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远（陈大远，罗定市博物馆。）

　　【中文摘要】“南江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专家提出。笔者认为，南江是岭南文化的脐带，它孕育的青铜文化给岭南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它曾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黄金水道，它见证着岭南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过程。南江与西江、北江、东江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

　　Abstract:The concept of “Nanjiang Culture” was first put forward by the experts from Zhujiang Cul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Nanjiang River was the umbilical cord of Linnan culture; it gestated the bronze culture which brought to Linnan the first light of civilization; it was the golden waterway of the Silk Road in ancient South China; it witnessed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Linnan Nationalities. Nanjiang River is as important as Xijiang River， Beijiang River and Dongjiang River.

　　

　　南江，不是今日才“发现”的。早在南北朝齐时（479—502）设置“南江督护”，其名称就有了。历史上曾有双床水、泷水、泷江以及建水、晋康水（今郁南）等名称。六十年代，珠江水利部门以其主要流域及经济文化中心在罗定而定名为罗定江。

　　“南江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珠江文化研究会专家根据文献、民俗、考古发现及水系文化带的定律所提出来的。并将其作为岭南文化新拓展的领域进行研究，指出“其文化自成一体，南江是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对接通道，其相关流域也是广府文化与八桂文化的交接带，也是古百越文化保存较完整的地区之一，构成了一条历史悠久、底藴丰厚的南江文化带”，“南江流域既有古道文化意义，又有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的文化意义，既有山、河、海多元文化交融的课题，又有海洋文化如何进入内陆的课题”。

　　“南江文化”提出后成为近年岭南文化学术界专家们的热门课题，有的专家认为南江水流过短，不能夸大为与珠江水系的东江、北江、西江并列，而主张把东起阳江、西至防城等大片南部沿海地区划入大南江的范围，即所谓“泛南江文化”格局。又有学者称：“南江口镇把扼南江咽喉，是古代南江文化根深叶茂之地。郁南县是南江文化的心脏及腹地，是南江文化的喉舌与龙头。”而将南江文化退至小南江的范围。因为郁南县只有不足一半的区域位于南江流域，且自明万历以来，郁南县（以前名为西宁县）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建城镇和都城镇等西北地区，因此，很多学者，甚至一般百姓都会提出种种质疑，更有人提出过郁南县迁名的要求。

　　郁南是“神秘南江文化之都”的提出，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对南江文化未有深入瞭解，或者瞭解得片面或肤浅，笔者从事南江流域的历史文化调查与整理工作二十多年，案头上积累了大量有关的材料和数据，认为有必要对南江文化的疑团作一些解释，以还原历史的真实。

　　什么是南江文化的精髓？笔者认为，南江是岭南文化的脐带，将它和西江、北江、东江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它孕育的青铜文化，给岭南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它曾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黄金水道，它见证着岭南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过程。南江历史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变化，出土文物是最有力的证明材料。在南江上游罗定的腹地，几个主要支流的山谷河口，都曾发现过战国、汉和南朝的墓葬。在太平南门垌，罗平背夫山发掘的战国墓是迄今为止岭南发现三座最大战国墓葬中的二座。特别是背夫山战国墓，它发现的意义非同一般。从葬制分析，它确定了岭南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中间经历过一个短暂的奴隶社会阶段。从出土的礼器，青铜鼎、鉴、编钟等看，可以确定战国时期，岭南最大的部族首领，最大的地方贵族就在南江流域以及西江一带（曾昭旋教授提出的“岭南土邦国”）。从出土的青铜兵器与工具，可以看出当时岭南文化已与中原、吴、越、楚、夜郎等文化进行过交流，并相互影响和渗透。从出土的青铜兵器，特别是很多造工精致的青铜箭簇与矛，可以解释南江这个曾经首创游击战术和善于使用弓箭和夷族为什么能抗衡秦始皇的强大军队，坚持与秦军作战三年的主要原因。

　　在罗定的下山洞、饭甑山，云浮的蟠龙洞、阳春的独石仔都发现智人化石及旧石器时代遗址，在南江最大支流船步围底河两岸山冈上曾采集到大量战国到秦汉时代的印纹硬陶片，在罗镜河上游水摆曾发现过汉墓和迄今为止广东最大的一座南朝墓，证明瞭从石器时代到初唐，南江文化是岭南一个文化活动非常活跃的地方，至今尚有不少迷团未有解开。这个时期，南江流域不但文化相对先进，人口也较当时还被水网包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稠密”，我们可以从汉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中找到依据，也可以从南江特有的地名文化中找到证据。在南江现存的地名中有很多是难以解释的，例如以“思”字冠首的地名，在今广西、云南、东南亚地区中常见，是一种古百越地名。“思”和“都”冠首的地名都是指当时比较大的乡村。在古越语和古汉语中，“思”和“墟”同音；在南江流域方言中，“思”与“泗”、“斯”、“司”等字同音，所以常见位于水源边的大村庄多以“泗”命名。今信宜的思贺，罗定的都门、泗纶、泗濂、泗盆、思理、思围、泗片、泗间，在南江下游，郁南千官的斯富、连滩的思和、东坝的思磊，云安高村的司马，南江口的思约等，几乎遍布于南江流域各条支流和重要津梁河口台地。

　　在南江流域，仍存有两座夯土的唐城，均在今罗定境内。此外还有唐代的摩崖石刻、石雕以及古老的方言、姓氏等。

　　在南北朝梁时，从中原南迁的庶族地主陈法念被任命为南江督护和新、石二州刺史，他还被当地土著僚族人奉为酋长，首先揭开了岭南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和谐融合的序幕，陈氏与高凉冯冼氏、钦州宁氏并称为岭表三大酋长，这是岭南前所未有的，汉人与土著人的婚配亦增多，虽然，后来又发生过多次民族文化的大碰撞，需要通过战争手段实现民族融合。直到明万历年间的征瑶事件，岭南才最后完成了民族的大融合，南江经历和见证了整个民族融合的全过程，在南江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成为岭南历史文化发展的关键和节点。

　　在民族信仰方面，南江文化的特点是多神崇拜。从唐开始，佛教从北方与海上两个方向传入，南江出现了佛教道场、开元寺等等，大量的汉族世俗信仰，是从明代才开始进入，主要有北帝、华光、关帝、文昌、观音、天后等，而在更早的时候，民间信仰非常之多，既有盘古大王、开天大帝、雷王、龙母、将军、侯王、神农、镇海大王、三国庙爷、冯大官人、邓公、梁公、覃公、刘猛、莫灵娘、罗五娘、马娘娘、洪圣大王、古大王、皇帝后、国公、禾魂义母、开天圣帝、神滩爷爷、神滩娘娘、歌仙刘仙姑（三姐）、赖布衣、鸭仔妹等等；田头有田头公公、田公田婆，土地、游神等，田头和社坛里供奉着各种盘古石，还有神石、神树、石人等都可以给人奉祀和崇拜，巫术盛行，走进山区的小庙宇，供奉的神非常特别，很多都有姓无名，甚至将盘古与盘瓠合二为一，构成南江文化相当复杂的一面。

　　如果将唐以前的南江文化看作古越民族与汉民族融合的文化，则明万历以后的南江文化是岭南具有重要地位的独特的汉文化。明万历五年（1577），平定罗旁瑶乱之后，设立了罗定直隶州，直属于广东布政使司，下辖罗定州和东安、西宁县，这是广东历史上设立的第一个“特区”，比清雍正十一年（1733）设立的嘉庆直隶州（今梅州、兴宁、五华、平远、蕉岭、梅县等客家人地区）还要早150多年。罗定直隶州设立后，实行近百年的“军事管制”，地方最高官员都是由皇帝亲自挑选的钦差整饬兵备道，这在明清两朝是絶无仅有的，这对推动南江文化的中兴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大量汉人的移入，形成了南江地区文化开放、兼容的多元文化特色。

　　唐以前，南江流域几乎全在泷州管属范围，明万历以后到清末，南江流域全属罗定直隶州。南江曾经是岭南生铁和盐的主要产地，出口带动了冶铁业、手工业、商业和航运业，下游的连滩以盛产草席和商业的兴旺而崛起，甚至超越了以西江为依据的都城、建城。以往连滩举办民间文化活动都打西江文化的旗帜，后来经郁南博物馆李可祥馆长提议，改易为南江文化旗号，连滩便大有替代都城之势。

　　近年，一些学者和地方官员用各取所需的办法，去演绎南江文化，甚至将一些与历史文化不符的内容硬塞进去，给南江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利用造成一些误区，需要通过多方的论证进行澄清和净化。

　　关于南江地理

　　南江是岭南罕有从南往北流的河流，总长201公里，流域面积4493平方公里，这数据各地均无异议。南江主河道流经信宜县境为45.9公里，流经罗定境内为81公里，流经郁南县境应该是74公里，不知道112公里是怎么算出来的？信宜境内集雨面积756.3平方公里，有集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4条。云浮云安集雨面积521平方公里，有集雨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2条。罗定市集雨面积2220.5平方公里，（占南江流域之一半），有集雨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11条，南江最长的一条支流东水（围底、船步河）全长85公里，大部分在罗定境内。阳春境内的集雨面积可以忽略不计，郁南县境内的集雨面积960平方公里，不知《南江文化纵横》所述的集雨面积2273平方公里是怎样计算出来的？除了主河道，郁南境内的两条支流，集雨面积都不足100平方公里。

　　南江，自古是两广的接合部，古南海郡与苍梧郡的接合部，古代岭南西江与沿海的南北两个部族，西瓯与骆越，僚和俚的连接地。从罗定东部云雾山起往东北直扺连平县有一条古老的褶皱山脉罗平山脉，有专家指出这条山脉是岭南山地与珠三角水网地的分界线，是亚热带与热带的南北分界线，罗定西侧是十万大山的余脉，属单斜重叠山体，罗定盆地的河流是因为两条山脉的雨水长期冲涮而形成。明清两朝，广东形成了十府格局，从罗定往东称“上五府”——广、肇、韶、惠、潮；从罗定往西称“下五府”——高、雷、廉、琼、钦。从东西说，过了罗定称粤西，从南北说，过了罗定称南路。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行政区域、不同的民族，东南西北各种经济文化都在此交合在一起，南江又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南江文化江、山、海的接合部，所以从唐代开始，历代封建皇朝，都非常重视这一块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历来被称为“抚绥重地、门庭巨防”。如果那个时期不重视，那个时期就要出问题。

　　秦汉时期，楼船航海要靠近海岸行驶，合浦与徐闻成为主要出海口，合浦取道北流、玉林，徐闻借道南江，这是唯一的通道。到了唐代，粤西的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很多专家学者在论述时都指出其中的两个原因，一是张九龄打通了大庚岭，取道北江便道，二是造船业的进步，船队可以出洋远航，广州港取代了徐闻港，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很多专家都未有深入研究，那就是唐开元十六年（728），南江僚族首领，罗定州刺史陈行范称帝事件。这事件发生时间较短，又在盛唐时期，学者较少注意，但这次事件对岭南的影响甚大，事件发生的地域从广西南宁到广东广州，几乎遍及了整条珠江，僚人一举攻陷城池四十余座，后来唐政权派宦官杨思勖 率十万大军队前来征剿，这场战争最终造成了岭南文化重心东移，但是南江作为重要通道的地位虽有改变，但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脉，明万历时罗定人口只有三万三千人，到清雍正时已有十三万九千多人，到宣统时已达到了四十一万多人。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封锁了西江，西南桂林等地的生活用品和食盐都从阳江经南江转运输送，珠江三角的逃亡潮也通过南江转移。直至六十年代，高州、信宜的货运都要通过南江接驳。

　　南江，古代与南路地区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南江为西瓯、僚，南路为骆越、俚，所以在方言、地名等，南江更接近西江，罗定土方言称“亻能古”，梧州、昭平一带称“地古”，在民间信仰方面，南江与南路却有不少共同之处。

　　关于禾楼舞

　　十多年前，连滩的文化工作者，为了参加民间文艺汇演而创作编排了一个“禾楼舞”。现在这个舞蹈已成为“南江文化品牌”，一些专家甚至称它为民间舞蹈的“活化石”，但又不得不承认它是“用现代理念、现代技术、现代人易于接受的形式进行重组包装”而创造出来的。禾楼舞真的能够代表南江文化吗？真的“转胎”而不是“换骨”吗？只要我们细心整理，将连滩禾楼舞从第一次演出到目前郁南文学家张富文的最后论证各个时期所有的报导和说明，便可以看出它并不符合南江文化的历史真实，是一个拼凑的，四不象的怪胎，可能是赞美它的人对南江文化不了解、觉得它神秘、新奇，更适合人们的口味，适合于文化旅游的展演。如果单从这一角度，为什么象海南黎族的“跳竹竿”，桂林的“刘三姐印象”歌舞，“云南映像”和“金沙祭祀歌舞”不包装申遗呢？

　　研究民间舞蹈的人都应该清楚，一个民间舞蹈，它的名称由来，它舞蹈动作所表达的意思，舞蹈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主题都是与当地历史文化分不开的，离开了历史文化背景，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它就是不真实的。

　　什么叫“禾楼”？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所谓“禾楼”，就是收割后在稻田搭建的小舞台，供歌舞用的，没有禾楼，就没有禾楼舞。今郁南连滩的禾楼舞是点篝火在稻田间跳的歌舞，严格来说是不能称之为禾楼舞的。

　　连滩禾楼舞的歌舞形式吸收了瑶族“耍歌堂”、“舞火狗”、“长鼓舞”的舞蹈元素，一开始便定格为瑶族歌舞，音乐采用调禾楼节奏，服饰综合了苗、瑶、壮的特点，面具用了现代戏剧脸谱，道具使用瑶族歌舞常用的篝火和火把、号角等，因为是先编好舞蹈再为它找历史标签，一贴上去就不象，因此它一开始便受人质疑，于是编舞者又不断进行修改和解释，就象用一块塑料镜片代替玻璃镜越揩擦就越糊涂。

　　至于舞蹈动作所表达的内容，更是笑话百出，曾有人询问禾楼舞中手捧稻穗摆动做什么？编者一时找不到解释，便说是“求雨”（后来，还加了个巫师求雨的动作），可是收割季节，农民并不希望下雨，而希望出太阳，尽早晒干稻谷归仓。

　　对禾楼舞所表达的内容和主题，因为编舞者根据现代歌词“登上楼台跳禾楼，风调雨顺庆丰收；摇扇欣歌太平世，众执穗铃咏金秋。”而创作的，所以有庆丰收、歌舞升平的舞蹈内容 ，在今天说来，是非常符合现实的，但这种现代版的舞蹈，硬要说成是南江历史上的民间舞蹈却与史实不符。从事水稻耕作的民族，不同于从事猎狩与耕山的民族，山民获得了猎物便是丰收。清末民初，南江一带十年九旱，连滩更甚，遇上西江洪水，南江内涝，还要受洪水淹浸，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俗谚云：“有女不嫁连滩，担要过几个滩”。收割时，能够有一点粮食可以挨日子就算不错了，又如何有心情歌舞升平呢？但当地人为什么要跳禾楼？农民希望什么？在靠天吃饭的日子，只有祈求神灵保佑，求老天爷庇荫，于是请来巫师，进行祷神活动，祈求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这种祷神活动不是欢歌乐舞，不是为了欣赏，为了娱乐，而是一种冀求，必须要虔诚去求神灵，这就是南江历史上真正的“跳禾楼”，这种活动在民国《罗定志》和清《东安县志》中都有记载，1934年民国时期省民政厅长到郁南所见到的这种巫师易成女装，在禾楼上跳的祷神舞蹈都是指“跳禾楼”，或者称“调楼”。现在，找不到历史依据的“禾楼舞”硬要把“跳禾楼”的标签贴上去，并美其名为包装，这便混淆了历史。还有人考证，“禾楼舞起源于汉代居住在南江流域的越族乌浒人，经过汉、晋、隋、唐时代的交通大动脉南江，越过并不高的山界传到高州、化州、台山、阳江、郁南等地，是原始巫文化结合的产物，如果从其源头算起，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郁南的禾楼舞是唐代由瑶胞从湖南传入的，也有几百年了”云云，还将其分成几个时期，好象确有其事，但这些都没有历史依据，只是文学家的臆想。任何民间舞蹈都有个传承关系，只有缺乏历史知识的人，才会把它当成足球，从南江踢到湖南去，又从湖南踢回郁南。因为对南江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演变没有弄清楚，才会有唐代瑶胞从湖南传入的说法，也因为对远古巫文化不理解，将近代的世俗化巫术当成道教，才会有道教渗入期的说法。

　　民间民俗文化都是群众创作的产品，但只要是传统的，它就与历史紧密关联的，因为它打上了历史印记，离开了历史，其赋予的意义就不相同，也就是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改头换面，重新包装，笔者作为文物工作者，是持反对意见的，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随意编排，乱编乱改，这与重新建造圆明园，造假文物景点有什么两样？真正的“跳禾楼”仍在，近年，在罗定罗镜、榃滨、泗纶和信宜等地已恢复了“调楼”、“跳禾楼”活动，经罗定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收集到的就有罗镜道庆堂手钞本《楼科》一卷，内容包括有调香、请神、调扇调铃、造禾楼、调旗、调花、梳妆、调遮（伞）、送神、上楼台、调雨，倒禾楼等，后又在泗纶孔道源处获得手钞本《祈谷游神农科》和《招兵立寨科》各一册。其中《农科》有抽身游神、禄神、九郞、兵官、神农、土地、功曹、马头传士、化财、祈谷神农、禾魂义母、鉴王圣帝、雷王圣帝、开天圣帝、东方青色禾魂、南方赤色禾魂、西方白色禾魂、北方黑色禾魂、中央黄色禾魂、开魂部魂、谢公谢母、生公生婆、田公田母、监仓大士、田头土地、田尾小娘等人物唱词，《招兵立寨科》有招兵立寨神目、天界功曹、功曹执杖、寨官神目、献茶娘子、献酒娘子、五供仙童、烧香娘子、借衣娘子、祝衣娘子、叹衣娘子、茶（抹）油娘子、梳头娘子、招兵罗五娘、和兵六郞等等人物唱段。既有巫师巫术，起源较早，又是非常有特色的原生态迎神祷神歌舞，其中《招兵立寨科》起源于明代，是明代屯田制度和立寨耕守政策推行而产生的民间民俗歌舞活动。这些古檏的民间土风歌舞才是真正的禾楼舞，应当还其本来面目，以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确定它应有的位置。

　　关于南江山歌

　　山歌是南江文化变迁的活化石的提法并无不妥，但如果说“早在明代已存在的连滩山歌一直流传至今，相传因起源于连滩镇而得名”，这就值得认真商榷了。

　　南江山歌是硕果仅存的南江文明之一，起源可以推溯到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粤人好歌，岭南自古就是诗歌之乡。据史载，周武王时，越人入贡，陈诗观乐而归。则粤诗歌的起源，当可上溯到三千余年前。西汉刘向《说苑》所载春秋时期的《越人歌》、《风土记》所载《越俗祝辞歌》、东汉杨孚《南裔异物赞》、晋墓砖刻粤民謡，《艺文类聚》所载刘删之诗现存世。岭南诗歌是一脉相承的，其中包括有“阳春白雪式”的文人诗歌和“下里巴人”般的民间歌謡。在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吕永光教授主持下，原三罗地区各县市的文化工作者积极配合，已进行了三年多的南江民歌采风活动，收集到原泷水地区的民间歌謡达三十多种，现已整理成为《泷水诗汇》的诗歌一万多首，山歌和泷州歌也有近万首正在整理中，数量上已是八十年代初编写《三套集成》时所收集到的十倍，可见南江诗风之盛。

　　在南江，刘三姐已被奉祀为歌仙，在罗定就有刘仙姑的庙宇二处，罗定、郁南都有刘三姐对歌的歌墟遗址。明以前的泷水八景中，就有“径口樵歌”和“大湾渔唱”两处是以山歌入景的。早在连滩还未成墟场之前，在其附近的云浮县就有一乡村名为歌村（今改为云安县高村镇）。大概到清早期，连滩墟才成规模，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四面八方的人都汇集在墟场唱歌，实际上连滩是一个大的歌墟遗址，后来就将山歌名为连滩山歌，南江山歌除了对歌之外，最有特色的是长篇故事歌和歌信。因为过去很多山歌手都不识字，往往用山歌代替书信，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信息，很多歌信甚至飘洋过海，来往传递，南洋群岛这边多称为泷水山歌。

　　问题不是山歌的名称，而是今日南江文化研究出现一种怪现象，明明是连滩独创，才十多年历史的禾楼舞要把它说成有千年历史，甚至传到南江以外地方。明明是南江地方已广为流传千年的山歌要把它说成是明代才从连滩起源。这种是非颠倒的做法实际是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争地方利益关系而造成的。这种分割与包装的做法，不利于南江文化的整合和弘扬，突出一个地方而把其它地方边缘化的做法并不可取。

　　关于南江民居

　　说到南江古民居，总要提到连滩光仪大屋（因为文物保护单位已公布为光仪大屋，所以仍用原称），有学者称之为“广东第一古宅”、“南江文化的典范”、“清朝古堡”、“乱世中的诺亚方舟”。不管给它戴上多么堂皇的皇冠，光仪大屋为南江古民居的特例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因为它的建筑风格与南江建筑风格完全不同的，它的功用也是与当时南江社会经济形态不相适应的。只要认真观察，它的位置，并未有按依山傍水建造的规律选址，而是在一处较低的洼地上建造，在连滩防洪堤未有建成前，这个地方每年至少有十天到一个月要被洪水包围，防洪是主要的，因此，它要建造高大的围墙，至于其它防盗防火的功能是次要的。在连滩思和村和天花塘村，有一批有相当规模的古民居，也是富豪大宅，难道那里的居民就不怕盗抢吗？南江的乱世，主要在明末清初几十年和清末天地会洪兵起义的一段时间，明万历、天启、清康熙至嘉庆有近数百年是相对稳定的经济繁荣时期，各个时期的建筑特点各有不同。

　　笔者曾多次到南江与新兴江两地农村考察，发现两地的古民居建筑风格与特点完全不同，新兴古民居是从封闭性强的“竹筒屋”发展而来的。而南江古民居是完全开放的，村庄已从“立寨耕守的围村”变成具有放射结构的开放性、多元化、兼容性的乡村。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状况与民族文化，以及就地选用建筑材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各地民居带有不同的风土人文特征。南江一河两岸，地理环境、生活特点、风俗习惯的相同，自然形成一个相同的文化氛围，具有自己的区域文化特色。最能代表南江文化特色的民居是常见的“三间两廊式”合院式建筑，这是建筑的主流，民间俗称为“一座三间两廊”，中有门廊和小天井，作为一个基本建筑单元。墙体有泥砖、泥砖外包青砖和青砖三种。由基本单元组合而成的大型住宅，以纵横三条轴线组成三进三横式结构（俗称九座屋），以罗定榃濮梁家庄园以及南九座屋、蓝村九座屋为代表，加上厢房的布局，装饰艺术的多样化，其建筑风格和特色更是异彩纷呈。

　　根据南江经济发展情况，干隆以前的宗祠、民居、大宅、书院等几乎集中于州城及附近，到了干隆后，由于经济发展带动，向南江下游大湾、连滩及周边地区扩展。

　　南江乡村古建筑，以罗定城南门、平南、石围、冲表、赤坎、双东大同以及郁南大湾、连滩村落为代表，其特点首先在乡村选址及布局相对开放，乡村聚落采用散点布局，除了部分豪宅排列整齐外，大部分各自散开，因为讲究风水，重视地相学，追求依山傍水，所以房屋往往随地势逐级抬升，层层叠叠，但方向基本上是朝向乡村的中心，这个中心，或者道路、或者池塘、或者宗祠、或者牌坊、神社、古树等，以村落地形特点而定，居屋普遍厅堂开间阔，大门高大宽敞（豪宅多置屏风和中公神楼）天井大，采光充足。每个村落都以宗祠、祖屋或豪宅为村中的标志建筑，大宅为合院式布局，从九座到十二座不等。如常见的九座屋，纵横三排，中间以通巷相连，大门外有地坪、围墙，围墙外有池塘，屋后有小园，加上两侧厢房侧向排列，用廊庑将主要建筑封闭起来，前院设侧门，设有桥厅和花厅，瓦脊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勾心斗角，有“一木成林”的感觉，门屏、窗户、梁脊、檐口各种木石雕刻、灰塑、墙画，式样千变万化，色彩鲜艳夺目，造型千姿百态，具有极高的艺术表现力，其中尤以灰塑和墙画的艺术价值最高。

　　在材料使用方面，墙基有白砂岩、红砂岩、夯土、不规则石块等多种，以红砂岩最具特色，造工十分细腻。凹心型砖的使用为南江首创，这种砖体分阴阳面，砖身轻，能隔音隔热，表面用水磨青砖砌出的墙体平滑如境，有的则使用外墙青砖包坭砖的“铁包金”结构，既节省造价，又能保持外型美观，更能保温隔热。庙宇、宗祠建筑常见有使用灰批砖柱做成的仿石柱结构，或用灰批木梁做成的仿石梁结构堪称为南江一絶，在墙体上用灰塑批成仿柱夹墙体做法，几乎可以乱真。镬耳（风火山墙）已从低矮的马头墙式、小官帽式向高大镬耳变化，从实用性向装饰性发展，线条优美，外型尤为好看。平面布局从纵深向横向发展，如船步蓝村、罗定太平埒口九座屋的门前地坪宽达到120米，这些改变更有利于排水。因为南江较少台风正面吹袭，瓦面已从筒瓦向阴阳瓦发展，檐口用简单的“猫鼻”固定，这种改变，既减少建造和维修的复杂过程又方便执漏。建筑物高大宽敞，更有利通风透光、透气除湿，适应南方山区的气候。每座大宅都是一个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小天地，屋内门窗多达100多个，而且每个厅房都有天井相连。通风透气，采光和排水性能好，这些大宅与村中的牌坊、社坛、古祠、书院、古井、古树等互相呼应，构成一幅明清时期的南江风情画。

　　南江古民屋建筑的最大特点是开放性与多元化。北方四合院“男女有别”，宾客不可以随意“穿堂入室”，岭南的“竹筒屋”自我封闭，不宜于交流。南江地区由于罗定直隶州设立后，大量吸收外地移民，将许多外地建筑的精华引入，结合自己地方特点发展自成体系，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带来商业的繁荣，富户增多，所以能够出现一批较有特色的建筑。南江乡村建筑特别适宜于民间民俗文化活动交流和发展，乡村中所有婚丧嫁娶，烧炮祭祀，节日醮会等能够在村屋中大操大办，方便乡亲间交流，人人可以参与，如婚嫁方面，妇女往往成为操办的主要成员，显示了乡村俗例的开放。

　　在南江各地的古民居建筑中，建造时候便有不少传说故事，使建筑更添神秘的色彩，如蔡廷锴故居的“双登带带炮楼式”建筑如何计成“富”字型结构，金鸡大垌八角楼的东方雕楼与清式大屋的互配结构，罗定楼脚民居水磨砖的传说，榃濮梁家庄园布局的传说，谭祝黄氏宗祠建造的传说等等都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但是连滩光仪大屋有一个传说，称屋主人因为偶然获得了一笔“浮财”而建起了这座大屋，这种“天上掉下馅饼”的故事，与南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形态是极不相衬的，这是地方文学人不了解历史所至，才会让这种故事广为流传。

　　南江的古民居建筑是固有的文化遗产，不能“转胎”和“换骨”，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则人为因素较多，较复杂，但南江文化有不少内容已收入历代各种地方志历史文献中，文化学者在发掘、整合和研究南江文化时，要符合历史真实，建议珠江文化研究要统一协调，整合研究。各个地方进行分割研究，自我包装，自我标签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种用伤害南江文化历史真实的切割去打造现代“南江文化之都”的做法，又怎能弘扬南江文化呢？

　　

　　参考文献：

　　（1） 周义、谭元亨、罗康宁：《岭南文化研究的新拓展》，《岭南文史》2006年第2期。

　　（2） 柯可：《南江文化带应如何界定——珠江文化谜团之一的解析》，《岭南文史》2007年第1期。

　　（3）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上海书局1938年出版。

　　（4） 曾昭璇、曾新、曾宪珊：《西瓯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岭南文史》2004年第3期。

　　（5） 曾昭璇、曾新、曾宪珊：《西江流域南江水系的人文地理概述》，《罗定史志》南江专辑。

　　（6） 曾昭璇、萧艳娥：《简述斜贯广东省的罗平山脉》，《广东史志视窗》2006年第1期。

　　（7）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罗定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3年第1期。

　　（8） 广东省博物馆、罗定县文化局：《广东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第3期。

　　（9） 罗定县博物馆：《广东罗定县鹤咀山南朝墓》，《考古》1994年第3期。

　　（10）陈大远、李可祥：《岭南流域、粤西特色——宋桂、连滩古建筑考察》，《广东文物》1998年第3期。

　　（11） 陈大远：《云浮市古建筑考察报告》，《广东文物》2004年。

　　（12） 覃凤余：《壮语地名及其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至2006年第3期连载。

　　（13） 覃乃昌等：《盘古神话来源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盘古文化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