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在经历“三合一”选举惨败后，闭门良久，苦思对策。这让有些人以为陈水扁吓得六神无主了，跛脚了，成了缩头乌龟了，更有人认为民进党溃不成军了，国民党定能夺回政权了，于是有些人盲目乐观起来了。

　　经过一段冗长的沉默后，陈水扁抛出了“元旦文告”和“春节讲话”，采取了新的主动进攻。他忽然大谈“台湾主体意识”，说要推行“台湾主体意识路线”，接着提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及“自下而上的宪改”，又以“国家认同”为由提出废除“国统会”与“国统纲领”，为两岸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他公然背弃“四不一没有”的承诺，让世界跌落了一地眼镜，“急独”为他鼓掌，民进党也不得不为他“背书”，在野党在他的“台湾主体意识”幌子下，竟也没有反制的能力，连美国也无奈于他，使他暂时摆脱了危机。

　　陈水扁的一系列动作，是不是仅仅为了摆脱“三合一”选举后的危机，如果我们仅仅这样看待他，未免太轻视了他的企图。尤其他大打“台湾主体意识”牌——这个我们不熟悉的新概念，又意欲为何？因此，我们应加强对“台湾主体意识”的研究和引导，这是新时期对台斗争的新特点和新需要。

　　一、陈水扁为什么要祭出“台湾主体意识论”

　　陈水扁在“元旦文告”到“春节讲话”，以相当的篇幅强调了“台湾主体意识论”，并把这种意识上升到他未来将要贯彻的一条“路线”，这不是他心血来潮的随意胡诌，而确实是精心炮制了一条新路线，来取代原有的“台独路线”，企图制造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来重新掌控台湾的舆论权。

　　“台湾主体意识”是李登辉执政的十二年期间，精心制造的一种新的“台湾意识”，陈水扁执政后又继续加以锻造，核心是塑造一个台湾的“国族观”。它的基调是：凡生活在台湾、认同台湾的人都是新台湾人，新台湾人是台湾的主人，台湾是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台湾的利益与命运应该由2300万新台湾人决定。这样的论述，较“台独路线”更有市场，几乎80%以上台湾民众赞成这样的论述。

　　2004年始，李登辉组织“激独分子”开始撰写系列“愿景·台湾”丛书，来“提升台湾的主体意识，确立对台湾国家的认同”，为“台独”制造理论。其中关键的一本书叫《台湾主体性的建构》，由李永炽、李乔、庄万春、郭生玉撰写，他们胡诌拼凑出一套“理论”，说400年来，台湾一直被外来人主宰，“没有自我存在的主体性”，直到“终止戡乱后，台湾已明确地脱离中国内战体制，已经不再是‘国共内战’的一环”，台湾开始“切离中国，独自走自己主体之路”，“台湾意识逐渐取代中国意识，成为台湾民意的主流”，“台湾要主体化、一体化，必须‘去外来化’”（李永炽：《台湾主体性的建构》2004年出版。）。李登辉倡导的“心灵改革”、“新台湾人”、“生命共同体”等，就是要台湾人从心灵到精神，从中国意识转换成“台湾意识”，获得所谓“近代个人主体”，形成在台湾岛内居住的所有台湾居民对台湾的自我认同，然后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形成以台湾为中心的国家认同。1990年后，台湾经过政权的“本土化”、制度的“民主化”，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大陆的新制度与新政权，人民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台湾主体意识”就是从这时候萌发起来的。

　　这个“理论”较激进的“台独理论”更具逻辑性与欺骗性，它从历史、地理、文学、社会、政治各方面来论述台湾主体性形成“必然趋势”，它承认台湾人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一直是外来政权的附庸（包括中国大陆的郑氏、满清、蒋氏的统治），“台湾自古以来，没有自己的国家，更没有自己国家的传统”，登岛的人皆冒“六死、三留、一回头”的艰险，“成为无国的岛民”。因此“台湾的土地，就成台湾人的共同生命”。所以，“唯有台湾人不分早到晚到，不分族群、外省和本省，人人心中有台湾，对台湾有强烈的认同感，国内的族群对立，统独纷争纔可消除，也才能凝聚‘台湾生命共同体’的情感，团结一致保卫台湾的安全，为台湾永续发展而付出”。（李永炽：《台湾主体性的建构》2004年出版。）这“理论”较早先“台独”制造的“台湾自古不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一部分”等极端“理论”，有更大的空间，更容易被多数人认同，在野党也没有反制的理论，所以更具危险性。

　　陈水扁在“元旦文告”与“春节讲话”中，就是根据以上“逻辑”宣传“台湾主体意识路线”，他逥避了民生问题与经济问题，逥避了系列弊案的责任，逥避了民进党对他独揽大权实行一言堂的批评，却大谈“台湾意象”与“台湾精神”，称“过去被外来政权视为禁忌的‘台湾意识’逐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在人民的心中茁壮，以台湾为中心的主体意识摆脱了历史的窠臼与政治的教条，发源于2300万人民对自我的认同、土地的情感，以及命运与共的体验”，“台湾是我们的国家，土地面积36000平方公里，台湾的主权属于2300万人民，并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台湾人民才有权决定”，“台湾主体意识路线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路线”。（以上引文均摘自陈水扁：2006年《元旦文告》与《春节讲话》。）

　　陈水扁遁迹良久，忽然拿出“台湾主体意识论”上阵，他意欲为何？我认为他起码有十大企图：1.扩大支持率。他知道“台独”路线的支持率仅二、三成，而“台湾主体意识论”则高达八、九成支持率；2.让台湾民众认同台湾。祭出“台湾主体意识论”，有助于改变岛内认同混乱，使多数人认同台湾，从而孤立认同中国的势力；3.强化台湾是个事实独立的国家概念；4.凸显台湾前途应由台湾民众自行决定的意识；5.为“废统”找到理论根据。“国统会”与“国统纲领”存在，意味台湾的未来只能走统一的道路，不符合“台湾主体意识”，因此应该“废统”；6.为“公投制宪”铺平道路。“公投”、“修宪”、催生“新宪”，皆与“台湾主体意识”精神相合；7.夺回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反制我《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后的主动局面；8.重控岛内言语权；9.为2008年大选铺平道路，反制马英九的人气；10.迎合激独分子主张，争取“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支持。

　　由此可见，陈水扁在上一回合与我们较量失败后，开始用“台湾主体意识路线”向我们发起新一轮攻击，他用“台湾主体意识”取代以往“本省与外省”、“爱台与卖台”陈旧论述，企图挟广大台湾民众为人质与大陆摊牌，使他不至于“跛脚”，也可以转移视线，摆脱危机，在置中国于死地的战略中而使扁生。这将是今后两岸关系较量中呈现的一种新特点，对此我们不能不有所警觉。

　　二、台湾意识-“台独意识”-“台湾主体意识”的成因与异同

　　“台湾主体意识”这一概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混合物，它形成的时间并不长，“台独”分子自称只是从1990年李登辉上台到陈水扁执政这十七、八年间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它与“台湾意识”有所不同，与“台独意识”又有所区别。这里我们首先特别要注意历史因素对它的影响。

　　陈孔立教授在他的《台湾学导论》著作中详细分析了台湾历史对今日台湾的政治影响，也细致分析了历史因素对台湾民众心态的影响，这两个问题是我们长期忽视的问题。陈孔立说，台湾历史有几个有别于中国大陆的特点——它是一个移民社会，与祖国大陆比是一个开发比较晚的地区；它曾成为荷兰与日本殖民地，多次被迫与祖国分离；近几十年实行着与大陆有别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它是一个海岛，因此具有海洋文化性格；它的政权变动频繁，它形成了多元文化；近年来走向了本土化道路……等等。

　　台湾历史的特殊性，也形成了台湾民众特殊的“集体记忆”，当然其中也有人趁机伪造的部分“历史记忆”，所有这些记忆造就了台湾民众特殊的心态。陈孔立教授将这些心态概括为——1.悲情心态。如“亚细亚孤儿”、“二等公民”、“祖祖辈辈受外人欺侮”等；2.出头天心态。如“要当家作主”、“要独立”等；3.台湾人优秀心态。如“台湾比中国大陆早国际化”、“台湾比大陆进步”、“台湾是新兴民族”、“台湾比大陆富强”、“台湾比中国民主和自由”等；4.小国寡民心态。如“台湾可以独立自产，不必受制于人”、有“自卑感”与“自大感”等；5.对中国的“亲切感”与“疏离感”。如“自认为是唐山人”、“祖国不要我们了，我怎么能再自称中国人”等；6.对日本、美国的复杂心态。如对日本统治的“对抗性”，又对日本统治比当时大陆进步的“亲近感”，以及对美国的“亲近感”及“疏离感”等；7.复杂的统独心态；8.分歧的“认同意识”等等。

　　台湾民众这样特殊的经历与心态，形成了“台湾意识”，这种意识，首先是日据时代反抗日本高压统治，以后是威权时代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前者是表达“台湾不是日本的台湾”的正当诉求，后者是反对“外省人”对台湾“本省人”的“专制统治”。因此“台湾意识”可以概括为——“有传统乡土的‘台湾意识’，有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意识’，有自觉无依无靠的‘台湾意识’，有以怨怼恐惧为出发点的‘台湾意识’，有追求当家作主的‘台湾意识’”。（李秘：《“台湾意识”论析》，《东亚丛书之九——勇于执守》第160页，2005年12月。）正如宋楚瑜所说，“台湾意识是长期历史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一种认同台湾人跟土地的情感”。而李登辉与陈水扁却将“台湾意识”和“出头天意识”引向了“台独意识”，他们强调“台湾优先”，“台湾是一生命共同体”，“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台湾命运应由2300万台湾人决定”，将“台湾意识”转变成一种“去中国化的意识”。然而公然支持“台独”的人毕竟有限，于是他们又把这一切提升为“台湾主体意识”，要它变成全体台湾人的意识，甚至要变成一条必须走的“路线”。这是将台湾民众绑到“去中国化”的“台独”列车上，驰向危险的深渊。

　　“台湾主体意识”在今日台湾认同率的确比较高，陈水扁宣布“终统”，民众的反对率始终在50%以上，而对他提出的“台湾前途应有台湾2300万人民来决定”的“台湾主体意识论”的支持率，却较二月份上升近一成，达81%，（《66%民众主张维持现实》， 台湾《中央日报》2006年3月6日。）因此陈水扁将这作为新的“神主牌”。形成这现象，有李登辉与陈水扁执政后，精心地将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加以塑造，又从教育、文化、历史各个方面篡改史实，炮制历史记忆，经过十六、七年熏陶，给予了台湾民众一个新的“国族观”。这个“国族观”就是陈水扁“元旦文告”所宣称的“台湾是我们的国家，土地面积36000平方公里，台湾主权属于2300万人民，并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台湾人民才有权决定”。他这样的话台湾民众之所以不反对，并不是台湾民众支持“一边一国论”或“一中一台论”，也并不是都支持“台独”，而认为这是对两岸现实的某种客观表述。今日台湾，人们动辄将台湾称为“国家”，如回台湾是“回国”去，离台湾是“出国”去，有意无意地产生了台湾事实上是个“国家”的国家观念，这也反映了台湾民众对自己拥有一个正当身份的渴求，至少在统一前，台湾的政治地位是什么，台湾民众的身份权利是什么，他们始终要讨一个说法，防止糊里糊涂地被“统一”了，他们将这种不明不白的“统一”视为“吞并”。

　　陈水扁正是利用这样的民意，称提出“废统”或“终统”是符合台湾民意。今日台湾，连马英九也承认“台独”与“统一”都是台湾民众的选项，那么“国统会”与“国统纲领”就是限制了人民的自由选择，结论自然是“国统会”应废。而进一步“修宪”与“制宪”，也被渲染成是台湾民众的神圣权力，应该交人民公投决定，催生一部“合时合身合用的新宪”，也是代表了“台湾主体意识”，谁反对就是反民意。陈水扁就是准备拿了“台湾主体意识论”，向2008年大选挺进，企图以此重新掌握台湾的言语权与主导权。而在野党虽然成功地破了他“爱台-卖台”论，但在“台湾主体意识论”前却无力反制。马英九虽有炮制新“台湾论述”的打算，企图建立有别于民进党的新论述，但至今没能形成自己的政纲，也曾提出过“先连接台湾，再连接中国”论述，但仍不能给迷途中的台湾民众一个新方向，因此只能在陈水扁制定的游戏规则中“随扁起舞”，有时则是“拿香跟了拜”。台湾民众非常无奈地在不知不觉中被陈水扁带往“台独”的深渊，他们并不清楚“废统”是废了“一个中国”的基础，“公投制宪”是“法理台独”，是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基础破坏殆尽，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将丧失，将迫使大陆武力平叛。他们更不知“台独”将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机遇丧失，也是将台湾民众真正的扬眉吐气机会丧失，台湾民众将从一种“悲情”走向另一种“悲情”，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三、应将“台湾主体意识”包容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大业中去

　　台湾民众特殊的历史遭遇，加上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十八年来推行的“本土化”与“民主化”运动，由“本土化”而“去中国化”，由“民主化”而“民粹化”，确实让台湾民众有了当家作主感，甚至沉浸于“当家作主”后的狂热之中，这种狂热让不少人分不清是非界线，以为台湾人有权向大陆说不了，而对这种后果考虑甚少，他们尚未意识到政治人物刻意制造“统独”、“族群”、“省籍”、“台湾意识”、“台湾主体意识”是为骗取选票，台湾民众只是被他们从一种“悲情”被误导到另一种“悲情”。台湾民众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是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中国，大陆是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大陆，台湾也是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台湾，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两岸13亿人民共同决定”。而不是陈水扁所说的“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台湾的前途与命运应由2300万台湾人决定”，这是违反常理的，也是违反国际起码准则的，这对13亿大陆骨肉同胞是很不公平的，必然会遭到反对的。一个在十六、七年中编织起的“台湾主体意识”，要改变台湾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要改变世界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是狂妄与危险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而当前两岸关系的危险在于，今日台湾李登辉、陈水扁之流仍有幡弄意识形态的空间，尽管李登辉与陈水扁的光环已大大暗淡，已不是当年被半数以上人推崇的“民主之父”和“台湾之子”，他们的人品与政治操守都很丢人，支持率从最高时的70%以上降到了10%之多，但他们用“台湾主体意识”推动“公投制宪”，他们鼓动对抗中国，仍有市场，这个历史时期是两岸危险高发期。台湾民众最终觉醒尚未形成，两岸关系仍有失控危险。但我们不能因为有危险，就去声讨台湾同胞，去雠视台湾同胞，去站到他们对立面去。应该看到他们是受害者，也是未来终止危机的主体，我们仍要寄希望于他们。但这不是消极的冀望，而是要积极地去转变他们的认同，帮助他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用我们更美好的行动与现实去促使他们觉醒。

　　台湾是一个选举社会，一切都是为了权力，一切都是为了选举，这是政治人物的首要任务，为了选票，政客刻意利用“历史”、“悲情”、“主体意识”、“统独”去争取选民支持，每一次选举都利用民族主义去挑动支持者情绪，结果让台湾社会分裂及族群对立，“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党之间、政治人物与政治人物之间信心机制完全崩溃，台湾也就失去了向心力”，“台湾的政治人物与媒体只关心内部的权力分配，却不关心整个国际、亚太地区的形势变化”，无论蓝緑他们只关心权力分配问题，“都没有为国家的未来展望有哪些明确而具前瞻性的思考，没有未来，当然也没有希望”。（胡忠信：《新台湾文化》，2005年出版。）台湾政治评论家胡忠信说：今日“台湾的政治人物有三个非常致命的弱点：第一，没有学习怎么解决纷争；第二，他们忘了在国家利益为前提之下，应该学习如何达成共识；第三，忘了自己所扮演的典范作用”，（胡忠信：《新台湾文化》，2005年出版。）于是人民成了他们的牺牲品。正如国民党发言人郑丽文所说：陈水扁“永远只是为了成就他自己，永远都是‘牺牲大我，完成小我’”。陈水扁口中的“台湾主体意识”、“公投制宪”……无不是为了他自己，目的是转移矛盾，制造混乱，乱中获利。今天的台湾正如岛内学者所言：是一个漂流的不知漂向何方的、没有核心价值的社会。

　　对台湾同胞今日的处境，对台湾同胞的“历史情结”、“悲情意识”、“台湾主体意识”，我们应予同情与理解。胡锦涛主席告诫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尊重他们、信赖他们，幷且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千方百计照顾和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要化解台湾同胞的这种意识，任何粗暴的言语与行动，显然都无济于事，只会火上浇油，而是要加以耐心引导。台湾的历史与政治现实，造就了“台湾主体意识”，大陆的历史与政治现实，造就了大陆的“民族主义”，形成了以中国现代化为中心的民族振兴运动，两岸不同遭遇形成的不同意识，但这两种身份意识并不是絶对对立的，而是应该互相尊重与包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台湾的一个振兴机遇，要设法让两岸同胞在共同发展的进程中形成新的共同记忆，造就新的认知。要让广大台湾同胞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感受到巨大的益处，逐步改变以台湾为中心的心理，将视野与利益融入到大中华的振兴之中。

　　今日台湾没有一个正确的核心价值，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甚至没有信心，也没有希望，只有一部人却怀着莫名的狂热，以对抗祖国为荣，但他们中有不少人的狂热也开始冷却。至于台湾与大陆应该怎么坦诚面对过去与未来，怎么构建共同命运创造共同语言，怎么去共同构建一个生死与共的生命共同体，怎么去塑造一个平等互利的健康的两岸关系，怎么以更大的胸怀去相互包容，怎么去共建一个更大更高的共同的核心价值……这些问题远远没有被重视，也没有加以研究与交流，甚至都没有好好想一想。人们误以为两岸关系就是一个统独关系，就是“一个中国”与“一中一台”之争，就是无休无止的口水战，其实这是一个浅薄的误解，两岸关系是两岸相互融合及命运再造的关系，是一个谁也不吃掉谁的关系。

　　对中国大陆而言，台湾问题我们几乎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还没有一套非常成熟与周密的方案，也缺乏相应的理论与规划，但这几年我们逐步有了基本思路，这就是“平等协商、共同发展、共议统一、共同缔造”，最近又有人提出两岸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共同体”，两岸应建立“共同市场”等，这些都是弥足珍贵，都是可喜的进步。两岸中国人都应走出历史的悲情，都应舍弃陈旧的统独观，重新从中国的未来出发来塑造一个两岸的共同的核心价值，塑造新一代中国人（当然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宏大的视野，我们不仅要讲求国家认同，也要讲求价值认同，我们要勇敢走出自我认同的误区，去接受对方欣赏对方，抚平历史创伤走出悲情，建立起新的认同观。两岸没有也不应有根本的冲突，两岸关系的核心不是统独问题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命运与前途问题，“台湾主体意识论”不应该成为两岸的一个障碍，我们不应该再被陈水扁之流玩弄，更不应“随扁起舞”。

　　要建立新的认同观和价值观，就要遵循胡锦涛的“四点意见”，即：既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又要有发展两岸关系的新思维；既要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又要有两手准备，使一切染指中国的分裂势力不敢冒险；既要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又要尽最大努力去做一切有利于两岸关系的事；既要有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又要去塑造两岸新的价值观和认同观。让广大台湾同胞从两岸交流及“三通”中，在合作与发展中，逐步树立以做中国人为荣，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傲，从中得到新的安身立命的归宿。将“台湾主体意识”包容到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的壮丽进程中去，让他们感受到祖国大陆是真正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与祖国大陆共同发展是台湾的真正出路，创造一个繁荣民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使命，让他们明白以“台湾主体意识”对抗祖国大陆是可悲的是没有出路的。台湾的一切不幸遭遇，祖国大陆的一切不幸，都是旧制度旧政府造成的，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相互指责与对抗，继续成为旧制度和旧政府的殉葬者，我们都要走出过去，走出悲情，共同去创造我们新的未来，把握历史给予我们难得的机遇——去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

　　从这思路出发，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思考和新的举措，在此我仅仅抛砖引玉！

　　（写于2006年3月9日，发表于香港《中国评论》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