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行列，有功于江浙光复，这是史界所公认的，但蒋介石的早年，又以“溪口无赖”冠名于世，这不禁使人疑问窦起，  一个无赖怎么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呢？当然，蒋介石的一生是复杂的，以后发生的种种变化，也是不能用三言二语可以表达清楚的。本文只想对他早年思想和经历，作一浅探，力图找出合理的解释，但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适于前年，参加了王金发殉难七十周年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二度赴嵊县和奉化，意外发现，蒋介石早年与王金发一批革命者有着深厚交往，这使我对蒋介石早年有了进一步瞭解。本文欲从蒋介石与王金发交往的侧面，来探讨蒋介石的早年。

　　一

　　王金发是浙东著名的革命者，他与蒋介石都是浙江人，而且还是大同乡，王金发是嵊县人，蒋介石是奉化人，属于贴邻。蒋介石的外祖母家在嵊县葛溪（或称葛竹），蒋介石早年在葛溪生活过、学习过，则与王金发为同乡人了。而这期间王金发正于这些地区领导反清斗争，与蒋介石相结识，从这时起到王金发殉难，有十年交往，但以往史载极其粗略。不过我们细致收集和排比一下他们交往的资料，会发现他们有着许多相似的遭遇、相同的经历、受过许多相同的影响，有着不少共同的好友，形成了很相近的思想与性格，这对探讨蒋介石的早年，也许是有所裨益的。但是我所引用的资料，有些是録自各种史书、有些是当地老乡口述、有些是王金发后裔王小安相告，也许会失之于实，尚请史家补正为幸。

　　王金发生于1882年，蒋介石生于1887年，他们年龄相差了五岁，是属于同一时代的两个年轻人。

　　王金发出身于一个世族大家，经太平天国战乱，家业始衰，但在他出生时，  “尚有田地一百余亩”（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浙江政协文史资料“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1981年版。）。

　　蒋介石出身于一个商人的殷富之家，  亦是经太平天国革命，  因兵祸而衰，  但在他出生时，其父“除经营玉泰盐铺外，有薄田三十余亩”（何国涛《解放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迷》，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1982年版。）。他俩出身与家庭条件是非常相似的。

　　王金发三岁丧父，其母徐珍梅年仅二十六岁，年轻守寡，“三四十年间，焦劳无既，辛苦备尝，为女中丈夫也”（谢震《徐孺人行述》，载于《王氏宗谱》，王金发后裔收藏。），蔡元培先生称她为“女杰”（蔡元培《徐孺人行述跋》，载于《王氏宗谱》王金发后裔家藏。），说：“宋岳母以‘精忠报国’四字教子成名……。王母徐老孺人，揆其生平，课儿正与相同。‘淮南子’曰：‘智过千人谓之俊，百人谓之杰’。妇人身处闺闾，而能以天下国家为其心，识见固超出寻常万万矣。”（蔡元培《徐孺人行述跋》，载于《王氏宗谱》王金发后裔家藏。）

　　蒋介石则九岁丧父，其母王采玉年仅三十二岁，“一门孤寡，茕孑无依。……欺凌胁迫，靡日而宁。”（蒋介石《五十生日感言》。）蒋介石童年“独赖吾母，坚其苦节，毅然自任以保家育子之重任，外而周旋豪强，保护稚弱，内而辑和族里，整饬户庭”，“夜寐夙兴，无时不倾注其全力，期抚孤子于成立”（蒋介石《五十生日感言》。）。因此孙中山先生曾为蒋母墓题写“壶范足式”一横额，以彰其功。

　　蒋介石与王金发的两位母亲遭遇相似，而且都是识大体有远见的人。当王金发要求去日本留学，以寻求救国真理时，王母则毅然变卖家产，送子渡洋。当蒋介石要求去日本留学时，“邻里哗异，辄相泥阻”，而蒋母“则深为嘉许，筹集资斧，力促就道”（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以后这两位母亲又都支持他们投身辛亥革命。王母纾家资助王金发从事革命，蒋母则写信勉励蒋介石参加敢死队，说：“男儿报国，死则死耳，何足为虑”（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辛亥革命成功后，王金发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迎母赴绍就养，王母仅“赴绍兴一宿即返”（蔡元培《徐孺人行述跋》，载于《王氏宗谱》王金发后裔家藏。），这是何等高尚气节。而蒋介石在光复上海后，一度就任上海都督府团长，也曾迎母来沪就养，而蒋母仅“为旬日留，濒行，特训之曰：‘汝须念念勿忘窃约时，且须谨慎将事，为国尽力，则吾虽家居，意之适犹愈于迎养也’”（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两位母亲都能以高尚情操训廸子女，这对他们的思想和成长，都发生了很大影响。

　　因此蒋介石与王金发都很敬重和孝顺母亲，有“孝子”之誉。蒋介石少年很顽劣，自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廸不倦”（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王金发少年也“生性顽梗，不喜读书，……喜与群儿殴斗，群儿均畏之，称他为‘儿大王’（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浙江政协文史资料“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1981年版。）”“糜修脯三年，未能毕一经”，“里人恶之，诅为盗跖”（施伯侯《王金发传》，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蒋介石与王金发一样，不喜读书，却好舞刀弄枪，召群嬉游，自任大将，“镇中儿童多畏之，他自命为群儿之首，镇上每有叫他为瑞元无赖的”（唐瑞福、汪日章《蒋介石的故乡》，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1982年出版。）。蒋介石与王金发少年之经历和个性，可谓相似。但是，他俩唯对母亲极其孝顺。王金发只要“一闻（母亲）呼声，立即奔归”（谢震《王季高君行述》，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任母训斥，有时王母忿而杖打他时，他“长跪受杖，絶无怨声”（陈去病《莽男儿》，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1985年出版。），王母有时气而掉泪，王金发也会一同流泪。蒋介石也是唯母言是从，虽他顽劣少改，但对母亲态度从不顶撞，当他十三岁离母去嵊县外祖母家读书时，每逢暑归，步入家门，一见母亲，口尚未开，就相对“嚎淘大哭”（邓文仪《蒋总统少年时代》，台湾出版。），孝悌之心，油然可见。

　　这种少年失父，母子相依为命的生活，对他们思想和性格的形成产生了许多相似的影响，但对他们幼小心灵影响最大的，还要算他们的祖父辈了，即蒋介石的外祖父王有则和王金发的祖父王修宫了。

　　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一个人成长的主要因素，蒋介石和王金发因少年丧父，所以父辈的影响甚微，相反，他们的祖父辈却给了他们以巨大影响。

　　王金发的祖父王修宫是一位“气慨伉爽，懿行可风”相貌堂皇的汉子，“少豪侠，爱交游，而嗜饮酒，日常招致宾朋满其室庐，尤好学技击，习戎马，有整军经武之志”（楼翼谷《景风翁家传》，载《王氏宗谱》，王金发后裔家藏。）。王修宫具有强烈反清复明意识，恪守家规，耻仕清廷，“辛酉之岁，太平军入浙，欲有所展布，毅然从之，得以偏稗，率队驻宁波”（楼翼谷《景风翁家传》，载《王氏宗谱》，王金发后裔家藏。）。太平军失败，他“闭门韬晦”，养食客，结义士，“轻财仗义”，人有孟尝君之称，“家有违禁书，若‘入关史’、‘屠城记’等”（陈去病《莽男儿》，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1985年出版。）。王金发自幼受到祖父影响，萌发反清意识，尤其得窥禁书后，“多所涉览，……推翻满清为职志治”（陈去病《莽男儿》，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1985年出版。）。

　　蒋介石的外祖父王有则，“体格魁梧，风范雍容，远近之人，无论知与不知，望而识其为葛溪王先生也”（蒋介石《外王父传》。），王有则民族意识强烈，“太平天国既亡，公痛民族之沉沦，里居郁郁不乐，乃游皖南与浙西，至安吉孝丰，招集流亡，经营垦殖。居数年，田日辟，产日富，方数十里，皆公壤也。……晚年归老于乡，披荆棘，刊山谷，驾津梁，筚路蓝缕，以迄于蒇事，皆公之力也”（蒋介石《外王父传》。）。王有则虽然在蒋介石出生前就去世了，但他的形象通过外祖母及母亲的言教身传，深深感染了他，无异成为了他心目中一大丰碑。蒋介石的外祖母与他一家“共居处，同休戚，朝夕保育而慰借之者”（蒋介石《外王母姚太夫人家传》。），蒋介石的母亲则常以其外祖父“之言及其行事”教育他，所以蒋介石从小就很敬重他的外祖父，以后他曾为外祖父墓题写了“精神不灭，教泽常存”八个字，足见影响之深了。

　　王金发与蒋介石的祖父和外祖父，是两个经历十分相似，气质与性格十分相仿的人，因此他们对王金发与蒋介石的影响也十分相似，使他们从小孕育了一种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对于科举制度的不满，养成了一种不好循规蹈矩的性格。王金发“年近弱冠，稍稍多读书，能作文，实则迫于母命，不得已也”（谢震《王季高君行述》，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一次他“掷书于地上，以足践之，恨恨云：‘清真雅正，清真雅正，不知这个上头误却了多少英雄，我苟一日得志，必废八股’”（陈去病《莽男儿》，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1985年出版。）。蒋介石十六岁时也曾参加过秀才考试，他在考场上看到“严厉过度的考场规则，无疑是对于青年学子一种苛刻的凌辱，深表不满”，“因此没有考完，就罢考返回家乡”（邓文仪《蒋总统少年时代》，台湾出版。）。在当时，他俩这种对待科举的行为，是很不为人们理解的，致遭非议，而且流传深远。

　　二

　　蒋介石与王金发除了出身、家庭、少年生活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外，在他们经历上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首先他们受到同一地域的影响。

　　蒋介石与王金发都是同饮一条剡溪水的人，蒋介石父亲是奉化溪口人，蒋介石的母亲是嵊县葛竹（或称葛溪）人，王金发是嵊县广利东龙冈（或称萤郎冈）人。奉化与嵊县是贴邻两县。蒋母“王采玉是离溪口二十八公里原属嵊县后来划归奉化（1958年划归）的葛竹村人”（王舜祁《关于蒋介石身世、家庭和在家乡的活动》。），蒋介石自幼常随母亲去嵊县葛竹的外祖母家，十三岁起，又住到外祖母家读书，先在嵊县葛溪溯源堂读书，后在榆林村就读，再到崎山下皇甫氏馆求学，继往岩溪村附读，直到十七岁才离开，去奉化县城读书，因此蒋介石的青少年时代，与嵊县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是半个嵊县人。所以蒋介石发迹之后，也没有忘情于葛竹，多次回到葛竹，直至他1949年3月逃离大陆去台前夕，还带了蒋经国及儿媳孙子等专程去葛竹，依依作别。从葛竹西去七八十公里，即是王金发家乡东龙冈，如果翻行山路仅四五十公里，即可到王金发家乡了。

　　在同一个地域，他们受到了许多相同的影响，这与出身一样，地理环境也是影响一个人思想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诚如周知，浙江是卧薪尝胆、报仇雪耻之乡。从明末顾炎武、张苍水，到近代徐锡鳞、秋瑾，使浙江成为反清武装斗争最激烈、最持久的地区之一，特别以会党形式出现的秘密反清武装，在嵊县奉化的丛山之中，更是没有间断过。那里的人民骠悍爽直，勇于斗争，因此清政府制造的文字狱，如庄廷鑨明史之狱、吕留良选文之狱、查嗣庭试题之狱、汪景祺作诗之狱、齐周华刻书之狱，当事人统统是浙籍人士。血腥的株连和残酷的镇压，并没有使浙人慑服，反增加了反抗的心理。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刺激下，又出现了许多新式学堂和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报刊，如“章太炎之‘浙江潮’，蒋观云、赵彝初之‘选报’、张恭之‘萃新报’，力促人民觉醒”（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1981年出版。），富有民族主义革命的色彩的会党，“势力潜布于浙江各县。”（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1981年出版。）特别是“苏报案”的发生，“章炳麟，浙江人也，其学问素为浙江人所崇拜。苏报案情起自上海，上海毗连浙江，故此案之风潮，遂遍传于浙江内地，而革命之思想，因以普及于一般人之心也”（陶成章《浙案纪略》。），许多知识分子也都加入了会党队伍。1904年光复会之成立，主要成员均系浙籍人士，而这些人中，又以浙东人士为多，他们在武昌起义后，迅速地完成了各属州府的革命与光复，显示了浙江民主革命的深厚基础。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环境，必然会产生他自己时代的儿子。蒋介石与王金发正是生长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

　　王金发年长蒋介石五岁，所以比蒋介石更早投入了社会革命洪流，他“在乡联合胡士俊、胡春霖、周志由、张陔南等，创立大同社，名为办学，实则植党结群”（谢震《王季高君行述》，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与“竺绍康、胡士俊、应磬在嵊乡倡办团练”（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佯为团练，实为反清武装。王金发与竺绍康在“嵊县县城，先后设华美、鼎成西药房，为革命秘密通讯社”（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这些革命者，“或结大同学社，或办夜校，或襄办团练，或供奔走，嵊县革命思想之普遍，革命分子之奋起，成为浙东历次革命之发源地”（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

　　浙江的革命风潮，王金发等人在嵊县的革命活动，不能不对蒋介石家乡溪口和蒋介石本人产生一定的影响。

　　蒋介石的家乡溪口，虽系山区乡镇，却是个交通发达，信息灵通的地方，从溪口循剡溪而下，四十公里之遥，即可扺达五口通商的宁波，同时，溪口又是天台、新昌、嵊县诸县山民往来的必经之地。每天清晨，溪口镇的街上，人头攒动，南去北来，将新的信息，非常敏感地带到这个镇上，蒋介石在那里可以听到许多新的信息，当然也会听到王金发等人的种种传说。特别，蒋介石在他嵊县外祖母家读书时，结识了王金发的挚友竺绍康，因此浙江革命风潮和王金发等人的革命活动，不能不对蒋介石产生影响，并吸引他投入革命洪流。

　　当时，在浙江革命思潮高涨期间，出现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许多知识分子出于对现实的不满，纷纷出洋留学寻求真理，以救亡图存。王金发与蒋介石都在这种情况下，先后赴日本留学。王金发入日本大森体育学堂，以第一名成绩学成归来，入徐锡麟、秋瑾主办的大通学堂任教，为革命培养人才。蒋介石先后入日本东京清华学校和日本振武学校，回国后也投入了辛亥革命行列。

　　王金发与蒋介石在日本接受了近代民主思想洗礼，都加入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王金发于1905年由徐锡麟介绍，参加了光复会，后又入同盟会，  始终追随中山先生，故中山先生曾称他是：“东南一英杰”，民国建立后，还任命过他为国民军副司令。蒋介石入同盟会，也一直追随中山先生，所以中山先生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校长，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三

　　王金发与蒋介石之间还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如陈其美、竺绍康、杨侠卿、王文庆、张静江、张伯歧、姚勇忱、褚辅成、王晓籁……等，这些人中间，与他俩关系最深的，前期要算竺绍康、后期要算陈其美了。

　　蒋介石早在溯源堂随姚宗元读书时，就结识了竺绍康。竺绍康当时虽系举人，却加入了会党，从事反清革命，是平阳党头目。当时竺绍康“一有空隙，就来和姚（宗元）一个劲地大声交谈，他那种意气轩昂，神采飞扬的气慨”（古屋奎二《蒋总统秘録》，台湾出版。），他对蒋介石产生了“相当的吸引力”；而竺绍康亦对“这一胆壮的十三岁顽童”（毛炳岳《蒋母王采玉正传》。）深有好感，“后来在上海过从甚密，成了忘年之交，”（毛炳岳《蒋母王采玉正传》。）。1907年，竺绍康因“秋案”身遭通缉，而逃亡上海，经常与蒋介石及“陈英士、张人杰等筹谋颠覆满清”。1909年，竺绍康不幸病故，蒋介石“为之痛悼不已”，并“收抚他的旧部，并厚恤他的家属，因为他与绍康友好”（邓文仪《蒋总统少年时代》，台湾出版。），而且是人生道路上最早的知音。而王金发与竺绍康的关系，比蒋介石与竺绍康的关系，更为源长，他们共组平阳党和乌带党，共建大同学社，同创团练，建立革命机关——华美和鼎成药房，共入大通学堂，一起组织“光复军”，并在上海开设“天宾客栈”作为革命联络据点……，可谓出身入死，是生死之交的战友。竺绍康作为蒋介石和王金发的共同挚友，也必定成为蒋介石和王金发的交往纽带。

　　蒋介石与王金发的另一个共同挚友，则是陈其美。蒋介石在1907年在日本结识了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与陈其美结下了金兰之交，从此在陈其美领导之下从事革命。蒋介石每逢寒暑假，都要“归国省亲，借机淹留上海，与沪上各同志聚会，一面秘密讲求扩充革命党的势力，一面营救因革命运动而入牢狱的同志”（邓文仪《蒋总统少年时代》，台湾出版。），以后跟随陈其美参加光复沪杭之役和二次革命之役，也曾追随陈其美“暗杀陶（成章）于其寓所，事后自承其罪”（邓文仪《蒋总统少年时代》，台湾出版。）。从上可知，蒋介石与陈其美可谓莫逆之交。

　　王金发与陈其美相识于“秋案”之后，当时王金发为逃避清政府追缉，沦落深山。陈其美闻讯后，立即从日本回到国内，“一方面团结上海同志，同时往来浙东联络有志之士”（邵元冲《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1925年出版。）。陈其美特派人数次深入嵊县丛山，营救王金发到上海，幷亲自介绍王金发加入同盟会，还义结金兰，从此王金发在陈其美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据说，熊成基继徐锡麟再度于安徽起义，陈其美“偕王季高（金发）等专程赶往”助战（黄元秀《陈其美事略》，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辑。），因车误而误失时机；广东黄花岗起义，陈其美率王金发参战，而“足部受伤”，危急之中，“行囊杂物，抛弃净尽，王季高尚携一端豀石砚见赠，盛意可感也”（黄元秀《陈其美事略》，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辑。）。可见王金发与陈其美在革命事业中建立了生死之交。于是王金发“售卖所余家产，得千余金，更筹借千金，共二千余金，于戊申夏自挈带来沪，未几，即与陈英士、竺绍康辈在沪开设天宝栈”（谢震《王季高君行述》，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当时革命党人的重要联络站。王金发与陈其美、蒋介石经常聚集于此，因此，王金发与蒋介石就相认识了。

　　综述前文，蒋介石与王金发相识有其必然因素，他们有那么多相同相似的经历、遭遇、环境、性格，因此他们必然会走到一起，一见如故了。

　　事实上蒋介石与王金发相识，应该远在建立天宝客栈之前。那时王金发与竺绍康在嵊县建立平阳党和乌带党，创办大同学社，组织反清斗争，王金发效仿他的祖父王修宫，在家乡东龙冈广结反清志士，有“小孟尝”之称。这时蒋介石通过竺绍康的关系，可能已经结识王金发了，并到东龙冈住过，而且加入了会党。这样的推测，得到王金发家乡的老人和他后裔的证实，他们告诉我，在王金发故居前的第一排客房的第一间，曾为蒋介石当年所居。这一排房屋是王金发用以接待四方志士的客房，现在这排房屋已经拆除，但房基与房屋的门槛依然可见，乡亲人指着废基顶端的一间屋子说：“就是蒋介石当年住过的屋子！”还说：“蒋介石是这些义士中的一个小头目！”据他们的老辈讲，当年蒋介石住在王金发家乡时候，经常在王金发住宅到通向地下庵的一条山路上漫步。地下庵位于广利到东龙冈的山脚下，途中有一口井池，井旁有几条石条櫈，周围风景宜人，蒋介石便常于傍晚漫步于此，坐在石条上，凝视远山。广利公社卫生院一位姓裘的医生还说：在“文革”前，他亲眼在王金发家乡的乡亲中见过王金发与蒋介石的合影，但这些照片，在“文革”中被烧毁了。由此可见，蒋介石与王金发相识于“秋案”之前，大概不是什么无稽之谈。

　　蒋介石与青洪帮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辛亥革命光复沪、杭的敢死队，大部是会党成员，这些敢死队员，大部是王金发与他的族弟王敬悌，以及“王文庆、蒋介石、褚辅成、张伯歧等，奔走往来，招集旧部”（沈志熙《允章行述》，载《王氏宗谱》，王金发后裔家藏。）而组成的。这些旧部，就是指会党而言。如果蒋介石没有加入会党，又怎么谈得上参与“招集旧部”呢。蒋介石通过陈其美，与青帮发生关系是不言可喻的，他与洪帮关系，则可能如乡亲所说，是通过王金发和竺绍康所建立的，因为王金发与竺绍康所率领的会党是属于洪帮，因此以后蒋介石在青洪帮之间左右逢源了。

　　事实上，蒋介石与王金发的关系也非始于天宝客栈，终于光复沪杭之役。在1907年，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秋瑾于大通学堂被捕后，王金发成为通缉对象，他被迫“率其徒众，栖身山林草泽，过了半年多的所谓‘强盗’生活”（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浙江政协文史资料“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1981年版。）。陈其美闻讯后，曾派蒋介石深入嵊县寻找王金发下落，设法营救至沪。陈其美所以选派蒋介石去营救王金发，可能是蒋介石熟悉王金发和王金发所栖身的山泽。可是蒋介石没有找到王金发。他骑了一匹白马，来到广利崇仁东龙冈一带，向乡人打听王金发的下落，因乡人不敢以实情相告，他只好空手回去向陈其美复命了。于是，陈其美再派了杨侠卿化装成樵夫，深入嵊县。杨侠卿“肩荷一篓，俨然戴笠之农人也。唱着古歌：‘南山有鸟，厥名黄鹂，树覆巢倾，网罗遍地。我有垂杨，可以安居，我有余粮，可以充饥。鹂乎，鹂乎，其从我而高飞’”（陈去病《莽男儿》，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1985年出版。）。王金发闻樵歌，大喜，跃出与之接洽，从而一起潜奔上海。到上海后，由陈其美介绍入同盟会，从此与姚勇忱、张恭、竺绍康、吕逢樵、蒋介石等，在同盟会沪支部领导下，开展斗争。

　　四

　　1908年，同盟会总部派陈其美来沪，邀两浙各府属推派代表，“约期在上海召开浙江各府革命党人代表会，拟图大举”（徐和雍、郑云山、赵世培《浙江近代史》，198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不料党人刘光汉，已被清廷收买，侦悉此举，即向南京总督告密，由上海道与租界交涉，将张恭逮捕，并搜查秘密机关天宝客栈，密谋尽泄，不能成会而星散”（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这使“英士辈大愤，集议必欲报仇”（谢震《王季高君行述》，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蒋介石这时回到上海“与陈英士在上海秘密规划在江苏浙江举义，并进行营救张恭”（邓文仪《蒋总统少年时代》，台湾出版。）。蒋介石“竭力营救张恭，并图行刺刘光汉和何氏（刘光汉之妻）”（邓文仪《蒋总统少年时代》，台湾出版。），但都没有成功。于是王金发“慷慨自任”，他“挟枪径往刘之寓所，刘夫妇尚卧床未起，金发拔枪拟击毙之，刘夫妇叩头乞命，保以自己的生命来保证张恭之安全，乞金发贷其一死，许其自赎”（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浙江政协文史资料“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1981年版。），王金发允之，因而张恭在牢中三年得以不死，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复得自由。可是刘光汉老婆何氏的表弟汪公权，“亦与张恭案有关系者，又在日本欲毒章太炎不成，逃回沪，花天酒地，吐漱生云”（谢震《王季高君行述》，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不思改悔，王金发毅然将汪公权击毙于街头，以戒惩内奸。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与张群闻讯立即赶返祖国，奉陈其美命“赴杭运动新军”（王德胜《蒋总统年表》，台湾出版。）。蒋介石偕黄郛等到杭州后，在“顾乃斌家召集杭州军警界同志开会”，决定了起义日期。于是“王金发派张伯歧间嵊县召集并率领会党旧部六十余人，于11月2日扺杭，和王金发从上海带来的部众汇合，共百余人，组成敢死队”（徐和雍、郑云山、赵世培《浙江近代史》，198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1月3日，蒋介石“率敢死队一百多人到杭州，分居奉化试馆及仁和火腿店内待命”（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11月4日，革命党人在杭州举义，蒋介石和“张伯歧、董梦蛟等带领一队，配合陆军第八十三标任前锋，王金发带领一队，配合陆军第八十一标任前锋”（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他俩分成两队，一个率队进攻抚署，一个率队攻军械局。王金发攻下军械局后，又赶来支援蒋介石，参加对抚署的战斗，他们“身先士卒，闯入抚署卫队室，击杀卫队长，然后抛出信号弹，发出进攻信号。……王金发指挥敢死队和起义士兵，焚毁抚署。抚署的被焚毁，标志着清政府在浙江统治的垮台”（徐和雍、郑云山、赵世培《浙江近代史》，198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金发与蒋介石多年努力，终于实现了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的愿望。

　　五

　　清政府推翻后，王金发与蒋介石在建立军政府问题上，与浙江当局发生了不同的意见。浙江军政府在立宪党人及旧官僚把持下，竭力排挤革命党人，因此省军政府内仅有褚辅成一人是同盟会成员，余均是立宪党人和清政府时的旧官僚，军政府都督竟是与杀害秋瑾有涉的汤寿潜。王金发与蒋介石目睹革命派的软弱，不禁愕然，于是组织“革命军务军官及参加光复杭州之各地领袖，次日集会。王金发提议谓：‘秋瑾被害，喧传汤寿潜曾赞一词，不应举为都督’。力主改选，附和者不少”（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但终究没有成功。于是蒋介石与王金发一起赶到上海找陈其美评理。一到上海，王金发与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径往陈其美住宅，“王金发一进去即说：‘汤寿潜是反对我们革命的，我们革命党为什么要推他出来当都督？’这时蒋介石就接上去说：‘你们怕死，我来死给你们看!’说着即从身上拔出手枪要自杀”（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浙江政协文史资料“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1981年版。）。站在一旁的应梦卿立即从蒋介石手上夺过手枪。这时“陈其美就对他们说：‘我们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们马上要北伐，光复全国，我们都要到中央去做事，何必计较地方一个都督呢？’他又对蒋介石说：‘介石，你就做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陈又对王金发说：‘季高如果要回浙江，就做建设部部长。’蒋介石听陈其美派他做第一师副师长兼团长，就不说话了。王金发还是气冲冲地说：‘不要做什么建设部长，我要回到浙江绍兴去反对汤寿潜’。”“第二天，王金发就一个人离开了上海”（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浙江政协文史资料“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1981年版。）。王金发回到杭州，带领他的人马，缴了警察局的械，率队去光复绍兴，并担任了绍兴军政分府都督。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资产阶级革命党内矛盾日益恶化，至生陶成章被杀事件。事发后，陈其美命蒋介石立即奔日本避风头，直到“二次革命”爆发，蒋介石才奉命返回。陶成章之死，当初有謡传说是王金发所为，乍听似很离奇，其实王金发与蒋介石，是陈英士左右臂，故陈英土与陶成章矛盾激化，出现陶成章遭暗杀，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或是王金发所为，或是蒋介石所为。

　　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篡夺后，袁世凯大权在握即向革命党人举起屠刀，宋教仁的被杀，使革命党人再度觉醒和奋起。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首义，陈其美立即在上海响应，王金发和蒋介石一起投入了“二次革命”。当时王金发在上海自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并赴宁波策划顾乃斌、沈瓞民独立，又召集旧部在绍兴秘密举义，结果均遭叛徒朱瑞破坏而告失败。7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自任讨袁军总司令。王金发“首先效命，身任战斗制造局之役”（陈去病《莽男儿》，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1985年出版。），他在乘车前往制造局，“输送军士酒食，至半途，被人暗算，掷炸弹，汽车受损，人得不死”（谢震《王季高君行述》，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蒋介石也追随陈其美参加了上海讨袁起义，“由蒋介石、钮永建、黄膺白等组织先锋队，发动战争”（黄元秀《陈其美事略》，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辑。）。7月28日夜，蒋介石只身去沪军九十三团，找团长陈其蔚面谈，策动该团反正，因为蒋介石在该团担任过团长，结果“有一营士兵反正，参加讨袁，进攻制造局。蒋介石与钮永建在最前线指挥作战”（古屋奎二《蒋总统秘録》，台湾出版。）。但是，“二次革命”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起兵仓促，旋告失败。可是王金发与蒋介石为“二次革命”作出的贡献，应予充分肯定。这一点连袁世凯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肯定。在袁世凯政府的“浙江拒絶独立始末记”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浙江拒絶独立始末记》说：“叛党之积恨于浙江者已深，必于浙江一泄其愤。浙籍之国民党大头目如褚辅成、陈其美、姚勇忱、王金发、吕东升、黄膺白等，次之如阙麟书、蒋介石等，不计其数。是皆以上海租界为逋逃薮，阴贼险狠，秘密运动，思得一逞，以为快者”（朱宗震、杨光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与蒋介石均以“国事犯”和“内乱罪”身遭通缉。王金发只好蛰居上海租界。这时革命党人亡命上海避居租界的很多，他们“经常向金发借钱，不胜应付。蒋介石亦常去借钱，数十元数百元不等”（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浙江政协文史资料“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1981年版。）。王金发身遭缉捕，举步荆棘，又不堪流亡者无休无止的“借钱”，于是企图利用袁世凯招降革命党人的投诚令，欲去京表示假投降。他将此事商量于谢飞麟和陈其美，谢飞麟说：“宗旨不变，投诚何害，且于大局有益。……但需受职以冀实行其革命之本旨，……他日殊途同途归可耳”（陈去病《莽男儿》，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1985年出版。）。于是王金发花巨款运动陆军部，利用陆军总长段祺瑞与袁世凯的矛盾，终于在1915年1月获陆军部释免，宣布“已准免缉，嘱其安份读书，养才待用”。于是王金发偕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部长姚勇忱一起去北京“谢释”，藉以争取行动自由后，东山再起。这原是出于策略的假投降，但到北京后才知道“免缉的条件，要金发限期拿获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夏之鳞、夏尔屿、陆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赎”（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浙江政协文史资料“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1981年版。），因此王金发在北京仅逗留一周即返回上海。王金发的假投诚和北京之行，在革命党人中间引起了很大误解，虽然英士均为其解释（陈去病《莽男儿》，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1985年出版。），但也无济于事，叛变恶名已传扬开了，以至今天的某些史书，仍将他当作投诚变节分子记载。

　　其实王金发从北京回来不仅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还继续与革命党人往来，甚至还把他们请到家里共商革命大计。这些事实在袁世凯枪杀王金发的电令中，完全可以加以验证。电令说：“去年冬间，为弭乱起见，暂准觅缉，以责后效，并派员赴沪监察，讵竟延宕数月，迄未捕获一匪，反与乱党随时往来。陆惠生等由日回沪，匿居其家；迭次饬缉之暗杀犯姚勇忱，亦与朝夕聚处；陈其美亦常通讯，计议乱事。”由此可见，王金发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出卖革命。

　　王金发没有叛变革命、没有出卖同志的历史应该说是清楚的，他更没有出卖蒋介石。但是日本古屋奎二着的“蒋总统秘録”一书却说：1914年夏，“袁世凯则追缉（蒋介石）不懈，他花钱收买了瞭解革命军内情的王金发，将之拉拢过去，代为搜集情报，而王金发则是蒋总统在辛亥举义光复杭州最初出阵时同为指挥敢死团作战的朋友”。这记载显然与事实不符，而且时间也不符。纵观全文，我们可以说王金发与蒋介石的关系始终是良好的，他们为中华的第一次腾飞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蒋介石与王金发的交往和战斗友谊，尽管过去很少见诸于文字，特别蒋介石发迹以后，更隐晦其早年经历中寒酸的文字，这是司空见惯的。但从他俩相似相近的出身、年龄、经历、遭遇、性格，以及他们所受的时代、环境、地域、师友的种种影响，我们是否可以论定：蒋介石与王金发成为挚友有其必然性，从他俩相互交往和互相影响的这一侧面，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早年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也是有其必然性的，而“溪口无赖”与“流氓成性”这种说法，是很难解释这蒋介石怎么会走上革命道路，而且一度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的。当然，蒋介石在辛亥革命以后，特别在掌管黄埔军校以后，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后期变化，而简单地去否定他的前期，这是于事无补的。


　　（写于1987年10月，发表于台湾《李敖千秋评论业书》第81期，天元图书公司1988年7月版，第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