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章太炎先生的书法作品——《章太炎篆书千字文》一书 （下称《千字文》），终于问世了。七十年来，太炎先生著作时有出版，而他的字帖出版，却是第一次，诚如赵坚同志在该书《后记》中所说：“世人多知章氏为著名民主革命家及学者，而寡闻他在书学方面之成就，其墨迹则更鲜见，至于出版字帖，那还是第一次。”所以《千字文》的印行，引起了书法界及其他各界学者的很大兴趣。由于过去人们对太炎先生的书法鲜有涉及，所以我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就给《书法》杂志写了《关于章太炎的书法》一文，并提供了两幅家藏的太炎先生书法手迹，曾得到爱好者的关注，当时匆促成稿，写得粗略，今重加探索，续成此篇，意在抛砖引玉。

　　《千字文》是祖父晚年的书件，全文分书在四册毛边纸本上，每页长二十五厘米、宽二十三厘米，共写四个字，每字八厘米见方。这样成册的完整书法作品，在他遗墨中是很少见的。原稿的扉页上有我祖母（汤国梨1883—1980）题字：“此篆书千字文为太炎先生手写，当时拟令儿辈识字藏之。”祖父故世后，祖母屡图印行未果，直至去年5月，我偕书画出版社同志去苏州见到原作，始蒙决定付印；同年夏日，又专程赴杭，请沙孟海先生作序，沙老于炎暑挥汗成序，并在印刷发行部门的支持下，终于印行出版了。

　　太炎先生在他晚年为什么要写这本《千字文》呢？这并不只是为了让儿孙识几个篆文，而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因素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我国，东北已陷，华北垂危，国土日蹙；民族存亡，迫在眉睫。这使一度沉寂的太炎先生奋然而起，他不断发出通电，公开发表演讲，谴责蒋介石的“不扺抗主义”。又曾北上见张学良，呼吁抗日。1933年4月18日，太炎先生向学生们讲述了自己的治学功夫及志向，他说；“《说文》之学，稽古者不可不讲，时至今日，尤须拓其境宇”，“文字亡而种性失，暴者乘之，举族胥为奴虏而不复也。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今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太炎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悠久的文化，有宝贵的遗产，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几千年，古代的文字，不但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幷且是美好的艺术，学习古代的文字、历史，可以增加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进而“激励种性”，图存救亡。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书写他的《千字文》的。

　　鲁迅先生说：太炎先生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太炎先生二三事》）。的确，他的“学问”和“革命”、“革命”与“学问”常常交织在一起，书法也不例外。曹亚伯先生在1936年《谈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说：太炎先生“平常习篆，皆有寄意。见举国民不聊生，即篆《天学》末章：‘孟献子曰：畜马乘……’（原文此略，意为讥讽贪官污吏）。见日本以一千四百人而占领奉天，东北三十万雄兵不扺抗，又篆一立轴曰：‘吴其为沼乎’”！可见他晚年书《千字文》四册，不仅是“拟令儿辈识字藏之”，而且要我们不忘记祖国的历史，要珍惜祖国的文字，也是抒发他当时忧国忧民之心，可谓能以字见人，以人见字。

　　早在1906年，他就提出要爱惜历史，“这个历史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絶。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当然有很大局限性，但在当时，确也影响了不少知识分子，对那些盲目崇外的人，也是有力的讽刺。

　　这种借书法寄寓爱国主义情操的做法，在当代其他书法家中也不乏见，如他的学生沈尹默先生在《谈书法》一文中，说：“我们的文字，不但字音与民族生活有密切关系，而字形的关系也极其重大，我们民族的生命根本也就连结在这个上头。……我们在书法中看出我们民族和平正直的特性。”这种民族主义的精神，正是驱使太炎先生在他晚年书写《千字文》的因素。追溯太炎先生生平，过去他被袁世凯幽禁时，大书篆文“速死”，以示不屈；为宋教仁墓碑题额“渔父”，为邹容营葬并书碑文；为十九路军阵亡将士书墓表，为大禹陵、明孝陵等民族史迹题额书碑，都出于爱祖国爱民族之情。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千字文》的书法风格也是很有特点的。

　　太炎先生早年从经学大师俞樾治古文经学，谨守古文经学家的家法，以文字学为基点，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精研训诂，博考事实，在他投身革命之前，对我国古代文献尽心钻研，已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他对小学的研究很深，上探语源，下辨流变，“穷究（注：《说文》）七十余过，然后的然见语盲文字之本”（庞俊《章先生学术述略》），“小学一门，独步千古”（曹聚仁《过去瞭解》），“洵可谓集一代的大成” （许寿裳《章炳麟》），就连梁启超先生也佩服他的小学功力，称他“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着《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干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太炎先生的治学成就和治学经历跟他的书法有何关系呢？这关系正如邓散木先生论摹印与小学关系一样，邓说；“不通古籀，即无以识三代之彝器，不辨二篆，即无以鉴古鉨之时代。故摹印家必须以识篆为先务。而欲求识篆，又必须先明文字之由来，及其构造演变之迹，否则便如盲夫无埴，莫知所从矣。”（邓散木《篆刻学》）书法也是这样，欲写篆书，不通小学，“莫知所从矣”。瞭解太炎先生的治学观点，就有助于认识他书法的风格。

　　对于小学，太炎先生说：“余治小学，不欲为王緑友辈，滞于形体”（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又说：“研究小学有三法。（一）通音韵。古人用字，常同音相通，这大概和现在的人写别字一样。凡写别字都是同音的，不过古人写惯了的别字，现在不叫他写别字罢了。但古时同音字，现在多不相同，所以更难明白。我们研究古书，要知道某字即某字之转讹，先要明白古时代底音韵。（二）明训诂。古时训某字为某义，后人更引伸某义转为他义。可见古义较狭而少，后义较广而繁。我们如不明白古底训诂，误以后义附会古义，就要弄错了。（三）辨形体。近体字中相象的，在篆文未必相象。所以我们要明古书某字底本形，以求古书某字底某义。”（曹聚仁记録《国学概论》）太炎先生认为：“形为字的官体，声义为字之精神，必三者备而文字之学始具。”（章太炎《小学略说》）这种传统的以音、形、义三者出发治小学，到清代则反其道，一变为先讲六书构造，然后再讲音、义，太炎先生不满地说：“清初讲小学者，止知形而不知声、义，偏而不全，不过为篆刻用耳。”（章太炎《小学略说》）对于这种弊端，他举例说：“董仲舒《春秋繁露》，谓一中为忠，二中为患。仲舒不识串字，以为二中。凡先言六书构造而后定其字义者，皆此类也。”（章太炎《说文解字序》）这种只讲文字的形态，只讲用笔的情趣，“只摹其笔意，赏其姿态，而阙其所不知，一如欧人观华剧然，但赏音调，不问字句”（章太炎《小学略说》）。这样治小学，治书法，是太炎先生这样一个谨守古文经学家法的小学“正统派研究法”家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太炎先生的书法，不单纯追求字形趣意，而是注重字体符合六书，以及书写符合规范，反对任意拼凑，反对生搬硬造，力求字字有来历，字字合古法，这是他书法上的独到之处。

　　在太炎先生晚年时期，由于人们对小学和古文字不再注重研究，所以不免“拼凑”造字，在书法上也有这种混乱的情况。“唐以前一个书法家，同时必须负起厘正字体的使命”（唐兰《中国文字学》）。所以晚年的太炎先生写《千字文》，有着继承“厘正字体的使命”，达到让子孙们“识字藏之”的目的。

　　太炎先生书法的这些特点，给他的书法艺术带来了独有的风格。诚如沙孟海先生在《千字文·前言》中对近代篆书流派及太炎先生书法风格所作的一段精辟阐述：“篆学，近三百年来可说是极盛时代。这里专谈书法；（一）钱坫、洪亮吉、孙星衍成为一派。旧称经小学派，现在我们称为古文字旧派。（二）王澍、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吴俊卿书家者流，又是一派。现在我们称为书家派。（三）吴大澄用金文写《孝经》《论语》，罗振玉用甲骨文写楹联，我们称为古器物派，也可称为古文字学新派。（四）章炳麟则是古文字学别派。……他的篆书风格，高淳檏茂，和其他三派作家有显着的区别。……其笔法自然近古。”为什么称太炎先生书法是“古文字学别派”，为什么说他的书法与其他派书家有显着区别？如果从他治学的渊源去看，就不难加以理解了。1962年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出版的《各种书体源流浅说》一书，说篆书到清代大盛，但“由唐至明，凡作篆书的都是写玉筋一类（笔画细而圆）；到清代初年还是如此。如康熙时的王澍，干隆时的桂馥、洪亮吉、孙星衍、钱坫等都是”，“章炳麟则以小篆结合籀文；用笔刚劲，别有古趣”，只是他的作品“较少见”。这样的评述也较确切，点明瞭他书法古檏的风格，指出他源自精治《说文》，“的然见语言文字本源”（章太炎《菿汉微言》），所以他的书体自然近古，字形檏实，散发古趣。太炎先生虽“不轻信出土的古器物，但作篆运笔结体，与侯马出土朱书盟词，长沙、江陵出土楚墨书竹简，寿县出土楚铜器刻款，颇多暗合之处，证明其笔法自然近古”（沙孟海《千字文·前言》）。太炎先生曾将大篆与小篆的象形字作了比较，喻为“古文象形，如今工笔画；小篆象形，如今写意画”（但植之《菿汉雅言札记》）。我们就书法艺术而论，不妨说：“古文字学旧派”如工笔画，“古文字学别派”如写意画。所以太炎先生的这本《千字文》，在篆学书苑中可称为“一朵斗大的鲜花，是值得我们推崇与学习的”（沙孟海《千字文·前言》）。

　　太炎先生在书法上自成一家，并非偶然，除了他具有深厚的小学根底和具有书法家的艺术修养外，他在书法基本功上也确曾花过一番苦功。他留下的浩翰书札手稿，都是蝇头细楷，许多文稿还用篆体书写，用笔功夫纯熟，书写一丝不苟。太炎先生平时每日起身，总要先练一番字。家园内有一块四尺见方的大青砖，听说他当年在这砖上用清水练过字。他在致友人信中也说：“时亦作字，每日辄写三四十篆。”（章太炎《致李根源信》1928年10月22日）有时他一口气连书数十张，往往磨墨都来不及。后来置了一台磨墨机，可将四锭墨同磨，供他习字专用，这使他颇为高兴。父亲告诉我说，祖父练字先从双钩悬腕起，后练单钩悬腕，逐渐运用自如，下笔雄劲有神。太炎先生遇有书件，不论是大幅还是斗方，不论是篆书还是行楷，均不需打格折叠，只需对纸略顾一番，便大笔挥毫，一气呵成，并能取得大小相宜，疏密相当，恰到好处的效果。写完之后，他也从不加以修饰。他说“古人悉能题壁，题壁有力，故书丹自易。今人独不善题壁，亦不善题襟。余尝悬纸于壁而书之，竟失平日书体。以此知米颠书从此入，大是良法”（马叙伦《石屋余渖》）。至于太炎先生的书法是否“以此入”，或者汲取了题壁之法，我就无从知道了。

　　太炎先生生前留下的成品书件不多，他虽经常习字，但却不肯轻易落款赠人，态度十分严谨。目前家里还藏有不少太炎的书法精品，至于散见在社会上的珍件理当不少，但有的却不是他的真迹。田桓先生曾“从师研究金石文字”，“师精篆籀”，当时“乞师题识者络绎不絶，有时穷于应付，则命同门诸子代笔，以桓所代者为最伙，因桓摹临师书不幸颇肖”（田桓《謦欬小识》）。田老对我也不止一次面谈过这方面的事。但太炎先生自己较为满意之作，则盖上专章加以保存，如加章“菿汉”、“民国老人”……，还有以时间为别的章，如“四十八岁之前”、“六十三岁以后’，等等，以资区别。

　　专门论述太炎先生书法的文章，似还不曾见过，但有关他书法的轶事，却有所闻，今略辑録一二，以赘文后。

　　太炎先生的弟子许寿裳先生在《章炳麟》（1946年出版）一书中说；“先生的书名也不小，求书的人自然很多。他的书法自成一家，篆和行草都有一种面目。人家只要得到他的片纸只字，视若拱壁，什袭珍藏。倒是先生本人，反不怎样满意自己的作品，往往一幅写成，看了一下，即放在废纸之列。这可给了他侍役一个赚钱的机会，竟串通一家装裱店，专窃这种字，印上先生的图章，装裱后价卖与人，得钱两人朋分。先生初不在意，一直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发觉，因此他想出一个防弊的方法：就是把写来不要的字一律扯破，塞在字纸篓里，图章也从侍役手中收回，以为这样总是一个稳妥的办法了。……在这以后，完整的纸固不易得，扯破的字装裱起来，还不是一样？至于图章，在先生用了多次以后，反正是要交给侍役洗的，这可又给侍役一个盖章的机会。”

　　太炎先生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一没做过官，二没置田收租，三没开厂经商，他除著书讲学外，以卖文字为活。他卖字曾定过一个“书例”，刊登于《华国月刊》里，定为“篆联七尺至八尺：三十元，……；行联，七尺至八尺；二十四元，……；篆中堂，一丈：六十元，……；行中堂，一丈；四十元，……，篆屏幅，一丈：每幅二十四元，……；行屏幅，一丈：每幅十六元，……；篆榜，一尺字：每字十元，……”（各种尺寸价格，不一一作述）。当时鬻字的人字价可分三等，太炎先生与于右任先生是同属第一等的。

　　王基干写的《章太炎逸事》，说太炎先生鬻文鬻字，“一篇墓志铭或墓表，人家通常送他一千到二千元，但他并不就以金钱为准。据说有一个纱厂的主人，想请他做一篇颂扬祖上的文字，送他万元作为润笔，他却极力拒絶，一字也不肯写。反之，他替黎黄陂做了一篇洋洋的巨文，又一钱不受。因为先生是最重感情的”。太炎先生虽然卖文卖字，却很有骨气。父亲告诉我：“先父过去作书，无论楹联屏条，署上款时，只写‘书赠××’或‘××嘱书’，决不写‘先生’等尊称，或称兄道弟。但对于革命同志，却亲密无间，称呼异常亲热。但植之先生谓在日本《民报》时，曾见先父写联赠孙先生，上款写‘逸仙二兄’。先生谓此种具款，从未见过，可见对孙先生尊敬之意。”（章导：《孙中山与章太炎》——1981年10月8日香港《文汇报》）还有对张继、章士钊、邹容、田桐等一些革命战友，亦以兄弟称呼，甚至直呼“同志”，如赠田桐（即田梓琴，孙中山的秘书长）的一幅楹联就款称“梓琴同志”，因为他们都曾是同盟会时的老战友。太炎先生这种不卑不亢的书品，是难能可贵的。人品高，作品才高，太炎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鲁迅先生生前曾念念不忘要为太炎先生整理出版其墨迹，他去世前一个月，在给许寿裳先生的信中还说：“太炎先生诸诗文及‘速死’等，实为贵重文献，似应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书简文简册页，亦可以收入。曾记有为兄作汉《郊祀歌》之篆书，以为絶妙也”（鲁迅《致许寿裳信》1936年9月25日）。今天《章太炎篆书千字文》的出版，正合着鲁迅先生将太炎先生手迹“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的良好愿望。


　　（发表于《书法研究》第十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82年第四期，第40~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