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加芬克这个老头

　　我不知道我在“老外”眼中的形象究竟如何?一个怯生生的、操着结结巴巴英文的黄皮肤中国人?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脚下的旅游鞋不知什么时候被勾出了个小口子的漂泊者?一个不苟言笑、脸色沉重步履亦沉重的兵马俑中的出土文物……

　　也许还可以说出很多——因为这是我从不同老外的眼神中看出来的，每每教我忍俊不住，几欲要给他们扮个鬼脸才开心。

　　我想，哈利·加芬克没准把我当作了“兵马俑”，我与他在三周内作了长达上十个小时的交谈，他所带的研究生伍洲在旁给我译解疑难的用词，他是在自己那堆满了书藉及电脑等仪器的工作室里接待我的，这在他们算是最高礼仪，以充分表示对一位东方学者的尊重，他们绝没有中国人在大宴会厅里或雅座中摆上各种名菜的豪爽，更没有以吃剩菜为虚荣，在约请我时，只是在一个华人餐馆里点了几样点心。然而，这却教我如坐春风，不似国内“吃了人家的嘴短”一般，芒刺在背。到广州短短几年，大宴小宴都把我吃怕了，以至宣传部长都说我的痛风是“吃大菜”（广东话指赴宴）吃出来的，后来问医生，也如是说。

　　还是该说到他把我当“兵马俑”一事。这不独从他那凝聚、惊讶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而且从他特意找来的茶具可以表示出来。

　　真不知道他是从哪找出来的老古董?!那粗陶的茶壶，及与之相匹配的小茶杯，上面的古青叶纹图案及提手……他小心翼翼地放进茶叶，倒进开水，闷上一阵，才给我斟上，神态肃穆，动作十分程式化、仿佛我是从古代中国来的。一时间，我只觉自己浑身已是兵马俑中的尘土味，竟哑然不知何以应对。

　　当我谈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蜂起，形成争鸣之势，讲到老子的“无为”，孔子的“明知不可而为之”时，他兀地问道：

　　——那时，可已是铁器时代?

　　我点头作了肯定回答。

　　他仿佛又得到一个有力的论证，说：

　　——铜，是专制的金属；而铁，却是民主的金属。

　　他大概是指，冶炼铜很难，只有极少数人能占有，所以可建立极权统治，而炼铁，却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权力分散了，便有了民主，不知我的理解是否太白了——政治制度也是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

　　兵马俑正是秦朝所为，他这么一说，我又觉得自己刚巧从那里出来，问得我也似兵马俑一样，木讷而不知所应对。

　　是呀，我仿佛是在用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来解答他的现代疑问，几乎无法选择合适的用词，每每教他“误读”，理解成另外的意思。

　　误读并非坏事，人类文化史的发展，每每也是靠的误读，庞德的“意象派”诗歌，不就是误读的中国唐诗意境而创新的么?语言太大一统不见得是个好事，如果真大一统，这个世界便单调了、枯燥了，没有了任何色彩。误读如同三棱镜，反而可以折射出很多的色泽来，让这世界五彩纷呈。

　　他讲他的人类悟性的起源与发展，讲到文艺复兴以来思维方式的突飞猛进，以75年左右为一个阶段——阶段这词，我未必译得准确，就这么意思吧，他认为，二十世纪是意念阶段，下一世纪，思维便成了悟性，不再拘泥于逻辑推理了，而他给我的那本书，则是从几十万年前人类悟性（这词译得准确么）发生、发展写起的。译起来，许多单词都是英文词典中找不到的。

　　英文就这样，允许学者们新造，所以，英文词典每几年就得翻新一次，因为每年都会产生很多新的单词。

　　而我面前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几十年前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如今阿尔伯达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博士导师，著名作家、学者，他自然有权利，也有资格不断为他自己所属亦所熟习的文字增添新的宝藏、责无旁贷，可这却苦了我这半路出家的翻译家，不得不凭藉我可怜的外文知识加上中文构字知识，去揣测每个生词的意义——无词典当拐杖用。所以，回国后，我把我们两人的对话，写出一部廿余万字的论著《当代思维论》，在翻译上的时间，比写正文的时间，至少要多上一倍。

　　伍州告诉我，他的这位导师，特喜欢新造英文单词，所以，读他的文章也特别难。

　　我不禁悚然。

　　相形之下，我更是“兵马俑”了。可不，中国文字，可从来没有什么新字出现过——除开新的元素，可那也是用旧的单字或偏旁组建的，亦可一目了然，除此之外，据我所知，现代仅有一位大师，也就是郭沫若，新造了一个字——“搞”，这已被视为了不起的大事了。仓颉造字，因为他是神，所以每个字都是神圣的，不可以节外生枝，更不可以另外再造出别的什么来，否则，便是亵渎神明，罪莫大焉。所以，始终操着古老的汉字，我焉无“兵马俑”之感?但我毕竟当不了郭沫若，无计可施，只有披着这浑身的古尘泥味好了!

　　只是令我诧异的是，中国古代思维中，由玄思（大概这相当于加芬克所说的意念性思维吧）到禅悟（这便是悟性思维了），是十个世纪之前的事了，那时，西方尚在黑暗的中世纪中，只允许“神的思考”或线性思维。可是，经宋明理学作一精致的改造，玄思与悟性，竟又成了实用理性，反而以线性思维为正宗了。东西方文化与思维发展的轨迹，也许不可以用特定的程式去套牢，而应有自己各自不同的走向。例如，在中国，铜与铁，也许并无专制与民主之分。春秋战国，恐怕也不等于奴隶主民主时期。

　　不过，我倒是很激赏他讲到的现代思维研究的一大成果——群体激发效应。科学家总是一茬一茬几乎在同一地域中出现的。至于政治家也如此，如在湖南，魏源、曾国藩、毛泽东都分别在近代三个不同时期带上三批人才群落；在广东，洪杨、康梁以及孙中山，也是如此。中科院第一批五位学部委员，全是梅县出来的医学家。新时期中，号称“湘军”的湖南作家也是如此。这篇文章当然不是阐述这一理论的地方，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

　　我想，这一理论，加芬克博士为何如此情有独钟，也许与他身兼该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有关吧?他的思维科学理论，大都援引的又正是教育方面的材料。加拿大是个很年轻的国家，可教育如今却堪称一流——也正是这，使其跻身于西方七强之中，据说，五十年代末，中国在搞大跃进，经济冒进，栽了个大眼头；而他们也在大跃进，不过却是教育“冒进”，把大学修到了人迹罕至的北部——却由此带出了一个都市。

　　这在我听起来几乎是个童话，但却千真万确。人的素质提高了，人才脱颖而出，经济、科技、文化，也就一齐上去了，西方人是急功近利，颇讲实用的。可在教育上却能“先着一子”，颇有远见；而我们却自命清高，讳言功利，但教育上反而鼠目寸光，至今教育投入仍在世界倒数的“前列”。我不知道，这可否也是思维方式上的二律背反，讲功利的反高瞻远瞩，轻实用的却目光短浅。

　　兵马俑的目光皆是死鱼眼珠子似的，目空一切却荡然无神——这实在又教我自惭形秽了。我们背负了太古老却锈颓了的文明妄自尊大，人家轻装上阵自然博取众之长而滋润得光鲜活灵，兵马俑算是文化贵族的象征，可它给我们的启示却是别一种滋味：苦涩、酸楚及其它。

　　时至今日，我仍记住老哈利慈祥而有神似鹰隼的目光，光光的大脑瓜子上楼梯似的抬头纹，硕大的鼻头与红红的长耳朵，以及那粗大的毛绒绒的手——兴许，我的同胞们还会以其浓黑的体毛认准人家还未“开化”，在我，却忘不了他如何不住在纸上比划，写生词加上绘线条，以帮助我弄懂他的意思，领我进入他那玄妙的思维世界。

　　自然，更忘不了当日那工作室的氛围，除开浓郁的茶香以及古色古香的中国茶具外，四周的书架，迭立得整整齐齐的、色彩不一的各种书籍，大本的、袖珍本、流行装的、……精装的，平装的，还有厚厚一迭的电脑用的软体，给你一种博大的、浑厚的、庄重的感觉。最尊贵的客人，当然是在自己的书房或工作室中接待，而不是宾馆、宴会或客厅，因为这视为至交，无内外之别了。在这种氛围中，你所能领悟的，自然远远超出于字面上的，语言上的。老哈利真是个有心人。

　　我在该校，讲的是“中国文化史观”，本来，还该好好与他谈谈自己的观点，可惜美国的签证已到，须匆匆启程了，对话便未能再继续。我想，等我的书出来，寄给他，以书代话吧。正好有家出版社约了我写。

　　然而，考虑到经济效益，约稿的出版社迟迟未曾发稿，理由是太高雅精深卖不出去，宁可付退稿补偿。另一家出版社有兴趣，却又迟迟下不了决心。时至今日，我仍未去取补偿稿酬，稿子自然仍束之高阁，未知能否找到婆家。实在是有负老哈利一片苦心了。

　　当然，我绝不敢奢望我们在出版学术专著上会有“冒进”之壮举。

　　我还是当我的兵马俑好了，在大学的古俑坑里，写着那千年不变的古汉字，未可再探头看看外边的世界，以多几分无奈的慨叹。

　　中国人该怎么改变自己?

　　中国的作家、学者们该怎么改变自己?

　　但愿我日后在“老外”眼中的形象，该是另外一番打扮……对他们来说，我也该是一个——“老外”!

　　R·麦吉里斯的惊叹

　　卡尔加利比起阿尔伯达来说，完全是一个更新的城市。老父亲留给我的英文地图册上，是找不到这个地名的，这是证明之一。而该城的卡尔加利大学，曾是阿尔伯达大学的分校，所以历史比阿尔伯达短多了，这也是证明之二。不过，如今的规模，恐怕不亚于阿尔伯达——无论是城市还是大学，这里的中华文化中心，就比阿城的气派得多，也现代得多，这是证明之三了。

　　大概二三十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因为发现了石油，这里一夜之间成了北美的石油名城。同深圳一样，亦有“一夜之城”的美称。阿省的美国领事馆不设在阿城而设在这里，亦可证明其枢纽意义之大了。我办理赴美马里兰大学讲学的签证，就得上这来，好在是高速公路，二三百公里不到两小时就到了。

　　不过，卡尔加利大学与我的关系，比阿尔伯达还早。因为，这里有一位我久已慕名的同行，R·麦吉里斯教授，未到北美前，我们便已多次通过信了。

　　他是国际IRSCL（儿童文学研究学会）的前任主席、第十届理事，论文评选委员会三人团成员之一。我给该会第一篇参与角逐的论文，也分别寄给了三人，他是三人中第一个给我回音的。

　　而且极认真，共写了两次信。第一次说论文收到了，表示感谢，并说自己法语不怎么的（加拿大国语为英、法两国语言，而另一评委又是法国教授，所以我寄去法文本）看起来会慢一点，请我耐心等侯。

　　第二封信，他直截了当，说，无论如何，从古代典籍中发掘儿童文学史观，是有着极其巨大（great，中文常译为伟大）意义的，他一定向评委会力荐，当然能否入选，他也无法保证。

　　两封信，一长一短，却足以看出这个人的风格，认真、直率、坦白。我想，这是北美人的性格。

　　临走前，我听另一位同行说，他的论文已被拒绝了，来信仅寥寥一句话。写信人，也是这位麦吉里斯。当时，我心想，自己大概也会落选了。

　　因为那位论文被拒绝的，现时是国内名噪一时的新潮儿童文学理论家，大有少年得志的味道。而我，虽然干儿童文学二十多年，却太可以“老朽”而被斥之了。

　　由于行程匆匆，我在国内没有得到论文是否入选的任何消息。

　　我这个人，每每缺乏几分自信，总认为自己不及他人，搞理论嘛，也玩不出几个新名词新招式，斥之“老朽”并不为怪。人家自认为理论比我强多了的都落了选，我还有什么指望?所以，到了北美，电话同麦吉里斯联系，也一字没问到论文入选的事，麦言里斯也是问什么答什么，竟只字没提及论文如何。

　　于是，我在阿尔伯达城，与他咫尺之遥，竟一两个月未敢知道论文的命运。而他也一度外出，看得出他是个大忙人，绝少在家。彼此就这么打了几十天哑谜——在他，自然以为我已经知道了。

　　一个北美人，直来直去惯了。怎知道中国人这种微妙的心理?

　　直到我抵达卡城，见到了他，这才开口问及。

　　他还吃了一惊：你怎么还不知道?会议秘书处早已通知中国了嘛。

　　我想，也许正是我离开中国的那天，会议通知亦刚刚到达中国。不过，从他的神色看，我的论文应该是入选了，因为他提到自己已预定了飞机票，很遗憾不能与我同行。还说，他就住到巴黎会议主持人、巴黎北大学让·佩若教授的家里。

　　但我还不敢确认，又问了一句：这么说，我的论文入选了?

　　他高兴地点了头。

　　而且立即手忙脚乱起来。

　　他找出了会议的日程表，办签证的邀请书，收费标准，入选论文名单……等等，一大摞，而后说声对不起，便出去了。

　　片刻间，全套资料，他均复印了一份给我，他们的影印机简直妙极了，复印的同原件一模一样，看不出复印的痕迹。后来，我想，那原件本身也应是影本。

　　入选论文名单的第二页，我的英文名果然在列，还有长长的论文标题《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以及作者单位，身份。

　　坦率地说，直到此时，我才相信自己论文真正入选了，于是自信心也有了，因为，在写这篇论文时，我反复思考过，向国际研究机构提交论文，断不可重复别人的东西，要拿，就拿出自己中国的理论来，愈是民族化，才愈有国际性，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得建树自己的骨干，绝不可拾人牙慧，更不可赶什么时髦、新潮，况且时髦，新潮也永远赶不上，只要你是独创的，便可占一席之地，立不败之位!

　　显然，我的考虑是正确的，我想，这也应是一个民族的代言人——文学家及理论家应有的正常心态、健康心态，而不至于有殖民化或奴隶性。不错，别人有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地方，但切不可回过头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而妄自菲薄。

　　麦吉里斯主动地给我谈起了这次评委会筛选论文的经过。他说，这次中国投来的论文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是第一次有中国人参加这一学术研究国际组织的会议。这是一个很严谨的国际学术机构，由全世界各国大学及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组成，迄今，只有二百名会员，中国仅有蒋风教授一人。只是他这次没寄来论文。

　　他说，中国论文有几十篇，热情可嘉。只可惜的是，观点太陈旧了，所以绝大部分在一审时便拉下来了。

　　观点太陈旧?我又吃了一惊。

　　可不，他拿出来的那些被淘汰的论文，在我看来，在中国可谓够新潮的了，什么审美仲介论在儿童文学中的运用，什么接受美学，什么……我想，还是别写下来吧，时下，这么些新理论、新名词，正在国内众多理论刊物上满天飞，何必自找麻烦呢，惹那么多是非呢，我在《儿童文学研究》上写了一篇，便已招至四面八方的“围剿”，甚至说我这个翻译过存在主义著作的译者，连存在主义某代表人物出生地也不知道。

　　然而，麦吉里斯讲的却千真万确，后来，我与该校的中国博士生谢少波讲起，他也告诉我，麦吉里斯很奇怪中国来的论文为何正捡起他们业已扔掉了的旧玩意儿。

　　我自然不能向他解释。

　　后来，会议对我论文的推崇，在我却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观点大致与麦吉里斯来信相近，认为这是从多元文化、亚文化角度上，探究本国儿童文学论文中极有特色与创见的一篇。并且，还让我作了一个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专题讲座，在坐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给的掌声是最热烈的。

　　半年后，该研究学会便以“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精湛与独到的研究”，吸收我为会员。在论文入选者中，也有被拒绝入会的。

　　这令我，也令众多的中国学者思索很多、很多……

　　麦克里斯是个很风趣的人，当我将一位书法家的字赠给他时，他忽地发出惊叹：

　　——你们中国人一定一个个都是画家，一个字就是一幅画。我实在佩服你们。

　　一番话说得教授与华人们开怀大笑。

　　他也将自己的专著及论文送给了我，他是该大学人文研究所的教授，也是驰名国际的儿童文学作家。他还请我在宽敞明亮的大学餐厅吃了一顿，他那美丽的妻子也来了，叼一支烟——在北美，可是女的抽烟男的不抽烟，以示向传统挑战。她正辞了工作，又到大学读研究生，也够潇洒的了。

　　在百忙中，他陪了我两天，据他的研究生说，在他可是破天荒的了，因为他还兼了一个国际儿童文学理论刊物的主编。

　　由于很快就可以在巴黎见面了，我们分手倒没什么依依可拟。

　　然而，不久，我却收到来自巴黎的一封信，那是这次会议主持人让·佩若写来的，他在信中表示，我到巴黎开会宣读论文，可以住到他家，因为我是麦吉里斯的朋友。

　　我还以为，我会与麦吉里斯同住他家呢。

　　可到了巴黎才知道，麦吉里斯已住到了旅馆，专门把他家的客房让给了我。

　　顿时，我心头一热，不知该说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