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从未发表过的鲁迅先生的手迹——《说文解字札记》（后称《札记》），已由上海博物馆柯罗版影印成册，这部札记是鲁迅先生1908年在日本东京听太炎先生讲授许氏《说文解字》时的笔记，淹世整整八十春秋。今特撰此文，以补史阙。

　　（复印件）

　　鲁迅先生的笔记，今存两种，一种由绍兴鲁迅纪念馆收藏，为《说文解字札记》第一篇（上）、（下）及另外二页残页，卷端写有“一九○八年在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时之笔记二种”，另一种由北京图书馆收藏，为《说文解字》三篇，每篇分（上）、（下），惜第一篇（上）已佚，而绍兴鲁迅纪念馆的《札记》第一篇（上）正可补佚。

　　1906年6月29日，太炎先生因“苏报案”入狱刑满释放，当日东渡日本，入同盟会，主机关报《民报》笔政，投入了繁忙的斗争实践，他清晰地认识到，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一定要启发民智，廓清莠言，促进思想解放，因此他致力舆论革命，也没有中辍学术研究与讲学。1906年9月，即扺达日本后二个月，即在东京创办了“国学讲习会”，宗旨是对国学进行“层层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学说”（《国学讲习会序》。）。太炎先生认为“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革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如果“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国学讲习会序》。），他说的国学，是对旧学的清理和继承。便于民众分清“国粹”的本质，剔除糟粕，汲取精华，易而接受新学的精髓，为近代化创造一种新型的民族文化，使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传统，在近代民族兴衰存亡中起到图存救亡的作用。因此国学讲习会开设了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并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太炎先生自任社长，出版《国学振起社讲义》。收録了他在讲习会等处讲义有：《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诸子系统说》、《管子余义》等。太炎先生所讲的国学，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基柱——儒学和理学，作了淋漓的批判与嘲讽，对长期禁锢在封建经学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思想解放，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对当时留日学生和革命派在思想上和学术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这是太炎先生在日本讲学的第一阶段。

　　当时鲁迅先生正在日本留学，并是《民报》的热心读者，太炎先生在东京讲学活动，《民报》上都有介绍，但鲁迅先生并没有去听讲，因为这时鲁迅先生正仿徨于“医学救国”，还是“提倡新文艺”来“改良社会”的十字路口。就在这年夏天，鲁迅先生终于作出了终止学医的决定，跨出了人生的新的一步。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后，移居东京本乡东竹町中越馆，陶成章、龚未生、陈子英、陶冶公等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地谈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关系”（周遐寿《鲁迅的故乡》。）。当时太炎先生寓居东京。他的“住处经常是留学生和革命志士聚会的场所”，“陶成章和龚未生几乎每日必至，我（樊光）也间日前往，另有章行严、秋瑾、周作人、吕操元、陈独秀等亦为座上客”（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鲁迅先生的熟友中不少人是太炎先生的熟客，但在1907年他并没有成为太炎先生的学生，当时太炎先生《民报》笔政繁重，他在《民报》上发表的五十一篇文章，大部分成于1907年；这一年太炎先生又组织了亚洲第一个各国革命派的反帝同盟——“亚洲和亲会”。政治活动过于繁忙，不得不减少讲学，除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作《庄子·齐物论》和《理论不如实践》等学术讲演外，国学讲习会讲学几乎处于冬眠。

　　1908年初，太炎先生重振国学讲习会讲学，地点先在牛达赤城元町清风亭，后改在日本帝国教育会，从四月起，又改在神田地区的大成中学讲堂。讲学内容，据朱希祖日记（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记载，4月4日讲《六书音韵表》，4月8日在帝国教育会讲《说文序》，4月11日在大成中学讲《说文》，一直讲到8月1日毕，共19次。8月5日讲《庄子》，共6次。8月26日至9月5日讲《楚辞》，共 4次。9月9日至10月28日讲郝氏《尔雅义疏》，共 6次。10月31日始讲《广雅疏证》。另据钱玄同先生日记（稿本，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记载基本相同，只是更详尽，特别还记了1909年2月20日至3月 23日，太炎先生讲《汉书》，共12次。3月11日起讲《文心雕龙》，共4次。3月31日起讲《毛诗》。4月15日起讲《文史通义》。太炎先生讲学一直持续到1911年武昌起义始辍。这是太炎先生东京讲学的第二阶段。鲁迅先生听太炎先生讲学即在此时。

　　1908年4月，鲁迅先生应许寿裳先生邀请，移居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旧居，与许寿裳、朱希祖、钱家治、周作人同居，故称“伍舍”。这时太炎先生正讲《说文》于大成中学，朱希祖、龚未生、钱玄同、朱宗莱等鲁迅先生挚友都参加了听讲，鲁迅先生与许寿裳先生也“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 因托龚未生（太炎先生女婿）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点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达区二町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鲁迅、许寿裳、钱家治、周作人、朱希祖、龚未生、钱玄同、朱宗莱）前往受业”（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时间是 1908年7月。这是太炎先生为他们八人开设的小班，而太炎先生大成中学讲学的大班，并未中辍，太炎先生东京讲学，受业人先后“百数十人”（章太炎《自定年谱》。），有黄季刚、沈兼士，汪旭初、任鸿隽、马幼渔、杜羲、陶冶公、余云岫等人，也有小班的鲁迅先生等八人，还有一些日本人和印度人等，但过去不少史书却混淆了大班众人与小班八人之别。

　　太炎先生为小班讲学，除星期天上午外，也有其他时间。朱希祖先生日记纠正了许寿裳先生回忆之误。7月11日“八时起，至太炎先生处听讲音韵之学，同学者七人，先讲三十六字母及二十二部古音大略”，这即是小班讲学之始。7月14日，“八时，至太炎先生寓，聆讲江氏《四声切韵表》”。7月17日，“上午至太炎先生寓，聆讲音韵之学”。7月22日，“午后，至余杭（即太炎先生寓）聆讲音韵及《新方言·释词》一篇”。7月28日，“上午至太炎先生寓，重上《说文》，自一部讲起”。朱希祖先生记述了小班讲学除星期天外，有时还加课，一般每周2次，每次4小时。这纠正了史载每周讲课一次之误。

　　小班讲学主要对象是鲁迅先生八人，也有一些人间来参加听讲，如余云岫医生在太炎先生讲学时“执经入座，毕讲而退”（余云岫《余杭章师逝世三周年追忆》。），后他据《说文》知识成《说文解字病疏》一巨著。又如马幼渔先生儿子马巽先生回忆说（他当时随父在日本）：“章太炎先生在东京主持‘国学讲习会’，讲授小学、经学、史学及诸子百家，并旁涉天文学、数学、医药学等。每星期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为讲课时间，其余每日下午可随时登门请教。听讲学业者记得有我父亲马裕藻及龚宝铨、钱玄同、钱家治、许寿裳、朱希祖、朱宗莱、周树人、周作人等”（马巽《追怀陶成章先生》。）。太炎先生讲学是在《民报》社“一间陋室之内，师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太炎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絶，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

　　鲁迅先生十分认真地听讲，用功地作笔记。太炎先生“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乾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一尊庙里哈喇菩萨”（周作人《知堂回想録·民报社听讲》。）。讲学时，钱玄同先生“发问和辩论最多”（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又好在席间爬来爬去，鲁迅先生风趣地给他一个绰号叫“爬来爬去”，又叫他“爬翁”。鲁迅先生听讲“极少发言”（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笔记以朱希祖先生“记得最勤”（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钱玄同先生记得最多，鲁迅先生记得最严整。听完课，他们经常一起核对听讲的笔记（日本高田淳《章炳麟与鲁迅》。）。

　　当年《民报》社听讲《说文》的笔记，据我所知所见共3种，钱玄同先生笔记共15册，由他长子钱秉雄先生收藏，其中一册失于文革之乱，记録详尽，以后用红笔与铅笔加了许多旁注，用力很深，这恐怕都是钱玄同先生以后研究的心得，他在许多地方讲文字学，大概也都据此而讲，越讲越改越丰富了。朱希祖先生笔记，今存北京鲁迅博物馆，记録甚详，但比较潦草。鲁迅先生的笔记，今存两种，一种由绍兴鲁迅纪念馆收藏，为《说文解字札记》第一篇（上）、（下）及另外二页残页，卷端写有1908年在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时之笔记二种”，另一种由北京图书馆收藏，为《说文解字》三篇，每篇分（上）、（下），惜第一篇（上），已佚，而绍兴鲁迅纪念馆的《札记》第一篇（上）正可补佚。绍兴收藏本虽仅第一篇（上）、（下），（下）又未完，但比北京收藏本内容丰富，书写工整，态度严谨，记録条秩清楚，一丝不苟，在三种笔记中，态度最为恭正，使人看了深受感动。从《札记》可以想见当年太炎先生滔滔不絶讲学的诲人不倦情景，及鲁迅先生等认认真真听讲的学而不倦生动情景。今存《札记》，从《说文》“一”部的“一”字，记到《说文》三下“餐”部的“贞”字，共四百五十四字的解释，每字的解释数十字至数百字不等。二页残页，显然是听太炎先生讲六书笔记。六书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残存笔记二页，记録了“象、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词义和关系，与朱希祖先生的笔记竟几无不同（仅缺“指、事”部份），连格式也雷同，可见他们上课都认真听讲，下课又细细核对笔记，这种态度真可为今人效仿。鲁迅先生《札记》与钱玄同和朱希祖笔记在録字数量上比，则少得多。原因有二个，一是钱、朱在大成中学已听了一次，到小班再听一次，故而较富；二是钱、朱笔记保存妥善，而鲁迅先生笔记没有保存好，至今分散于两地，且为存残本。我为出版《章太炎全集》曾访求鲁迅先生说文《札记》多年，保存单位总以种种理由推辞，仅见绍兴藏本一眼。幸方行先生努力，将二种藏本都摄成照片，时值香港即将召开“章（太炎）黄（季刚）国际学术研讨会”，方行先生建议以柯罗版影印鲁迅先生《札记》，以纪念中国近代语言文字学的创造人太炎先生，和纪念他的学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学习他们好学不倦的精神。黄季刚先生作为鲁迅先生的同门，出版他们共同听讲的札记，来纪念章黄之学，无疑也是恰切的。这建议为杨克平先生赞同，慨然出资，委托方行先生和上海博物馆影印，使淹没80年的这部《札记》，终于得以问世。

　　鲁迅先生对太炎先生讲《说文》是十分重视的，甚至在28年后回忆起当年听讲情景，仍有一种甜蜜感。他说：“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是因为鲁迅先生从师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因为太炎先生主笔的《民报》“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的斗争，和‘××（献策）’的×××（吴稚晖）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蓝公武）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先生正是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去听太炎先生讲学，所以是十分重视的。其次，在学术上，鲁迅先生也是十分重视《说文》的地位，他不仅自己去听，还动员二弟周作人一起去听，亚写信给三弟周建人，说：“《说文》是不能不学的”，让周建人买书自学。尽管鲁迅先生晚年撰文说：“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记不得了”（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并不是说太炎先生教授他的《说文解字》对他没有影响，他这番话有着两个意图，一是针对当时国民党当局极力贬低太炎先生革命的贡献和历史的功迹，以及一些没落无聊文人借机对太炎先生的奚落，从而强调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最大最久的业绩”（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二是自谦，因为鲁迅先生虽受过太炎先生《说文》之教，但他没有像钱玄同、朱希祖、黄季刚、马幼渔等人，去继承太炎先生的小学，成为文字学家，故而很自谦。其实，太炎先生所讲授的《说文》，对鲁迅先生的影响是深远而重大的。

　　首先，太炎先生讲授《说文》，精研小学，并非单纯的说经解经，他强调中国语言文字学、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构成了中国的历史，如文字亡，那么这国家就万劫不复了，所以他再三强调人们爱自己的国家，就要爱自己的文字，这就是他创导的“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学，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章太炎《1906年在日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讲词》。）。太炎先生认为国人若瞭解了中国自身长处，“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章太炎《1906年在日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讲词》。）。太炎先生本人就是将学术研究与革命实践和理论斗争自觉结合的“有学问的革命家”，受到鲁迅先生尊敬，这种治学态度对鲁迅先生的人生观形成影响是深远的。其次，太炎先生的《说文》之教，对鲁迅先生的文字学修养及文艺创作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鲁迅先生精通俗字俗语，遣字造句的新颖独特，无不根植于这坚实的小学基础，他的作品中文章里，处处可见他对于《说文》的娴熟，这可以说得益于《说文》之教。如鲁迅先生在《忽然想到》（八）里说：“钊”字与“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还有留遗，他在手头没有《说文解字》的情况下，却还记得《说文》中“淦”字是“船底漏水的意思”。1923年，鲁迅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写《在钟楼上》一文中说：“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的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Tiu，故Tiuh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鲁迅先生又在《名人和名言》中说：“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讲《说文》娓娓可听，而江亢虎“今年忘其所以，谈到小学，说‘德’字古字为‘惪’，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鲁迅先生以自己《说文》学识，用寥寥几笔，把“通人”不通，冒充斯文的狼狈相顷刻勾划了出来，让麒麟皮下露出点马脚。可见鲁迅先生对《说文》不是一句也记不得了，相反是娴熟和达到顺手拈来程度了。

　　周作人先生说过：“太炎先生讲授的中国文学的知识，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那时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做了教育司（后改称教育厅）的司员（注：鲁迅先生即是其中之一）；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学教学的源泉，至今很有势力。此外，国语注音字母的建立，也是与太炎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周作人《知堂回想録》。）。许寿裳先生说：“太炎师据段玉裁的《说文注》引证渊博，新谊甚富，间杂诙谐，令人无倦，亘四小时而无休息，我们听讲虽不得一年，而受益则甚大”（许寿裳《致林辰信》。）。从周作人和许寿裳对太炎先生讲述《说文》的评价，推断鲁迅先生，同样是“受益则甚大”的。因此鲁迅先生还计划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这也是源自太炎先生《说文》之教。他 1929年给许广平信和1933年给曹聚仁信中，都谈到过这一著书计划，他说：“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字史稿各一部”。1934年，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一文中，即粗略地谈到汉语汉字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以深入浅出的手法阐述了“字是什么人造的”，“字是怎么来的”，及文字学六书中的象形与会意的关系等等问题，他举例说：“一颗心放在屋子和饭碗之间是‘寍’，有吃有住，安宁了。但要写（宁可）的宁，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条线，表明这不过是用了‘宁’的声音的意思”。又如：“‘菜’，从草，采声，画一窠草，一个瓜，一株树：三样；‘海，从水，每声’，画一条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样”。这些就是鲁迅先生从《说文》引申出来，作为编写中国字体变迁史的雏形。后来鲁迅先生因为忙，加上手边资料不足，以至没有完成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的宏愿，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小学（即语言文字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基础学，《说文解字》是研究中国文字学的第一部有系统的著作，以后代有所补，至清代小学大盛，段玉裁、桂馥、严可均等学人作了许多补正，太炎先生则是最后一位小学大师，为经古文作了光荣的结束，为现代汉语语言文字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历史中的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这是公认的。由他讲授的《说文》，鲁迅先生所做的《札记》，不仅凝集了这二位大师的辛勤劳动，也是一部珍贵的文物，精印二百册，必为世重，将对语言文字训诂界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至于《札记》的学术价值，本文当不赘述，这应该留给专家们去深入探讨了。

　　

　　　　　　　　　　　（写于1988年7月，发表于《文物天地》1988年第6期，第14-17页，文物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