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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现象背后的制度与价值观反思
台湾民进党原主席施明德带领台湾百万民众掀起了第三波“倒扁”风潮,台湾的另一个“民主运动捍卫者”龙应台女士表示她不会向施明德捐出一百元。她说,问题不在要不要“这个威望不到膝盖高的‘总统’”下台,而是应该追究台湾怎么会“培养了他这种人物,而且容许他苟延残喘的整套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人民自己脑里的文化思维。”(龙应台:《我怎么上“陈水扁”这一课》,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8月24日。)我不想评论龙应台这样做对不对,但我认为她提出了一个极其严肃和深层的问题,而且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民进党从1986年诞生,到2006年百万民众一波又一波的“罢扁”,民进党为什么会迅速发展成长、壮大,以至2000年登上执政舞台;但又为什么会迅速没落,今日民进党支持率仅达18.1%,而陈水扁支持率仅达18.3%,有54%民众认为陈水扁应该下台,有45.5%民众支持倒扁,有68%民众支持施明德倒扁,但为什么有59.2%民众认为倒扁难以成功……。(台湾《中国时报》民调,2006年8月18日。)是谁培养了容许陈水扁苟延残喘的体制以及今日台湾民众的思维?这比一味要这不要脸的“总统”下台以一图痛快更为重要。这是两岸都无法逥避和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任何幸灾乐祸与盲目乐观或悲观,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为台湾病体找到发病的原因。
一、一个背弃初衷而迅速堕落为名生利死的利益党
民进党在国民党威权时代,作为体制外反对专制独裁,反对贪渎腐败,追求民主进步,要求改革开放,要求台湾人当家作主,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抗争坐牢,它无论如何曾激动过当年民众,博得过民众同情,尽管它是一个街头党,尽管它非常草莽,尽管它的“台独”主张并非让多数人支持,但它给过台湾人民的一个希望,因此它能于2000年击败拥有二百万党员、一百年党龄的国民党,被台湾民众视为“变天”,被西方社会视为民主的成功范例——一次和平的政党轮替,民进党许诺将组成全民政府,将走中间路线,人民无不企盼,民进党人也踌躇满怀地说:“执政二十年无敌手!”
而登上执政舞台的民进党,却没有中间路线、没有全民政府、没有政绩、没有改革、没有进步、没有民主,甚至没有反黑金、没有兑现执政前的一切许诺,反而迅速黑金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益党。民进党党员与支持者,除了“依附、禁声、犬儒和伪善,对核心价值的沉沦一直只有看着、包容着、体谅着。”(顾家锦:《本土民主主义者的提问》,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6月19日。)它2004年就该下台了,所有民调反映它的支持度远远落后于“泛蓝阵营”,而陈水扁依靠“两颗子弹”继续执政,民进党人为了保住权力向魔鬼妥协了。于是陈水扁一伙变本加厉贪渎腐败,从陈水扁身边人到外戚赵建铭一家到夫人吴淑珍到陈水扁本人,“明也贪、暗也贪、大也贪、小也贪”,“总统府”成了贪污中心,完全到了不知廉耻程度。各种弊案纷纷被揭发,如:高捷案、台开案、二次金改案,秃鹰案……多达数十个。(台湾《联合报》社论,2006年8月1日。)而整个民进党竟不敢反对,一味为扁护航,彼此堕落为一个“共犯结构”,完全背弃了初衷,背叛了人民,只是成了这“利益集团”的一个维护者,丧失了灵魂。在今日民进党眼里,“只有权力逻辑”,而没有伦理与价值,“民进党目前也正以出卖自己灵魂,来固守自己最后的权力版图。”(社论:《民进党所摧毁的其实是自己的精神资产》,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8月26日。)
民进党执政后,陈水扁大权独揽,完全无视现行宪政体制——双首长制,短短六年,更换“行政院长”五次,而陈水扁一家又让民进党深陷风暴之中。但民进党依然没有反省也不敢反抗,百万人倒扁而民进党依然要护扁保扁,民进党为什么心甘堕落?这是一个很难讲通的现象,但台湾《新新闻》1012期杨照《派系解散,恶斗开始》一文很好解释了这现象,杨照说:民进党执政后,“陈水扁挟持了从未想像过的这么庞大的执政资源,”从而“快速驯服了民进党,把民进党绑在了自己身后,成为对他无条件支持的后盾”,而“在民进党‘陈水扁化’过程中,大部分派系都屈服于陈水扁威胁利诱双管之下”。李雪莉也有过同样论述,她说:“民进党的变调、肇因权力”,2000年民进党胜选后,“陈水扁向在场人士透露,‘总统有五千多个位子可运用’,权力带来了许多的喜悦。”(李雪莉:《谁杀了民进党》,台湾《天下》杂志2006年6月25日。)利益使民进党人与民进党成了利益的奴仆,使这个党变成了一个利益党,无怪稍正直一点的老民进党人,稍有一点原有理念的老民进党人,从朱高正、施明德、林正杰、陈文茜、许信良、郑丽文、林义雄……都纷纷离开民进党,执政后的民进党对他们来讲变得如此陌生了。一个政党执政后犯一些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有反省机制,仍会有活力,但要是弃了理念与核心价值,则万劫不覆了。
说到底,所有的大道理与崇高理念,在执政后的民进党眼里变得如此渺小,民进党对清廉、民主、人权、法治根本没有信仰,自己人的利益才是核心价值,真正的追求目标只剩下一个,即“我们自己人掌权”,一切为了“继续保住江山,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弊案连连也要死命辩,哪需要谈什么最高或最低道德标准。”(社论:《民进党的危机与风暴才刚开始》,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8月16日。)至此,民进党不要说作为一个执政党是不及格的,连作为一个政党也是不及格的。为了保住权位,民进党的府院党使尽浑身解数,这个团队的前锋负责“谩骂、指责、硬拗”,它的中场负责宣传“絶不下台,有问题去问别人”,它的后卫负责“悲情、懊悔但再给机会”,它的啦啦队负责宣传“什么都没错,什么统统对。”(台湾《新新闻》2006年8月期,第16-17页。)至于什么公义、道德、廉耻……统统都弃之不顾了。由此看来,民进党根本不具有真正的先进性而始终带有太多小农的草根意识,只是在台湾这特殊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强烈的本土与民主的呼唤,给了民进党一个机会。这种所谓的“政党轮替”带有太多的局限性,民主意识太少,进步动力太弱,充其量是一场“农民运动”,而一旦到了京城,依然当皇帝和鱼肉人民。民进党成立至今不到二十年,从一个追求民主和进步的党演变成了一个不讲民主不讲进步的党,这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悲剧,是形成台湾乱局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也是造就陈水扁的原因。
二、恶质的选举制度操弄了族群矛盾和制造了统独对决,让台湾陷入意识形态斗争的泥潭之中
当利益来自权力,权力来自选票,这样的观念与制度一旦确立,台湾便陷入以选举为中心的政治生态,整个社会便环绕了选举走。民进党成了选举机器,陈水扁成了选举怪兽,为了胜选,他们研究了怎么煽情,怎么制造选举议题,怎么抹黑抹红……。民进党前副秘书长钟佳滨说:“1996年后,民进党已经把大部分的力气放在如何经营选举,如何取得政权上,最高决策机关中常会里,少有政策辩论,只剩下初选与提名制度的修改。”(李雪莉:《谁杀了民进党》,台湾《天下》杂志2006年6月25日。)最后他们发现最有效最廉价的选举工具——就是操弄族群矛盾和制造统独对决,就是幡弄意识形态将台湾变成蓝緑两种颜色,緑的代表本土代表爱台,蓝的代表外来代表不爱台,将“台独”美化为爱台,将统一丑化为卖台。于是陈水扁与民进党不断制造族群矛盾和社会对立,不断毒化两岸关系,“因为它相信自己所属的主流族群的票源占人口多数,只要族群继续雠视,民进党就能因为本土选票的同雠敌忾而胜利。此外,民进党已没有信心以其他方式得到多数支持。因此,一面不断戮刺着历史伤痕,一面在社会切割出更多道伤口,吸吮着台湾的血液维生。”(台湾《中国时报》社论,2006年8月16日。)
为了选票,陈水扁与民进党需要制造雠恨,需要制造危机,需要制造斗争,他们的逻辑是越独越爱台湾,他们用这逻辑刺激大陆作出反弹,而每次反弹又成了他们巩固基本盘、压制内部矛盾的口实,从而使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以意识形态治台左右了台湾政局时,当这种意识形态盖过一切的时候,当民粹主义主导一切的时候,台湾社会与人民就没有民族、民权、民生而言了。
出现这样一种状况,错误不在于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运动,而在于陈水扁与李登辉将民主化变成了“民粹化”。将本土化变成了“去中国化”。也许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来得太快了,而且成了陈水扁与民进党的专利,他们垄断了对“民主化与本土化”的解释权。今天人们开始意识到“台湾是民主的暴发户,拥有民主但不懂民主”,“社会与政府看似在民主的机制下产生,但是实际上全是由一群物性(易于驱使、激化、利用)的人所制造的政府。”(黄文奇:《人民力量拨乱反正》,台湾《联合报》2006年8月21日。)“本土化”——“本土政权”成了掩饰一切贪腐堕落的盾牌,而“民主化”成了一个贪渎政权无法无天的护身符。“台湾虽然已经有了选举民主,但是追求政治与社会正义的公民文化却仍十分浅薄。”(陈宜中:《龙应台回答不了的问题》,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8月2日。)“民主政治的真义,絶不是‘统治者无论如何贪腐不义,等到下次选举再说’,亦絶不是‘不能容忍总统府前交通瘫痪,但可以忍受严重贪腐不义的政权’”。(台湾《联合报》社论,2006年8月26日。)台湾民众有了选举权是好事,选票固然可以表达民主,但选上了不管如何烂,也应该让他舒舒服服做完,则是反映了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的不成熟。宪政民主的核心意义是统治者不得滥权,而非滥权者可以得到任期保障。
当选票成了政治人物最大的目标时,整个社会的政经关系也随之变化,首先是五花八门的政治献金正当化,其次是猖獗的黑金政治公开化,最后是政治人物与财团利益输送合法化。尤其是民进党执政后,与金主互动无法建立制度化运作机制,而是主要依赖于直接的个人关系互动,金主与大企业家要出入府院,能获得“緑顶商人”身份,能分得更多利益,则是必须设法巴结上府院的核心人物,通过他们与陈水扁建立起利益互输的政商关系,于是陈水扁身边的红人从陈哲男、马永成等——到外戚赵建铭到赵建铭一家——到陈水扁老婆吴淑珍,无一幸免地被金主们拖下水,他们从雁过拔毛到直接索取,无一不中饱私囊,一个一个成为巨贪,这些人固然贪婪,而这种政商机制使他们无一幸免落水,乃制度使然。
被台湾标榜自诩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委托管理政治,但这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种制度,事实证明,即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人物,并不一定会忠诚于选民,他们“利用权力谋取私利是一种小恶。”(高岩:《台独必然导致政治腐败》,香港《广角镜》总第407期,2006年8月。)希特勒也是民选产生的,他的罪恶不在敛财,而在于将德国人民引向战争。今天的台湾领导,为了选举,制造蓝緑对决,将“台独”赞美成“爱台”,这就“必然会挑动族群分裂、吸收政治黑金、收买美国政客、收买南美小国独裁者,从事国际军火内幕交易,大量涉及军火佣金案”,就必然会挑衅大陆,“来实现他们党派私利,台独政治最大的邪恶莫过于此,”(黄文奇:《人民力量拨乱反正》,台湾《联合报》2006年8月21日。)这才是大恶。正如民进党原主席许信良所言:“整个党逐渐变成台独意识的俘虏,比起台独,过去传统的价值都不再重要了,这才是问题所在。”台湾这种变味的民主,这种以统独为内涵的选举可以说是台湾一切乱源之根,从而衍生出今天的一切问题。
三、混乱的国家认同导致了行为与价值观的高度混乱
台湾自“戒严时代”结束后,李登辉与陈水扁极力将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加以营造,推行了一条“台独”路线,制造了蓝緑对决,致使台湾广大同胞对国家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出现瞭高度混乱。即便陈水扁一家涉及这么多弊案,蓝营要“罢免”陈水扁,陈水扁还可以动员族群感情来取代反省,以认同立场来压抑对民主理想的追求,用“颠覆本土政权”、“卖台”轻易将蓝营置于死地,因为蓝营不管反扁有多少理由,但它早被戴上了“不认同台湾”、是大陆“同路人”的帽子。认同成了台湾区别“敌我”的唯一标准,让台湾社会处于“认同恐怖”之中。
“台独”的死忠人物陈师孟说:国家认同重要,还是民主程序重要?当然是国家认同重要,美国公民也首先是认同美国,若认同俄罗斯与阿富汗的“塔利班”,则不会这是信念不同而宽贷,台湾同样不应姑息不认同台湾的人。(陈师孟:《剖视“倒扁”连续剧》,台湾《自由时报》2006年8月28日。)另一个“台独”阵营的陈丽菊说:台湾的“国家认同的冲突使得一个国家具有两组的政治领袖”,一个是本土派,一个是亲中派,亲中派以其多数优势,杯葛军购预算,又力图要求“三通直航”和“积极开放”,形成“多数暴力”,“戕害民主莫过于是”。(陈丽菊:《漂流的认同,脆弱的民主》,台湾《自由时报》2006年7月28日。)这两个人的理论很典型地反映了今日台湾的认同混乱。台湾本是中国一部分,台湾人本是中国人,但李登辉与陈水扁要改变这种认同,从而造成台湾在经历“本土化与民主化”后陷入了认同混乱,要不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要与中国保持一种什么关系,成了台湾民众的头等大事。而与这问题相比,民生问题、廉能问题皆不是问题,这样的社会岂能不出陈水扁这种人?又岂能不出让陈水扁能够苟延残喘的制度?!
这种混乱对“台独”党是十分有利的,使“贪腐政权”可以享受“本土政权”的专利,使“陈水扁等于台湾”,使“民进党等于本土”,于是“司法可以选择性办案、大法官可以不卓然独立、总统可以将要职与企业私相授受、修宪制宪正名可以作为政争工具……,‘本土’遂成了贪腐者扼杀‘民主’的凶器”,事实“民主应该成为检验‘台湾价值’与‘台湾认同’的必要标准,”(社论:《用完整的民主丰富台湾认同》,台湾《联合报》2006年8月28日。)而不是“认同”高于一切的“唯血统论”。
事实证明,在“假本土”与“假民主”拥护下,民进党从一个“使命政党”变成了一个“掮客政党”,使整个社会理念崩毁、价值虚无、族群分裂,究其罪魁,是利用“本土化”与“民主化”去实现“去中国化”之结果。
四、李登辉与陈水扁塑造的“台湾主体意识”给了台湾民众一个虚幻无望的“国族观”
陈水扁的支持率从登上执政舞台时的79%已下降到18%,民进党的支持率也从60%下降到了18%,有半数以上人认为陈水扁应该下台,中间选民几乎都赞成“倒扁”,台湾“总统府”前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耻”字。陈水扁如稍有尊严应羞愧而死,但他并无退意,因为他还拥有一定的支持者。泛緑的支持者并没有因为他的操守而解体,他们仍保持了35%的基本盘,而深緑的民众仍保持在15%左右,比起泛蓝的45%基本盘,泛緑略觉微弱与理亏,但比起5%左右的深蓝选民,深緑的声音要强烈得多,陈水扁仍可以躲在深緑选民的保护之下。今日台湾,大多数民众对陈水扁当局是不满的,但他们并没有对民进党炮制的“台湾论述”——“新台湾人”、“台湾生命共同体”、“台湾优先”、“台湾主体论述”、“台湾主体政权”、“一边一国论”、“正名制宪”……有所觉醒有所不满。连马英九对“本土论述”也很无奈,他虽然穿的是泛蓝的外衣,但他不得不常常表示自己心也是緑的,是决不会出卖台湾的,他会首先连接台湾的。民进党控制了台湾的言语权,控制了人们的文化思维,“爱台”、“卖台”仍是划分台湾是非的二元论。应该清醒认识到,台湾民众不满陈水扁不等于不满造就陈水扁的路线。从这一点讲,任何人没有权力讥笑民进党已溃不成军了,他们仍有土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台独”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更没有理由认为解决两岸关系快了。
面对三波“反扁”风潮,陈水扁虽度日如年,但他在民进党“全代会”上仍强调他决不会下台,未来两年他仍要以“坚持‘台湾主体意识’,落实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要完成“未竟事业”,他的支持者也发动一波又一波的“保扁护扁”运动,这些人的草根性与顽强性以及对“本土权政”的执着,较之温和的中产阶级,不知要强烈多少。台湾“百万人罢扁运动”,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最后演变成一场个别人“创意无穷”的“艺术秀”,这也是今日台湾中间选民与中产阶级实际状况的写照,任何人不能超越这样的现实。台湾的在野党也远远没有做好执政准备,他们还没有能力提出一个新的代表两岸民众共同利益的台湾论述,也无能力构建一个新型的两岸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势力不希望“本土政权”立刻垮台,而造成一个两岸构和的格局,从而使自己在台湾问题上失去控制权。因此陈水扁可以苟延残喘。
台湾这十八年来,在李登辉与陈水扁的精心策划下,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制造了一个新的“国族观”,这个“国族观”核心是——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台湾过去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天却是事实独立国家;台湾人大多数来自中国,但今天是新台湾人了;台湾文化也来自中国,但今天形成自己的本土文化了;台湾的制度过去也来自中国,但今天已是民主政体了;台湾的宪法也来自大陆,但今天台湾人要自己制宪了;台湾人有权公投了,台湾人的前途与命运将由自己决定,中国大陆无权干涉台湾内政……。这也就是李登辉与陈水扁炮制的“台湾主体意识论”,而在反扁浪潮中,李登辉虽也憎恶陈水扁,但他看到“本土政权”有可能因“倒扁”而受冲击,因此又提出了“从‘本土政权’到‘台湾主体政权’,从‘台湾人’到‘新时代台湾人’”,来巩固“台湾主体意识”。对李登辉鼓吹的这一套“主体论”,我们过去一直很不以为然,没有看到他正是满足了台湾民众渴求一个合理身份的诉求,他给了台湾民众一个虚幻的可怕的无望的“国族观”,而这种国家观、民族观与文化观,也造就了陈水扁这样的“本土政权”,造就了这么多的弊病。但今天多数台湾民众并不意识这一点,连“反扁”的龙应台也陷入困境,到底维护台湾现有宪政体制——她锺爱的“民主制度”重要,还是“反扁”重要,这个最有文化的“文化局长”竟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何况一般台湾民众呢!
龙应台是反对陈水扁的,但不愿捐给施明德一百元,这是对是错我不予置评,但她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台湾怎么会培养了陈水扁这样的人、怎么会造就这样的制度、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思维,这是值得两岸都去思考。我撰此文就想回答她,只要台湾有这样变味的民主观、变腔的本土观、变调的主体意识观,就会有权力至上、选举至上、意识形态至上,就会继续出陈水扁、继续毒化两岸关系、继续乱下去、继续沉沦下去……。要救台湾,要塑造一个正常的两岸关系,必须走出这样的误区,两岸才有希望、台湾才会有前途。但这是一个长期、复杂、艰难的过程。唉,这也许是中华民族复兴必须付出的沉重和曲折的代价!
(写于2006年9月3日,发表于香港《中国评论》2006年第10期。)