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搜集与出版工作，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学之发达与否，又涉及到国运的强弱，民族的兴衰，关系国本的坚固。先祖父太炎先生非常重视史学，把史学与国家民族关系比作庄稼与水的关系，他说：“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爱国主义之心也无从振奋。一部悠久的中国古代史，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可窥可比之财富，而一部激烈而动荡又可歌可泣的中国近现代史，更是激励十二亿中华子孙去开创未来的正气歌。正是因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起伏跌宕与瞬起旋消的激烈、多变，史料的搜集，史实的考证，这项工作是相当繁重的。古有“礼失求诸于野”之说，即是有正史之不足当以野史补之的意味，这野史即是民间史料的意思。当然，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征集的大量文史资料，不当以野史目之，虽然它与官方的文件、公报、档案、史籍有别，毕竟是一种相当生动和极其必要的补充，应当作为信史对待，因为文史资料是以“三亲”为准则（即亲历、亲闻、亲见），是许许多多当事人的珍贵回忆録，如果没有这些文史资料的充实，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将变得何等苍白。

　　但是，正是由于文史资料是当事人事后的追忆，由于时间的久远，印象的澹薄、视野的局限、认识的偏颇、立场的差异……等等原因，给史实带来的混乱也莫过于此，致使许多重大问题没有定说，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最明显的例子，如中共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究竟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出席者有几人，这样党史中第一要义史实，由于当年革命节奏过于强烈和历史环境不允许保留这样机密资料，直到建国后才予以追忆，结果每个人的回忆之词竟都不相同，由1921年7月22日至31日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纪念日只好将错就错地定在7月1日，而十二名党代表中十位党代表居住地——博文女校，是整个“一大”会议期间代表起居、聚会、交流、工作、探讨、规划、起草、选举、休息的地方，“一大”的预备会议（即7月21日夜会议）及第一天聚会（有人称作“开幕式”），也都是在博文女校进行的，在长达九天的“一大”会期中，兴业路七十六号只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议，最后一天的闭幕式则是在南湖船上举行的，这已家喻户晓，而其余活动则是在博文女校进行，从此燃起了中国革命圣火。博文女校的历史功绩则远远不在兴业路七十六号之下，而这一点则鲜有人知。这恐与博文女校主人黄绍兰的早逝有关。因为缺乏追述资料，一段重要的历史也许会被湮没。又例如，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香山路之住宅，是何时入住，是何人购赠，其说竟达五种，有人说是美国四位华侨购赠，有人说是加拿大华侨集资购赠，有人说不是华侨送的，是国民党人购赠，有人干脆说是许崇智送的，而每每后说都有推翻前说的“新意”，大有新闻效应。其实这件事是有定论，而后说一次次推翻前说，反而造成史实混乱，后说为什么要如此说，颇引人发省。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与易发生的失误，恐怕正在于此。

　　我从事史学工作将近二十年，得益于文史资料（回忆録之类）甚多，它往往提供了研究线索和补充了许多鲜活史料，常常令我兴奋不已，但也常常被这些回忆録弄得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困惑不已。我是研究近代史料，实在不敢说有所专长，唯对先祖父太炎先生史稍为熟悉，一因是他嫡后，自小耳听目染，知之甚多，但不可充作史；二因专事太炎著作搜集、整理、出版，专业在此；三因兼涉对他的专题研究，自应熟知。但我也常常碰到许多关于他的回忆録，而造成我研究上的困惑。这里我想举一实例，作为文史资料“存真求实”的探讨，顺便对章太炎研究中史实加以厘正。

　　关于研究章太炎的论述，我见读至少在二千篇左右，其中不乏回忆録之流，写得翔实精彩有据的回忆録实在不少，而荒诞离奇的也不少，而离奇之说往往又极易传播，以讹传讹，以俗成说，令人瞠目不知所对。写得最为离奇要算陈存仁先生写的回忆録。陈存仁是一位著名医生，他自称太炎弟子，他早年编《中国药学大辞典》（1934年编成，1935年出版），的确由太炎为之序，1949年后他移居香港，悬壶行医，创办《存仁医学丛刊》，对太炎行迹时有追述文字，如《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1953年）等，自1972年“陆续写成超过了二十万字的文稿”（《章太炎师结婚考》，载台湾《大成》第二十五期。），他自称“我拜识章太炎先生是在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那时我二十岁”（《记章太炎老师》，载台湾《艺海杂志》第四期。），从此以弟子自称。太炎学生众多，而够称弟子的不多，因为弟子必要老师亲授，资格也远比学生要高。他撰写了二十多万字回忆録，自然具备“三亲”资格，其权威性是毋用怀疑，而且陈氏文笔生动流畅，内容又写得栩栩如生，如关于太炎的医学言行和太炎与刘半农论白话文的一次见面，确实生动有趣且不失原意，但更多内容却似是而非，张冠李戴，甚至子虚乌有，与史实大相径庭。然而，因为他自称是太炎“晚年弟子”，他的回忆録被媒介广为传播，从香港传台湾，从台湾传大陆，甚至被学者竞相引用，给章太炎研究罩上了巨大迷障。如果要一一厘正陈存仁回忆録之误，至少也要写二十多万字，这里我想把它概括成四个问题，用事实来加以简述。

　　一、似是而非之说。这是读回忆録时常碰到的，即有其事但又不是这样回事。如陈存仁在回忆録中说：他二十岁前随姚公鹤补国文，姚与太炎稔熟，三天五天总有书信往来（我从来没有搜寻到俩人通信），总叫他递送，因而结识太炎，太炎得知他白天又在丁甘仁医师处助抄药方，稍知医学，便很喜欢他。有一日问他何不拜太炎为师，陈存仁马上叩了三个头认了师，便成了弟子，日后在太炎家帮做杂事并一面受教。这样述叙粗读不误，太炎与姚公鹤相识，且酷爱医学，因此有喜欢陈存仁可能性，但一代国学大师如此草率收下一个没有国学根底的人作弟子，匪夷所思，似不近理，但与史还不太悖。陈存仁又说：太炎当时“住南阳桥康悌路底一小巷内”，“太炎的卧室就在楼梯中间的阁楼上”，他每次去总是直达阁楼，说得介有其事。太炎确住过南阳桥敏体尼荫路裕福里二号，巷确小，但房却不小，迄今犹存，在这里太炎接待过许多来客，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还在他宅召开过“护党救国”会议，反对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并成立了“辛亥同志俱乐部”。但是，1927年仲夏太炎即迁出南阳桥，搬到同孚路同福里八号，不是陈存仁说的“同福里二十五号”，而1928年才认识太炎的陈存仁怎么1927年常去南阳桥阁楼上见太炎呢？事实上陈存仁根本不可能1928年在南阳桥太炎住宅拜太炎为师。因为1927年6月16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因太炎反对当局而对他明令“通缉”，遭通缉共六十六人，太炎名列其首，罪名“反动学阀”，还有张君励、黄炎培、沈信卿、蒋维乔……连刘海粟都在通缉名列之中，他薄薄一份家产当即予以“查封”，太炎被迫匿藏在虹口日租界一家日本人办的吉住医院避难，不知陈存仁怎么三天五日去太炎家。而且“在章老师处，临走他必留膳，但菜肴之劣，出乎想像之外，每天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盐鱼、盐蛋、豆腐等物”，他说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臭到全屋掩鼻，但是他的鼻子永远闻不到臭”。因为他有这样嗜好，钱化佛用臭苋菜梗和臭冬瓜让太炎乐不可支，为钱化佛写了一百多张“五族共和”，让钱化佛发了笔财。在陈存仁绘声绘色描写下，太炎的迂腐炵烘形象跃然于纸。我不想解释太炎是否是这样的人，也许他说的是事实，太炎的确患有鼻疾，嗅觉欠灵，但我与先祖母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更不要说与父母的长期接触，却从来没有听说太炎有此嗜好。太炎因鼻疾影响嗅觉而使味觉失聪，食无味而从不挑食，这习惯是有的，但不管太炎有没有这习惯，陈存仁1927年至1928年“三天五日”与太炎共进晚餐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陈存仁有一件是说对的，他说：“太炎老师实际上经济情况非常穷困”。太炎虽系开国之勋，却一不为官二不从商三不置地，始终是一个文人书生，靠写作卖字为生，但生活要比一般文人好些，他毕竟是第一流学者。但是陈存仁说：他“到师门第二年，才知道老师欠租二十个月，房东迫着要他迁出，章师母写了一封信，叫他拿去见董康。董氏很有钱，立即写了两张庄票，交我带回”，太炎才得以解困，并用这笔钱搬到同孚路去。太炎是否穷到这程度，完全令我置疑。董康于1926年与太炎共创上海法科大学，同任校长，1927年后，他投到了国民党旗帜下，成为新贵，而太炎是国民党声讨与通缉者，道不同，不相谋，何故要如此大方资助太炎，完全不能让人信服。以上事例，真真假假，似是而非。陈存仁为什么要如此编造，理由只有一个，大概他想把从师太炎履历提早数年，而把数年前事都编到了他履历之中了。

　　二、子虚乌有之说。回忆録中也会碰到完全编造的史实，陈存仁回忆録中也不乏此说。如他写到“某年春间”，他随太炎夫妇去杭州，宿昭庆寺，盘桓数月而归。在杭州如何陪太炎访先师俞曲园故居，如何陪太炎去祭扫祖坟却又寻不到墓地只好对山遥祭，如何广招学生为他们讲学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一日他陪太炎去楼外楼饭店吃饭，正好蒋介石夫妇由周象贤陪同简装轻行也去楼外楼吃饭，双方不期而遇，蒋主动向章问好，并询太炎近况如何，“太炎说‘靠一支笔骗饭吃’”，蒋表示要让周象贤派车送太炎回去，“太炎频说‘用不到，用不到’”，“蒋主席没有办法，就把自用的手杖送给他，作为纪念，章师对这根手杖倒很钟心，称谢握手而别。次日，杭州各大报大登这件新闻，说章师‘杖国杖朝’，蒋主席对故旧极为关怀”。这件事述叙得有根有据，介有其事，而这是完全无中生有的事。众所周知，太炎终身与蒋介石交恶，对蒋从无善言，渊系辛亥革命胜利后，蒋受命暗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使光复会从此一蹶不振，大大削弱了革命力量，太炎对此始终耿耿于怀，不予宽释。以后对蒋忽左忽右，投机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手，又翻脸不认人，以及攘内安外，至失土千里，一直批评不断，导致1927年国民党对他的通缉，他被迫匿迹，与社会隔絶。直至1928年底，在老友们疏通下，始不缉拿，限闭门思过。而太炎不思改悔，稍有自由又发表反蒋言行，导致1928年底国民党再次通缉，他不得不再次匿迹，过着东藏西躲半囚的生活。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没有全民抗战事兴，他也许不会重登历史舞台，怎么会有蒋介石的“赠杖”之雅举，怎么谈得上“杖国杖朝”，更不知太炎何日当过蒋介石“故旧”，这完全是子虚乌有之说，蒋介石这样关怀太炎生动例子，我在众多蒋介石传中也没有找到。至于太炎返乡扫墓，1921年至1926年，几乎年年春天要返乡祭祖，但1927年后，身处逆境始终未去杭州，即使以前去杭州，不过三天一周，从无数月之长，直至1932年春，在“一·二八”淞沪战役时，他北上见张学良，代表民众呼吁抗日，南返时去过杭州一次，这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去杭州。不知陈存仁究竟是哪一年春天陪太炎去杭州的，1926年前他们尚不相识，1928年后他也没有机会，他这精彩的回忆録我不知他怎么写出来的。顺便指正一下，陈存仁说太炎在杭州为学生讲了《经学源流》、《清代国学》、《小学大义》等，也不知悖到哪里，完全张冠李戴，《经学源流》是《文学源流》之误，是太炎1932年10月在苏州的演讲，《清代国学》是《清代学术之系统》之误，是太炎1932年3月在北京的演讲，《小学大义》是《大学大义》之误，是太炎1932年10月讲于苏州的，不知怎么都被陈存仁搬到了杭州去了。

　　三、道听途说之说。回忆録虽允许亲闻，即听来的东西，但这听来之说必须加以考证，去伪存真，如不加区别，则非信史。陈存仁在《章太炎师结婚考》一文中，洋洋万言，记述了太炎婚姻情况，他说：太炎是先纳妾后结婚，1892年“纳妾王氏”，1903年“妾王氏殁”，“章师孤寂，登报征婚”，征婚广告刊于当时《顺天时报》，征婚条件为五项，要以湖北籍女子为限，要文理通顺，要大家闺秀，要出身于学校，不要缠足，丈夫死后要再婚等等，因没有合适女子，太炎直至1913年才与汤国黎女士结婚云云。陈存仁在证明他文章根据时说，过去人有先纳妾后结婚风俗，孙中山当年也是十九岁先与卢氏夫人结婚，后又娶宋庆龄为妻，当时有“先纳妾以待将来自由结婚”习惯。至于太炎征婚启事，陈存仁也说他曾查当时《顺天时报》并没有见到这则征婚启示，而是根据日本人武田熙与高田淳文章所载，并非第一手资料，他也没有对传说资料加以考证，便添油加酱再加渲染。于是，臆想与传说成为“史实”，人们也深信不疑了，太炎先纳妾后结婚，太炎婚姻观，被人作为评论他思想的标准，甚至有人将他与蔡元培“征婚启事”比较，比作了“开明与落后”，“先进与保守”等等差别……。其实这也是无中生有的事，只是这无中生有的事不是陈存仁编造的，而是道听途说，未加区别，以讹传讹，造成了史实的混乱。太炎婚姻真实情况是，他早年有癫痫病，加上倡言革命，常说大逆不道的话，被人称作疯人疯言，故到结婚年龄没人愿嫁给他。于是太炎母亲作主将陪嫁丫环王氏许与太炎结成夫妇，来照顾太炎生活。王氏是很檏实的妇女，为太炎生了三个女儿，不幸于1903年早逝。太炎与王氏的结合由于没有当时社会明媒正娶一套手续，所以不能叫结婚，只能叫纳妾，太炎也从来没有瞧不起王氏。至于太炎丧妾后迫不及待登广告征妻，更是无中生有。当时太炎办完王氏丧事，应蔡元培之邀，匆匆赶到上海，去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教书，一边培养革命种子，一边去张园鼓动革命，一边与保皇党论战，邹容的《序革命军》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事件均发生于此，即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当年五月，太炎即被捕入狱，哪里会因不胜孤寂而登报征婚等等。至于太炎与汤国黎婚姻，也是孙中山见辛亥革命成功后，太炎仍孤寂一人，于是为之作媒，由孙中山当时秘书张通典介绍，张通典女儿张默君与汤国黎系上海务本女校同学，故介绍成功，而陈存仁回忆録中种种记载，不过小道新闻，完全没有以史实为基础，考证为前提，失去了“存真求实”宗旨，不管他目的何在，只会造成史实的混乱，为后人添乱，这是很不严肃的。

　　四、抬高自己之说。有些文史资料回忆録之类，貌似记史记别人，实借此抬高自己。陈存仁在记太炎时，说杜月笙发迹后，重修上海高桥杜家祠堂，欲请太炎作记，但没有人请得动太炎写，无论太炎盟兄章士钊还是太炎“苏报案”狱友徐福生，都请不动太炎为上海滩闻人杜月笙写文章，最后杜托陈存仁帮忙，陈到太炎家后向老师进言，“我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于是把“杜先生生平情况，我就一件一件讲出来，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我乘机立刻拿一张幅度很大的宣纸”，让太炎作文，太炎不起稿，一口气写成了《高桥杜氏祠堂记》。这真是近乎天方夜谭，贪天之功，因篇幅关系不予澄清了。更荒唐的是，陈存仁说，他从师太炎，每晨七时就要去报到，“从扫地、倒痰盂、擦水烟筒之外，还要洗夜壶”，而太炎用的夜壶是锡做的，“又重又瘪”，而且很臭，当时适“有一个人来求写《两广巡阅使陆公墓表》，太炎置之不理，而章师母早已收了笔润，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就对陆公的后人说：‘你家有什么上品的文房四宝，拣几件送给他，我可以帮你说话’，那陆公后人说：‘好的文物都被族人分去了，只有一只明代清花瓷质的夜壶’”，陈听了大喜，嘱他马上拿来，太炎见到后“反复抚摸，似乎爱不释手，我就乘机进言，幷且寻出陆公后人送来的事状和纸卷，铺在桌上，同时磨起墨来，章师不出一言，先看事状，也不打草稿，举笔写了长长一大篇，堂堂交稿”，陈存仁还说：大陆“文革”后，许多文物流入香港，一日他去古玩铺，发见一只青花瓷夜壶，“似曾相识，喜出望外，审视之下，发现夜壶的口上边，有一些损裂，便肯定这就是从前章老师用的那个夜壶”（陈存仁：《章太炎师门的晨课》，《艺海杂志》，台北，V12N6。），索价八千元等等，他还特照了照片登在刊物上。所谓《两广巡阅使陆公墓表》，实是《勋一位耀武上将军两广巡阅使陆君墓表》，陆君即是军阀陆荣廷，陆1928年去世，“殁六年，未有表墓之石，二十三年春（即1934年），旧部以为请”，太炎为之书，絶无因陈存仁进言和以夜壶为条件，陈氏之述，实属无聊之举，何必如此，令我费解。

　　陈存仁先生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医生，作为一个医生，应当最最尊重科学和实是求是。历史学和医学，同为科学，不应有半点虚假，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和对病人负责是同一个道理。也许陈存仁将有关太炎历史当作文学在创作，有许多艺术加工和情节编造，否则作为历史的记载，应絶对忠于史实，应存真求实，应无一字无来历，否则混淆视听，岂非贻误子孙，颠倒是非，其危害难以追挽。我举这样一个实例，絶非对陈存仁先生有不恭之意，则是以此为例，澄清史实，并对文史资料工作提供借鉴，这也许对建国后文史资料整理出版工作，有所裨益。


　　（发表于《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研讨论会论文集》1996年5月，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