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上，曾起过至深至广历史作用的一位巨人，被今人誉为“中华英杰”或“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他身为浙江余杭人，但他的大半生是在上海度过的。他离开书斋步入社会革命的第一站就是上海，时年仅三十。以后在上海办报、讲学、著述、革命、坐牢、成婚、生息，凡三十余春秋，几乎参与了他这个时代的所有重大的历史变革，颠沛了大半辈子，直至六十七岁移居苏州。上海成了他真正的第二故乡。三十多春秋的浦江水，哺育了太炎，使他对上海留下了无限眷情，同时也为上海史留下了斑斓的一页。但是，关于太炎寓沪经历，未见有文详考，尤其他沪寓变迁，更未见有所载述。不知其沪上经历，焉知其一生？！今就太炎寓沪经历，尤其他沪寓变迁，撰文以记，力求为读者展现一段真实的历史和展现一个真实的太炎。

　　一、辛亥革命前之寓沪经历

　　太炎第一次来到上海，是1897年1月。这是“甲午战争”失败后的第二年。太炎当时在杭州诂经精舍随国学大师俞曲园先生治经学已七年之久，已是一个颇有名望的青年汉学家，但国家的沉沦，民族的危亡，使他再也无法安坐书斋与古书为伍，而决心投入救亡行列。他报名加入了康有为的“强学会”。“强学会”被禁封后，梁启超将“强学会”余款创办《时务报》。太炎很欣赏《时务报》，而该报总经理汪康年又系太炎同乡，且有戚谊，因此当汪康年“遣叶浩吾至杭州来请入社”（章太炎《口授少年事迹》。），太炎欣然随叶前往上海，入《时务报》，任编辑，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时年三十岁。

　　《时务报》初设于四马路（今福州路福建路口），太炎工作与居住均于《时务报》内。梁启超也曾住宿过报馆内，据他自称“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载《戊戌变法》第四册，第458页。）宣传变法，反对守旧，一纸风行，《时务报》成全国维新派聚集地。太炎也用他的笔投入了支持改良主义的运动，在《时务报》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文章，主张“以革政挽革命”。由于他文辞犀利，论说有力，使维新派感到振奋，谭嗣同在给汪康年和梁启超信中说：“贵馆添章枚叔先生（即太炎），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梁启超）如贾谊，章似司马相如”，黄遵宪给汪康年信也说：“馆中新聘章枚叔、麦孺博，均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但是，由于太炎与康、梁在学术上“辄如冰炭”，康有为因变法需要，将孔子偶像化，把孔学宗教化，来“托古改制”，并自封“南海圣人”，太炎对以新的迷信取代旧的迷信，以及对康的今文经学的“诡诞”不能苟同，而遭康、梁信徒“扯臂大哄”，只好结束《时务报》工作。4月16日，愤返杭州，前后在沪时间仅三个月。

　　六个月后，即10月26日，《译书公会报》在上海创刊，这是太炎与恽积勋，恽毓瞬等人共同创办，由太炎与杨模为主笔，向维新派广泛介绍西学。太炎特撰《译书公会报序》。太炎也于此时第二次来到上海主笔《译书公会报》工作。太炎友人孙宝瑄在他《忘山庐日记》1897年11月4日说道：“哺、访章枚叔于译书公会”。直到1898年初，即农历1898年春节，太炎才离开上海返浙乡过年，确切时间是1月22日之后，因为1月12日（正月初一）太炎还去谭献家“入室长谈”（谭献《复堂日记续録》。）。到2月18日“枚叔至自杭”（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第172页。），从杭州回到上海。2月24日孙宝瑄又“至译书公会晤枚叔”。

　　未几，太炎应两湖总督张之洞邀请，入鄂主笔《正学报》。张之洞当时标榜拥护新政，任用新人，他得知太炎为一代经学大师俞曲园高足，又着有《春秋左传读》，与他崇《左氏》和《公羊》见解相同，故邀太炎赴鄂相助新政。于是太炎于3月28日匆匆离沪赴鄂。但是，太炎一经与张之洞及其幕僚接触，马上发现他们不过貌似开明，以博得同情维新之美誉，而骨子内依旧，决非真正变法维新者，在政治上学术上无一共同之处，故旋于5月2日又回到上海。

　　第三次来到上海的太炎，政治上稍稍成熟起来了，他渐渐认识到搞变法是不能依靠张之洞、李鸿章之流。6月初，太炎返回杭州故里，6月7日孙宝瑄还去他杭州寓所访谈。7月10日，太炎自杭来沪（孙宝瑄《忘山庐日记》7月10日载“枚叔至自杭”。），与孙宝瑄长谈。这期间太炎在上海与维新派广泛交往，讨论种种社会问题、变法问题和学术问题，并继续撰文与译著，当时他仍宿于《时务报》，孙宝瑄日记中记载了他两次去太炎宿地《时务报》馆看望太炎，不过《时务报》馆已从四马路福建路口“移屋泥城桥”。

　　8月17日，《时务报》由汪康年改为《昌言报》，“仍聘章主持笔政”。9月，“百日维新”遭慈禧太后扼杀，光绪皇帝遭禁，维新派人谭嗣同等被囚，康、梁等出逃，西太后垂帘听政，戊戌变法失败，清政府各处封禁报馆，捕拿主笔者。太炎没有被突来的变化吓倒，反而促使他拿起笔来向以慈禧为首的整个反动保守势力宣战。他在《昌言报》上发表了《祭维新六贤文》、《书汉以来革政之狱》等文，高度评价了维新六烈士为民族觉醒而死，死得其所，并从历史到现实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作了总结，表达了对革新者的巨大敬意，号召人们不要气馁。这是第一篇对戊戌变法失败的总结文章。因为太炎曾加入康梁“强学会”，又主笔许多主张改革的报刊，变法失败仍不缄言，故遭清政府通缉，终于携家“避地台湾”，11月底离开上海，12月4日扺达台北。

　　1899年7月，太炎自台赴日，9月下旬离日返国。扺沪后旋潜返杭州，10月12日又离杭州‘暂归余杭”故里，直至初冬，又再次来到上海，不久与夏曾佑共赴天津，不多日又回上海，在唐才常办的《东亚时报》任主笔，还在“诚正学堂当汉文教习’。他的下榻之地，仍在《昌言报》，有时也在友人胡惟志家寄寓。第四次来到上海的太炎，除了撰文讲学之外，主要是清理自己思想，删改自己旧作，将历年论文汇编成集，出版了他第一部论文集，取名《訄书》，表达了他急切向世人呐喊的意思。这是本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现实性，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文集，当然也有许多思想不成熟之处，但已引起思想文化界的震动，被当时思想界的巨人严复称为“《訄书》不独非一辈时贤所及，即求之古人，晋宋以下可得多耶？”

　　1899年底至1900年初，太炎在上海与唐才常有较多接触，除出任《东亚时报》主笔外，还参加过经元善、唐才常等反对慈禧“已亥立储”。7月26日，唐才常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组织“自立军”，准备迎光绪皇帝南下建立南方政府，太炎亦参加了成立大会。但是他对唐才常一方面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的权利，一方面又要用武力逼迫慈禧归政于光绪，依靠光绪实行维新，感到是“首鼠两端，自失名义”，“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要求唐才常放弃“勤王”，可是没有被接受。太炎愤保皇派执迷不悟，于是公然剪下清统治下顺民的标志——发辫，表示决心反清排满，用实际行动与保皇派决裂，这在当时是极其惊世骇俗的。同年8月21日，唐才常起义失败，次日被杀害于汉口，维新志士又一次献出生命，使太炎更感悲愤，也更坚定了救中国必须革命的信念，于是他撰写了《客帝匡缪》和《分镇匡缪》，批判了自己过去对清政府和汉族地方督抚寄于幻想的错误，从此他的思想跃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因唐才常起义失败，太炎又一次遭株连，他便潜返“乡里度步”。扺家一月，1901年正月十五，太炎好友吴保初遣人赶到余杭仓前镇，告诉太炎追捕者将至，于是太炎急忙躲到龙泉寺庙内，十多日后悄然复入上海，3月3日扺达沪上。重返上海的太炎，几无栖身之地，因为《訄书》的问世，剪发示决行动，都震动了社会，吓坏了一些原先倾向维新的旧友，他“先时常在仲巽（胡惟志）家中寄寓，今得彼书，乃知以《訄书》故，颇有謡诼，嘱弟不可寓彼宅中”（章太炎《致汪康年书九》，载《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而《昌言报》这样公开的场合更不宜居住，于是他写信给吴保初和汪康年，请求“暂宿数旬”。吴保初欣然接纳了太炎，并对太炎‘衣食起居，备极优遇’，终于使太炎在上海没有落得无寓之虞。在吴保初寓，太炎针对梁启超将变法失败归于中国的积弱及国民的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劣性，并继续鼓吹只要让光绪皇帝取代慈禧太后，中国就可以获救了，提出了强烈批评。他撰写了《正仇满论》，指出即使光绪想变法，但他的满族统治集团絶不会放弃私利而接受新法，“今日之满人，则固制汉不足，亡汉有余，载其呰窳，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因此只有排满革命，这才是“顺天而革命者，非雠视之谓也。”《正仇满论》可以说是中国近世第一篇批驳保皇改良的历史之献，也是第一篇指名批判清王朝和光绪皇帝的文章，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1901年3月至8月，太炎几乎没有离开过上海，他与维新派人士广泛往来，经常聚会于张园，他们劝太炎“君以一儒生，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何不量力至此”，但太炎认准一个理不惜代价为之奋斗，言论依旧，又遭致清府通缉，上海又住不下去了，于是由吴保初推荐太炎去苏州东吴大学执教。8月20日，太炎离上海赴苏州。

　　1901年年底，东吴大学放寒假，太炎返仓前老家度假。农历春节期间，友人张伯纯和吴保初分别派人传讯要太炎赶快出逃，因太炎在东吴大学的革命言行，招致江苏巡抚恩寿追捕，于是太炎只得亡命日本。1902年2月21日，太炎扺沪，“在囚庵家宿一夜，次日赴日本舟东渡”（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第477页。）。

　　太炎这次亡命日本仅三个月，时间虽短，但与激进的中国留日学生秦力山等朝夕相处，又与孙中山定交于对阳楼，又组织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接触了西方许多新学说，使他推翻清政府决心更加坚定。太炎因为得悉夫人王氏病重，便于该年7月27日潜返“乡里”，以安慰与他共为甘苦的妻子，并和长兄“共同研究病情处方”，在故乡，他一面照料妻子，一面为广智书局“藻饰译文”维持生计，同时再一次删改修订《訄书》，“耗时半年多，使修订后的《訄书》成了一部集中反映他思想上新飞跃的专著，成了近代中国在深入批判中国旧思想旧制度基础上系统阐明民族民主革命理论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但他的妻子还是积劳成疾而过早去世了。

　　1903年3月，太炎应蔡元培、蒋智由邀请，第六次来上海，在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学社任教。太炎将爱国学社与张园，作为宣传革命主张的阵地，积极宣传革命，受到大批爱国志士爱戴，并与激进的张继、章士钊、邹容结为义兄，同时帮助出版了邹容的《革命军》这一部充满仇清排满鼓动造反的小册子，并为之作序。太炎又针对康有为等保皇言论，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出要救中国必须进行流血革命，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未辨菽麦”孱弱的“载湉小丑”这样的皇帝身上。太炎的《序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社会为之大震，舆论为之大哄，出现“人人争购”和竞相传阅局面，极大启迪了民众，使许多人从观望、守旧、保皇转向了革命。于是招来了当局再一次通缉，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上海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第六次来到上海的太炎，居住在爱国学社内，地址在当时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他与蒋维乔“合居后楼上小坡屋，仅堪容膝，其下即为厨房，一日三餐时，烟焰迷目，故常携笔砚稿件，至会客室中写之”（蒋维乔《章大炎先生轶事》，载《制言》第二十五期。）。缉捕太炎消息传来，人们劝他“舍走无他法”，而太炎感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要摧枯拉朽，必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慨，于是决心“坐待捕”，他说：“吾已被清廷查拿七次，今第八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焉”（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载《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43页。），终于在6月30日被清政府勾结“工部局”将他捕获，第二天邹容也毅然投案，与太炎共同赴难。

　　7月1日，太炎与邹容被送往福州路会审公廨，在那里被关押了十个多月，后被判“凌迟处死’。因逢慈禧七十大寿，改判“永远监禁”，但遭舆论压力，又依政治犯判处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这是沿用西方政治犯的最高刑年。1904年5月21日，被移送提篮桥“西牢”。这一场以太炎与邹容两个百姓跟堂堂清政府对簿于租界小小公堂的诉讼，使清政府出尽丑态：一边是民不畏死大义凛然，一边是朝廷躲躲闪闪词穷理屈，使人们一看就感到清政府气数将尽了。就如孙中山所说，“苏报一案，章太炎、邹容以个人和清朝政府对论”、“于是民气为之大”，海外华侨也“观念大新，齐唱革命”。

　　无论在拘留所或西牢，太炎没有停止过斗争，尽管他受尽虐待，遭狱卒拳打脚踢二次，受梏三次（梏是一种酷刑），被折磨得几次昏厥，但他斗争意志毫不屈减，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旧中国讲造反是要杀头的”，太炎却敢造反。也正如马克思所说：“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乏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太炎就具有这种自我牺牲的英雄行为。1906年6月29日，太炎刑满被释，但邹容却牺牲在牢内。当日，大炎随孙中山派来的特使龚练百，仇式匡、邓家彦等离沪赴日，开始了他第三次亡命海外的生涯，直至辛亥革命成功才重返上海。

　　二、辛亥革命后之寓沪经历

　　五年流亡日本之后，终于迎来了武昌起义的成功，在革命党人推动之下，国内新军、立宪派、地方自治派纷纷响应，使腐朽的清政府迅速垮台。1911年 11月3日上海光复，11月7日上海军政府宣告成立，太炎获此喜讯，便于11月11日赶返祖国，11月 15日回到阔别五年零四个月的上海。

　　流亡日本的五载，太炎曾主笔革命派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为民主革命提供了舆论与哲学，撰写了许多有影响的战斗文章；并重建光复会，出任光复会会长，推动了国内反满斗争，创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聚众讲学，致力思想舆论革命，过着“三年衣被不浣，日以麦饼充饥”的极其艰苦的生活，终于迎来了革命胜利——推翻了满清皇朝，开创了民主共和政体。重返上海的太炎——一个当年的阶下囚，如今成了凯旋英雄，受到上海民众热烈欢迎，被称之“新中国之卢梭”。当他登上上海之日，《民立报》发表《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社论，称“祖国得有今日，文豪之功也”。次日，《光华日报》发表时评，称“今日革命军赫赫之功，亦当推源于文字”，给了太炎巨大的荣誉与赞扬。

　　太炎扺达上海之日，即被光复会主持李燮和接往他的吴淞军政府下榻。上海光复，李燮和与光复会成员出力甚巨，但陈其美趁李燮和战后疲睡之际，联合地方绅士等，抢先成立沪军都督府，自任都督。于是李燮和愤而成立军政分府于吴淞，也称都督。上海一光复，革命派人首先陷于矛盾之中，太炎一踏上故土，即遇上了这样矛盾，要他作出选择。太炎了为顾全大局，防止内哄而遭致革命的殀折和帝国主义藉口干涉，于是劝李燮和“去督号，称总司令，奉程德全为江苏全省都督”（章太炎《自定年谱》。），并率部北伐，终于调和了一场箭在弦上的内部冲突。

　　太炎回到上海最初的一个月中，参加了许多活动，发表了大量通电、宣言、论说、信函、时评、演讲等，但概括起来，大概可分三方面内容：（一）策划光复南京和筹兵北伐；（二）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了武昌起义后第一个全国性政治团体，并任会长，同时兼任该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社长；（三）推动中央政府的建立。

　　11月下旬，李燮和率部北伐，太炎也离开吴淞，应邀去哈同花园居住。马叙伦在他回忆録中也曾说；“太炎由日本回到上海，……都住在爱俪园——哈同花园”（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第39页。），这回忆是不错的。因为哈同花园的大管家乌目山僧（即黄宗仰上人）是太炎旧识，早在“苏报案”时即稔熟，而且在佛学上颇多共识。后黄宗仰也加入过革命党，而犹太富豪哈同，从不名一文而发迹成为上海首富，尽管毁誉不一，但上海光复之役他“外应宾旅”。李燮和攻下江南制造局，哈同“立贷银币三万版，饷始得给”，博得了太炎好感，加上黄宗仰鼓动，哈同对革命党人频显殷勤，故迎太炎入住园内（后孙中山等也入住该园），太炎也不拒之。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返沪，1912年1月11日，孙中山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在民国初建的纷乱政治生活中，太炎于上海就建国体制、政权形式、立法原则、经济政策、政党政治、党内纠纷、对外贷款、定都何处等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见解，他力图使他创建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孙中山领导的民党，“同在一国体之下，各自团结，拿政纲政见互相切磋，相互砥砺，使人民有从违择舍的自由和信从”（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56页。），企图超越政见党见，站在国家的最高利益与民众的最大福祉基础之上，来规划一个新国家、一个新政权的建设。太炎的确也心无私欲，但他毕竟太理想化了。他旧日的同志，在革命胜利之后需要在最大程度上扩大阵容和夺取权力，因此太炎的言论是那么令他们感到“刺耳”和不悦。由于政见时而相左，引起了旧日战友们极大愤慨，他们认为太炎是站到旧日敌人——立宪派和旧官僚一边去了，感到不可容忍，而时时加以攻击。但太炎却是一个最最不畏谩骂的人，他执着己见，我行我素，他不知再美好的理想，脱离了社会实际，缺乏依靠力量，是无从实现的，它只能被人视为搅局。因此，当孙中山回到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同盟会本部负责人会议时，太炎作为同盟会领袖之一，却被摒斥在会议之外。孙中山在组织临时政府时，欲请太炎入阁出任教育部长，也因党内同志极力反对而作罢，只得改聘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太炎也未赴任；不久，旧日隔阂竟成内哄，光复会的第二号人物兼军事领袖陶成章及许雪秋等人，分别被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广东都督陈炯明杀害，使太炎失去左右，成了光棍司令，而且生命随时可忧。这一切使太炎感到伤心和失望，使他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希望随之破灭，反促使他与立宪党人和旧官僚等靠得更近。1912年2月25日，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于是，太炎把希望转注于袁世凯身上。

　　太炎自辛亥革命返国后，到1912年4月23日之前，基本上在上海，只去南京督战一次；1912年1月30日去杭州参加浙江教育会选举（任会长）一次； 2月7日应孙中山邀请去南京一次；4月初去常州和南通苏州各一次，都是短时外出，余均在沪，直到4月23日离沪去北京晤袁世凯。袁世凯为了拢络他，聘他为大总统高等顾问。7月他由京赴鄂谒黎元洪“二十余日”，9月初返京，10月初赴东北考察，返京后提出了开发东三省许多建议，袁世凯对太炎直言无忌深感头痛，但仍要利用他，便任命他为东三省筹边使，把他从京城内支走，放到僻远的东北，让他去当一个有名无实的边官。1913年1月3日太炎走马上任。正当他埋头实业之际，他的老战友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正忙于组阁，却被貌似革命的袁世凯杀害，这使太炎猛醒，认识到革命尚未成功，袁世凯只是假借共和招牌，中国要真正完成“政治革命”还只有依靠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于是太炎挂冠南下，于4月17日回到分别经年的上海。

　　血的教训使革命党人幡然大悟重又聚集，孙中山、黄兴等人对太炎的南归极表欢迎。4月23日专门为太炎举办了全体成员欢迎会，称太炎为“革命先觉，民国伟人”，陈其美代表国民党致词说；“太炎先生鼓吹革命，本吾国先觉，学问道德皆高尚纯洁。四万万人仰为泰山北斗，此次由北南来，适值‘宋案’发生，先生为民国主张公理人道代表，必有名言伟论”（《章太炎先生之婚期》，1913年6月14日《民立报》。），戴季陶等也一改对太炎的揶揄挖苦。太炎不禁深为感动，也诚恳检讨自己。他总结道：中国最大的顽症是“专制腐败”，而辛亥革命对旧中国破坏极少，没有触及其根本，而“民国建立，辄曰维持现状”，他号召革命党人以“猛进”手段继续革命。他说：“革命乃大破坏，改良不良政治乃小破坏，各国政治之演进，万不能不经破坏就能改良的”。又诚恳提出：“若因追念前人之故，而能团结其真气，则民国转祸之机在此”，幷发起成立“起义同志共络会”与“弭祸会”，重新集结力量，促使革命党人再一次联合共同倒袁。

　　南返的太炎依然借宿于哈同花园。他自1903年妻子王氏去世，迄今独身一人，还要照顾两个孩子 （大女儿章，小女儿章；），生活非常落魄。孙中山见状便力撮太炎成家，这时孙中山秘书张伯纯女儿张默君介绍了她务本女校同班同学汤国黎适尚未成家，且相貌学问志向均高于常人，又崇拜太炎学问与为人，故这桩婚事一撮即合，双方很快定了这婚事。

　　完婚之前，5月初太炎专赴武昌，企图运动黎元洪共同反袁。黎元洪见宋教仁被杀，“惧及己，益懔懔”，反让太炎“入都视之”而后定。这时袁世凯见太炎有反袁倾向，故颁布授予太炎二等勋命令，要太炎入京受勋，企图再次拉拢。于是太炎干脆入京面见袁世凯，一为孙中山等辩诬；二指袁世凯帮凶梁士诒、陈宦、段之贵、赵秉钧为“四凶”，要求惩办；三问袁世凯有否称帝之心。问得袁世凯半天答不上话来。

　　6月4日太炎回到上海。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于6月8日为太炎举办茶话会，居正代表国民党致词，称：“太炎先生为革命先觉，开国伟人，昔日奔走国事，今日调停大局，皆煞费苦心，此次由京、鄂到沪，必有宏谋硕画，挽救民国”。太炎发言说：辛亥以来，他担心“革命党从前急进主义”，会把赞成共和的立宪党人和旧官僚吓跑，故匆匆致力促进联合与统一，结果是乱了革命党人自己的阵脚，使旧势力得以养息而卷土重来，这使他感到后悔与痛心，为此作了深刻自我批评。并号召“联合各省起义同志为一气”，把政权从旧军阀、旧官僚，立宪党人手中夺回来。

　　6月15日，太炎与汤国黎婚礼在哈同花园隆重举行，由蔡元培任主婚人，孙中山、黄兴、陈英士等革命党人和其他宾客二千多人往贺，这不仅是太炎迟到的蜜月，也是革命党人新的“蜜月”，太炎自此终于建立起自己的家。婚礼结束后，他们于一品香宴群友，宴毕入洞房，新居建在“北四川路长丰里二弄弄底，即神州女学前址”（见汤国黎1913年10月5日致太炎信的信封，地址为：“北京宣武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章太炎先生启，上海北四川路长丰里二街二六九号，汤缄”。）。即北四川路长丰里二街269号（见汤国黎1913年10月5日致太炎信的信封，地址为：“北京宣武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章太炎先生启，上海北四川路长丰里二街二六九号，汤缄”。），这是一个仓促的临时的选择。选中于此恐怕是汤国黎夫人原系该校教务长，原宿于此。新房陈设“甚为简陋，仅有白木方桌一张，长条木凳四只，新房内其他家俱和陈设，都是从外面租来的”。

　　6月20日，太炎携妻回余杭省亲并度蜜月。7月 20日李烈钧率先在江西兴师讨袁，“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太炎于7月16日与7月26日，发表《二次革命宣言书》与《章太炎第二次宣言》，坚决支持革命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但终因力量悬殊过大，准备欠足，“二次革命”旋告失败。袁世凯趁机大肆杀害革命党人，孙中山等又纷纷流亡海外。太炎却坚不肯走，他认为民国已建，再要流亡乃奇耻大辱，表示“要与诸志士同处患难，为中夏留一线光明”，但国内“袁氏纲罗周布，无所逃死”，不如“冒死入京”，“流血先争五步看”，去与袁世凯作最后抗争。8月1日，他扺达北京，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幽囚生涯，这时离他新婚尚不满二月。

　　太炎离沪不久，他的夫人于1913年秋，为他觅得一个真正属于他们家的住地，即盂纳拉路1109号永年里，今延安中路825弄。太炎夫人于该年秋天从神州女校迁入永年里，而太炎直到1916年7月2日才入住这个家。袁世凯去世，太炎才重获自由，得以回到这个家。三年囚禁写下了他一生中又一段光荣史，与“苏报案”入狱同样光辉。因此重返上海的太炎，再一次被视为英雄凯旋。上海各界人士、上海道尹周晋镳、浙江都督吕公望等，都为太炎举办了欢迎会。

　　1916年7月5日，太炎偕夫人归故里扫墓探亲，五日后返沪。这时流亡海外的孙中山等也纷纷返沪。老同志老战友重逢，太炎连日与孙中山一起参加了上海各种活动：有7月13日的欢送国会议员北上；7月15日的粤省驻沪国会议员茶话会：7月23日的中国国会议员欢送会；7月28日的中日两国人士招待会；8月13日的“二次革命以来死义烈士追悼会”，太炎在追悼会上发表祭文与演说，指出：袁世凯虽死，但“帝孽犹在”，“军人干政之势未能廓清”，前程“未能乐观”。的确，袁世凯去世后的中国政局，仍掌握于袁世凯党羽直系军阀冯国璋和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革命派仍处无权地位。

　　凯旋生返的太炎终于住到他在上海第一个家——孟纳拉路永年里——与他阔别三载的新婚妻子团聚，但永年里的住宿未免太简陋局狭，而太炎的知名度与社会活动需要有一个较为宽畅住宅。于是他们不久就迁居长浜路也是庐，即今连云路7—9号，距离永年里只有百米不到之处。也是庐的对面是“新城隍庙”，左邻石筱山伤科诊所，内有几个小天井分隔成几个二层楼结构的住宅分住多户人家，其中有一户即是盛伯钧医生。太炎住处不沿街，系一底一楼住房，并占有一个小天井。马叙伦在他《石屋余渖》一书《章太炎》篇中，记述了他1920年去上海见太炎，“访之于也是庐”，即太炎当年之住处。太炎在那里生活了近五年，他的大儿子章导即降生于此，但太炎真正在也是庐生活时间仅不过三年。

　　太炎南归后又住了一个多月，即“南赴肇庆，谒云阶（岑春煊）”，企图说服这位两广护国军总司令继续对抗北廷，后又赴南洋群岛争取华侨继续支持革命，至12月4日被孙中山急电召回，开始酝酿新的革命运动。1917年7月，他与孙中山又发起“护法革命”，共赴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就任大元帅，太炎就任秘书长，开始了第一次护法。由于整个护法革命没有与广大民众相结合，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装，只是利用军阀来反对军阀，最后酿成了一杯苦酒，连孙中山本人也几乎为他的“护法盟友”谋害与驱逐，太炎受命奔走南方诸军阀之间，动员他们对抗北廷，“跋涉所至，一万四千余里，中间山水狞恶者，几三千里”，这在交通落后的旧中国，实是辛苦之旅，最后也无功而返，于1918年10月11日回到上海。疲惫不堪的太炎深深认识到“南北军阀为一丘之貉”，“扺家五十日间，未尝浪发一语”，陷于深深的失败的悲哀之中。

　　护法失败后，北洋政府为彻底分化瓦解革命力量，提出“南北议和”，也得到南方不少人响应，太炎闻讯，立即于1914年1月在上海发起成立“护法后援会”，4月广东成立分会，坚决予以扺制。5月“五四”运动爆发，太炎即以“护法后援会”名义予以支持。但经历二十多年拼搏奋斗，一系列的挫折打击后，他终于累倒了。1920年1月至3月患黄疸，6月又“热病大作，几死”，9月始康复，病愈回家乡余杭十余日省亲。

　　太炎患病间，湖南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攻克长沙并宣布“湘省自治”，太炎闻之大喜，认为各省自治不失为摆脱北洋政府一个办法，于是起劲倡导“省治——联省自治”，从此他为这政治主张奔波了四五年。1920年10月，他应谭延闿邀请去长沙，为“自治”打气，并参加了中外学者大演讲，11月中旬返沪。以后他发表了这类文章、电文、宣言、信函多达百余篇，他的住地也是庐也成为政客云集之地。俨然为“联省自治”司令部。但这种政治主张毕竟没有奏出时代主旋律，没有从根本上提出推翻武人官僚宰割政治的办法，也没有为大众接受。而为大众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新民主主义运动，太炎却没有引起注意，开始变得迟钝。

　　1922年4月至6月，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邀请，在上海聚众公开讲授国学十次。这是他继日本、北京后第三次聚众讲学。由于内容不如从前那样有时代气息，听众从四百多人逐渐降到最后七八十人。这年仲夏，太炎又一次迁居，这是辛亥革命后建立起家庭之后的第三次乔迁，搬到较为清静的南洋桥唐家湾菜场附近的的敏体尼荫路方浜西路口的裕福里二号，即今西藏中路西门路83弄。这是一条中西式里弄，共有四十余幢三层楼，每幢楼房享有一个小天井，较之也是庐却是独门独户，比之新城隍庙环境要清静多了。该年8月，黎元洪大总统为表彰太炎为共和经年奔走，特授予勋一位，受勋仪式即是在裕福里二号举行的。后曹锟为选总统派说客运动太炎被太炎从二楼打下去，也是在裕福里二号。太炎第二个儿子章奇也是降生于此（1924年）。

　　孙中山经历了第二次护法失败，于1923年开始第三次护法，太炎为孙中山起草著名《孙中山唐继尧寒电》，联络西南各省再次合作。孙中山也“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太炎虽支持护法与北伐，但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则不能理解。他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竟提出“反对借俄人势力来压迫中华民族的共产党”。于是，一群反对国民党改组和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一齐聚集裕福里二号太炎寓所，共酝抗衡大计。他们公推太炎领衔发表了《护党救国公函》，又推太炎领头成立“辛亥同志俱乐部”，来对抗新潮流。一天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的太炎，竟被他们挟了去“护党”，成为国民党之敌。

　　1924年11月，北洋政府召开“善后会议’，太炎拒絶参加。孙中山途经上海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在沪与太炎握别，竟一别成千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太炎在上海主持了追悼活动，被公推为追悼会筹备处主任，并撰《祭孙公文》，亲与祭典。

　　从1920年至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太炎基本上是在上海度过的，而且是活跃于上海的知名人物。他只离开过上海仅十来次，每次时间也很短。这期间，他在上海担任的主要工作有：《华国月刊》发行人、博文女校校董、上海大学校董及特别讲座、群治大学校董及中文系主任、上海国民大学校长、上海法科大学校长等等。在这社会动荡、战火连年、政治多变的时代，太炎保持了几个不变：即爱国之心不变，反帝反帝孽反军阀之心不变。这期间是他一生中在上海生活最久参与上海史活动最多时期，有政治、文化、宗教、医学、教育、学术众领域，由于本文篇幅限制，不能一一展开，有兴趣者可参阅拙着《沪上春秋——章太炎与上海》（《沪上春秋》，1995年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4月18日蒋介石宣布南京政府成立，开始大肆镇压政敌。5月4日，上海新贵们借纪念“五四”，召开二十万人大会，通过“肃清上海各学校之共产党分子”、“杀徐谦、邓演达”、“驱逐鲍罗廷”、“通缉学阀章太炎、张君励、黄炎培、沈信卿……”乃至刘海粟六十六人决议。6月16日，国民党市党部正式向国民党中央呈请对太炎的“通缉”，并立即查封了他的私产。从此太炎就从活跃数十年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尽管太炎与孙中山共创辛亥革命，缔造中华民国，共建护法军政府。但他没有赞同由中华革命党改组的中国国民党政策，尤其反对孙中山晚年政策，并一贯憎恶暗杀陶成章起家的蒋介石，看不起“苏报案”有投敌之嫌的吴稚晖，终于成为国民党和这些新贵的政敌，被毫不客气地通缉与抄家，这是继清政府七次追捕后，袁世凯洪宪政府再次追捕，蒋介石国民党的又一次追捕。

　　自1927年至1931年，太炎的行踪几乎从报刊杂志中消失殆尽。被南京政府通缉的太炎，命运究竟如何？这四五年里他究竟在干什么？在章太炎研究中，至今是一片空白。因为太炎被迫躲匿起来了。该年仲夏，他首先搬出僻静的南洋桥裕福里，迁居到较热闹的市中心的同孚路同福里8号，即今石门一路的南京西路与威海卫路之间的151弄或102弄内的同福里8号（同福里通向马路有二个出口处，即石门一路151弄与102弄。），这是一个石库门式的里弄，太炎居住的8号是右侧里弄的最后第二家。而太炎本人则住到虹口吉住幸次郎医生开的吉住医院，在那里太炎一边治疗鼻疾，一边躲避通缉，并接受了割除鼻息肉手术，从鼻腔割除了一茶杯之多的息肉。太炎与吉住医生也许是多年的朋友，至少宫崎滔天1921年3月来上海二次访问太炎时，在上海接触人中间就有吉住幸次郎，并在吉住医院看过病会过餐。太炎老友居正在1922年2月于《民国日报》专门为吉住医生作过宣扬。由于是可靠朋友，太炎患难中避于此处，住在该院楼上一个僻静屋内，屋里除了一张床一只桌子外，余均堆满了太炎所需要读的书。太炎就这样，一个人默默地与世隔絶地当起了一位“宁静的学者”，唯一有趣的是，吉住医院所在地有恒路34号，不知什么时候改成余杭路，似乎有意告诉人们余杭先生——即太炎先生曾住于此，仿佛故意为纪念太炎而命名。

　　在太炎一些老友如张继、于右任、居正、丁惟汾等国民党上层人士疏通下，蒋介石只好放松对太炎的通缉，便“以该逆行将就木，不欲诛术，冀其闭门思过”。于是太炎离吉住医院回到同福里寓，关进书斋，过着半囚生活。1928年6月，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旗”。同月，黎元洪去世，在太炎看来这是中华民国的最后象征的死亡。他决心不承认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不当青天白日的顺民，自称“中华民国遗民”。11月22日，刚获松懈的太炎，参加老友蒋智由儿子蒋尊簋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匿迹”经年的太炎，一经露面，便不顾一切攻击时政。他说；今民不堪命，蒋介石是最大魁首，以党治国是攫夺国民政权，“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他们是一个党要当皇帝，这是叛国，叛国者国民应起而讨伐之”。第二天，国民党上海市三区党部再次呈请通缉太炎，《民国日报》也发表《缉办章炳麟》社论，11月 25日，国民党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五十八次常会通过“通缉反动分子章炳麟案”。

　　再次遭通缉的太炎，只得再次隐匿。这次通缉严于上次，他不得不完全隐藏，被迫躲到他夫人妹妹汤国夙家，汤氏在今成都北路21弄12号有一不常居住的住处，这是一个僻静狭小而不起眼的西式里弄，一共十多幢二层楼的住宅。太炎就匿居第七幢，他只身宿于二楼，过着与世完全隔絶的日子。

　　1930年夏，太炎寓所由同福里八号改搬到同福里十号，即迁居隔壁，这是弄底最后一幢住宅，面积是八号的一倍半。当年年底，太炎悄悄回寓居住，因为当局要对付许多新的敌人，对太炎的追究有了松驰。但回家后的太炎仍要在家“闭门思过”。太炎从 1897年走出书斋投身社会革命洪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奋斗了三十多春秋，但蒋介石又把他赶回书斋，迫使他重新埋首学术，这使太炎在学术研究中又进入了一个丰硕收获阶段。关于太炎在上海的学术研究生涯，限于篇幅只能一概不提，这是他一生另一半重要的侧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发起突然炮击，继而向东三省全面进攻，空前的民族危机使太炎从逆境中翕起，他如一匹垂老的雄狮，本能地嗅到威胁迫近，他尤一个退伍的老兵，听到军号的召唤，他义无反顾地再次投入了救亡行列。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淞沪战役，从“一二·九”学生运动到“西安事变”前夜，他在晚年奔走呼号抗日，完全与抗日军民浑为一体，保持了革命晚节，迸发了生命最后光泽，为世所重。太炎的晚年与抗日战争的关系，可参阅拙作《章太炎先生晚年与抗日战争》（1987年《中华英烈》第一期，《新华文摘》1987年第四期全文转载。）。

　　太炎1934年秋迁居苏州，以讲学为武器培养爱国种子，结束了长达近四十年寓居沪上的经历。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三十余春秋浦江水哺育了他，他为上海留下了光荣的一页，上海是他第二故乡。他寓沪的经历，尤同他的一生，充满不幸，充满遗憾，也充满追求，这大概是追求者必须付出的代价。

　　（发表于《档案与史学》，1996年8月第4期，第5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