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珠江流域内，民族的构成算广东稍为简单一点，虽说也有瑶、畲等少数民族，但大多数仍为汉族。

　　可是，却很少人知道，广东有三大民系之分：广府、客家、潮汕，每每把说白话的广府人代替了整个广东人。其实，在中国的任何一个省份，其汉民族的构成有如此地复杂，尤其语言竟这般迥异的，都比不上广东。汉语言的几大方言中，广东就几乎占去一半，而且彼此间相去甚远，不比湘、赣等方言与北方方言相距那么近。同在广东，你就可能听不懂另两种方言，却可以听懂普通话。光凭语言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广东或珠江文化的多元性、复杂性与宏博了。

　　“宏博”一词，恐没多少人敢赞同，因为今日的珠江文化，一般是被视作浮浅的、世俗的、市井文化，没有什么根基，更没什么建树。早已有人惊呼，广东文化已陷落在发廊、酒巴与卡拉OK当中了，成了泡沫文化 、皮相文化，甚至是舶来的殖民文化……等等。

　　这种惊呼似乎很有道理。

　　作为原籍广东顺德人，儿时在广州长大，后来到了井岗山插队，在武汉大学读书，一度曾作为湖南省作协专业作家的我，后天受到内地文化影响要大得多，所以，十几年前调回广州，每每以内地的眼光看自己的家乡，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

　　也许，母亲是客家人，加上她过早地去世，母子之情日见深浓，所以，我先从写客家人入手，来对自己的故乡表述一份歉疚。其实，从潜意识来说，客家文化要接近于中原文化得多，所以，与我从内地返回广东，从文化心态来说，更容易认同一些。一般人都认为，客家人是重义轻利，重学轻商，广府人则恰恰相反，而潮汕人则执其中：义利并重，学商同举。当然这一说法有所偏颇，因为第一届学部委员中，广府与客家人的人数几乎相等。

　　于是，恐怕是这辈子最长的作品《客家魂》，一口气便写下了全三卷150余万字被列为北京重点书出版，并立即为电视台看中，将三卷改成近卅集的连续剧，后又完成十集的《客家女》（已拍完）——那是作为客家母亲的儿子寄托上的一份哀思。却有人大兴问罪之师，打上门来：论中国人的血统关系，你该是广府人，怎么不写写你的民系？你的乡亲呢？

　　我惶惑了。

　　按理说，我是该先写一下广府人，可不知怎的，我总感到有一种隔膜感。故乡顺德，如今是全国首富，我在国外讲学，亦处处可见“顺德餐馆”的招牌，今天，我应该以顺德人为骄傲。甚至已有地方把我列入了当代顺德四大文化名人之列，恭列于革明、黄秋耘，岑桑之后，太抬举了，总觉自己名不副实。我能称得上广府人乃至顺德人的一员么？

　　我并不瞭解自己的故乡，也把握不住广府人，我在内地滞留了太长久的光阴。以至在广州以广州人自居的外地人，都敢把我当外地人予以排斥。

　　不期然，由霍英东基金会资助的《现代与传统》，约了我一篇学术文章，题为《岭南文化在南中国海文化圈的历史地位与当代契机》，洋洋一万多字，如刊物提要为：

　　△南中国海文化圈内，珠江文化占有很大的覆盖面，它完全可以创造出更灿烂的成果。

　　△南中国海的经济处于崛起中，如果没有文化的维系或深厚的文化土壤，这里的经济一体化和进入良性回圈难以实现，能起文化凝聚力的唯有华人文化即珠江文化。

　　△精英文化在岭南未成气候，这恰巧是广东的危机。岭南要有自己的精英文化，要有大师级的文化人……

　　文章一出来，马上便有人拍我肩膀：好哇，有大气，不愧为“可怕的顺德人。”连当日问罪者也承认：你血液中到底流的是广府人的基因，这下子，把上海人浦东开发的傲气给盖了！好一个“南中国海”，比长江流域大多了！

　　这一说，更叫我惶惑了。

　　基于长期心理积淀，已以广州人自居的外地人，始终把我视为异己而排斥；而重功名的客家人，大约亦因为我在文学与理论上的一定造诣，又把我算作了一份子。曾视我为广府人逆子的，如今又再度把我认同——一下子，我成了“四不象”，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侨属（祖上已侨居大马好几辈）、内地人（从内地调来的）、还是客家人（有母亲一半的血脉，且有那么多写客家人的著作）抑或——广府人？！

　　在我身上，交织有太多的“文化因数”。

　　当然，在写上面那篇论文之际，我已经沉迷在广府文化的研究之中，第一个成果，是我家乡邻近的中山县——也是我外婆的故乡——一位近代史上名人的传记。他是中国百货业的鼻祖，中国最早的四大公司之首——先施公司的创始人。上海人自然知道他，也没忘记上海先施公司的摩天塔，别忘了，上海早就有“广东人开埠”一说，虽然尚不是指马应彪等四大公司，可最早在上海经商、办实业的，却的的确确是广府人（四大公司之首脑们，甚至是一色的中山人），随后才是宁波人，等等。而先施公司首倡“不二价”（自然这不同于历史上的“不二价”），则是开了中国现代商业精神之先河。

　　而这，在中国，当日的中国，亦唯有广府人“敢为天下先”，有这种干大事业的气概并且不惜犯难冒险，敢于失败，哪怕血本尽亏，也决不认输，摔倒了，再更高地站起，去傲视一个杂沓纷纭的世界。

　　正因为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他们建树最多，非难也最多。甚至被排斥于正统文化之外，视为异端，直至今日，仍没有多少改变。

　　此际，我重新把自己视为广府人，甚至会觉得有几分委屈——我是那么世俗化么？是那么浮浅无文化么？是那么重利轻义么？是那么目空一切地当暴发户么？是那么野心勃勃、傲视一切？是那么自私自利、冷漠无情？是那么没有热情，自以为是、地方主义……种种，种种，足可以写下一大版！

　　我无法给自己画像——给广府人画像。我身上内陆文化的基因在本能地抗拒着，不愿意给认同——认同为客家人，尚尤自可，再进一步，也就面临更为巨大的抗拒。内陆文化的自尊感恐怕比广府人的自尊更为强烈一些，因为这有着几千年“君臣父子”严酷的伦理定位，换句话来说，广府人的商业精神是与此格格不入的。这是一种贵族化的自尊，一种文化贵族的怡然自得，不可动摇的历史品格，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怎么可以放弃呢？何况在内地当一名作家我所赢得的尊严与荣誉，在这里很可能会丢落到不乾不净，也不尴不尬的地面上，这地面看上去可是人欲横流，世风日下、众心不古的，显而易见，这只能是一种世俗化的潮流，伴随着流行歌曲嘶哑的叫喊及无病之呻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当年，法国的贵族不就是这么蔑视中等阶级的么，整个的粗俗，整个的……堕落。

　　我内心所面临的冲击便是这样，抗拒也就随冲击一般成正比地增强。最后，也就只有一条出路——崩溃或投降。

　　中国人是宁死也不愿作俘虏的——这是几千年文化的结论。谁敢想像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际，作为败军之帅的李将军会率众“光荣投降”。在西方文明看来，投降非但不是屈辱，相反，却是人性的义举，因为保存了部下众多的生命——大有“活命哲学”的意味。这点，广东人，尤其是广府人，似乎亦已“西化”得可以，打不赢决不死守，“粤军”的恶名一百多年就这么传开了。

　　看来，我身上最原始的基因起了作用，在冲击与抗拒中，我选择了“光荣的投降”而不曾“全线崩溃”。

　　值得我感动的是，一位从不相识的香港实业家，千方百计，到处打听我的下落，终于把我找到了。他说，他是看到了我的关于客家的理论著作之后，产生了找我写一本书的念头。

　　我以为他是让我写客家的书。

　　可他提出，让我写一本《广府寻根——中国一个最大的移民族群探奥》，并表示，广府人对广东的开发、在海外的拓殖，都是最大的，如何没人写写他们？

　　他提出的，正中我下怀，于是一部近40万字的广府专著应运而生了。

　　我“投降”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