天尺也有《珠玑巷》一诗：“南渡衣冠故里赊，阔大赢得住烟霞。而今怡似乌衣巷，野燕低飞入酒家”。珠玑巷得名于唐代，但南迁移民高潮主要在于两宋。这是南北文化交融的旺盛时期，也是珠江文化创新特质增添更多更新的发展潜质的时期，是储备和打下更丰厚的发展潜力和基础机遇。据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称“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明嘉靖黄佐编《广东通志》引《南雄府图经》云：“岭上古有珠肌巷……今南海衣冠多其子孙”。清道光阮元也说：“珠玑巷在沙水寺前，相传广州诸望族具发源于此”。陈白沙、屈大均、康有为、梁启超等珠江文化代表人物，也都在各种文献中自称是珠玑巷人后裔。可见珠玑巷对岭南文化的作用和影响非同一般。象征着这种移民文化和开拓精神的珠玑巷，正是后来在明清时代的珠江文化创新特质取得更大发展的新跳台和加油站。

　　三、“照于四方”之明代

　　明代是中国海洋事业特别发展的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发展了自汉代在广东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也使广东的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取得了更多的发展，使广东经济进入了海外贸易的繁荣期，也使得广东接受了更多的海外文化；并且对岭北的中原文化关系更密切了，更多地交流和介入全国性的文化中心潮流了。从而使得珠江文化的创新特质有了更新的内容和表现方式。最有代表性的是：陈白沙、屈大均和利玛窦三个人物。

　　陈白沙名献章，广东新会人，后迁居江门白沙村，故被称为“白沙子”。明代中叶时，中国的官方哲学仍受着南宋以来奉为正宗的程朱理学统治着，束缚着学术思想的发展。陈白沙对其提出了挑战。朱熹的学说，将“理”看作是天地万物的最高主宰，认为“理在气中”、“理在气末”。主张以“格物穷理”；“格物”就是读圣贤之书。要以“理”学“定于一尊”。陈白沙则针锋相对，提出“学贵乎自得”，“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他说：“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之吾心，……盖以我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他的主张，同王阳明志同道合，南北呼应，对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震动很大，摇撼了其“正学”地位。《明史·儒林传》中称：“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清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张百行也说：“自程朱后，正学大明，中经二百年无异说，阳明、白沙起而道始乱”。这些批评说法，反而更说明陈白沙的挑战精神。与此同时，他对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体系的形成起到重大作用，他说：“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所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君子一心，足以开万世”。“此心存则一，一则诚”。“一体乾坤是此心”，“若个人即是天”。这些精辟见解，可谓“心学”之核心。黄宗羲称他：“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他还是一位出色诗人。《粤东诗海》评云：“理学名儒，多不以诗见长，而本性原情自然超妙。朱晦羽后推吾粤白沙一人”。并说他的诗“蜚英腾茂”。朱彝尊称“白沙诗极有声韵，有风致”，“脱落清洒，独超造物牢笼之外，而寓言寄兴于风烟水月之间”。试举二首为例：    

　　马上问罗浮，罗浮本无路。

　　虚空一拍手，身在飞云处。

　　白日何冥冥，乾坤忽风雨。

　　蓑笠将安之?徘徊四山暮。 

　　——《卧游罗浮·登飞云》

　　短短蒿蒿浅浅湾，夕阳倒影对南山。    

　　大船鼓枻唱歌去，小艇得鱼吹笛还。

　　——《赠钧伴》

　　从这两首诗即可看到一位哲学家的“自然超妙”的“本性原情”，亦可见其“心学”的真情内涵。陈白沙的学术思想和诗风，不正是珠江文化创新特质的自主性和清淡风的典型体现么?

　　明末的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是番禺人，年青时饱阅经书，博学多才，曾以出家人身份多次投身抗清斗争，晚年埋头写出巨著《广东新语》。这是首部地方学著作，是广东的“百科全书”。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张扬广东的人文地理，使国内外认识广东，使广东走向全国和海外。志在使广东文化“照于四方”。他在《自序》中说：“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夫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忘，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他说写此书是“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诗义也博而辩”，要写出岭南的“山川之秀异，物产之瑰奇，风俗之推移，气候之参错，与中洲绝异”。屈大均这些见解已有初步的现代文化学意识。特别是向广东之外写广东，推出广东，已接近当今的现代文化观念。屈大均又是当时岭南诗坛“三大家”之一(另二位是陈泰尹、梁佩兰)，是被称为“未出梅关名已香”的诗家。他的诗着意写民间疾苦，发愤反抗压迫，慷慨郁勃，意象雄奇，意托深远。试举二首：

　　一笑无秦帝，飘然归海东。

　　谁能排大难，不屑计奇功。  

　　古庙千秋月，荒台万木风。

　　从来天下土，只在布衣中。

　　——《鲁连台》

　　秋林无静树，落叶鸟频惊。    

　　一夜疑风雨，不知山月生。

　　松门开积翠，潭水入空明。

　　渐觉天鸡晓，披衣念运征。

　　——《摄山秋夕作》

　　这些诗所表现的愤世和超脱的精神，同他在《广东新语》中所表现的立足广东、超出广东的现代文化意识和精神，在内涵和方式上是一致的，都是珠江文化创新特质的新发展。

　　明代珠江文化特质的表现，利玛窦可说是既典型而又很特殊的一位代表。利玛窦是义大利的基督教传教士，先后在澳门、肇庆、韶关生活13年时间，可算是半个岭南人。基督教早在唐代进入中国，但影响不大，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有较大影响。这主要是利玛窦的功劳。他同葛洪传道教、惠能传佛教的精神和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采取大众性而使人能接受的做法。他自己先到当时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学习中国文化，接着不是用传教而是用学习中国文化之名，获准到广东肇庆，并且像一般佛教僧人一样，削发剃须，穿上袈裟，又以儒家学说传基督教之理，甚至用中国习惯说法称“天主教”，使人从形象到教义能够明白、接受，他还传入当时中国人从未见过的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尤其是世界地图，使中国人大开眼界，又甚有科学和实用价值，如自鸣钟、天球仪、地球仪、象限仪、光谱、浑仪、日晷等现代物品，深受欢迎；他还与肇庆市的汉浯教师合译《天主实录》，这是中国第一本天主教理论著作，是中国化的天主教理论。利玛窦的这些做法和成果，是同他在中国的落脚地点——岭南的文化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也即是说，如果是换在其他地区是不可能成功，或者做法和效果完全不同的。这就是说，岭南的文化环境，使他能够这样做，并取得成功。从另一角度上说，他这样做的方式和结果，也体现了岭南文化的特殊性。这个事例说明：在一个外国人身上也受到如此深重的珠江文化熏陶，不正是这种文化特质的威力所在么?其做法和成果的特点——大众性、适应性、可变性，不也正是这种文化创新特质的活灵活现么?

　　四、清末民初的兴盛

　　在屈大均所论析的珠江文化以上四个时期之后，自然是清末民初时期，将这个时期称之为兴盛时期，恐怕是会举世公认的，只要列举一些在这个时期的著名人物的名字，即可窥其兴盛之势了。如：黄遵宪、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廖仲恺等等。这个时期之所以兴盛，主要是因为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这个门，首先就是位于珠江出口处的虎门。帝国主义的大炮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也擦亮了人民的眼睛，使岭南人最早“放眼向洋看世界”，最早吸取世界和西方文化。所以，这个时期的岭南文化，最出色的代表人物都是救国救民的领袖人物，又是具有海洋文化意识的饱学之士，是政治家、学者，又是文人或诗人。他们的学说和行动，都鲜明地体现着珠江文化的创新特质，又都各以不同方式和个性体现着珠江文化的开放性、挑战性、求实性、大众性。他们凝聚着珠江文化的这些特质，体现着这些特性的高峰和风采。

　　黄遵宪是这个时期的开篇人物。他是广东梅州人，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在清政府历任外交官达10年之久，曾出使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回国任江南洋务局总办，支持康梁变法，失败后回乡闲居，以写诗为主，着有《人境庐诗草》11卷，达1100首之多。梁启超称他的诗：“公度之诗，诗史也”。其实，他是志在从政，不得已而退为写诗。他自嘲说：“举鼎膑先绝，支离笑此身。穷途竟何世，余事且诗人”。但他在人生历程中，多是以诗写下他所见历史重大事件的，如太平军战争、《北京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等事件，都在他的诗中有反映，表现了他的强烈的爱国之情。此外，批判封建社会，主张派留学生出国，写海外风光，吸收国外文化都是他的诗作主题，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文化意识；他的诗风，还有浓郁的民歌风韵，有很强的大众性。试举二首：

　　我是东南西北人，平生自号风波民。

　　百年过半洲游四，留得家园五十春。

　　——已亥杂诗之一

　　买梨莫买峰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

　　因为分梨故亲切，准知亲切转伤离。

　　——《山歌》之一

　　黄遵宪的生涯和诗作，尤其是他以“东南西北人”和“自号风波民”自况，更鲜明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外交家和诗人所具有的珠江文化创新特性。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清末进行的维新运动，是人们熟悉的事，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两人有师生之谊。这场运动由他两人发难，不是偶然的。这同他俩都是岭南人，都受珠江文化熏陶有密切关系，是这种文化环境使他们成长，也是这种文化使他们有如此作为。自然，他们的作为也都体现着珠江文化的特性。康有为在清廷与日本订《马关条约》时领头《公车上书》，接着又组织“强学会”，后又成立“保国会”，促成“百日维新”，就是典型的创新行为，是当时领先的文化意识和政治改良运动。他的诗《过虎门》：“粤海重关二虎尊，万龙轰斗事何存?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很能体现他的救国救民的精神和气派，也体现着他的现代开放意识。梁启超不仅是康有为的追随者，还是一位自有卓越贡献的开创性大家，他既是政治家，又是大学者，着有《饮冰室合集》148卷。他曾宣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自创“新文体”，写有许多别具一格的出色散文和诗歌，试列二首：

　　(一)

　　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

　　万事福为祸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    

　　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帷忧或后时。

　　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淬较群儿!

　　(二)

　　献身甘作万矢的，着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自励》

　　这两诗不仅可见其诗风、文风，并可见其从政从文之志，更可见其开创性的文化意识和自信心。

　　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年青时即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后又组成中国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结束了几千年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宣导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中心的三民主义，先后被推选为总理、临时大总统，这位世纪伟人的伟大革命思想和行动的产生和发展，同他作为岭南人所受的熏陶是分不开的，简直可以说，孙中山凝聚了珠江文化的精华，并将这种精华与全国民族和世界的文化精华相融合，同时又由此而体现了这个时期珠江文化的最高峰，并将这高峰推向全国和全世界。所以他的创新特质是全面的，是具有领袖的气魄和作用的。这在他的两首诗中即鲜明可见：

　　象阴万狸打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

　　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

　　——革命歌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寒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挽刘道一

　　诗中“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的气概，既是孙中山伟大思想和人格的凝现，又是珠江文化的创新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高峰体现。    

　　五、改革开放新发展

　　2004年8月21日，在广东省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指出：“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离不开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同时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又说：“广东的发展与邓小平息息相关，紧紧相连”。我认为这些话，清楚而深刻地指出了邓小平理论与珠江文化的密切关系。

　　这种关系，似乎可以从1979年4月邓小平在接见广东省领导时一段谈话引伸而作出的一个比喻来概括。当时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段话将改革开放时期创立的深圳等特区，比喻为解放战争时期创立的陕甘宁等边区，那就意味着：深圳等特区和陕甘宁等边区分别各自在改革开放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中的作用是相似的；从而是否也可以这样比喻：如果说，毛泽东创立陕甘宁等边区，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地，是毛泽东开辟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据地的话，那么，邓小平创立深圳等特区，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地，是邓小平开辟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据地。如果这个比喻可以成立，那么，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广东，自然也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和地位，正如张德江同志所说的那样：“广东的成功实践，向全国人民展示了什么是改革开放，怎样搞改革开放；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广东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关怀下作出的重大的历史贡献”。

　　是什么原因使邓小平选择广东创立深圳等特区，而广东又能够不负使命地起到实践地、根据地的作用呢?我看根本在于：邓小平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与珠江文化的主要特性是息息相通、基本一致的。例如，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986年9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1988年9月，他又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这些谈话所表现的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市场经济、发展海外关系和贸易的思想，与珠江文化的海洋性、重商性是吻合的：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以及“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等指示的精神，与珠江文化“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特质是一脉相通的；1980年12月，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992年春，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要争论，“拿事实来说话”，以及人们熟知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名言，简直是珠江文化务实性、包容性、多元性的活灵活现；最基本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同珠江文化的创新、开放、相容、共时、重商等特质是一致的，所以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互为知己、一拍即和、相得互彰。由此可见，邓小平选择珠江文化的中心地带——广东，以及海洋文化登陆地——深圳等特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地、作为开创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试验地、根据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英明的。

　　从文化学理论看来，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相长相成的，每个国家或地域的经济形态必有相应的文化形态，其经济基础及其发展，也必以其相应的文化为基础和发展的支撑；同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必然促使每个国家或地域文化的发展，包括其文化历史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和邓小平理论，与广东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珠江文化的关系也是如此。在广东省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座谈会上，张德江同志还指出：“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广东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的道理，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引，就没有珠江文化的新发展。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论述过，珠江文化的历史自古至今可分为五个时期：首先是汉代，是开创时期，即屈大均所说的“始然于汉”，代表人物是陈钦、陈元父子和士燮兄弟代表的经学，牟子代表的佛学，葛洪代表的道学；第二是唐宋，是兴旺时期，即屈大均所说的“炽于唐于宋”，代表人物是“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佛教禅宗六祖惠能；第三是明代，是发达时期，即屈大均所说的“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代表人物是创立白沙学派的陈献章，《广东新语》作者屈大均；第四是清末民初，此可谓革命时期，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因为这些著名人物，既是以现代海洋文化意识对珠江文化进行革命，又是以现代珠江文化精神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五是当今改革开放时期，这是珠江文化新的发展时期。因为这时期是邓小平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和改革了珠江文化的优势和特质，选择广东及深圳等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实践地、实验地、根据地，进而在全国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由此使珠江文化取得空前新发展。具体表现在：珠江文化的创新、开放、相容、共时、重商等特质，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和精神内涵，正在逐步克服不彻底、不深刻的负面，并且与时俱进地日益增创新优势，增创新经验，增创新成果，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在全国、全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所以，是邓小平理论指引珠江文化迈进新的发展时期。

　　注：本文第一至第四自然段写于2000年11月15日，第五自然段写于2004年10月22日。本文所引用的张德江同志讲话均见2004年8月22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