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1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我祖父章太炎先生的墓在杭州南屏山荔枝峰下修复了。我应浙江省之邀，前往参加了祭扫。当我阔别了十六载后，看到修葺一新的墓地，看到墓碑上“章太炎之墓”五个大字，往事涌现，感慨无限。祭扫时，很多人问起太炎先生墓的建造经过，问起为什么太炎先生要自书墓碑，为什么要选择此地建墓，等等。今据家藏材料和见闻所得，草此短文，以作答复。

　　一、墓碑来历

　　要讲太炎先生墓，应该从这墓碑说起，因为这墓碑与众不同，是他自己生前就给写好的。为什么他要自书墓碑“念念趣死”呢？这有一段异乎寻常的经历。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上台不久，便推翻临时约法，暗杀宋教仁，发动对南方的战争，大肆镇压革命党人，这使曾对袁世凯有过幻想的章太炎震醒了。1913年秋，他冒危入京师，面斥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到京不久，就遭袁世凯羁禁。袁软硬兼施，章誓不屈服。1914年，他曾以絶食抗议。1915年夏，袁的帝制活动加紧，对章的迫害也随之加深，这时章的心情极为悲愤，在致我祖母汤国梨信中谓：“不死于清庭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这时他感到如不屈从，无疑如服无期徒刑，生还无望，于是决心速死，作为抗议。当时他以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二字，悬于壁上，并自跋云：“含识之类，动止则息，苟念念趣死，死则自至，故书此二字，在自观省，不必为士燮之祷也。乙卯孟秋，章炳麟识”。并写下了《终制》一文，预筹后事。他写信给浙江青田人杜志远，托杜和刘伯温的后裔商量，要求死后葬在刘伯温墓侧。他认为刘“是攘夷匡夏之人”，自己也致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志行一致，愿意地下为邻，以示景仰。信的原文是：

　　

　　“昨微生（注：即龚未生，章太炎长婿）以纸来，为书数行。闻君着籍青田，故诚意伯刘公（注：即刘伯温）则乡之令望，而中国之元勋也，平生慕之久矣。虽才非先哲，而事业志行，仿佛二三，见贤思齐，亦我素志。人寿几何，墓木将拱，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冢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今先别书纸一幅，求刻之刘公墓前，以志景仰。微闻清人入关以来，刘氏子孙虽微贱，其族尚盛，并愿以此告之。章炳麟白。”

　　

　　这封信慷慨激昂，悲愤填膺，文字又很高雅，当时曾为人们传颂。去年我在浙期间，沙孟海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也能全文背诵此信。信中“书纸一幅，求刻之刘公墓前”，即太炎先生为刘伯温撰写的碑文，原文如下：

　　

　　“民国四年，乡有下武，曰章炳麟。瞻仰括苍，吊文成君。于铄先生，功除羯戎。严以疾恶，刚以制中。如何明哲，而不考终。去之五百，景行相从。千秋万岁，同此  冢。”

　　

　　不久，杜志远得到刘伯温后裔刘祝群（曜东）的复信，同意了章太炎的请求，复信是：

　　

　　“诵手书，并示章子太炎撰先文成墓志碑文，珍重珍重。如碑字已书成，愿邮以畀。凡购石刻画之需，曜东任之。先文成墓在乡之夏山，明代碑刻今无存者，闻于靖难时毁灭，可慨也。周墓之旁半里许，族中有樵苏禁，无有拊者，去此则山水秀美，卜兆皆吉。买山之钱约数十千，曜东亦当商之族人，可不取直。刘曜东复。”

　　

　　章太炎先生闻知葬地既已解决，就自书墓碑，寄给杜志远，借此向袁世凯表示宁死不屈的气概。墓碑极简，仅“章太炎之墓”五字，写的小篆体，是他最擅长的书体。由于他大义凛然，所以这五个字写得舒展有劲，极有气魄。不久袁世凯因称帝失败，忧忿而死，章太炎则絶路逢生，再获自由。这样，墓碑的手迹也就一直保存在杜志远的家中。

　　二、所谓“国葬”

　　1936年，正当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际，太炎先生“忧心国事，触发旧疾”（《新闻报》1936年6月15日。），而于6月14日逝世，时年六十九岁。噩耗传出，“全国朝野表示惊悼”（《早报》1936年6月16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拨款三千元治丧，我祖母汤国梨为太炎先生选购了一口沙方棺材作灵榇，费资九百九十九元，“棺内用五色绸带，将尸盖没”（《苏州明报》1936年6月16日。），此为结爻仪式，藉以表示太炎先生一生有功于五色国旗，忠于共和国体。“丧礼不从清代旧仪”，决定“采用民国元年规定之大礼帽，仿宋教仁殓”（《苏州明报》1936年6月16日。）。祖父的生前友好纷至吊唁，大家提出要求政府予章太炎以国葬，以表彰他生前功绩。于是由张继、居正、李根源、丁维汾、程潜、谢武刚、陈石遗等出面，提请国民党政府讨论。在1936年7月1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作出了“章炳麟应予国葬，并受国民政府褒恤”的决定（《朝报》1936年7月2日。）。在同年7月10日，南京《中央日报》正式公布了“国葬令”，全文如下；

　　

　　“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拥法，备尝艰险，弥着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

　　

　　关于“国葬”的地点，按其生前愿望。晚年的太炎先生见抗战已兴，但未见到战争的胜利，故有死后傍葬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之嘱，地下为邻，共迎胜利，因此决定选葬于杭州西湖之畔张苍水墓旁。

　　大殓毕，我祖父灵柩暂停于家中灵堂内，祖母便开始多方奔走，为他营葬事。当时祖母年已五十七，又是一双小脚，我父亲年方二十，我叔父亦仅十四岁，寡妇幼子，为了安葬祖父，真是历尽艰辛。当年盛夏，我祖母携我叔父赴杭州，购下了张苍水墓侧一片土地，准备作墓地。那时，祖母写了一首诗，序云：“丙子夏四月外子既殁，欲为卜葬西湖，携奇儿（注：即我叔父章奇）冒暑去杭州，止于旅舍，万感萦怀，有不能己于言者。”诗曰：

　　

　　临流清泪独潸潸，  逝水何心照旧颜。

　　慢说炎凉劳俯仰，  却看风月忆追攀。

　　攘夷已遂平生志，  归梦空随一榇还。

　　天与斯人埋骨地，  故乡犹有好湖山。

　　

　　另外又写过一诗《为外子卜葬西湖苍水公墓右首》：

　　

　　南屏山下旧祠堂，  欝欝佳城草木香。

　　异代萧条同此志，  相逢应共说兴亡。

　　

　　祖母的两首诗表达了章太炎葬身张苍水墓侧的心愿。经过祖母一年多奔走，“国葬”并未得以实施。这时抗日战争的炮火已逼近苏州，敌机常来空袭，为安全计，只得将祖父灵柩移到家中地下室内。但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国民党大员早已卷资潜逃，市民也纷纷避难，而祖父的灵柩还搁在家中没处入土，一家急得直发愁，于是决定暂时将祖父灵柩葬于苏州家中后园内。园内有口鱼池，合家偷偷将水抽干，砌成墓穴，把灵柩暂厝。这是1937年6月的事。

　　三、敌伪时期

　　1937年7月，我们全家忍痛离开了苏州，家内仅留老家人颜伯熊照料。同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到我家，肆意掠夺，他们看到后园内有一新墓，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老家人苦苦劝止，遭到毒打。正在这时，有个日本军官闻讯亲来查问，当他瞭解到这是章太炎先生的坟墓时，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居然还亲自祭奠了一番，从此再也没有日本兵来侵扰，太炎先生遗体总算保存了下来。

　　祖母率全家从江苏流离到浙江，又转辗到温州，经水路到达上海，避难于租界，但一家人的心都惦念着祖父的后事。祖母当时写下了一首诗《仲弟葬沪郊中国公墓，外子厝于苏寓园中，今二地相继失陷，拜扫无由，诗以志恨》：

　　

　　芳草凄凄緑接天，陌头花落柳吹绵。

　　经年不梦吴门路，何日招魂歇浦边。

　　借地血飞寒食雨，连郊烽火急狼烟。

　　榆钱飘尽春无主，  野哭无人冷墓田。

　　

　　次年，战局更加恶化，祖母又赋诗《春草緑矣，感念外子》：

　　

　　春草发新緑，  春禽啭清音。

　　念彼长眠人，  黄土日以深。

　　黄土日以深，  白发日以短。

　　生死两悠悠，  泪尽肝肠断。

　　

　　民族灾难深重，家景艰辛，祖父的营葬更是渺无希望。

　　不久，上海沦陷，汪伪政权为了扩大它的影响，企图利用我们的家庭声望，拉祖母下水，叫伪浙江省长傅式鋭（字筑隐，我家的一个亲戚）出面游说，先来诱我祖母出任伪职，后又诱我父亲出任浙江建设厅长，遭到我祖母和父亲的坚决拒絶。他们又以关心祖父葬事为名，前来纠缠，说什么日本天皇有国葬章太炎的意思，妄图以此笼络。于是祖母写了封信托他转致日本当局，谢絶了一切，信谓：“太炎葬事，准备战事结束之后再讲，至于我们妇婴之辈，仅知家务而已。”此后汪伪之流再也没来纠缠。

　　抗战胜利，祖母满心高兴，以为祖父的“国葬”总可以解决了，谁知国民党的达官显宦热衷夺利，忙于攘权，急于内战，早把此事置于脑后，祖母东奔西走，毫无结果。1946年6月11日邱汉生在《太炎大师之遗稿及其他》一文中，曾有记述：“自太炎之殁，政府议国葬，设国葬委员会董其事，会抗战军兴，事寻寝。十载以还，委员七人，泰半零落，目前张溥泉先生谓委员会将更组，别委人选，扩为九人。国葬之举行，会当稍缓耳。抑今日物价涌贵，数千元国葬费，固亦无所用之。”这记述尚真实，然所谓“更组”、“稍缓”之词，其实是推托。年复一年的敷衍，一直到国民党垮台，“国葬令”依然是一纸空文，太炎先生遗体也一直默默地躺在苏州旧寓的后园，始终未能正式安葬，只是在他暂时安息的地方，加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和章太炎曾安息过的这个地方，迄今仍存在家园内，作了太炎先生的衣冠墓。这块石碑是李根源先生在太炎先生逝世后托苏州集宝斋为太炎先生镌的一幅肖像，画像出自大画家张善子、张大千兄弟之手，并有马相伯先生题字。不久因战事起，这石碑没有树立。战后发现仍在集宝斋，李根源先生便取出送往我家，植于太炎先生葬地，代替了墓碑，其实此碑并非墓碑。

　　四、解放以后

　　解放后，人民政府初建，国家百废待兴，但对章太炎墓葬这样小事，人民政府和许多党内外人士却没有忘记，至今家中还保存了上百件有关祖父营葬的各种公函和书信，今选择一二，以示一斑。如1951年，叶芳炎同志（当时上海人民法院副院长）帮助我祖母去浙江人民政府联系营葬，结果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代电：

　　

　　上海市人民法院叶副院长：

　　前接你函，介绍章夫人汤国梨女士来杭洽商营葬章太炎先生西湖墓地事，当以章先生身前为一代国学大师，且系先进民主人士，允宜酌情照顾。经转交杭州市建设局西湖园林管理处与章夫人数度面洽，并会同前往墓地查勘，除已由双方勘定适当土地留作坟穴外，并征得章夫人同意，在章先生未营葬前，其墓穴空地可暂仍由西湖园林处用作南屏苗圃之需，俟营葬墓穴需用时立予收回，双方约有成议在案。兹以章夫人返里已有数月，营葬尚无定期，特将经过情形函知你处，请即就近转告章夫人为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叩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六日

　　代电所说“汤国梨女士来杭洽商营葬”，我是随祖母一起去的。民主人士沈钧儒（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马叙伦（当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先生，也很关心祖父的葬事，曾函请浙江省长谭震林同志，要求免征太炎先生墓地地价税，以减轻我家负担，得到谭震林同志复信：

　　

　　钧儒院长、叙伦部长赐鉴：

　　接奉一月十二日函示，暨汤国梨女士抄函，均悉。承嘱免征反帝哲人章太炎先生墓地地价税一节，已转饬杭州府酌情予以照顾。特此函复，并盼转告为荷。

　　此致

　　敬礼

　　　　　　　　　　　　　　　　　　谭震林

　　                                       一月十九日

　　太炎先生生前友好田桓先生，为太炎先生营葬事，亦曾函呈政务院周恩来总理。这件事在最近港刊《广角镜》上也有记载（《我所认识的孙中山——田桓先生访问记》，《广角镜》109期。），在此节録原文如下：

　　

　　“解放后不久，章师母跟我说这件事，我写了一封信直接寄给周恩来总理，告诉他太炎先生的灵柩埋在苏州章氏寓所的房子底下，当时是怕日本侵略者破坏灵柩。我在信上说：太炎先生辞世时，国民党政府曾扬言要举行国葬，但是不久他们就逃难去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了，可是他们又忙着打内战，忘了这件事。现在解放了，人民政府决不会忘记这件事。我还告诉周总理，太炎先生的遗愿是把他的灵柩葬在杭州张苍水墓隔壁。

　　没过多久，周总理回复我一封亲笔信。总理说：‘你的提醒很好。这是件大事，我们一定要安排好。我已发函告诉江浙两省隆重处理。’后来我被邀往参加了江苏省为章太炎组织的送葬委员会，又参加浙江省的治丧委员会。人民的政府把太炎先生的遗体在杭州隆重安葬。”

　　

　　田老也曾多次跟我谈起这段历史，每次总要称颂周总理是无愧于人民的好总理。田老还告诉我说：周总理在信中还说了太炎先生是一代儒宗、檏学大师，学问与革命业绩赫然，是我们浙江人民的骄傲等等，可惜这封珍贵的信在“四人帮”作乱时被抄失了。

　　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章太炎的灵柩破例地得以在杭州的风景区安葬。葬礼非常隆重，据当时报载转録一二：

　　

　　章太炎先生治葬委员会启事

　　兹定三月三十日自苏州恭迎章太炎先生灵柩迁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张苍水墓东南）。四月三日（星期日）上午十时在墓场举行公祭，祭毕安葬，特此公告。

　　                   （《浙江日报》1955年3月30日）

　　

　　章太炎先生灵柩迁葬杭州

　　章太炎先生的灵榇，在昨由本市将运往杭州安葬。章太炎先生治葬委员会苏州办事处特于昨天（廿九日）上午在锦帆路八号举行公祭，下午，并护送章先生灵榇至苏州车站，今日运至杭州，安葬南屏山麓。章先生家属及治葬委员会等二十余人随往参加葬礼。

　　                  （《新苏州报》1955年3月30日）

　　1955年4月3日，章太炎先生遗体在他逝世十九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给予隆重安葬，并满足了他生前傍张苍水墓而葬的愿望，安葬的全部费用悉由国家承担，连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葬礼的人，也是国家招待，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国葬。

　　葬礼由马一浮先生主持，全国政协和江、浙两省党政机关都送了花圈，邵裴子、范烟桥、宋云彬、田桓、汪东分别致了悼词，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等发来唁电。很多人致送了挽诗挽联，其中张松身先生的挽诗和周瘦鹃先生的挽联，对营葬事发出了深切的感慨，为一时所传诵。张松身先生诗云：“一代宗师传檏学，憗遗天忍丧斯文。救时论在昌言报，痛逝书焚革命军。生慕伯鸾充大隐，殁依苍水峙高坟。首丘归正清明近，郁郁南屏护白云。”周瘦鹃先生联云：“吴其沼乎，昔诵遗言惭后死。国已兴矣，今将喜讯告先生。”我祖母在追悼会上致了答词，对党和人民政府与人民团体的关怀深表感谢（《章太炎先生灵柩昨日安葬南屏山北麓》，《浙江日报》1955年4月4日。）。

　　祖父的墓建在张苍水墓东南约五十公尺处，墓是用青石砌成的圆形拱墓，墓廓前有石祭桌一张，左右有石凳各一条，墓台周围龙柏成行，墓后修竹相映，一切显得古雅、檏实、庄重。墓碑有一人高，上面刻着“章太炎之墓”五个大字，这几个字就是当年由杜志远先生保存的太炎先生的亲笔。五十年后，杜志远先生的儿子杜威长老（当时杭州佛教会长）听说营建太炎先生墓时，献出了这张保存多年的手迹，制成了墓碑。这就是太炎先生墓地、墓碑的来历。

　　墓落成后，浙江省人民政府把太炎先生的墓列为省重点文物，予以保护，并将墓碑的真迹交省博物馆珍藏。

　　五、“文革”期间

　　《章太炎营葬始末》本可束笔了，然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死了多年的章太炎也遭到株连，墓地荒芜，野草蔓生，最终也未能幸免浩劫。当时他的墓地被围入部队的驻地内，划为禁区。但是还有人怀念他，周建人副委员长就在1971年初春途经南屏山时，请司机在太炎先生墓前停车，走到墓前，久久伫立，沉默不言，老泪潸然，良久才说了一句：“我相信，我们的民族一定会好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章太炎在当了一阵“尊孔派”后，忽然又被捧为“法家”，“四人帮”把他当作民主革命的“旗手”，去攻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一方面大吹大捧，另一方面却在1974年把章太炎先生的墓夷为平地，改为菜圃，墓碑也不知去向了。太炎先生遗体被弃之野地，棺椁被周围农人拆了用于家用，最后有一农人不忍见太炎先生遗体暴日于天下，于将太炎先生草草掩埋于一小沟之中。而此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在“学习中国十大法家”之中，太炎先生还被毛泽东亲定为“十大法家”之一，但他的墓正于此时被挖掉了。

　　六、重建陵墓

　　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并没能使历史改变进程，周建人副委员长预言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对章太炎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称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人民日报》1981年3月18日。）。胡耀邦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讲话里，也肯定了章太炎的历史功绩。国家在国民经济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严重破坏，财政困难和出版紧张的情况下，仍然抓紧整理出版章太炎的全部著作，并拨出专款修复墓地。驻在墓地的部队也腾出了墓区，还拆除了造在墓前的部分房屋。太炎先生遗骸在多方寻找之后，终于找到了当年草埋太炎先生的农人，在他指点下，找到了遗骸，但只剩下几个大骨头了，经法医鉴定，认为应是太炎先生遗体，于是被收入一甏之中，被安葬于墓穴之中。

　　1981年10月12日，浙江省党政领导铁瑛、薛驹、毛齐华同志等数百人，冒雨参加了修复太炎先生墓地的竣工典礼，人们闻讯，纷纷从四面八方前往凭吊瞻仰。浙江省人民政府1981年38号文件再一次宣布将太炎先生墓列入省文物保护单位，加以精心保护（2006年又被国家列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这一切，先人如果死而有知，应当含笑于九泉了。


　　（写于1982年1月，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二辑（总第三十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7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