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是十三亿大陆同胞的坚强意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可以说是众志成城，因此在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人民将统一大业作为21世纪三大任务之一，我国领导人一再重申，台湾问题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可见对统一的重视。

　　但这样重大的使命与它相适应的理论、原则、纲领、条例、法律、法规均不详焉，多的则是领导人的一些讲话而已。台湾一些有识之士称我们是“统一理论沙漠化”，是无根之树。我们从事统战工作涉台工作的人数总量很大，连各院校也纷纷成立“台湾研究所”，据说此业无下岗之虞。虽然我们有千军万马在研究台湾问题，但是什么是台湾问题呢？它的形成与发展又衍生了些什么问题，并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它到底是一个纯粹的内政问题还是被国际化了的问题？台湾民众又是怎么看统一呢，在统一前我们的目标、任务、方式是什么，统一后我们的主张、安排又是什么？凡此种种我们并没有一套成熟的完善的论说。

　　从1949年到今天，两岸“分治”了半个多世纪（对“分治”说两岸絶对有争议），迄今尚未统一，原因何在，我们努力得怎么样，有哪些得失教训，有哪些思维与政策应当反思检讨……，我们讳莫如深，似乎从来没认真反省过。虽说国家统一人人有责，其实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受高度管理的禁区，是不允许小民随便说三道四的，这几乎成了少数人的一项神秘工作。统一究竟在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中，在国家的内外政策中，其战略地位为何，应通过什么战术、组织多少个战役来完成，语焉未详。

　　对台研究，首先要正确认识台湾与瞭解台湾，要有科学的研究，其次要提供正确的政策与对策，还要有民主的决策体系。对台研究可以分成多个层次：（一）一般地瞭解台情，能有针对性的宣传我对台主张；（二）较深入地瞭解台情，在第一时间能作出较科学的反应；（三）精通两岸情况，台湾只要拉一拉裤子就能知道要放什么屁；（四）将对台研究赋予学术内涵，上升到理论。总而言之，对一个研究者来讲，首先是要出思想出对策，这就要有扎实的基础研究的功底。什么是基本功呢，什么又是基础研究呢？研究的范围为何，研究的方法是什么，这可以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对台湾的历史研究、社会研究，到经济研究、政治研究、政策研究、军事研究、外交研究，进而深入民意研究、心态研究以及两岸关系研究、两岸政策研究、中美台三边关系研究和两岸重大事件与人物研究，非常广泛。这势必会涉及对台湾“省籍-族群-统独”研究、关于台湾“本土化与民主化”研究、“新台湾人-生命共同体-台湾主体性”研究、台湾宪政体制研究、地方势力研究、政商关系研究、黑金政治研究、政党演变研究、对外关系研究、产业结构研究、历史记忆研究、民调研究、文化研究、移民社会研究、国家认同研究、军事对抗研究……。同时必然会涉及两岸关系许多敏感点，如对两岸政策的反思、对主权的解释、对两岸状况的界定、对中华民国态度、对台湾当局的地位认定、对一个中国的看法、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对武力威胁的作用、对“2·28”的评价、对荷兰占领台湾的看法、对郑成功的功过、对日据时代的认识、对国民党治台的评价、对台湾人的悲情与出头天的认识、对民进党乃至李登辉的评价……等等问题。也会涉及统一的意义，统一的途径、方法、条件，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的区别、统一的策略、统一的好处、统一的时间表、统一的阶段性目标、交流的作用、三通的地位、谈判的意义、渐进式“台独”与“法理台独”、统一的法律武器、反独与促统关系、争取台湾民心的工程、统一的前景、中美共治台湾的利弊得失、台湾问题与中华民族复兴关系、统一与中国和平发展关系……。这林林总总内容不足一一道来，这都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这也说明对台研究既是应用研究，也是理论研究。

　　然而，研究还要涉及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研究途径，方法、模式、途径又各系一门科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对台研究应仅仅停留在应用层面或宣传层面，还是应该上升到学术化、专业化、理论化层面。成千上万的涉台研究人员应当继续按既有原则既定政策做好一个宣传者，还是应该争当科学研究民主决策的创新者。面对上述众多的复杂而敏感的台海研究状况，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陈孔立老教授将上述问题一一作了梳理，将淡散的对台研究提高到“台湾学”研究高度，第一个将“台湾学”的概念作了深度阐述，第一个回顾总结反省了整个两岸关系，第一个将对台研究中涉及众多重大问题作出了自己评述，形成了一部二十五万字左右的有观点、有分析、有案例、有证据、有理论的著作——《台湾学导论》（台湾博杨文化2004年12月出版，下称《导论》），这是他尽一生研究之功力，用他一颗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热爱之心，为两岸关系研究提供了第一部《导论》，将两岸关系作了一个完整的总结，把我国的对台研究推到一个新的水平，其筚路蓝缕之功将留存两岸关系史册。

　　二

　　一切从事统战、对台及两岸关系研究的人，无论是官员、政工干部、研究人员还是志愿者，首先应该“正确认识台湾，正确认识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景”，“能够更加科学地高水准地回答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导论》P21），并能精确预测发展趋势，能提出积极的意见与建议，这将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素质，也是一个国家统一大业的成熟程度。仅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应该将台湾问题的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学科来加以对待，其意义远不是“广东学”、“香港学”、“敦煌学”、“红学”等等学科可以与它在政治生活中比项的。

　　目前我们对台研究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陈孔立教授在他的《导论》中，引用阎学通教授对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状况发表的感言，阎说：“如何提高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呢？我自己认为，出现低水平重复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多数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员缺乏研究方法的专业训练，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自发性的简单归纳法，对科学研究方法知之甚少，无法运用科学研究方法，也不能创造新的研究方法。……因此我认为，要使我国国际关系研究赶上美国，就必须提高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的能力”。陈说：“上述情况与大陆研究台湾的现状基本相似”（《导论》P198）。可以说美国、日本、台湾琢磨我们远远超过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台湾更是确立台湾学来凝聚主体意识及对抗大陆的同化。

　　陈孔立教授在他著作中举了一个例子。二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订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美国比较瞭解，政策也比较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接管。但对日本，美国不太瞭解，当时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二是假如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写了《菊与刀》一着，从日本国民性格、日本文化特征、心理特征得出结论：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原有行政机构。事实的发展同《菊与刀》作者预料和建议一样。陈孔立教授以此证明对台研究决不仅仅是情况研究，应该是涵盖多学科的一门科学。

　　陈孔立教授提出我们对台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以己度人”及缺乏学术性，仅仅将对台研究作为宣传工具，总是环绕台湾选举跟在他们后面点票，他急切地呼吁：“我们向社会提供有关台湾的科学的研究成果，首先要有学术性，要提出尽可能正确的事实、深一层的认识与思考，以及认识有关问题的途径”（《导论》P76），而作为学术研究，“理论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没有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就缺乏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研究水平就无法提高”（《导论》P93）。事实证明，“没有理论创新，只能墨守成规，在已有的知识体系中打转，就难以深入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研究就难有新的冲破，或是陷入低水平的重复”（《导论》P93）。确实如此，我们统一进程中出现的反复与对台工作中出现的被动，盖与缺乏足够的理论有关，致使我们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进退失据。

　　提出“台湾学”的概念，确实不是几个腐儒无病呻吟，或故意哄抬，更不是时下的浮夸操作，它确实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陈孔立教授认为，“台湾学”首先应该是讲求“学术性”，不应是政治的附庸，它不是政策的注释者，它应该按照学术规律对事物作出科学的学术判断，“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讲前人没有讲过的话”（《导论》P27），“研究者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看法，如果他们看法与上级领导完全一致，那就不能算是研究者”（《导论》P48）。政治家可以逥避某些敏感问题，而“研究者必须冷静地客观地面对问题，要敢于说真话，即‘对权力说真话’，根据自己的研究提醒政治人物，让他们注意人们尚未注意理论问题”（《导论》P50）。当然对台湾这样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研究，作为学者也应“考虑自己的言论的学术价值和客观效果”（《导论》P48）以及社会影响。不能一味标新立异，不能语不惊人死不休。而社会应该养成积极参与和善于创新的风气，学者就是学者，学者应该是裁判员，不是守门员，更不能代替政府官员，学者要忠于学术，客观为社会提供科学思维，供政治人物在决策时汲取新思维，要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可是当前“在对台研究中，当有人提出与众不同的新见解时，有些人往往不是从学术角度，而是从政治角度在背后议论，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导论》P28），所以我们更应呼唤把对台研究当成一门科学来研究。

　　为此，陈孔立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台湾学研究的五项原则：（一）要重视两岸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台湾”；（二）要站在全国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观察台湾，要尊重台湾民众的利益和意愿；（三）要有同胞的情谊，平等和尊重台湾同胞，采取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四）要有科学精神，也要有人文精神，要求同存异，兼容并蓄；（五）要有系统观点，从岛内、大陆、国际三大因素互动中去观察台湾问题，并对研究人员的素养、研究者的角色，分别作了阐述，是一切从事统一大业和对台研究工作人员必读的一部入门之着。

　　三

　　陈孔立教授从事对台研究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他潜心研究了台湾的历史、两岸关系及台湾政治、民众心态，阅读了这时期的一切重要著作与文献，并对两岸诸多重大事件、人物和争议，在分析了各家观点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有着相当扎实的基础研究功底。因此他论台湾学时，情况瞭如指掌，分析透彻，在他三百六十页的著作中，注引就近三百六十多处，做到言之有据。

　　他认为台湾学即使狭义地讲，也应该起码包括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对外关系等领域，广义而言，则应涵盖历史地理、语言风俗、哲学宗教、人文民族等方面，在这部《导论》中，他将他擅长的台湾历史、两岸关系、台湾政治、民众心态作了深入分析，对这四方面作了“研究方法与模式”阐述，这些阐述可以讲是有理论、有分析、有案例、有很高的学术内涵，填补了对台研究的一大块空白。特别他引用了大量来自对台研究与两岸关系中的实例，让人不光被他的立论也被他的论据所折服，这是独具匠心的。这部著作的每一部分都可以独立给予书评，尤其理论结合实际，所以这部著作客观地也是对二十多年来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的方方面面，一并加以了总结，其持论客观，不留情面，真是做到他自己提出的“学术研究需要实事求是、需要公正客观、需要独到见解、需要讲真话”（《导论》P13）。陈孔立教授是他的倡言模范的执行者，同时也符合今天提倡创新社会的宗旨。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创新，尤其是理论创新。

　　在这部《导论》中，陈孔立教授力图对迄今为止的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中重大问题作出一个公正客观论述，对他这样一个七十五、六岁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还复有何求？我想，这大概是一种责任，是他对祖国对两岸同胞的无限眷情。他大有太史公直笔之风，敢于褒贬，从而留下了一段又一段精采的文字。如：“许多文章在讨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时，多是从历史上说明两岸的共同点，有共同文化、共同习俗、共同信仰，又是妈祖，又是保生大帝，或是寻根、祭祖等等，认为只要强调‘同’，而不讲‘异’，就足以证明：‘中国意识是台湾社会意识的主流’、‘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毫无两样’，这完全是脱离当前的台湾实际，不能说明任何现实问题。所以，台湾学者看了此类文章以后表示：‘作者似乎还生活在一百年前’”（《导论》P94）。又如：“台独势力的存在已经是现实，我们的批判、斗争并不能把它消灭，关键它在台湾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要缩小台独的影响力，就必须从根本上削弱它的社会基础”（《导论》P267）。有些人为了证明“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于是出现了“说得愈古愈好的倾向”（《导论》P116），同时他也指出台湾许多不实事求是不尊重历史的口号，这类铮铮之言，比比皆是。

　　陈孔立教授甚至提出了“文风”问题，竟直接点名指出《台湾祸福》作者是“明目张胆地把1948年上海出版的江慕云所着《为台湾说话》，整整抄了100页，该书还钞袭其他作者的论著，剽窃者往往不指明出处，更不提作者的姓名”（《导论》P89）。他更指出×××（我且将其姓名隐去）《台湾能独立吗》和××（也隐去姓名）《台独研究论集》，互相钞袭，互不注出处，甚至一页一页地揭示了钞袭内容，同时指出“该书还大量钞袭台湾报刊的言论与报导”，“公然抄了李登辉的言论，长达20多页”，“该书有许多错误，如……”（《导论》P89），等等。真是顶真得耿直得可以了。

　　陈孔立教授对台湾问题作了这么深的研究，著作等身，但他始终不肯承认是对台的“智库”或“智囊”，他坚持以独立的学术人格参与对台研究，我经常能听到他的谔谔之言，实在是我的榜样。《导论》出版后，我于去年春节前就收到他的惠赠，我展读再三，爱不释手，想写篇书评，竟被躭搁了一年，内心十分不安，直到今年春节，我关门闭客，重读大着，成书评一篇，不知理解是否得当。《导论》没能在大陆出版，不胜遗憾，当然按时下制度，这样一本书审查起码二三年，这实在是自我设限，我期望能早日读到国内版。我也郑重地向我的同行们推荐这本《导论》，从而与陈孔立教授一起，为建立一门“台湾学”补充更多更好的意见，将我们的对台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祖国的最终统一贡献绵薄之力。

　　

　　（写于2006年2月9日，发表于香港《中国评论》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