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他的学问精深博大，涉及音韵文字学、经学、诸子学、史学、文学、哲学、佛学，这是大家所共知的，至于他在医学上的造诣与建树，则鲜为人知。其实他在医学上的成就，也曾为他当时代的许多中西医名家所肯定。著名国医恽铁樵先生说：“太炎先生为当代国学大师，稍知治学者，无不仰之如泰山北斗，医学乃其余绪，而深造如此，洵奇人也”（恽铁樵《章太炎先生霍乱论编后》，载1927年《铁樵函授中医学校讲义》，第十七种第十五期。），他将太炎先生的医论誉为“日月之出”；陆渊雷先生称太炎先生医学是“发前古之奥义，开后学之坦途”；（陆渊雷《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者特辑·序》，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志》第十期。）章次公先生说：太炎“先生于医，是以不求偏物，立其大者，立其小者，语必征实，说必尽理，所疏通证明者，而皆补前人所未举”，可以“悬之国门”；（章次公《章太炎先生之医学》，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志》第十一期。）陈存仁先生说：“太炎先生研究中医也很有心得”，“发为文章，精警确鉴，一时无两。此外，对中医术语之注释，若六经、若三焦；病症之论断，如心脏衰弱、回归热、温病、猩红热、神经衰弱；以至古今衡量之考证等，在在确切不移，洵至论也”（陈仁存《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载1953年香港《存仁医学丛刊》第二卷。）。我由于从事《章太炎全集》的编纂，致力他的医学事迹与著作的搜集，历时六载，采获百余篇，得窥太炎先生与祖国医学事业的关系与影响。今就管见，浅介于后，以补史阙，并骥医林诸公，引起深入探讨之兴趣。

　　太炎先生与医学有着密切的姻缘，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家三世皆知医”。（章太炎《仲氏世医记》，载1920年《杭县志稿》卷十八。）太炎先生的祖父章鉴，“少习举业，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研究三十年”，（褚成博《章鉴传》，载《光绪余杭县志稿·人物列传》。）“自周、秦及唐、宋、明、清诸方书悉谙诵上口”，（章太炎《先曾祖训导君先祖国子君先考知县君事略》，载《太炎文録续编》卷四。）“初仅为亲族治病，辄效”，后为乡人治医，“以家富不受人饷糈，时时为贫者治疗，处方不过五六味，诸难病率旬日起”。（章太炎《先曾祖训导君先祖国子君先考知县君事略》，载《太炎文録续编》卷四。）后太平天国军占领其家乡，章鉴率家逃亡，家产毁于战火，以后“不得已，以行医为活”。太炎先生祖父医术很高明，医德也很高尚，他“治时疫之脉，絶气脱者，一剂即起。药方参变不泥古；治危症，立不到三四味，曰少则力专，多则牵制也”。（褚成博《章鉴传》，载《光绪余杭县志稿·人物列传》。）他给人治病，“凡医资足一日用，辄分润邻族”，（褚成博《章鉴传》，载《光绪余杭县志稿·人物列传》。）因此很受乡人尊敬，太炎先生从小就很崇敬他。

　　太炎先生的父亲章浚，承其父业，也好习医，据县志所载，称他“生平长于医，为人治病辄效”。（褚成博《章鉴传》，载《光绪余杭县志稿·人物列传》。）但他很谦虚，在对女儿《家训》中，说：“吾家世授医术，然吾未能工也”，（拙编《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86年上海书店出版。）叮嘱儿孙应该继承家学。太炎先生长兄章籛，也继承了家学，从钱塘仲昴庭先生学医。仲昴庭先生医术高明，曾“就征疗清慈禧太后，归又主浙江医局，所全活无虑数万人”。（章太炎《仲氏世医记》，载1920年《杭县志稿》卷十八。）太炎先生长兄之医术，在章氏三世中最高，太炎先生曾说“吾家三世皆知医，至君尤精。……有窭人子求治疾者，必应之，所全活甚众”。（章太炎《伯兄教喻君事略》，载《太炎文録续编》卷四。）

　　太炎先生青少年时代，由他外祖父、父亲和长兄亲执教鞭，他不仅从他们那里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训导，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迪，还深深埋下了医学爱好的种子，当时他曾随长兄问学于仲昴庭先生，而“常得传”。（章太炎《仲氏世医记》，载1920年《杭县志稿》卷十八。）

　　1890年，太炎先生二十三岁这一年，父亲去世，他便离家去杭州，入著名学府诂经精舍，随汉学大师俞曲园先生深造。经过七年勤学，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了系统的研究，成了一个知识渊博的青年学者。俞曲园先生不但擅长治经，对诸子、语言、训诂、文学都有很深造诣，又爱好医学。因家人误于医，曾作《废医论》，又有《内经辨言》（又称《读书余録》）和《枕上三字诀》各一卷，由考据经典而泛涉医典，兼谈医理，具有独到之见。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太炎先生，因此，太炎先生在诂经精舍精研经史同时，也像他的老师一样，泛涉医典，为他今后的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时代的风雷、祖国的呼唤，使太炎先生不能囿固于宁静的书斋，去潜心研究医典经籍。甲午战争惨败后，太炎先生在医国医民的二条路上，决定选择先医国病，毅然摒弃书斋，投入了社会革命洪流，去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

　　戊戌变法失败，太炎先生惨痛地认识到要救中国，只有推翻已堕落为列强走狗的清政府。繁重的革命斗争和激烈的理论斗争，耗费了太炎先生大量的精力，以至他从小喜爱的医学研究，一直屈居于其他活动之后，直到1910年，他四十三岁那一年，在日本才发表了他第一篇医学论文，即《医术平议》。

　　太炎先生在第三次流亡日本期间，一共居住了五年，直到辛亥革命胜利才离开日本。这期间，太炎先生一面从事革命斗争，一面从事学术研究。他在日本搜求宋明医书精本，收集各种古代验方，并加以归类、分析和考证，成《手写古医方》一册。（该手札共一百多页，从章氏家属中失落后，为潘景郑先生购得，后又为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收藏。）这五六万字的手札，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着各种疾病古代医治的验方，吸收了大量前人精华，使他对祖国传统医学有了相当瞭解。

　　太炎先生的医学，不是纯粹从传统医学着手的，他还十分注意从西学中汲取营养。早在诂经精舍求学期间，他就广泛涉猎了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书籍，并将有些学说翻译到中国。正由于他从世界范围来看待各种文化问题，因此他的学术在不少方面能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樊篱。早在戊戌变法后，太炎先生在研究中西学理基础上，写成了《菌说》、《原人》、《原变》等文章，他在《菌说》一文中，阐述了生命、物种和人类的进化，强调从细菌到人，是一个自然史过程，从细菌变动物、从猴子变人，并不存在神秘的“仁”的干预。如果说太炎先生家传的医学是纯粹的中国传统医学的话，那么这时，他已经对传统中医注入了西方医学的成果，使他对中西医学的异同得失，有了许多崭新的见解。

　　《医术平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他在文章的绪论中说：“余以浅昧寸兹末流，精神遐沦，聊以医术乱思。伤外科之少效，念旧法之沉漂，以为黄帝、雷公之言，多有精义，犹时有傅会灾祥者，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章太炎《医术平议·诸言》，载1910年日本《学林》第二册。）他不同凡响，独拜正史所不録的张仲景，不肯去轻附旧说。十多年后，他回想起这篇早年的医作，说：“《学林》中《医术平议》一卷，昔年妄作，是时犹信《灵素》甲乙所论经脉流注，以为实然，故所论不能得要领”（章太炎《答张破浪论医书》，载1923年《春雨杏花楼笔记》。）。

　　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回到祖国，迎接他的是目不应暇的政治纷争和袁世凯的篡政，于是他又投入“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他遭袁世凯囚禁。在被袁世凯羁禁的三年中，他有暇去研究他自幼所喜的医学。他在给夫人汤国梨的信中说；“幡阅医书，此为性之所喜，但行箧中此种殊少耳，家中医籍尚多，务望保藏勿失。昔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此亦吾人之志也”。（章太炎1913年9月18日《致汤国梨夫人信》，载《章太炎先生家书》，196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年后，他在给夫人信中，又—次说道：“平生之好，又在医学。君亦当涉猎于此，愿同注意。家中颇有医书二三十部，皆宋明精本，数年搜求，远及日本，而后得之，望为我保持也。昔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吾视陆宣公，固亦无任，而功业略可相比，困穷亦与之同，勉思此公，乃吾浙前辈，心焉慕之矣”。（章太炎1914年2月9日《致汤国梨夫人信》，载《章太炎先生家书》，196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这些信中，清晰可见太炎先生当时苦闷的心情，袁世凯的虐政，无日可见青天的幽禁生活，使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救国之愿遭到挫折，医国无望，退读医书，以乡贤医界前辈为榜样，以医民之术为伍，排泄忿懑，使自己内心世界得以平衡。同时也可以看到太炎先生搜集历代医学文献之勤。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太炎先生复得自由。1917年他又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革命”，历年余，失败而归。近二十年的革命、流亡、坐牢，长年的颠沛，一连串的失败，使他鋭气日减，健康日衰。1920年，他“自一月患黄疸，至于三月”，（拙编《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86年上海书店出版。）6月，他又“热病大作，几死”。（拙编《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86年上海书店出版。）

　　太炎先生初患黄疸，自诊自治，“自治得愈”。（章太炎《仲氏世医记》，载1920年《杭县志稿》卷十八。）过了二月，他“又病宿食，自调局方平胃散啜之，哺时即发热，中夜汗出止，自是寒热往来如疟，日二三度，自知阳明少阴病也，服小柴胡汤四五剂不应，热作即愦愦不可，奈何，间出以芒硝窜之，微得下，表证为不衰”。（章太炎《仲氏世医记》，载1920年《杭县志稿》卷十八。）这时他只好请仲昴庭先生之子仲右长先生来诊治。仲右长先生看了太炎先生所服药方，谓：用小柴胡汤药不误，但“此病挟热，诊脉得阳微结，何乃去黄岑加芍药，此小误也”。于是“去芍药还黄岑，少减生姜分剂”。太炎先生服此药后，仅二剂，即热作汗出，神气甚清，他大为折服，从中深悟医术药理之妙，叹曰：“增损一味，神效至此”，“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章太炎《仲氏世医记》，载1920年《杭县志稿》卷十八。）从此治医经更慎严。

　　经此事后，他总结自己治医的体会，说：“余少时鋭进，不甚求道术，取医经视之，亦莫能辨其条理。中岁屡历忧患，始然痛求大乘教典，旁通老庄。晚岁更涉二程陈王师说，甚善之。功成屏居，岁岁逢天行疫疠，旦暮不能自保，于医经亦勤求之矣”。（章太炎《仲氏世医记》，载1920年《杭县志稿》卷十八。）太炎先生正是从家庭熏陶，到生平所喜，从莫能辨其条理，到反复实践勤求，从整个传统文化着手，到抉取西方科学义理，融会贯通，左右采获，终于在医学研究道路上的然见医经之本。

　　1923年前后，南北军阀依然相争对峙，太炎先生在政治上虽然仍苦苦在挣扎，但领导时代前进重任已落在新兴的无产阶级肩上，这使太炎先生有了比较宽裕的时间与精力去从事医学研究，从而使他医学研究进入了黄金时期，写下了一系列医学论著。《猝病新论》一着，即完成于此，当时他称作《时病新论》，共由三十八篇论文组成。内容分为医理的商讨，医术的研究，病症的论述，古典医书和古代权衡量的考证等等，举凡相脉论气，温寒暑湿，皆具有讲说，图拟各方案，又颇能参酌科学的眼光，兼容中西之说，融今贯通，具有独到之见。正如张破浪先生所述：太炎先生“医学湛深，人所不知”，曾授予余“中医脏腑，西医经脉，并出新著《时病新论》示余。余观之约二百余页，议论透切，发人所未发”，（张破浪《春雨杏花楼笔记》，1923年益智书局出版。）并“嘱余钞録。其时但焘先生在侧，促太炎师刊印此书，师以其间尚有未尽善处，拟待修正后，再布示于世，余以用为研究，故不妨録存。此可见太炎师之于学，实有虚心诚意，非时下名士可比”。（张破浪《春雨杏花楼笔记》，1923年益智书局出版。）这部医着直到太炎先生去世后，由他门人孙世扬先生整理出版。解放后，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重版，更名为《章太炎医论》。

　　从五四到北洋军阀垮台，这七年中，太炎先生还发表了一系列医学研究论述，主要有《仲氏世医记》、《拟重刻古医书目序》、《伤寒误认风温之误治论》、《治温退热论》、《论脏腑经脉之要蹄》、《论诊脉有详略之法》、《杂病新论》、《温度不能以探口为据说》、《伤寒论单论本题辞》、《论肺炎治法》、《阳明证变法与用麻桂二汤之正义》、《论厥阴病》、《黄疸论》、《张仲景事状考》、《疟论》、《温病自口鼻入论》、《中土传染病论》、《论中医剥复案与吴检斋书》、《劝中医审霍乱之治》、《中国医药问题序》、《霍乱论治》、《再论霍乱之治》、《古方权量之考证》等。

　　这些论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的医学界，不少青年医学工作者曾深受他的影响。如当代著名医师叶桔泉先生，就是在“读了章太炎的《猝病新论》、恽铁樵《函授中医讲议》以及丁福保译的日本汉方医药学书籍，从中受到启发”，（叶桔泉《我的治医经历》，载1982年《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期。）走上了专心治医道路。著名中医章次公先生也因此投于太炎先生门下。太炎先生对章次公先生说，求医必须做到三点；“贯习群方，用资验证，一也；上不取《灵素》《内经》，下不取薛叶诸家，以长沙为宗师，二也；兼综远西之说，以资攻错，三也”。（章次公《章太炎先生之医学》，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志》第十一期。）太炎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自己也这样做了。

　　1925年前后，中西医之间争执趋于炽热化了，以后又导致了“废止中医案”的出现，这是近代医学史上最牵动人心的一个问题。中医与西医作为两种不同医学体系的学种，本来各有特点和各有所长，发生争论并不足奇，完全是正常现象。可是在旧中国，当政者的不科学和不公正态度，促使矛盾变得复杂化了，使学术问题变为政治问题，又酿成了社会问题。民国初年，在制订教育法时，当局竟将中医教育摒弃于门外，经过中医界的激烈抗争，勉强允许中医办校，但实际上是采取了不支持和不扶植的态度。1925年，中医界再次动员舆论要求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中医加入学校系统。这时，西医余云岫先生写了《旧医学校系统驳议》，加以非难。中医界纷纷撰文反驳。这往复论战的文章，被辑成一书，名为《中医剥复案》。这场论战引起了社会广泛注意。

　　太炎先生面对这场论争，有着自己鲜明立场，他一贯认为中医不当废除，他说中医有着它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可也不是什么神医，“中医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章太炎《论中医剥复案与吴砚书斋》，载1926年6月《华国月刊》第三期第三册。）他在论证中西医关系时说；“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行，前者近于辞遁，后者直令人笑耳”，“医者之妙，喻如行师，运用操舍，以一心察微而得之，此非所谓哲学医，谓其变化无方之至耳。五行之论，亦于哲学与何，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章太炎《论中医剥复案与吴砚书斋》，载1926年6月《华国月刊》第三期第三册。）“脏府血脉之形，昔人桷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脏府锢病，则西医愈于中医，以其察识明白，非若中医之悬揣也”；“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氏伤寒为独盛”，“固有西医所不治，而中医能治之者”。（章太炎《论中医剥复案与吴砚书斋》，载1926年6月《华国月刊》第三期第三册。）他又指出，“习西医者，见其起病有验，辄谓中土医术不足道，其效在药。夫药由人用，方由人合，用之失，虽黄精人参亦杀人”。（章太炎《论中医剥复案与吴砚书斋》，载1926年6月《华国月刊》第三期第三册。）所以他认为西医看不起中医，是同样错误的，神医废药论也是错误的。因此，太炎先生主张中西医汇通，反对将中医教育摒斥于教育大门之外，主张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医学，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但是，他的铮铮之言，在旧中国只能是一阵悲哀的孤呜，当局依然一意孤行，仍将中医教育摒弃于学校系统之外。

　　太炎先生认为中西医务有所长，并对中西医作了深刻比较，说：“中国医药，来自实验，信而有征，皆合乎科学，中间历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之说，是为一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一劫；又受佛教及积年神鬼迷信影响，又受理学家玄空推论，深文周内，离疾病愈远，学说愈空，皆中国医学之劫难。西医则有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助其药学；理学家发明探热针X光显微镜，助其诊断；电学机械家助其治疗，此中西医一进一退之关键在焉”（陈仁存《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载1953年香港《存仁医学丛刊》第二卷。）。西医虽理论周密，方法科学，而中医在治疗多数急性热症和有些疑难杂症方面，有西医所不可及的经验，值得互相取长补短。他一再强调，保卫和发扬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方的新思想新学说是并无矛盾的。这些观点和主张，也为当时中西医所接受，因此不少知名的中西医都投到他的门下，崇他为师，如余云岫，褚民谊、陆渊雷，章次公、孙世扬、徐衡之、陈存仁等，一些中医界的领导人物，如恽铁樵、丁福保、秦伯未、王慎轩、王一仁等，则非常崇敬他，与他结下莫逆之交，这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医学界的一段佳话。

　　1927年上海霍乱流行，患者甚众，死亡极多，市民极为恐慌，医界一时无以良策。太炎先生根据古今医治霍乱的经验，针对当时霍乱的流行症状，发表了《劝中医审霍乱之治》、《霍乱论治》、《再论霍乱之治》等文，提出西医“用樟脑针盐水水针救之。”中医可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救之”。太炎先生的见解引起了医界重视，有的人赞同，有的人怀疑，有的人反对。如王一仁先生即提出异议与太炎先生商榷，一时形成了一场“霍乱论争”。经过论争和实践，证明太炎先生的见解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因为太炎先生所指的霍乱是指真性霍乱，而王一仁先生所指的是包括一切肠胃炎在内的假性霍乱，这在中国历代医书上是向来不加区别的，直到清代中叶王孟英创热霍乱与寒霍乱，即今日所说的带菌霍乱，所谓虎列拉——暑疫——寒霍乱，另一种即今日所说的无菌霍乱，所谓急性肠胃炎——热霍乱。王一仁先生沿用旧说，未加区别，将暴泻之肠胃病，概称霍乱，而太炎先生的看法符合近代科学说法，严格区别了真假霍乱之治，受到医界称许。仅张赞臣先生服务的景和医院临时救疫所，“开幕经旬，共诊二百八十余人，注射盐水者三十一人，服中药四逆汤理中汤者二十六人，均得愈，而未亡故一人。此可为上海时疫医院首一之成绩。又可见我中医四逆汤理中汤之方，可与西土樟脑针盐水针并驾而齐驱也”。（张赞臣《对章氏霍乱论之旁证》，载1927年《医界春秋》第十四期。）

　　1927年蒋介石窃取北伐成果，建政于南京，旋又制造一系列屠杀工农事件，使全国处于新的腥风血雨之中。太炎先生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加上陶成章之死的宿怨，导至他激而反蒋，至遭蒋介石当局二次通缉，使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三十多年之久的太炎先生被迫退出政治舞台，连上海法科大学及上海国民大学校长的职务，也被迫辞去，甚至他薄薄的一点产业也被当局作“逆产”没收，他自己只能匿藏起来，用他自己的手和别人的手帮筑起的墙，与时代相隔絶了。至此，他的救国愿望彻底破絶了，现实迫使他去退守医国医人的最后一块阵地，即去从事他自幼酷爱的医学。如果说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人，是从医人不成走向医国之道，那么太炎先生却是医国无望而退而医人，迫使他去当一名良医了。太炎先生的晚年完全与医学联系在一起了。

　　1926年春，王一仁、秦伯未、许半龙、严苍山、章次公等人创办了中国医学院，宗旨为“商量旧学，采纳新知，不特欲自显中医独立精神；且将别树一新中医旗帜，由中国医学而化为世界医学焉”。（1926年6月《中国医学院刊》第一期。）学院经一年筹备，于1927年始招生开学，并敦请太炎先生就任院长。自“霍乱论争”后，太炎先生医名大显，王一仁先生又亲自登门，与太炎先生结下忘年之交，因此中国医学院成立，王一仁先生带头推太炎先生为院长，并受到了大家支持。太炎先生虽受着当局压迫，但仍毅然就任中国医学院院长。

　　中国医学院最初建校于黄家阙路，后搬迁到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以后又迁至闸北大场，并盖了新校舍。学院从创办到解散，共招收学生十三期，造就人才甚众。1932年“一·二八”事件中，新校舍遭日寇飞机炸毁，遂迁至市区江阴路勉力维持，至上海租界全部沦陷而被迫停办。学院在创办中，曾于1928年和1929年，两次发起在该校召开了全国中医学教材编辑委员会会议，为近代中医教育诞生第一部中医教科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是太炎先生主持的中国医学院的又一贡献。

　　1927年，徐衡之、陆渊雷，刘泗桥、章次公、章巨膺等人，又创办了上海国医学院。同年5月20日公推太炎先生就任院长。学院“发凡起例，皆经先生（即太炎先生）所手订”。（章次公《章太炎先生之医学》，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志》第十一期。）7月，《上海国医学院院刊》问世，太炎先生亲题刊名。院刊“启事”声明说：“本刊内容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1927年7月《上海国医学院刊》第一期。）

　　上海国医学院建校于今淮海中路重庆路口一所红砖房内，一直办到“一·二八”战火起，因兵荒马乱，经费不足，由太炎先生发起募捐，杜月笙带头认捐三千元，其他名流也纷纷解囊，后因战乱，捐款无法及时集中，学院遂告停办。上海国医学院在办校中，比较注意抛弃中西医成见，采取中西结合，正如何云鹤先生所说；“民十八年（1929年），章太炎办上海国医学院，那是国内第一所正式采取现代医学作为基础的中医学校，院中的课程，由陆渊雷先生厘订，基础医学像生物、化学、解剖、生理，都采用现代医学，应用各科则以中医原有的为主，幷且侧重伤寒论的经验”。（何云鹤《现代医学和中西的结合》，载1951年11月16日《新中医药》第二卷第十一期。）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一度消失在政治舞台的太炎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奋起奔走抗日。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奋勇抗敌，太炎先生不仅在政治上声援十九路军，又通过他夫人汤国梨创办第十九伤兵医院，来支持十九路军。太炎先生夫人亲任医院总务长，“上下午带头偕护士查病房，以后太炎也曾到医院看望过伤员”，“医院办至战事平息结束，历时近一年，先后接纳治疗伤员一百四十多人，仅一人因伤势过重而身亡”。（胡觉民《汤国梨谈章太炎》，载1982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1932年，太炎先生定期赴苏州讲学，1934年正式迁居苏州，创办《制言》杂志社和章氏国学讲习会。这时苏州国医社改为苏州国医学校，后又改名为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并创办苏州国医研究院，校长为唐慎坊先生。太炎先生定居苏州，使苏州医界甚为欣喜，故聘太炎先生任名誉校长和研究院院长，太炎先生慨然允任。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原址在阊门内专诸巷，后迁至长春巷全浙会馆，校制为四年，三年课堂教育，一年临床实习。学校设有中医、西医、普通课三种，出有《苏州国医杂志》。太炎先生曾为校刊题写了刊名，并为学校题写了“诚敬勤朴”四字的校训，还定期为师生演讲和讲学，一直关心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深受师生爱戴。

　　太炎先生晚年还努力探索周易与医学的关系。他在跟沈瓞民先生“讨论周易理论时，曾经提出下列点子，嘱我们下一辈思考。点子内容是：1.周易八卦和尚书洪范的九宫有联系的，将前人的经验推算出来，就能得出中国农历气节二十四节气的演变，这是科学的，望能用系统排列，由阴阳代表一切事物的二个方面，可以说明很多问题。2.周易八卦与九宫五行为基础，演变出若干平衡关系，掌握其输传关系，可促进人体健康，这就是九宫平衡学理应用于医学。同时广泛应用，得出生克关系的平衡学理，可应用于其他科学中去。3.阴阳平衡学理也就是一切事物都包含着阴与阳，互相依附，互相依赖，互相吸引，互相斗争，有矛盾，而且是不断生长而长大起来的。4.日本人很会研究周易理论，在二三百年前，曾将阴阳平衡学理得出一个初步设想，可惜走了弯路，引到迷信方面去了。九宫平衡学理贯通阴阳平衡学理，实际二者是一回事，我们希望下一辈能化点功夫，必能得出结果。5.要学习好中医基础理论概要，才能把九宫平衡学理应用于医疗科学”。（沈延发《忆先父与太炎先生》，载1986年《余杭文史资料-章太炎先生专辑》。）太炎先生真不愧为深思敏学，可惜他来不及解开这些奥秘，于1936年6月14日溘然长逝了。

　　从1927年至1936年他逝世，这期间太炎先生主要医论有：《论少阴病》、《伤寒论辑义按序》、《伤寒论》、《论骨蒸五劳六极与某君书》、《与余云岫论脾脏书》、《金镜内台方议序》、《论湿温治法》、《伤寒今释序》、《伤寒新论》、《猩红热起》、《桃仁承气及扺当汤之应用》、《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书》、《覆刻何氏金匮玉函经题辞》、《时师误指伤寒小柴胡证为湿温辨》、《中国医学大辞典序》、《论宋人煮散之得失》、《古汤剂水药重量比例说》等。写有《论汤剂重轻之理》、《和合论》、《虫菌论》、《太阳病解》、《中国妊育医术述略》等手稿十多篇。

　　纵观太炎先生的医学经历，其主要贡献是捍卫了祖国古老的医学，幷力图赋予新的生命；他竭精殚力培养医学人才，对祖国医学教育事业“训迪之功，不可没也”。（陈仁存《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载1953年香港《存仁医学丛刊》第二卷。）正如章次公先生所说；“民族革命之导师余杭先生，亦即国医革新之导师”。（章次公《章太炎先生之医学》，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志》第十一期。）太炎先生培养医学人才的精神，迄今传为美谈，凡有请益者，无论年龄老少、地位高低，他总是毫无架子，诲人不倦，有问必答，有信必复，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如陆渊雷先生说：“每晋谒，先生辄引与论医，竟日不倦，时聆精义妙理，则退而震惊”。（陆渊雷《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者特辑·序》，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志》第十期。）陈存仁先生说：“余于民国廿三年间，时往请益，亲炙愈深，尝恭聆论学，滔滔不絶，如黄河远来天上，顺流而下，天地弗届，愈谈精神愈旺，娓娓竟日无倦容”。（陈仁存《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载1953年香港《存仁医学丛刊》第二卷。）又说：“先生秉性孤鲠，尤好讥评显达，惟对后进，奬掖备至，至于朋友，友谊笃厚”。（陈仁存《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载1953年香港《存仁医学丛刊》第二卷。）这真是太炎先生诲人不倦精神的真实写照。

　　太炎先生“于学术，以小学、子书、医理，堪称三絶。三絶之中，最喜谈医，尝谓平生心得在是”。（《现代中国名人外史-章太炎》，载1935年《实报丛刊》。）的确，太炎先生的医学，“实精于理、而疏于术”。（《现代中国名人外史-章太炎》，载1935年《实报丛刊》。）他不是一个临床之医，故在医学上的贡献则不是以治好多少人疾病来计算的。虽然他也会为人疏方治病，如他曾为邹容先烈“自为持持疏汤药”，他为孙中山先生亲自“手疏医方”，嘱但焘先生送至左右，他自己也说过“余颇为人治疾”，郑逸梅先生也亲眼见过太炎先生为人诊治疏方。但他毕竟不是临床之医，用这个标准讲，无怪今日许多医生不认太炎先生是同道了。其实，太炎先生作为学问家，则不是一般医生可以望背的，正如陆渊雷先生所说：“盍学问家之医生，固未可与临病之工，较一日之短长也”。（陆渊雷《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者特辑·序》，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志》第十期。）

　　太炎先生的医学，是从整个传统文化着眼的，他精研国学，旁涉西学，返涉医学，做到“天地万物，浑然一体，非其真积力久，曷克臻此”。（唐慎轩《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着特辑·序》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志》第十期。）因此他的医学见解十分广泛和深刻。恽铁樵先生曾称太炎先生的霍乱论和伤寒论：“文字之檏茂，思想之瑰奇，引证之宏通渊雅，用笔之婉曲透辟，时贤实无此种文字，古人亦无此种文字”。（恽铁樵《章太炎先生霍乱论编后》，载1927年《铁樵函授中医学校讲义》，第十七种第十五期。）太炎先生的医论，有论五行学说，有论六经与脏腑，有论经络，还有论三焦，论神经衰弱，论心赃衰弱，论回归热，论温病治法、论霍乱、论伤寒、论肺痿、论鼠疫、论中风、论猩红热、论感染性病原、论传染性病原、论脚气、论黄疸、论疟、论痢、论狐惑病……等等，以及对张仲景《伤寒论》的见解，对古代医学文献《素问》、《灵枢》、《本草经》、《中藏经》、《伤寒伤》、《金匮要略》等的见解，还有对古今权量的考证，‘治学严谨、稽古证今，能独抒己见”，（廖家兴《章太炎先生的医学见解》，载1980年《浙江中医杂志》一月号。）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太炎先生一生，医学著述丰富。他生前除零星地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医论外，1933年徐衡之先生主编的《宋元明清名医类案》一书，收録了太炎先生医论十四篇，称《太炎先生论医集》。太炎先生去世后，《苏州国医杂志》出过“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着特辑”，共收録他医学文字五十二篇。1938年章氏国学讲习会又出版了他《猝病新论》，共载医论三十八篇。这三个医论集之间，有许多相重复的篇章，世人以往阅读太炎先生医论，大扺只有这些。当年苏州国医专科学校谢诵穆先生，收集太炎先生医论数十篇，有志为太炎先生编集，而这些文稿又失于抗日战火，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太炎先生逝世已整整半个世纪了，因为历史的原因，他的医学经历和著作，不仅没有得到发扬光大，反而日渐湮没，直至近年，国务院古籍规划组决定出版《章太炎全集》，太炎先生的医学论著的整理出版，才受到了社会重视。我根据太炎先生的经历，按图索骥，查阅了可以阅读到的与太炎先生医学有关的所有报刊杂志和书籍，走访了有关人士，寻访了有关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将他的医学论文一一加以辑録，认真梳理发表条秩，一一加注，说明文章的来龙去脉，并予以对校；又从章氏家族中辑获未刊手稿近二十篇；并从太炎先生浩繁的著述中，辑取了有关论医的文字十多篇；然后按编年加以编次，编订成他的医论集，共一百三十余篇，二十六万余字，使读者尽可能一窥他的医学思想和医学著作的脉络。太炎先生医论集的校点，我请了名医姜春华教授率上海中医文献馆潘文奎等六位先生负责。如今《章太炎全集·医论集》已完成了编订和校点工作，不久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表于《史林》1988年第1期，第127-13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